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逃犯條例 評論

郭志:去中心化運動中,「不割席」的異見與包容

運動的可持續發展,需要一個更好的審議文化。


2019年11月13日,示威者在中文大學二號橋現場。 攝:廖雁雄/端傳媒
2019年11月13日,示威者在中文大學二號橋現場。 攝:廖雁雄/端傳媒

在任何的社會運動裏,代表性以及由之而來的正當性問題都是無可避免卻又難以解決的問題。社會運動雖然是自主參與的,但運動之中一般有不同的組織與網路,而不同的組織與網路所掌握的資源又不盡相同。有些組織會比其他組織掌握更多資源與聚焦能力,於是便更有能力去主導一場運動當中訴求和內容。在2014年,「大台」一詞首先浮現,指的便是握有主要資源的組織透過它的資源(例如媒體網路、物資、人手等)繞過部份抗爭者的意願去單方面定義運動的目標、手段及整體戰略。因此,「大台」一詞並非指向任何類型的協調組織,它指的更多是一種「沒有正當性」的協調組織。組織缺乏正當性是由於有一定數量的抗爭者對組織的決定不滿,而同時組織又沒有有效而公正的程序去解決這些不滿。

故此,「大台」不僅僅是協調組織,它指的是一種非經民主授權的領導型組織,而同時這領導型組織的決定在抗爭者間又具有相當程度的爭議性。但首先,大台為何會存在?一般而言,大台扮演著協調行動、配送物資、解決內部爭議以及處理抗爭後續事宜的角色。

許多論者此前已指出,反修例運動透過新世代的即時傳訊科技,已經可以擺脱大台的部份功能而直接由抗爭者自行協調物資的配部以及戰略的部署。有緊跟是次抗爭消息的人都知道,透過Telegram和連登,抗爭者能有效地向所有支持是次運動的市民徵求物資及相關的運送地點,也能有效地馬上報告各區的即時現況及哪些抗爭地點要守要撤等信息。這些即時及自行的協調,在十年前是難以想像的。

亦由於這個原因,從未接觸新世代科技的建制中人,一直無法想像一場沒有大台而能曠日持久並協調有度的抗爭。於是,他們寧願相信是背後有一個連他們自己都沒法點明的大台存在,而無法相信任何其他解釋。這就像從未接觸科學的人,不相信閃電是自然現象,而總認閃電背後一定其他更高層次的生物在操控。

去中心化運動中「不割席」的意義

不割席原則接近是維繫「無大台」行動凝聚力與正當性的唯一方式。

然而,當既沒有大台,也沒有中間的協調組織,一個運動裏又各個個體有各自的想法,那麼各個不同的自我決定又從何而得到並維持正當性?反修例運動最讓人驚訝之處是抗爭者們各自的個體決定的確能得到正當性,而這正當性是源於在持續政權壓逼下所衍生的「核彈都唔割」(下稱「不割席原則」)。不割席原則主要是指:所有抗爭者的行為,只要是為反抗政權的,無論我個人的判斷認為這種行為在當刻是道德上對還是錯,策略上是理智還是不智,我都仍會公開支持,並且絕不在公開場合譴責。

因此,只要抗爭者的目的是抵抗政權,無論行動行為如何,不割席原則都要求支持者支持這些行為。換言之,不割席原則背後其實體現了兩種價值(values):一種是團結(solidarity)——既是手足,既是戰友,無論如何,理當互相支持,而這種支持理應是無條件的,這是「生死之交」的含意所在;另一種是謙恭(humble):既然前線的抗爭者有了某種行動的決定,我雖有不同意,但每個人都可能是錯的,或許我不在現場當時的考慮不周,故此雖然個人判斷與前線抗爭者判斷有異,個人仍願意放下自我判斷而自願遵服前線抗爭者的決定。

不割席原則的由來大致有三。

不割席原則的由來大致有三。首先,2014年雨傘運動的歷史讓大家明白,內部對策略的爭持可以成為讓運動消亡的重要內耗。這並非無稽之談。因為 Bill Bishop 在CNN的訪問中曾指,中國政府看似有意讓抗爭武力升級而令香港市民對抗爭手段的意見矛盾升級進而從內部消解抗爭。2014年對佔領的冷處理便是以同樣的手法去消解抗爭。

其次,我在較早前在端發表的另一篇文章中曾談及「情感同行」這一概念。不割席原則也是來源於許多支持反修例運動的港人,不論親身或從直播所看到的前線抗爭者為抗爭所作的犧牲,因而深受這股精神所代表的祟高以及背後的理念所感動。

最後,在政治問題從未解決的情況下,警方武力的進一步升級也令許多對運動同情的人接受抗爭者的武力升級,因此武力升級並沒有根本性地動搖不割席原則。

不割席原則接近是維繫「無大台」行動凝聚力與正當性的唯一方式。過往數月我們一般所看到的是不割席原則的果效及美好,但卻較少去批判性地審視它可能為運動帶來的潛在危險。

2019年11月17日,理工大學外警員向示威者施放催淚彈。

2019年11月17日,理工大學外警員向示威者施放催淚彈。攝:廖雁雄/端傳媒

審視不割席

審視不割席原則可能帶來的弊端,是在鞏固而不是捨棄不割席原則。

這裏首先要說明的是,批判地去審視不割席原則並不等同要放棄不割席原則。相反,當我們理解不割席原則可能帶來的危機時,我們便可能以其他具創意的方式去緩解這些危機而令不割席原則得以進一步維持鞏固。換言之,審視不割席原則可能帶來的弊端,是在鞏固而不是捨棄不割席原則。對於不割席原則可能帶來的問題,我初步有以下幾點想法:

(一) 不割席原則可能逐漸變得與商討互相矛盾

本來不割席原則與討論之間是沒有任何衝突的。因為不割席原則並不要求持有不同意見的人不可在內部討論時發聲。原則僅僅要求同路人在抗爭行為已經成為現實後,不應公開批判抗爭者的決定。於是,對抗爭者的行為作善意的提醒或討論其背後的原則是否有誤,不應被視為是違反不割席原則的行為。

更深一步想下去,不割席原則背後的一個重要基礎是「信任」(trust)。這種信任意指同路人都相信抗爭者在行動前會理性考慮行動對抗爭整體和其他同路人所帶來的影響,而這些行為背後是有充份而良好的理由去解釋的。一旦行為背後有良好理由,不同意的人仍有基於謙恭及團結的原因去接受抗爭者行動的理由。然而,假若一旦提出反對的觀點或意見就被視為是割席的行為,這將令不割席原則與審議(deliberation)產生衝突,並且會越益將不割席原則置於理性思辯的對立點。**

抗爭中,信任其實是一種資源,而它並不是無窮無盡的,在每一次的互相攻伐與質疑當中,信任便會越益減少,而每一次的減少,將會影響下一步的協作。

在抗爭中,信任其實是一種資源,而它並不是無窮無盡的,在每一次的互相攻伐與質疑當中,信任便會越益減少,而每一次的減少,將會影響下一步的協作。而我相信這是所抗爭者都不願意看見的結果。相反,若果能在不割席原則下構建一個良好的審議平台,這將進一步加深彼此間的信任,並且會有利於將來的協作。故此,在討論與反思的時候,我們都應當自我剋制,減少使用割席的批評來使持有不同意見的同路人襟聲。

(二)不割席與非原則性的武力

不割席原則本來的目的是為了運動的延續,在汲取歷史教訓後,以團結而非當刻判斷的道德對錯作為支持與反對運動中個體行為的核心理據與判斷標準。但不割席原則並不是暴力升級和忽視原則的理由。暴力升級的理由只能來自於回應所對抗的不公政權,而暴力的對象和手段必須有相應的道德理由及比例原則去支持。這是任何正義抗爭的必要條件。許多市民為何對抗爭者友善而從不恐懼抗爭者,便是由於抗爭者假設抗爭者在使用武力前會堅守相應的原則──例如不會濫傷辜亦不會不合比例地使用武力。

有些武力的使用,我相信連前線的抗爭者自己也明白,是不合比例的。而恰恰所有抗爭者會願意承擔這些不合比例的武力抗爭的指責,便是來自於不割席原則。於是,沒有很好的理由去支持的非原則性武力(例如破壞與壓逼者無關的設施、不合比例地去破壞沒有直接協助壓逼者而只曾表達政見的店鋪等),除了會讓「正義之戰」的說法可能顯得自相矛盾外,更會為其他的戰線帶來壓力。故此,不割席原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雖然可令抗爭更為團結、力量更強,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鼓勵了非原則性的武力,並且為整個抗爭群體帶來壓力。如何使得這把雙刃劍不致於傷害到抗爭群體,在無大台的情況下,這只能回歸到每位抗爭者的自身責任之上。

不割席原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雖然可令抗爭更為團結、力量更強,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鼓勵了非原則性的武力,並且為整個抗爭群體帶來壓力。如何使得這把雙刃劍不致於傷害到抗爭群體,在無大台的情況下,這隻能回歸到每位抗爭者的自身責任之上。

(三)不割席原則與流水式抗爭

流水式抗爭的核心在於,抗爭者只在短時間內(數小時至數天)聚集作遊擊,然後散去。在流水式抗爭之中,之所以內部正當性問題較難出現,是由於流水式抗爭一般都是高度緊張,而且協作的目標相當清晰(例如在一定時間內抵擋壓逼者的武力,造成相當效果後隨即散去)以及時間緊絀。於是,在這些條件下,現場內部的策略分歧便較難浮現。而即使現場抗爭者作出事後看來較不理智的決定,其他抗爭者也會基於這些條件限制而同情諒解當時的決定。故此,流水式抗爭本身是有利於鞏固不割席原則的。

2019年11月13日,示威者繼續留守香港中文大學。

2019年11月13日,示威者繼續留守香港中文大學。攝:廖雁雄/端傳媒

與2014年的佔領不同,政府是次似是汲取了2014年的教訓,但凡有人群聚集,警方必定會即時採取驅散措施,因而由六月至今多次的抗爭都沒有形成佔領。流水式抗爭要處理的議題比起佔領少得多:後者除了抗爭策略外,還要處理地域管理、長期物資的供應、應對封鎖線、衞生等等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佔領區域內誰有權決策佔領區域的議題。一旦形成佔領區,正當性問題很難不浮現並變得尖鋭。2014年不同佔領區之間的衝突以及廣場公投的失敗,到2019年在中大佔領區期間出現的反修例運動中可能是最嚴重的內部衝突,都說明了,即便沒有大台,正當性問題依然存在。因此,大台的存在與否並不是正當性危機產生的原因。

換言之,在離開了流水式抗爭而進入佔領式抗爭時,在持續政權打壓的和數月對不割席原則堅持的背景下,不割席原則依然在中大事件中受到了相當程度的挑戰。因此我們要問,假若情勢轉變而抗爭轉型,我們會否有除了「去大台+不割席原則」以外更好的應對方式?

假若情勢轉變而抗爭轉型,我們會否有除了「去大台+不割席原則」以外更好的應對方式?

區家麟在其網誌中提到「中大數夜,舉行過兩場大型討論會,乃五個月來絕少見;討論會雖然公開、包容、能平和地各抒己見,但沒有完善決策機制,最後流於吹水。」這是相當重要的觀察。在雨傘運動中,「大台」曾經嘗試合併使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去解決正當性危機。包括依賴(一)政治及學生領袖的個人感召及魅力、(二)大台在功能上的必要性的論述、(三)派遣人員到各區進行討論會以尋求共識,(四)甚至推行直接民主(雖然最終因為無法區分「真正」的參與者而取消)。

前兩種方法在現今處境下幾近已不可能再用。一來抗爭白熱化,所有運動的領袖都會註定被捕,反修例運動註定只能是一場「沒有領袖的運動」(a leaderless movement)。二來在沒有大台的情況下運動仍可持續,那麼大台必要性的論述也自然不攻自破。而區家麟的觀察,正正是提醒我們,一旦運動轉型成更為持久的陣地戰,要解決正當性危機,只能透過第(三)及(四)兩種方式結合,透過審議結合民主投票去為抗爭選項建立內部的正當性(例如運用新世代傳訊軟件的功能,在一定時間內會過期的邀請連結或邀請碼,再於群組內對以審議方式討論出來的選項進行民主投票等等。我並非這方面的專家,能想像到的只去到這種程度。)因此,解決正當式危機的方式,不在重建大台,而在於思考,有沒有可能透過新傳訊科技所創造的空間去建立一種新式的抗爭者間的民主機制。

解決正當式危機的方式,不在重建大台,而在於思考,有沒有可能透過新傳訊科技所創造的空間去建立一種新式的抗爭者間的民主機制。

固然,我們並不是活在一個理型的世界中,正當性問題不可能完全解決。但有嘗試解決與沒有嘗試解決,對將來的抗爭走向可以有重大影響。透過民主程序確立的選項,再配以不割席原則,不但會令不割席原則的道德意涵更重,而且更能有效避免不割席原則可能帶來的正當性危機。更重要的是,即便沒有外在的民主機制,抗爭者在行動前的自我疑問與思考,以及對同路人意見的寬容與理解,都有助於建立一個更好的審議文化(deliberative culture),令抗爭行動可以受益於各方的思考與建言。

參考資料
Griffiths, J. (2019, November 15). Hong Kong's government is being willfully blind to the chaos it's creating. CNN.
Kwok, C., & Chan, N. K. (2017). Legitimacy and forced democratisation in social movements: A case study of the Umbrella Movement in Hong Kong. China Perspectives, 2017/3, 7-16.
Yuen, S., & Cheng, E. W. (2017). Neither repression nor concession? A regime』s attrition against mass protests. Political Studies, 65(3), 611–630.
區家麟 (2019, November 16). 中大保衞戰之後,幾點觀察與思考. 潮池.
郭志(2019, November 13). 反修例運動,不要讓不正當的憤恨主導.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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