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香港困局，你我都不是局外人。反修例运动蔓延近半年，单一的修例议题，触发史无前例的管治危机，一国两制这场制度实验，面临九七以来最大的挑战。困局中埋藏了哪些新老问题，博弈中的各方在想什么，如何研判进退，局面将走向何方？“拆局”将带来系列专访，邀请政界中人、学者、时评人，与我们一起拆解局势，理顺脉络，探寻出路。
陈方安生自言是乐观派，但对于香港困局，她感觉曙光难现。
6月的时候，她还颇有信心。香港当时刚目睹一百万人和两百万人和平上街，占领金钟干道、包围立法会的行动其时已显激进，多番拖延之后，特首林郑月娥表示“暂缓”修例，民愤高涨不平。22日，在一封致林郑月娥的公开信中，陈方安生提出三点建议：
一、莫咬文嚼字，尽快宣布“撤回”修例；
二、成立调查委员会，不仅厘清示威者及其家人的疑虑，也重建公众对于警察的信任；三、对612金钟冲突中可能被控暴动的示威者，还有可能被起诉过度使用武力的警察，考虑一次性特赦。
这封信以林郑月娥的朋友、前同事的身份发出，在上世纪80年代至2001年陈方安生离任政务司司长一职，两人均同为政府公仆。“以前都倾到计的（可以说话的），”陈方安生说，6月份，她曾经尝试约林郑一谈，但特首“事忙”，拒绝了。
这一年，香港有难。年轻人一批批走上街头，受伤、被捕、被控，脚步半年不停，许多老人也忍不住走出来。70岁的终审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国能7月份在明报撰文，罕有批评政府“犯下严重的政治判断失误”，呼吁撤回修例，成立由法官带领的独立调查委员会；72岁的香港大学荣休教授周永新多发长文，希望政府莫以暴制暴，应主动回应市民“复和的盼望”；7月23日，陈方安生联同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王永平、政坛元老李鹏飞等，再发联署声明，强烈建议设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警民冲突和修例引发广泛反对的成因……
劝勉石沉大海，有的则被明确拒绝。冲突延蔓近半年，香港的街景和人心均已大变。
10月底，在湾仔办事处接受专访这天，陈方安生依旧快语连珠，但也显得矛盾。她说自己理解年轻人的愤怒，“他们觉得今时今日到这个地步都不站出来发声，日后就没有机会”，但面对愈演愈烈的街头暴力，包括破坏港铁、破坏部分商铺、私了不同政见市民等，她表示无法接受，也忧虑反抗者失去道德高地和部分支持；而另一边，香港警察和政府官员的表现又每天刷新她旧有的认知。
事已至此，越缠越深，仇恨和反扑看来难以停息，五个月前的建议早已显得单薄。“In politics, timing is everything。（政治决策，时机至为关键。）你采取一个行动，先后有好大分别，如果在6月的时候已经答应撤回逃犯条例，跟著就不会有示威，更不会有暴力升级。”
那四年，中央非常非常尊重承诺
陈方安生本名方安生，祖父为国民党抗日名将，父亲为纺织品商人，母亲为国画大师，师从张大千等，1948年举家从上海来港定居，两年后父亲去世。在家人援助下，母亲独力扶养陈方安生等八名兄弟姐妹。陈方安生笑说，在方家这个大家族，面对紧张的时局，不同家庭成员也持有不同政见，面对社会严重撕裂，她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特别是参与政治，你真是要不要太执著、介怀。”
今年79岁，22岁港大文学院毕业后就加入政府，在官僚体系中打滚38年，退休后做过立法会议员，组过智库，倡议普选，也被认为和英美政府有紧密联系。对于政治繁复，陈方安生并不陌生。
她的黄金时期落在另一个香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华人从政者少，女性寥寥无几，在港英政府，她凭借标准的英式英文、亲切的露齿笑容和干练的决策手腕，仕途稳健，被称为“铁娘子”，外号“陈四万”，夺下一连串纪录——她是首三位女性政务主任之一、79年成为首位女性署长，回归前夕，93年，她成为首位华人布政司、也是唯一一名女性布政司，担当港督之下的政府二把手，统领全体公务员。
跟足程序、效忠政府、不偏不倚、用有效的方式为政府推行政策，是公务员菁英的准则。面对97回归，陈方安生直言，当时从社会各阶层到公务员团队都有疑虑，而作为公务员之首，她说自己既要负责稳定公务员军心，也要进行海外游说，“推销《联合声明》，推销《基本法》”。
在陈方安生看来，22年前的主权移交意味著香港的“宗主国”从实行议会民主制的英国，转换成“一党专政、共产主义的中国”，对于后者，特别在六四事件之后，不少香港人心有疑虑。
“但那时英国并没有咨询香港人问 ‘喂你们想不想回归呀？’，根本是《中英联合声明》谈好了之后就对香港人说：‘就是这样了。’好多人都有怀疑，否则怎么有这样多的人申请去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起码拿著外国护照有个保险。”
对于香港前途，国际上同样充满不确定。“我记得回归前后数年，北京都鼓励我们出外游说国际接受中英联合声明，去美国、加拿大，与他们国会，政府内部的人、与他们的商家会面，说服他们不需要担心，”陈方安生说，去外国游说时，她会这样介绍：“因为《中英联合声明》及《基本法》，已经稳定了香港，回归后换了一面旗及宗主国，其他方面绝对是没有改变的。香港仍旧是一个开放、自由的市场，市民可以享有一切的人权及基本自由，就算是普选，都是北京答应香港人，写了在《基本法》上面的。”
现在回头看，许多港人明白，回归意味的，不仅仅是“换一面旗”。近年，中央发布对港白皮书，强调中央对港“全面管治权”，外交部发声明指《中英联合声明》是历史文件、“不具有现实意义及约束力”，人大多次对《基本法》释法，中联办在香港选举中扮演愈发关键的角色，动则召集建制派，各级中央官员愈来越多地对香港事务发表指导意见，陈方安生说，香港人这半年来爆发的愤怒，是有一个“历史的积累进程”。
“根据基本法，中联办是没有任何的角色，为何近几年越来越粗暴干预香港内部管治？以往还会掩饰一下，但近几年连掩饰都完全不掩饰一下，现时为何建制派听中联办听得多过我们的特区政府？这是怎么样的一国两制？”她反问。
陈方安生强调，回归后的四年里，中央在香港本地事务上河水不犯井水。最初，中央在港的联络机构是新华社香港分社，“你从来没有听过姜恩柱（编按：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会出来指指点点”，2000年转变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简称中联办。“我做四年政务司司长的时候绝对没有（受干涉），甚至，我们与中联办是没有任何的来往及关系。”
“那四年，中央是非常非常尊重它的承诺，在言行方面，从来没有干预香港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
不过，港督换成了特首，“港人治港”并非那么简单。97之后，首任特首董建华酝酿推行“主要官员问责制”，试图将原为公务员体系的司局长变成特首的政治任命官员。早前接受端传媒访问时，负责构思和推行这一政策的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王永平表示，当时政策目标一是“让主要官员向市民负责”，二是给予特首“更大的空间”、“选择协助他施政的司局长”；而在政治任命官员之下，是坚守“政治中立”的公务员。
陈方安生不认同这一改革。她最终选择在2001年提前退休，彻底离开工作30多年的热厨房。外界也有声音将她的离任解读为她和董建华的不咬弦。不过，她称，当时自己担忧的是，增加并非由普选产生的特首的政治任命权，将极可能导致政府任人唯亲、唯忠诚，打破原本公务员体系任人为才、为能的系统。
“（如果我）不退下来我就没有选择，一定要为董先生出去推销这一套所谓高官问责制，还要对人说有多好、有多能提高效率、有多能提高高官的问责，全都是假的，我为何要这样做呢？我不需要为五斗米而折腰。”陈方安生语速飞快，“作为公务员做了30多年，希望离职的时候能够leave on a high note（急流勇退），而不是被迫退下来，既然我不能为你推销，我就走。”
不如相信一下香港人的智慧？
到底是陈方安生预测准确，抑或是政策执行走样已经不太重要。高官问责制实行至今17年，多被指责货不对办。
反修例运动爆发近半年，政府承认推行政策失败，特首及主要官员的民望评分大幅下跌，但至今没有任何官员问责下台，而另一边，公务员队伍，特别是香港警队，则越来越持有政治角色，有警察工会公开谴责政务司司长、有警察在微博上批评特首、透过微博和不同传媒发表个人政见。
在她看来，政府管治如今变得不跟程序，无规无矩。
“现在似乎做事没板没眼，完全是不理会既定的程序，例如警队为何可以公开责骂政务司司长，甚至连那个光头警察还要骂我们的行政长官？这些是完全违反内部的规矩。”陈方安生说，“根据他们自己的规矩，任何一个警务人员，是不能直接接触政务司司长，是要透过警务处处长，才可以逐步逐步递上去，你居然可以四个警察协会自己去见张建宗，你还要出来如此骂人，政治触觉在哪？”
陈方安生表示，她认为香港管治问题的解药，在于落实《基本法》中承诺的双普选，让香港人尝试选出自己的行政长官。根据《基本法》第四十五和第六十八条，香港在回归后依据“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实现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全体议员的普选。
何为循序渐进？北京和香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共识。92、93、94年，民建联、民主党和自由党等不同光谱的三大党先后创立，当时他们均争取在回归后十年，即2007年、2008年先后实现特首和立法会的普选。2003年港府推23条立法，触发五十万人大游行，董建华在民愤中下台，各界开始争取落实普选时间表。不过很快，2004年第十届人大常委通过文件，表示2007年特首不会由普选产生，而立法会选举过半数议席由普选产生。
退休后，陈方安生除了在报刊撰文上批评23条等，相对淡出政坛，直到2005年12月，她参加争取香港普选大游行，2006年首次参加七一游行争取普选，引起轰动。当时盛传她有意竞逐特首，但她强调目标只是要求特首向北京争取普选时间表。2007年，她以独立身份竞逐民建联主席马力去世后留下的立法会议席，成功当选。
同样在2007年，香港成功向北京争取时间表——2017年普选特首，18年普选立法会。后来发生的已经写入历史—— 北京发布“831框架”，就特首的提名委员会作出具体规定，被认为是在推行有筛选的普选，触发长达79天、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
普选能否落实，今天前路渺茫。“这个龙门越搬越远，到今时今日已经是2019年，达到普选的时间似乎还越来越远了。”陈方安生说，“回归这22年来，中央钦点了4个行政长官，似乎4个行政长官都不称职，为了不同的理由，市民好自然就会说：‘你4次都不成功，不如你相信一下香港人的智慧，让我们有权选出自己的行政长官？’”
在她看来，一拖再拖谈不妥，是中央不信任香港人，而不信任来源于沟通的缺乏。
“我们与中央似乎没有一个好好的沟通的渠道，有沟通之后才能够建立信任，好多时中央是误解了香港人，例如‘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事实上不是鼓吹独立，只不过是要回（北京）曾承诺的那种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她也认为，“中央了解香港人的渠道应该宽点，不应该只听中联办的人或是地产商。”
沟通的缺乏也导致揣测。“好可惜，好多香港人时时揣摩中央喜欢甚么不喜欢甚么，甚至好多时都不是中央拍板要我们这样做，是我们急不及待地想‘或者中央不喜欢我们这样，我们就不要做了’。”
她没有明言所指的是谁，但强调商家作为既得利益者，长期没有“以真诚的态度向中央解释香港人的想法”。
今天她还是经常强调，希望北京明白，放手给香港人，他们不会选出一个天天和北京对著干的特首。很大程度上，这种呼吁更像是是自说自话。
“我以往与中央、中联办某些人都有沟通，但沟通渠道自从我出来选立法会议员后，就完全断绝了。我好乐意与中央沟通，我觉得沟通是人际关系必备的，有沟通才可以建立，我随时都乐意与中央沟通…… ”
她的政治能量，近年大多体现在海外，特别是英美。她相对频繁的接受英文媒体的访问。2014年7月，雨伞运动爆发前，她曾和民主党创党主席、资深大律师李柱铭一起访问英国，会见副首相克莱格，希望英国关注“一国两制被侵蚀”的情况。今年3月，她也曾和立法会议员郭荣铿、莫乃光等一起出访美国，并单独会见副总统彭斯。在国际上，她仍被视为最重要的香港前高官之一，曾经民望高企的政府二把手，相比香港其他进行海外游说的团体，她可以接触到英美更为高层的政客人物。
“最令我伤心的是竟然有香港人相信这些”
中国官媒所描绘的，是另一个陈方安生。十多年前开始参与游行、出选立法会时，她被唤做“不甘寂寞”的“民主阿婆”，后来她被称为“港英余孽”、“汉奸”，来到这次反修例运动，她被骂作“黄皮白心人”，登上“乱港/祸港四人帮”的榜单，和李柱铭、黎智英、何俊仁并列。有时，榜单上的何俊仁也会被换成香港天主教枢机陈日君。
她是否“黄皮白心”？如何看“汉奸”一词？“我一向无论在职与否，都觉得如果外国人对你个人的意见是有兴趣或是信任的，我作为一个香港公民是有责任尽量游说、尽量释除他们对香港的疑虑，事实上无论你是建制还是泛民，都应该对外国多做这些工作。”她指出，当香港的贸易伙伴“对香港的管治、一国两制起了怀疑的时候”、“你不去解释，（怀疑）不会自自然然就消失的”。
在海外说话，她称自己的原则是“不加不减”。今年3月，她在美国会见美国副总统彭斯，“他是一个好虔诚的基督教徒，第一句就问我，宗教自由在香港怎样？我就对他说，宗教自由在香港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她指出，对于一些她认为侵蚀一国两制的事情，她无法回避。例如2018年11月，《金融时报》高级编辑马凯被港府拒发工作签证，后又游客身份入境，又被拒绝入境；马凯为香港外国记者协会副主席，而该协会曾邀请陈浩天在午餐会演讲。
美国时间11月19日，国会无异议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法案留待特朗普签署，引发中国外交部等多个部门半天内多次表达强烈谴责。对于这个法案，陈方安生的看法很简单，“（法案）是没有影响的，如果你落实一国两制，你不落实，就可能有问题”。
“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十四个字，她多年来接受不同传媒访问时都反复提及。她也不断强调，许多香港人期盼的是落实普选，拥有自己的民意代表，而非分离和港独。
“事实上香港不是一个难题，只要中央放手给我们好好管治，选出行政长官，不要乱扣帽子、乱标签人。”她说。
In politics, timing is everything. 时势变换，今天在街头的年轻人，或许已经觉得陈方安生这一派的观点太老土。根据香港民意研究所10月中旬对18岁以上市民进行的关于“香港独立”的民意调查，不赞成香港独立的比例为83.1%，赞成的比例为11.5%，其他认为“不知道/难讲”；而拆分年龄来看，18-29岁的人中，赞成独立的比例则为25%，不赞成的比例为64.7%，而“不知道/难讲”的比例则为10.3%。
香港的政治气候正在急速变化。近来，陈方安生有点惊讶的发现，自己在街头会被直接责骂“汉奸”。9月份，在中环街头，有两个中年男子追骂她，其中一人拿著一块写有“卖港求荣”的牌子。不久前，她和家人在香港赛马会会所里午餐，一个老太太来对她破口大骂，马会职员尴尬地过来，急忙说“这里不谈政治”。
“最令我伤心的是竟然有香港人相信这些，我从来都未曾在街上被骂‘汉奸、走狗、搞到香港这样乱、冇啖好食’，我简直是莫名其妙。”陈方安生说起来有点生气，不过她很快又说，自己忍不住挽起袖子，什么都不做。
“我几十年来的工作生涯教识我，第一，面皮要厚，第二，要逆来顺受。”她说，“我觉得虽然香港不是我出生的地方，但香港对我的家庭是非常好，我有责任回馈，无论是游说工作，在本地推动民主，我都尽量去做。我明年都80了，有一日精神，一日都会为香港做事。”
2001年离开政府的前夕，她出席亚洲协会午餐会致词时，开首时道：“我很庆幸能成为香港历史的一部份，同时也希望历史将会宽容待我。”
问她是否记得这番话，她答：“我有这样说过吗？我都不太记得，我不计历史及人们对我的看法，我做事本著的就是要对得住良心，过不到自己的关口，就情愿不做。”
（端传媒实习记者梁中胜、韦颖芝、刘钰怡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
既然翻到了这篇，回复一下最近的那个评论：凡事都不是没有理由的，承诺了普选时间表，为什么不兑现全面普选？你以为社会发展有钱就够，属猪的？
立场是立场，态度是态度，事实是事实。香港民生经济问题到这个地步，关中央政府什么事情？香港有自己的经济体系和经济政策，香港人也是自己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数码港，八万五哪个不是被香港自己人给扼杀的？。。。总不能，香港发展好是本地人的功劳，发展不好就是中央的过错吧？还望香港有识之士深思
北京恐怕是害怕這個溝通的渠道一旦開放，自身理虧，何況在大陸那頭溝通是不在專制的統治邏輯當中的。
公道一點說，不論是她這種精英與我這種庶民也不能獨立於世界風氣之外。她身處的70、80、90年代，是西方左派學者主導的年代，他們都傾向同情改革開放中的中國人民，相信中國的領導人善待人民。至於在今天右翼抬頭的世界氣氛下，各國已感受到中國擴張的威脅。在這兩個完全不同的主流氣氛下，思想會否不同？可能的選項會否不同？今天你不能阻Trump 的貿易戰，正如你也阻止不了Nixon 在六四後派特使偷偷訪華。
作為香港年青人 覺得上一代最錯就係相信共產黨 老實說 看著中共將香港摧殘真的很心痛
泛民溫和派的自說自話。發洩式的暴力與祈求強權者良心發現一樣，都是沒用的。
今天来看 一国两制无疑是失败的 它只适用于大陆弱 香港强的环境
我只看到了2007年那張照片裡的湯家驊。12年，誰變了，誰沒變？
感覺類似的論點雨傘運動的時候也有出現。我滿認同前面的留言，中共和香港的不同乃至互不相容，有根本價值上的差異。一個是中國歷代中央集權背景下，講究權力、權謀運作與權威的建立掌控；一個是西方封建制、大航海時代下相對鬆散結構的帝國，講究的是有效治理。
溝通自然是有幫助的，但觸及跟本價值，互不相讓，就只能硬碰出是非了。
順便離題抱怨下，對我來說，對於香港抗爭者期盼的未來，我很能想像，但對於中國政治制度的走向，乃至於國家願景，還是一片模糊，一方面是了解太少，一方面是很難理解。一些統一促進人士，總是鼓吹一個中國一起偉大、讓利賺錢的“願景“。但是難道人民組成一個國家，只是為了一起做夢和賺錢？為什麼不什麼乾脆開個跨國公司或一起做直銷老鼠會就好了？而要併成一國？
我覺得香港永遠也等不來中央允許所謂“平等”溝通的那一天了，如果說之前是期盼，是朝夢想一步步靠近，那麼現在卻是糟得不能再糟。中央從來當香港是個頑童，經此一役，又怎可能讓權力旁落？？
細節或許很快會被遺忘，傷疤卻難再愈合。香港與大陸的隔離，香港與中央的對峙，種種。
這是大家都不願承認的事實，這是2019年最哀傷的事。
https://youtu.be/sFD60GWrl9g
東方衛視的香港問題討論
看過以後才讓人恐怖和絕望。看著那些年輕人虔誠又熱切的目光，在一個香港之外的地方，以居高臨下苦口婆心的態度去討論香港亂局的原因，並提出解決方案，過程中完全沒有一個人想知道香港人到底是怎麼想的。確實，英國人也沒有問過香港人的意見，可是不等於別人做了惡自己也可以同樣理直氣壯。香港人原來反抗不積極為何現在如此激烈？就好像第一次被強姦都沒反應，第二次不是應該更享受嗎？！他們清晰地認識到歷史背景造就香港人的西方式民主思維，可是因為意識形態不認同西方式民主，就要對香港進行思想改造，从愛國教育到政治體制。自由這東西，你有了之後就不能再失去。他們完全不會考慮到香港人的感受是怎樣，衹是一味地以自己翻身農奴把歌唱的思維，覺得穩定了富有了一切都無所謂。可怕可悲的是，她就有能力決定你的一切。當然，她能決定的衹是外在，卻不能改變精神。香港人，絕不妥協。斌不是因為西方式民主真的優越，確實，也許是，可那是我們所認同的人的尊嚴所在。香港人，會在日常的生活中，實踐自己信奉的民主，深入社區，精耕細作，遍地開花。因為這是我們的信念，我們的表達，我們的自主，我們的選擇。
不如相信一下香港人的智慧？
到底是陳方安生預測準確，抑或是政策執行走樣已經不太重要。高官問責制實行至今17年，多被指責貨不對辦。
應為貨不對版？
无话可说。陈之所言被边缘化不是因为没有道理，而是局势迅速恶化，时不我待。
香港可以自由讨论政治，可以年年纪念六四，没有敏感词和言论审查、媒体管控，民众横向联结组而不向公权力卑躬屈膝，政府失职可以问责、履职不必感谢……而在大陆公民社会还属于敏感词
陈所述加深了我对香港沉沦过程的认识，但中共不退，香港便无处可退。
陈太倡导的这套有效沟通与充分信任的前提是，对象必须是一个讲道理的人/政权…可是我们的中央是能讲道理的吗😓
上蹿下跳确实形容的不好，其实应该是上行下效，官媒就是这一套陈词滥调，自然奴才也只会这一套.跟专制讲沟通就跟流氓讲道理一样，就是两字，没用！
動不動就給別人貼五毛標籤，用上躥下跳來形容，而毫無反思精神的人，還不如陳太會溝通，勝似專制
下面评论两个五毛在每个贴上蹿下跳的，来回就是那么些话. 陈太说要沟通，可惜一个专制政体是不会相信沟通对话这种事情的，他们只懂得强权和控制.他们也不是不相信香港人，他们是不相信所有人民，所以买个菜刀都要实名制，发个帖都要请喝茶，他们的宿命就是怀疑一切 控制一切 直到一切失去控制……
陈方安生的观点的确很有道理。但沟通并没有办法根治目前中港，或者更宏大一点的，中方与西方的体制矛盾。在中方的管治体系下，它并不是通过代议制来实现民意的传递，它实际上通过“三个代表”为核心思想，通过将不同社会势力纳入党内，形成民主集中制，意图在矛盾在党内消解，并不在党外形成新的反对组织势力。而西方则不一样，西方的管治体系下，它直接通过代议制，各色不同的民意直接选出不同的政党，代表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允许各种在野党的存在，将社会矛盾公开化，通过选票来最终决定政策走向。
这两种管治体制的冲突再所难免。因为本质的核心价值理念是相违背的。中共管治体制的核心目标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情况下实现发展。而西方管治体制的核心目标是保障民主与自由。两个具有不同价值观的人，又怎么可能互相信任。沟通只能化解个别政策上的问题，而不能化解核心冲突。
邓小平方面将这个期限定在50年，一方面寄望于后人能有更高的政治智慧能在两个管治体系下取得平衡，另一方面也明白，50年后，如果中国发展顺利，香港一城之地无法影响大局。发展不顺利，香港一城之地可以提供第二条出路。
但很遗憾的是，新一届政府，等不及了。新一届政府就希望在香港进一步确立自己的实际管治权。从司法(人大释法)，行政(831政改确保行政长官不会对抗内陆)，立法(DQ一些持有激进政见的候选人)，三方面入手加强了中央对于香港事务的控制能力。这些手段也激起了香港反对浪潮(当然这只是引子，核心冲突不变，迟早会爆发)。
核心管治理念的冲突(在这里不讨论这些几年形成的原因以及好坏)种下了中港冲突的种子，占中和反修例只是让这个种子生根发芽的阳光。
那么沟通有作用吗？我认为有。可以减少冲突的烈度。同时慢慢将管治理念的冲突降温，逐步求同存异。但事到如今，双方连一些直播画面的共识都没有(示威者的暴力，警察的暴力)，怎么沟通。而且激进的示威者想一步达到自己的所有的诉求，无大台的组织结构也导致了示威者群体没有人领头去做政治协商，沟通从何谈起。最终的结果只会是以一方的政治势力彻底受到打压为结局，不会有中间派政治沟通协商的空间。
陈太真是太天真了 香港哪有什么自身“难题”？全是中央和建制派硬摊派上的 “放手让我们管制” 怎么会呢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老刁那点水平 管什么乱什么 想什么害什么 越是这样越不愿意放手 大家只记得歪脖树 却忘了崇祯曾经有和女真议和的机会 甚至还有和李闯议和的机会——无非是裂一些已经丢失的土 封一些已经不属于自己的疆 可刚愎自用的崇祯后来怎样了？？水平低不要紧 千万别“励精图治” 否则亿兆生民只能跟着陪葬了
陈方的意见常常是中肯的，但是矛盾越来越激化，像她这样的中间派就越来越没有市场。
香港一些本地人在根子上就是没救的。
香港的地位不是背靠大陆才来的？ 没有大陆，你香港凭什么优势发展起来？
香港向中央交过多少税？
大陆游客赴香港旅游又创收了多少？
本来一个相互依存，共同繁荣的好事。到了某些被反共言论洗脑的人看来，倒是香港单方面付出，毫无利好了。
连驻军都能说事，领土上驻防天经地义，更别提这么多年驻港部队的良好声誉。
还天天皇帝欺压百姓。真看不到这么大人口普遍生活的改善，修路、电信、教育、医疗的全国覆盖
@madlex 不要张口就来 显得无比可笑 内地什么时候吸香港的钱了 奶粉尿片没有付钱吗？倒是烦请您可以亲自查一下香港自回归以后无论是人均GDP还是经济增长速率都一直保持在美日英之上，08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香港也没有落后，论金融实力香港可比不过美英，在经济上香港可是超国民待遇哟。不过新加坡和韩国倒是把香港台湾甩在身后了。我倒是从您的发言可以看出来阁下是位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以后切莫把香港如何如何挂在嘴边，您可不代表香港大多数
問題的關鍵在於，在理論層面，但凡有歷史積澱，或者有批判意識的人，都明白光復二字並非獨立。
但在實際的自媒體話語中，就像內陸對陳方安生莫須名的指控一樣，對光復二字的不同解讀，也大有人在
當溝通機制建立的呼籲並非on a mutual basis，才是誤解產生的根源，而不是塑造一個過渡強調單方努力的輿論氛圍，這是行不通的，在內地和hk，皆應如此
而不信任來源於溝通的缺乏。——不是溝通的缺乏，是與虎謀皮註定的衝突。
怪话，既知怀疑不会自己消除，那怎样才能让北京信任，让其感到政治安全我想她也应该清楚。反思总该是双向的，中联办港澳办的工作不够积极，民主派就没有找自己的原因吗？对立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只要具备条件，我不相信北京不会放手香港普选。
某些人義務不離嘴。香港有什麼義務？香港這麼多年給內地吸了這麼多錢，供了這麼多奶粉尿片疫苗，忍辱負重做引誘台灣的看板，還不夠麼？想從香港撈好處，又貪婪地借義務之名想伸手更多，是不是忘記了香港立身之本就是不盡北京的狗屁義務？說回信任，北京的軍隊就在香港，倒怕起連支槍都沒有的香港市民？你們在怕什麼？這個國家皇帝殺下面的人，幾千年沒變過吧。某些人沒必要中南海上身，先問你們的國家有沒有盡到對你們的義務先，別動不動就心有惶惶來掃貨。
信任香港？讲得容易出了事又不是你负责。
基本法中规定了香港人的义务，这么多年兢兢业业，为香港发展创造财富，为中国改革开放投资助力，为中国引入外资服务，中国人不要做白眼狼
這篇文章應該代表了香港傳統溫和民主派的看法。只是，如何建立與北京的有效溝通呢？為何中聯辦做不到“本職工作”呢？香港人的想法， 怎麼可能北京一點都聽不到或聽不懂？問題根源出在哪裡？應該可以再深挖一下。
香港人的义务呢？落实23条呢？只要权利不要义务.…呵呵
很好的採訪。
只有一點不認同。中共不是不相信香港人，他們是什麼人都不相信，只相信權利，暴力，謊言，奴役，階級權利鬥爭，當然，還有割韭菜。
非常好的采访。但是，不已一国两制为前提的对话，究竟是不是有建设性的谈话呢？
还宗主国，问香港人愿不愿意回归？
香港不是个城邦，顶多算个市级单位。
主权问题没有商量，香港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还宗主国，问香港人愿不愿意回归？
香港不是个城邦，顶多算个市级单位。
主权问题没有商量，香港要摆正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