編者按：香港困局，你我都不是局外人。反修例運動蔓延近半年，單一的修例議題，觸發史無前例的管治危機，一國兩制這場制度實驗，面臨九七以來最大的挑戰。困局中埋藏了哪些新老問題，博弈中的各方在想什麼，如何研判進退，局面將走向何方？「拆局」將帶來系列專訪，邀請政界中人、學者、時評人，與我們一起拆解局勢，理順脈絡，探尋出路。
陳方安生自言是樂觀派，但對於香港困局，她感覺曙光難現。
6月的時候，她還頗有信心。香港當時剛目睹一百萬人和兩百萬人和平上街，佔領金鐘幹道、包圍立法會的行動其時已顯激進，多番拖延之後，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暫緩」修例，民憤高漲不平。22日，在一封致林鄭月娥的公開信中，陳方安生提出三點建議：
一、莫咬文嚼字，儘快宣布「撤回」修例；
二、成立調查委員會，不僅釐清示威者及其家人的疑慮，也重建公眾對於警察的信任；三、對612金鐘衝突中可能被控暴動的示威者，還有可能被起訴過度使用武力的警察，考慮一次性特赦。
這封信以林鄭月娥的朋友、前同事的身份發出，在上世紀80年代至2001年陳方安生離任政務司司長一職，兩人均同為政府公僕。「以前都傾到計的（可以說話的），」陳方安生說，6月份，她曾經嘗試約林鄭一談，但特首「事忙」，拒絕了。
這一年，香港有難。年輕人一批批走上街頭，受傷、被捕、被控，腳步半年不停，許多老人也忍不住走出來。70歲的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7月份在明報撰文，罕有批評政府「犯下嚴重的政治判斷失誤」，呼籲撤回修例，成立由法官帶領的獨立調查委員會；72歲的香港大學榮休教授周永新多發長文，希望政府莫以暴制暴，應主動回應市民「復和的盼望」；7月23日，陳方安生聯同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政壇元老李鵬飛等，再發聯署聲明，強烈建議設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警民衝突和修例引發廣泛反對的成因......
勸勉石沉大海，有的則被明確拒絕。衝突延蔓近半年，香港的街景和人心均已大變。
10月底，在灣仔辦事處接受專訪這天，陳方安生依舊快語連珠，但也顯得矛盾。她說自己理解年輕人的憤怒，「他們覺得今時今日到這個地步都不站出來發聲，日後就沒有機會」，但面對愈演愈烈的街頭暴力，包括破壞港鐵、破壞部分商鋪、私了不同政見市民等，她表示無法接受，也憂慮反抗者失去道德高地和部分支持；而另一邊，香港警察和政府官員的表現又每天刷新她舊有的認知。
事已至此，越纏越深，仇恨和反撲看來難以停息，五個月前的建議早已顯得單薄。「In politics, timing is everything。（政治決策，時機至為關鍵。）你採取一個行動，先後有好大分別，如果在6月的時候已經答應撤回逃犯條例，跟著就不會有示威，更不會有暴力升級。」
那四年，中央非常非常尊重承諾
陳方安生本名方安生，祖父為國民黨抗日名將，父親為紡織品商人，母親為國畫大師，師從張大千等，1948年舉家從上海來港定居，兩年後父親去世。在家人援助下，母親獨力扶養陳方安生等八名兄弟姐妹。陳方安生笑說，在方家這個大家族，面對緊張的時局，不同家庭成員也持有不同政見，面對社會嚴重撕裂，她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特別是參與政治，你真是要不要太執著、介懷。」
今年79歲，22歲港大文學院畢業後就加入政府，在官僚體系中打滾38年，退休後做過立法會議員，組過智庫，倡議普選，也被認為和英美政府有緊密聯繫。對於政治繁複，陳方安生並不陌生。
她的黃金時期落在另一個香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華人從政者少，女性寥寥無幾，在港英政府，她憑藉標準的英式英文、親切的露齒笑容和幹練的決策手腕，仕途穩健，被稱為「鐵娘子」，外號「陳四萬」，奪下一連串紀錄——她是首三位女性政務主任之一、79年成為首位女性署長，回歸前夕，93年，她成為首位華人布政司、也是唯一一名女性布政司，擔當港督之下的政府二把手，統領全體公務員。
跟足程序、效忠政府、不偏不倚、用有效的方式為政府推行政策，是公務員菁英的準則。面對97回歸，陳方安生直言，當時從社會各階層到公務員團隊都有疑慮，而作為公務員之首，她說自己既要負責穩定公務員軍心，也要進行海外遊說，「推銷《聯合聲明》，推銷《基本法》」。
在陳方安生看來，22年前的主權移交意味著香港的「宗主國」從實行議會民主制的英國，轉換成「一黨專政、共產主義的中國」，對於後者，特別在六四事件之後，不少香港人心有疑慮。
「但那時英國並沒有諮詢香港人問 『喂你們想不想回歸呀？』，根本是《中英聯合聲明》談好了之後就對香港人說：『就是這樣了。』好多人都有懷疑，否則怎麼有這樣多的人申請去加拿大、美國、澳洲？起碼拿著外國護照有個保險。」
對於香港前途，國際上同樣充滿不確定。「我記得回歸前後數年，北京都鼓勵我們出外遊說國際接受中英聯合聲明，去美國、加拿大，與他們國會，政府內部的人、與他們的商家會面，說服他們不需要擔心，」陳方安生說，去外國遊說時，她會這樣介紹：「因為《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已經穩定了香港，回歸後換了一面旗及宗主國，其他方面絕對是沒有改變的。香港仍舊是一個開放、自由的市場，市民可以享有一切的人權及基本自由，就算是普選，都是北京答應香港人，寫了在《基本法》上面的。」
現在回頭看，許多港人明白，回歸意味的，不僅僅是「換一面旗」。近年，中央發布對港白皮書，強調中央對港「全面管治權」，外交部發聲明指《中英聯合聲明》是歷史文件、「不具有現實意義及約束力」，人大多次對《基本法》釋法，中聯辦在香港選舉中扮演愈發關鍵的角色，動則召集建制派，各級中央官員愈來越多地對香港事務發表指導意見，陳方安生說，香港人這半年來爆發的憤怒，是有一個「歷史的積累進程」。
「根據基本法，中聯辦是沒有任何的角色，為何近幾年越來越粗暴干預香港內部管治？以往還會掩飾一下，但近幾年連掩飾都完全不掩飾一下，現時為何建制派聽中聯辦聽得多過我們的特區政府？這是怎麼樣的一國兩制？」她反問。
陳方安生強調，回歸後的四年裡，中央在香港本地事務上河水不犯井水。最初，中央在港的聯絡機構是新華社香港分社，「你從來沒有聽過姜恩柱（編按：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會出來指指點點」，2000年轉變為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簡稱中聯辦。「我做四年政務司司長的時候絕對沒有（受干涉），甚至，我們與中聯辦是沒有任何的來往及關係。」
「那四年，中央是非常非常尊重它的承諾，在言行方面，從來沒有干預香港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不過，港督換成了特首，「港人治港」並非那麼簡單。97之後，首任特首董建華醞釀推行「主要官員問責制」，試圖將原為公務員體系的司局長變成特首的政治任命官員。早前接受端傳媒訪問時，負責構思和推行這一政策的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表示，當時政策目標一是「讓主要官員向市民負責」，二是給予特首「更大的空間」、「選擇協助他施政的司局長」；而在政治任命官員之下，是堅守「政治中立」的公務員。
陳方安生不認同這一改革。她最終選擇在2001年提前退休，徹底離開工作30多年的熱廚房。外界也有聲音將她的離任解讀為她和董建華的不咬弦。不過，她稱，當時自己擔憂的是，增加並非由普選產生的特首的政治任命權，將極可能導致政府任人唯親、唯忠誠，打破原本公務員體系任人為才、為能的系統。
「（如果我）不退下來我就沒有選擇，一定要為董先生出去推銷這一套所謂高官問責制，還要對人說有多好、有多能提高效率、有多能提高高官的問責，全都是假的，我為何要這樣做呢？我不需要為五斗米而折腰。」陳方安生語速飛快，「作為公務員做了30多年，希望離職的時候能夠leave on a high note（急流勇退），而不是被迫退下來，既然我不能為你推銷，我就走。」
不如相信一下香港人的智慧？
到底是陳方安生預測準確，抑或是政策執行走樣已經不太重要。高官問責制實行至今17年，多被指責貨不對辦。
反修例運動爆發近半年，政府承認推行政策失敗，特首及主要官員的民望評分大幅下跌，但至今沒有任何官員問責下台，而另一邊，公務員隊伍，特別是香港警隊，則越來越持有政治角色，有警察工會公開譴責政務司司長、有警察在微博上批評特首、透過微博和不同傳媒發表個人政見。
在她看來，政府管治如今變得不跟程序，無規無矩。
「現在似乎做事沒板沒眼，完全是不理會既定的程序，例如警隊為何可以公開責罵政務司司長，甚至連那個光頭警察還要罵我們的行政長官？這些是完全違反內部的規矩。」陳方安生說，「根據他們自己的規矩，任何一個警務人員，是不能直接接觸政務司司長，是要透過警務處處長，才可以逐步逐步遞上去，你居然可以四個警察協會自己去見張建宗，你還要出來如此罵人，政治觸覺在哪？」
陳方安生表示，她認為香港管治問題的解藥，在於落實《基本法》中承諾的雙普選，讓香港人嘗試選出自己的行政長官。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五和第六十八條，香港在回歸後依據「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實現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體議員的普選。
何為循序漸進？北京和香港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共識。92、93、94年，民建聯、民主黨和自由黨等不同光譜的三大黨先後創立，當時他們均爭取在回歸後十年，即2007年、2008年先後實現特首和立法會的普選。2003年港府推23條立法，觸發五十萬人大遊行，董建華在民憤中下台，各界開始爭取落實普選時間表。不過很快，2004年第十屆人大常委通過文件，表示2007年特首不會由普選產生，而立法會選舉過半數議席由普選產生。
退休後，陳方安生除了在報刊撰文上批評23條等，相對淡出政壇，直到2005年12月，她參加爭取香港普選大遊行，2006年首次參加七一遊行爭取普選，引起轟動。當時盛傳她有意競逐特首，但她強調目標只是要求特首向北京爭取普選時間表。2007年，她以獨立身份競逐民建聯主席馬力去世後留下的立法會議席，成功當選。
同樣在2007年，香港成功向北京爭取時間表——2017年普選特首，18年普選立法會。後來發生的已經寫入歷史—— 北京發布「831框架」，就特首的提名委員會作出具體規定，被認為是在推行有篩選的普選，觸發長達79天、爭取真普選的雨傘運動。
普選能否落實，今天前路渺茫。「這個龍門越搬越遠，到今時今日已經是2019年，達到普選的時間似乎還越來越遠了。」陳方安生說，「回歸這22年來，中央欽點了4個行政長官，似乎4個行政長官都不稱職，為了不同的理由，市民好自然就會說：『你4次都不成功，不如你相信一下香港人的智慧，讓我們有權選出自己的行政長官？』」
在她看來，一拖再拖談不妥，是中央不信任香港人，而不信任來源於溝通的缺乏。
「我們與中央似乎沒有一個好好的溝通的渠道，有溝通之後才能夠建立信任，好多時中央是誤解了香港人，例如『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事實上不是鼓吹獨立，只不過是要回（北京）曾承諾的那種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她也認為，「中央了解香港人的渠道應該寬點，不應該只聽中聯辦的人或是地產商。」
溝通的缺乏也導致揣測。「好可惜，好多香港人時時揣摩中央喜歡甚麼不喜歡甚麼，甚至好多時都不是中央拍板要我們這樣做，是我們急不及待地想『或者中央不喜歡我們這樣，我們就不要做了』。」
她沒有明言所指的是誰，但強調商家作為既得利益者，長期沒有「以真誠的態度向中央解釋香港人的想法」。
今天她還是經常強調，希望北京明白，放手給香港人，他們不會選出一個天天和北京對著幹的特首。很大程度上，這種呼籲更像是是自說自話。
「我以往與中央、中聯辦某些人都有溝通，但溝通渠道自從我出來選立法會議員後，就完全斷絕了。我好樂意與中央溝通，我覺得溝通是人際關係必備的，有溝通才可以建立，我隨時都樂意與中央溝通...... 」
她的政治能量，近年大多體現在海外，特別是英美。她相對頻繁的接受英文媒體的訪問。2014年7月，雨傘運動爆發前，她曾和民主黨創黨主席、資深大律師李柱銘一起訪問英國，會見副首相克萊格，希望英國關注「一國兩制被侵蝕」的情況。今年3月，她也曾和立法會議員郭榮鏗、莫乃光等一起出訪美國，並單獨會見副總統彭斯。在國際上，她仍被視為最重要的香港前高官之一，曾經民望高企的政府二把手，相比香港其他進行海外遊說的團體，她可以接觸到英美更為高層的政客人物。
「最令我傷心的是竟然有香港人相信這些」
中國官媒所描繪的，是另一個陳方安生。十多年前開始參與遊行、出選立法會時，她被喚做「不甘寂寞」的「民主阿婆」，後來她被稱為「港英餘孽」、「漢奸」，來到這次反修例運動，她被罵作「黃皮白心人」，登上「亂港/禍港四人幫」的榜單，和李柱銘、黎智英、何俊仁並列。有時，榜單上的何俊仁也會被換成香港天主教樞機陳日君。
她是否「黃皮白心」？如何看「漢奸」一詞？「我一向無論在職與否，都覺得如果外國人對你個人的意見是有興趣或是信任的，我作為一個香港公民是有責任盡量遊說、盡量釋除他們對香港的疑慮，事實上無論你是建制還是泛民，都應該對外國多做這些工作。」她指出，當香港的貿易夥伴「對香港的管治、一國兩制起了懷疑的時候」、「你不去解釋，（懷疑）不會自自然然就消失的」。
在海外說話，她稱自己的原則是「不加不減」。今年3月，她在美國會見美國副總統彭斯，「他是一個好虔誠的基督教徒，第一句就問我，宗教自由在香港怎樣？我就對他說，宗教自由在香港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但她指出，對於一些她認為侵蝕一國兩制的事情，她無法迴避。例如2018年11月，《金融時報》高級編輯馬凱被港府拒發工作簽證，後又遊客身份入境，又被拒絕入境；馬凱為香港外國記者協會副主席，而該協會曾邀請陳浩天在午餐會演講。
美國時間11月19日，國會無異議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法案留待特朗普簽署，引發中國外交部等多個部門半天內多次表達強烈譴責。對於這個法案，陳方安生的看法很簡單，「（法案）是沒有影響的，如果你落實一國兩制，你不落實，就可能有問題」。
「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十四個字，她多年來接受不同傳媒訪問時都反覆提及。她也不斷強調，許多香港人期盼的是落實普選，擁有自己的民意代表，而非分離和港獨。
「事實上香港不是一個難題，只要中央放手給我們好好管治，選出行政長官，不要亂扣帽子、亂標籤人。」她說。
In politics, timing is everything. 時勢變換，今天在街頭的年輕人，或許已經覺得陳方安生這一派的觀點太老土。根據香港民意研究所10月中旬對18歲以上市民進行的關於「香港獨立」的民意調查，不贊成香港獨立的比例為83.1%，贊成的比例為11.5%，其他認為「不知道/難講」；而拆分年齡來看，18-29歲的人中，贊成獨立的比例則為25%，不贊成的比例為64.7%，而「不知道/難講」的比例則為10.3%。
香港的政治氣候正在急速變化。近來，陳方安生有點驚訝的發現，自己在街頭會被直接責罵「漢奸」。9月份，在中環街頭，有兩個中年男子追罵她，其中一人拿著一塊寫有「賣港求榮」的牌子。不久前，她和家人在香港賽馬會會所裏午餐，一個老太太來對她破口大罵，馬會職員尷尬地過來，急忙說「這裏不談政治」。
「最令我傷心的是竟然有香港人相信這些，我從來都未曾在街上被罵『漢奸、走狗、搞到香港這樣亂、冇啖好食』，我簡直是莫名其妙。」陳方安生說起來有點生氣，不過她很快又說，自己忍不住挽起袖子，什麼都不做。
「我幾十年來的工作生涯教識我，第一，面皮要厚，第二，要逆來順受。」她說，「我覺得雖然香港不是我出生的地方，但香港對我的家庭是非常好，我有責任回饋，無論是遊說工作，在本地推動民主，我都盡量去做。我明年都80了，有一日精神，一日都會為香港做事。」
2001年離開政府的前夕，她出席亞洲協會午餐會致詞時，開首時道：「我很慶幸能成為香港歷史的一部份，同時也希望歷史將會寬容待我。」
問她是否記得這番話，她答：「我有這樣說過嗎？我都不太記得，我不計歷史及人們對我的看法，我做事本著的就是要對得住良心，過不到自己的關口，就情願不做。」
（端傳媒實習記者梁中勝、韋穎芝、劉鈺怡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既然翻到了这篇，回复一下最近的那个评论：凡事都不是没有理由的，承诺了普选时间表，为什么不兑现全面普选？你以为社会发展有钱就够，属猪的？
立场是立场，态度是态度，事实是事实。香港民生经济问题到这个地步，关中央政府什么事情？香港有自己的经济体系和经济政策，香港人也是自己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数码港，八万五哪个不是被香港自己人给扼杀的？。。。总不能，香港发展好是本地人的功劳，发展不好就是中央的过错吧？还望香港有识之士深思
北京恐怕是害怕這個溝通的渠道一旦開放，自身理虧，何況在大陸那頭溝通是不在專制的統治邏輯當中的。
公道一點說，不論是她這種精英與我這種庶民也不能獨立於世界風氣之外。她身處的70、80、90年代，是西方左派學者主導的年代，他們都傾向同情改革開放中的中國人民，相信中國的領導人善待人民。至於在今天右翼抬頭的世界氣氛下，各國已感受到中國擴張的威脅。在這兩個完全不同的主流氣氛下，思想會否不同？可能的選項會否不同？今天你不能阻Trump 的貿易戰，正如你也阻止不了Nixon 在六四後派特使偷偷訪華。
作為香港年青人 覺得上一代最錯就係相信共產黨 老實說 看著中共將香港摧殘真的很心痛
泛民溫和派的自說自話。發洩式的暴力與祈求強權者良心發現一樣，都是沒用的。
今天来看 一国两制无疑是失败的 它只适用于大陆弱 香港强的环境
我只看到了2007年那張照片裡的湯家驊。12年，誰變了，誰沒變？
感覺類似的論點雨傘運動的時候也有出現。我滿認同前面的留言，中共和香港的不同乃至互不相容，有根本價值上的差異。一個是中國歷代中央集權背景下，講究權力、權謀運作與權威的建立掌控；一個是西方封建制、大航海時代下相對鬆散結構的帝國，講究的是有效治理。
溝通自然是有幫助的，但觸及跟本價值，互不相讓，就只能硬碰出是非了。
順便離題抱怨下，對我來說，對於香港抗爭者期盼的未來，我很能想像，但對於中國政治制度的走向，乃至於國家願景，還是一片模糊，一方面是了解太少，一方面是很難理解。一些統一促進人士，總是鼓吹一個中國一起偉大、讓利賺錢的“願景“。但是難道人民組成一個國家，只是為了一起做夢和賺錢？為什麼不什麼乾脆開個跨國公司或一起做直銷老鼠會就好了？而要併成一國？
我覺得香港永遠也等不來中央允許所謂“平等”溝通的那一天了，如果說之前是期盼，是朝夢想一步步靠近，那麼現在卻是糟得不能再糟。中央從來當香港是個頑童，經此一役，又怎可能讓權力旁落？？
細節或許很快會被遺忘，傷疤卻難再愈合。香港與大陸的隔離，香港與中央的對峙，種種。
這是大家都不願承認的事實，這是2019年最哀傷的事。
https://youtu.be/sFD60GWrl9g
東方衛視的香港問題討論
看過以後才讓人恐怖和絕望。看著那些年輕人虔誠又熱切的目光，在一個香港之外的地方，以居高臨下苦口婆心的態度去討論香港亂局的原因，並提出解決方案，過程中完全沒有一個人想知道香港人到底是怎麼想的。確實，英國人也沒有問過香港人的意見，可是不等於別人做了惡自己也可以同樣理直氣壯。香港人原來反抗不積極為何現在如此激烈？就好像第一次被強姦都沒反應，第二次不是應該更享受嗎？！他們清晰地認識到歷史背景造就香港人的西方式民主思維，可是因為意識形態不認同西方式民主，就要對香港進行思想改造，从愛國教育到政治體制。自由這東西，你有了之後就不能再失去。他們完全不會考慮到香港人的感受是怎樣，衹是一味地以自己翻身農奴把歌唱的思維，覺得穩定了富有了一切都無所謂。可怕可悲的是，她就有能力決定你的一切。當然，她能決定的衹是外在，卻不能改變精神。香港人，絕不妥協。斌不是因為西方式民主真的優越，確實，也許是，可那是我們所認同的人的尊嚴所在。香港人，會在日常的生活中，實踐自己信奉的民主，深入社區，精耕細作，遍地開花。因為這是我們的信念，我們的表達，我們的自主，我們的選擇。
不如相信一下香港人的智慧？
到底是陳方安生預測準確，抑或是政策執行走樣已經不太重要。高官問責制實行至今17年，多被指責貨不對辦。
應為貨不對版？
无话可说。陈之所言被边缘化不是因为没有道理，而是局势迅速恶化，时不我待。
香港可以自由讨论政治，可以年年纪念六四，没有敏感词和言论审查、媒体管控，民众横向联结组而不向公权力卑躬屈膝，政府失职可以问责、履职不必感谢……而在大陆公民社会还属于敏感词
陈所述加深了我对香港沉沦过程的认识，但中共不退，香港便无处可退。
陈太倡导的这套有效沟通与充分信任的前提是，对象必须是一个讲道理的人/政权…可是我们的中央是能讲道理的吗😓
上蹿下跳确实形容的不好，其实应该是上行下效，官媒就是这一套陈词滥调，自然奴才也只会这一套.跟专制讲沟通就跟流氓讲道理一样，就是两字，没用！
動不動就給別人貼五毛標籤，用上躥下跳來形容，而毫無反思精神的人，還不如陳太會溝通，勝似專制
下面评论两个五毛在每个贴上蹿下跳的，来回就是那么些话. 陈太说要沟通，可惜一个专制政体是不会相信沟通对话这种事情的，他们只懂得强权和控制.他们也不是不相信香港人，他们是不相信所有人民，所以买个菜刀都要实名制，发个帖都要请喝茶，他们的宿命就是怀疑一切 控制一切 直到一切失去控制……
陈方安生的观点的确很有道理。但沟通并没有办法根治目前中港，或者更宏大一点的，中方与西方的体制矛盾。在中方的管治体系下，它并不是通过代议制来实现民意的传递，它实际上通过“三个代表”为核心思想，通过将不同社会势力纳入党内，形成民主集中制，意图在矛盾在党内消解，并不在党外形成新的反对组织势力。而西方则不一样，西方的管治体系下，它直接通过代议制，各色不同的民意直接选出不同的政党，代表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允许各种在野党的存在，将社会矛盾公开化，通过选票来最终决定政策走向。
这两种管治体制的冲突再所难免。因为本质的核心价值理念是相违背的。中共管治体制的核心目标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情况下实现发展。而西方管治体制的核心目标是保障民主与自由。两个具有不同价值观的人，又怎么可能互相信任。沟通只能化解个别政策上的问题，而不能化解核心冲突。
邓小平方面将这个期限定在50年，一方面寄望于后人能有更高的政治智慧能在两个管治体系下取得平衡，另一方面也明白，50年后，如果中国发展顺利，香港一城之地无法影响大局。发展不顺利，香港一城之地可以提供第二条出路。
但很遗憾的是，新一届政府，等不及了。新一届政府就希望在香港进一步确立自己的实际管治权。从司法(人大释法)，行政(831政改确保行政长官不会对抗内陆)，立法(DQ一些持有激进政见的候选人)，三方面入手加强了中央对于香港事务的控制能力。这些手段也激起了香港反对浪潮(当然这只是引子，核心冲突不变，迟早会爆发)。
核心管治理念的冲突(在这里不讨论这些几年形成的原因以及好坏)种下了中港冲突的种子，占中和反修例只是让这个种子生根发芽的阳光。
那么沟通有作用吗？我认为有。可以减少冲突的烈度。同时慢慢将管治理念的冲突降温，逐步求同存异。但事到如今，双方连一些直播画面的共识都没有(示威者的暴力，警察的暴力)，怎么沟通。而且激进的示威者想一步达到自己的所有的诉求，无大台的组织结构也导致了示威者群体没有人领头去做政治协商，沟通从何谈起。最终的结果只会是以一方的政治势力彻底受到打压为结局，不会有中间派政治沟通协商的空间。
陈太真是太天真了 香港哪有什么自身“难题”？全是中央和建制派硬摊派上的 “放手让我们管制” 怎么会呢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老刁那点水平 管什么乱什么 想什么害什么 越是这样越不愿意放手 大家只记得歪脖树 却忘了崇祯曾经有和女真议和的机会 甚至还有和李闯议和的机会——无非是裂一些已经丢失的土 封一些已经不属于自己的疆 可刚愎自用的崇祯后来怎样了？？水平低不要紧 千万别“励精图治” 否则亿兆生民只能跟着陪葬了
陈方的意见常常是中肯的，但是矛盾越来越激化，像她这样的中间派就越来越没有市场。
香港一些本地人在根子上就是没救的。
香港的地位不是背靠大陆才来的？ 没有大陆，你香港凭什么优势发展起来？
香港向中央交过多少税？
大陆游客赴香港旅游又创收了多少？
本来一个相互依存，共同繁荣的好事。到了某些被反共言论洗脑的人看来，倒是香港单方面付出，毫无利好了。
连驻军都能说事，领土上驻防天经地义，更别提这么多年驻港部队的良好声誉。
还天天皇帝欺压百姓。真看不到这么大人口普遍生活的改善，修路、电信、教育、医疗的全国覆盖
@madlex 不要张口就来 显得无比可笑 内地什么时候吸香港的钱了 奶粉尿片没有付钱吗？倒是烦请您可以亲自查一下香港自回归以后无论是人均GDP还是经济增长速率都一直保持在美日英之上，08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香港也没有落后，论金融实力香港可比不过美英，在经济上香港可是超国民待遇哟。不过新加坡和韩国倒是把香港台湾甩在身后了。我倒是从您的发言可以看出来阁下是位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以后切莫把香港如何如何挂在嘴边，您可不代表香港大多数
問題的關鍵在於，在理論層面，但凡有歷史積澱，或者有批判意識的人，都明白光復二字並非獨立。
但在實際的自媒體話語中，就像內陸對陳方安生莫須名的指控一樣，對光復二字的不同解讀，也大有人在
當溝通機制建立的呼籲並非on a mutual basis，才是誤解產生的根源，而不是塑造一個過渡強調單方努力的輿論氛圍，這是行不通的，在內地和hk，皆應如此
而不信任來源於溝通的缺乏。——不是溝通的缺乏，是與虎謀皮註定的衝突。
怪话，既知怀疑不会自己消除，那怎样才能让北京信任，让其感到政治安全我想她也应该清楚。反思总该是双向的，中联办港澳办的工作不够积极，民主派就没有找自己的原因吗？对立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只要具备条件，我不相信北京不会放手香港普选。
某些人義務不離嘴。香港有什麼義務？香港這麼多年給內地吸了這麼多錢，供了這麼多奶粉尿片疫苗，忍辱負重做引誘台灣的看板，還不夠麼？想從香港撈好處，又貪婪地借義務之名想伸手更多，是不是忘記了香港立身之本就是不盡北京的狗屁義務？說回信任，北京的軍隊就在香港，倒怕起連支槍都沒有的香港市民？你們在怕什麼？這個國家皇帝殺下面的人，幾千年沒變過吧。某些人沒必要中南海上身，先問你們的國家有沒有盡到對你們的義務先，別動不動就心有惶惶來掃貨。
信任香港？讲得容易出了事又不是你负责。
基本法中规定了香港人的义务，这么多年兢兢业业，为香港发展创造财富，为中国改革开放投资助力，为中国引入外资服务，中国人不要做白眼狼
這篇文章應該代表了香港傳統溫和民主派的看法。只是，如何建立與北京的有效溝通呢？為何中聯辦做不到“本職工作”呢？香港人的想法， 怎麼可能北京一點都聽不到或聽不懂？問題根源出在哪裡？應該可以再深挖一下。
香港人的义务呢？落实23条呢？只要权利不要义务.…呵呵
很好的採訪。
只有一點不認同。中共不是不相信香港人，他們是什麼人都不相信，只相信權利，暴力，謊言，奴役，階級權利鬥爭，當然，還有割韭菜。
非常好的采访。但是，不已一国两制为前提的对话，究竟是不是有建设性的谈话呢？
还宗主国，问香港人愿不愿意回归？
香港不是个城邦，顶多算个市级单位。
主权问题没有商量，香港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还宗主国，问香港人愿不愿意回归？
香港不是个城邦，顶多算个市级单位。
主权问题没有商量，香港要摆正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