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逃犯條例 評論

鄺健銘:「新加坡故事」如何闡釋反修例運動

我們不時聽到「論述」二字。在香港反修例運動之中,新加坡對香港抗爭者行動的表態,大概演示了「論述」的政治乃至外交功能。


新加坡一個釣魚的人。 攝:Roslan Rahman/AFP via Getty Images
新加坡一個釣魚的人。 攝:Roslan Rahman/AFP via Getty Images

自香港反修例運動爆發之後,黃藍之爭不只發生於香港,東南亞華人社群的黃藍分佈﹑對香港時局的看法也受香港民眾乃至香港內外媒體關注。香港網民尤其會留意新加坡針對香港狀況的觀點,例如8月時,在香港反修例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網上討論區「連登」便曾刊有以〈新加坡官媒: 中共解放軍進擊香港, 利多於弊!香港會玩完, 但中共會勝利〉為題的帖文,文內談論前《海峽時報》(Straits Times)總編輯 Leslie Fong 不乏親中色彩的觀點與主張。

新加坡社會上下評論香港現況的觀點易受香港民眾注意,原因至少有二:第一,新加坡與香港素來被視為比較對象,況且在運動期間,香港內外媒體也不時報導新加坡如何因香港時局而得益,新加坡輿論自然易被港人留意參考;第二,於香港風雨飄搖之時,相較其他東南亞華人社區的表現,新加坡反應的特別之處,在於獅城政治精英相對積極與踴躍地就香港事務表態。新近例子,是總理李顯龍在公開演說指香港抗爭者提五大訴求無助解決問題﹑旨在「推翻香港政府」,此一言論其後廣受香港媒體報導,中國網民甚至因而視李顯龍為英雄

從香港角度看,新加坡媒體乃至精英的香港評論不無可商榷處,甚至不難被否證﹑參考價值不如想像般高。問題是,新加坡言論所針對的主要對象多不是香港人,其 framing 實際上猶如新加坡國家發展論述「新加坡故事」的另類演繹,其內容多少附有內政外交功能。

新加坡精英對港觀點

新加坡媒體乃至精英的對港觀點基本上離不開三點:第一,香港抗爭者被視為「無法無天」的「暴徒」乃至「恐怖份子」﹑被認定是香港亂局的主要問題根源,因為政府權威不容被挑戰﹑社會秩序不能被擾亂﹑民眾生活不能被干擾。香港警察已克盡己職,為制服「暴徒」而疲於奔命;第二,由始至終,中國於香港管治事務裏都居於主導地位﹑處於強勢位置,香港抗爭者與中國政府硬碰硬,是以卵擊石,終將徒勞無功;第三,香港亂況是單純的中國境內內部事務,外國勢力對香港處境既不感興趣,亦無意介入。換言之,香港民眾寄望國際社會能為反修例運動提供援助是不切實際;民眾力圖以所謂「焦土」或「攬炒」方式抗爭,只會自毀長城﹑進一步貶損香港在中國之內的戰略位置。隨中國持續崛起,香港反修例運動換取的終將是自殺式悲劇。

按流行於香港的藍黃分類,新加坡媒體乃至官方立場明顯偏建制——若以香港廣告人徐緣的分類框架察看,新加坡普遍觀點的立場相對靠近於「穩定系」的「反暴求穩型」。引用徐緣的話說,「反暴求穩型」世界觀是「渴求現狀不變,極怕社會出現暴力與混亂,凡事偏向息事寧人,連和理非的遊行,也會對他們造成困擾……對一切抗爭抱懷疑態度……覺得示威人士只是發泄生活不滿的失敗者」。

這些新加坡評論,至少有三大可商榷處:

第一,具新加坡特色的法治觀傾向認為權力就是真理,但這種理解不一定能符合法治真義。從新加坡一般輿論角度看,法治之義很簡單,就是民眾必需守法,民眾在任何情況下不守法就是破壞法治。基於這種法治觀,新加坡輿論認定香港抗爭者就是問題根源,也就是說,平息香港亂局的重責都繫於香港抗爭者身上。例如在8月底,《聯合早報》以專文報導香港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列顯倫(Henry Litton)的觀點。列顯倫認為,香港抗爭者的街頭怒火毫無意義,只會令「一國兩制」制度無法行之有效,中國北京會因而在「五十年不變」承諾效期過後終止此一有別於中國國內其他地方的香港特殊制度安排。

2019年11月2日,示威者在旺角放火。

2019年11月2日,示威者在旺角放火。攝:林振東/端傳媒

不過,解構香港問題的相反法律觀點卻沒有得到新加坡輿論同等重視。處理刑事法(criminal law)案件達四十年之久的資深大律師駱應淦 (Lawrence Lok) 在10月中於香港《南華早報》發表評論 Condemning protest violence in Hong Kong won’t solve the problem – not when police are part of the problem ,文內清楚指出法治之義關鍵繫於有權者行為能否受法規約束,而在香港反修例運動前後,有權者的作為正是香港亂局主要問題根源——政府行事輕率妄動﹑不嚴守既有程序,香港警察執法近乎完全不守制約,這都是民眾怒火無法熄滅的重要原因。駱應淦繼而認為,譴責香港街頭怒火於事無補。

事實上,可與駱應淦觀點作對照的法治觀早已被寫入香港中學通識科教科書之中,教科書如此解說法治:「守法並不等同於維持法治:一些法律可能與法治精神的基本原則產生衝突,因此只遵守法律以外,還要對現行的法律制度、執法機關作出監察、檢討,並主動提出修正,使之符合法治精神的真義。」不過正如新加坡學者 Jothie Rajah 在其著作 Authoritarian Rule of Law: Legislation, Discourse and Legitimacy in Singapore 分析,在強勢執政黨政府以護衛國家生存之名治國的情形下,權力機關受法律制約並非新加坡慣常擁護的法治核心定義。亦正因為此,反修例運動前後引爆社會怒火的各種香港乃至中國權力機關踐踏制度的行徑,從來不是新加坡輿論分析香港問題的切入點,警察如何違規從6月至8月香港社會支持行動升級的民意何以有增無減警方過份使用武力如何刺激香港社會怒火﹑香港中產何以如美國大報 Wall Street Journal 報導所指奮勇支援香港前線抗爭者,乃至中國政府在2015與2017年如何蔑視香港一國兩制,擅自在港跨境執法,引發銅鑼灣書店事件與令身居香港的中國億萬富翁肖建華在香港人間蒸發等種種案例,統統不曾受新加坡輿論重視。

第二,具新加坡特色的現實主義(realist)世界觀認為,一地勢力繫於其版圖大小與人口多寡,故此認定中國與香港實力懸殊,香港抗爭終將徒勞無功。前新加坡外交官 Bilahari Kausikan (比拉哈里)在7月初發表於香港《南華早報》的評論 Harsh truths for Hong Kong: extradition bill protests will not achieve anything ,便是演繹這種新加坡世界觀的絕佳例證。我曾指出,Bilahari Kausikan 分析的盲點在於他錯誤預設中國政府在香港反修例運動中具有絕對優勢﹑居主導角色。事實上,早在6月,中國行為已能否證 Bilahari 之說。當時香港《經濟日報》曾引述《日經亞洲評論》﹑以〈【反送中】揭中央對「反送中」軟化內幕:上海未能取代香港〉為題作報導,指在中美貿易戰之中,中國仍須利用香港以滿足國家戰略需要,故此被迫在G20峰會前需軟化其對港立場。7月初路透社的獨家報導甚至顯示,其時香港的中美共治色彩已清晰可見。

Bilahari 所以誤判,固然是因為他沒有充份理解香港於國家乃至全球經濟體系之中有何戰略位置﹑香港抗爭者緣何能有空間與時間以「邊緣政策」(Brinkmanship)方式與中國政府周旋,但他對香港時局的誤判事實上也曝露了新加坡現實主義世界觀的含混一面。Bilahari 並沒有完全認為,所謂現實主義,就是面對強大力量之時,較弱小一方須以綏靖方式求存。在2017年,另一新加坡外交官員 Kishore Mahbubani 曾在評論 Qatar: Big lessons from a small country 中指,於後李光耀時代,新加坡再不能以強硬姿態應對大國。當時 Bilahari 對之反應極大,他將這種觀點眨為「糊塗﹑不實﹑甚至危險」(“muddled, mendacious and indeed dangerous")。比拉哈里認為,新加坡今天的國際地位,絕非源於退讓﹑偏安﹑屈從心態。

第三,新加坡精英首要關心的並非香港事態發展之脈絡,他們更著重的,是如何利用香港案例警醒國民國家發展需留心之處,這也是說,中國治下香港一國兩制所衍生的種種張力並非他們言論的焦點所在。新加坡外交官許通美(Tommy Koh) 日前發表的評論 The crisis in Hong Kong: A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雖然較有別於其他新加坡輿論論調﹑較著重表達新加坡對香港人的善意﹑較不只從執政者角度切入分析,但他對作為香港當下時局重要背景﹑與一國兩制相關的矛盾著墨甚少。

例如,雖然許通美文內提及香港政改論爭,但他並沒有清楚說明論爭的背景事實上與一國兩制下《基本法》內容應如何被解讀的中港矛盾有關。《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與第六十八條均訂明,香港行政長官與立法會終會經由「普選」產生,《基本法》附件亦指2007年後香港可以開始商議「普選」時間表與路線圖,但最中港雙方對何謂「普選」乃至實現「普選」程序無法抱有共識,「普選」繼而變得遙遙無期。在此脈絡下,中國政府其後屢欲在港擴展國家權力,中港之間的一國兩制矛盾隨之而日益加深,香港反修例運動其實只是香港對中國統治日積月累已久的不滿情緒之爆發。許通美文章當然沒有仔細處理香港這類複雜脈絡細節,他只在文內作粗糙結論,指香港抗爭者要求政府接受所有訴求並不合理,這與上述李顯龍言論同出一轍。

現任新加坡內務部與律政部部長尚穆根(K. Shanmugam)9月底演說談香港時局對新加坡管治的啟示,雖然演說內容沒有如一般新加坡輿論以譴責香港抗爭者為重心,但這更能顯示新加坡精英力圖借用香港時局為國民重溫國家發展基本教條的用意。尚穆根總結的三點教訓都與何謂良好政府之問題有關,按其觀點,政府需了解社會問題根源﹑不將政治問題推給警察處理﹑杜絕假新聞,方能實現善治。

2019年10月26日,元朗大馬路防暴警察到場。

2019年10月26日,元朗大馬路防暴警察到場。攝:劉子康/端傳媒

「新加坡故事」國家發展論述之需

以上三點都說明,新加坡對港評論不無預設立場。更值得疑問的是,何以新加坡精英在香港動盪之時再三強調這些觀點?新加坡政治學者 Kenneth Paul Tan 過去對新加坡管治模式的研究能為這個問題提供答案。

有別於香港社會對新加坡威權管治的一般印象,Kenneth Paul Tan認為,新加坡執政黨政府若要延續其霸權(hegemony)地位,需更倚重的不是威迫力量,而是能遊說大眾接受家長式管治的「新加坡故事」國家發展論述。這裏所指的霸權概念過去因意大利思想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而變得更具影響力,大意是支配者與被支配者若能建立某種文化共識,針對支配者的潛在敵對力量便能被化解。新加坡政府著力建構「新加坡故事」,便是為與社會建立某種對國家政治秩序理解的共識,方便政府施行精英威權管治。但這亦意味,即使在威權之下,新加坡政府與社會之間的互動仍會因官方論述受民眾挑戰與質疑而生變數與暗湧。

由此角度看,新加坡輿論不斷評論香港時局,對新加坡內政而言有兩大功能:第一,鞏固既有官方「新加坡故事」論述;第二,預防「新加坡故事」所衍生的社會矛盾隨香港事態愈演愈烈。

官方「新加坡故事」論述強調新加坡作為小國面對內憂外患﹑前路危機四伏,國家若要生存,其發展便不能有絲毫差錯,與此同時,新加坡執政黨政府行事強有力,其官員清廉與具仁心,言下之意,是國家由此強勢政府帶領便能繁盛發展。對新加坡傳媒乃至精英而言,褒揚香港抗爭者,形同挑戰上述以政府為中心的「新加坡故事」﹑動搖新加坡執政黨政府認受性根基,由是觀之——特別是當新一屆新加坡大選將臨,李顯龍提出「五大訴求旨同推翻政府論」便顯得合情合理。事實上,李顯龍也不忘借用香港現況演繹官方「新加坡故事」裏的國家生存危機論—他在10月中指,如果新加坡面對「類似香港的焦慮與社會分裂狀況」,「更小和更脆弱的新加坡」下場將會更悽慘。

不過,至近年,「新加坡故事」所衍生的社會矛盾已漸受新加坡民眾關注。這種矛盾源於兩點:第一,新加坡管治精英逐漸過於倚重市場至上主義,國內貧富懸殊問題加劇,社會怨氣隨之而增;第二,自2000年代起新加坡政府愈加希望培養國民的積極公民意識從而增強國家韌性(resilience),且政府也需要以增強民間諮詢方式來鞏固自身霸權地位,國民問政空間因而被擴大。這兩點都意味,在強調強勢政府存在必要性的新加坡管治模式之中,新加坡國民已有更多誘因提出有異於官方的「新加坡故事」,新的政治乃至經濟秩序想像因而能在社會被蘊釀與發酵,故此從新加坡政府角度看,香港民眾力抗政府所引發的學習效應(learning effect)自有需要被控制。為此在9月,耶魯-新加坡國大學院(Yale-NUS College)有關新加坡政治抗爭史﹑名為〈新加坡的異議與抗爭〉(Dissent and Resistance in Singapore)之課程被勒令取消。

新加坡外交工作同樣受益於新加坡輿論反香港抗爭者的言論。近年新加坡所面對的一個外交難題,是中國多視新加坡為「華人國家」,認為新加坡有義務於國際場域之中配合與支援中國。但自南海衝突爆發起,中國便不滿新加坡立場過於親美, 2016年新加坡裝甲車被扣留於香港﹑2017年中國沒有邀請新加坡出席首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都不免令新加坡為中國之強勢與向自身施壓而感到焦慮。今年9月底,新加坡與美國續簽防務協定,在協定之下,美國軍隊可繼續使用新加坡的空軍與海軍基地至2035年。新加坡傳媒乃至精英在此前後就香港時局發表種種相對親中國政府的言論,其實也是一種相對廉價的外交政治保險。

我們不時聽到「論述」二字。在香港反修例運動之中,新加坡對香港抗爭者行動的表態,大概演示了「論述」的政治乃至外交功能。

(鄺健銘,曾負笈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在新加坡從事研究工作。著有《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與《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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