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香港作家家書

潘國靈:逆權或風暴,我以眼目所見

在黃藍光譜之外,其中人性之幽微,恐怕也不可全收衲於社會性的「公義論述」 之內。如果抗爭者必然也是「異見者」,那異見不僅是相對於敵方。


2019年10月9日,在高等法院聲援梁天琦的市民。 攝:劉子康/端傳媒
2019年10月9日,在高等法院聲援梁天琦的市民。 攝:劉子康/端傳媒

人在現場,街角一個轉彎私人的回憶襲來,人忽爾從「大世界」褪入「小世界」,而我說不出何者為大,何者為小(「大時代」為大嗎?「小情小傷」為小嗎?)

事到如今,有誰還有能耐細說重頭,細聽重頭?其實不過不久前。對很多人來說,「反送中事件」作為一場運動或風暴,至今四個多月。個人會將時間座標撥得稍早一點:2019年3月31日,第一場的反送中遊行。當然,那時未可稱為「逆權」,而只是一場遊行集會,但這天標示著「反送中運動」,由議會走到街頭的開始。當日天色很好,遊行人士不多,後來官方公佈為一萬人。民陣發起,舉標語的有社民連,站台的是傳統民主派人士等,幾可預期。那天我參與了。那時,作判斷十分容易,「反送中」擺明是惡法,議會的制度暴力昭昭在目,特首一邊恃勢凌人一邊恃「善」欺人——說甚麼為受害人「取回公道」連「同理心」都搬出來了。地獄的路由善意鋪成,這回卻是偽「善」的善。臨走時跟台上的林榮基握了一下手,他對情況不感樂觀準備赴台而去。我不知他認不認得我,我年青的時候到銅鑼灣書店買過書,給他贈過書也聊過一下書話。但認得與否不重要,握手不過為傳達一點道別和感謝之意。後來見到學術自由學者聯盟幾位學者拉著橫額前來,於是又折返加入他們,集會後坐下來開了一個小會,無可獻策,旁聽為多。

第二次遊行,4月28日,民陣公佈數字為13萬。這次比較特別是現場設「工殤紀念碑」,悼念剛離世的「工傷鬥士 」陳錦康(只消幾個月,人們仍記得嗎?)。這天我有事在身,沒去。以上,可說是逆權運動的前奏曲。

然後是6月(是的,又逢「九」尾年,6月風暴,歷史有規則的嗎?)。6月9日,民陣公佈數字,遊行人數為103萬。是甚麼因素令人數幾何級增長?都說是「完美風暴」,其實就是政府及其派系,做錯太多太多的事,一石擊起千層浪。但直至此時,我會說,一切仍是「日常」的。平日上班,週日遊行。3月31日、4月28日,以至6月9日,都是星期日。警方事前發出不反對通知書。現場開路,或有意阻塞。一切沒有溢出我們安排或被安排的生活秩序。於此來看,6月12日是一個轉捩點。那天星期三。人們上班。政府一意孤行,立法會準備恢復二讀辯論。當天走出來的人,都抱著力挽狂瀾之心勢要阻擋辯論恢復。但說真,當時很多人包括我,都很悲觀,以為只可頂到一天。去到現場,人們佔領街道,近五年前似曾相識的印象復來了,只是人們經歷雨傘運動,大概知道長期佔領並非上策。下午1時多仍風平浪靜,到3時多聞說有警察在政總開槍,未幾催淚彈在夏愨道如雨密降,在場示威者由金鐘一直節節退守,到被趕至中環遮打道時已入黑了。

那天,我第一次戴上黃色頭盔。那天,我知道保鮮紙包手的用途了,原來催淚煙除了嗆鼻和灼眼外,留在冒汗的手臂上也有微刺感覺。我孤陋寡聞,當日才知道,催淚彈外還有催淚水劑,橡膠子彈外還有布袋彈。到遮打道時我記得遇到導演馬,說到阻這惡法必須要動員全民,不能只靠一個階層(或年齡層)。事實上,我一直認為這是一場全民運動,如果到過現場會知道。而當晚呢?我們看到特首的訪談(「孩子論」),我們見到她扳起黑臉急急把當日定性為「暴動」。事已至此特首仍堅持「初心」三天後才拋出「暫緩」二字(後來變了升級版「成語動畫廊」:壽終正寢,名存實亡)。是這一錯再錯大錯特錯才燃起6月16日那週日的200萬人上街。有誰仍記得當天是父親節?今年有多少人的父親節在街頭慶祝,還是索性棄父親而去?6月風暴,這三天堪寫入香港史冊,大家打了殊死一戰。國際媒體也大概在此時,對香港抗爭刮目相看。

如果說雨傘運動是烏托邦的、浪漫的,反佔中則更近敵托邦,悲壯的。

2019年6月9日,民陣發起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大遊行。

2019年6月9日,民陣發起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大遊行。攝:林振東/端傳媒

6月風暴,悲情、恐懼開始瀰漫,但在抗爭方面,仍處於正面的充權階段。不少人開始想到11月的區議會選舉。此時因為藝術家白的關係,也參加了「灣仔起步」的一些會議,最初構想是組織一群藝術家參選灣仔不同選區。我也認真考慮過,但最後勒住了。我知道自己的性格不適合。性格之外,這回也觸及到藝術家(廣義來說)的身份。我想藝術家也非單一,但有一種,遲疑的、身體投入但總有另一個自己分裂出來站遠的,很難站在台上振臂一呼,甚至齊聲叫口號也是有困難的。我屬於這一種。但無論如何,這次參與,也給了我不少衝擊。以往遊行示威我多是一個人,「命運共同體」對我太抽象,這回有一班人,認真的坐下來醞釀點東西,令我想到社區參與及其與創作的關係。大家望著的一點是7月1日。

7月1日遊行,自2003年起不知參加過多少次了,有人說劇目如儀,但如果仍有意思,劇目還是要人的,何況其實細心看,街頭觀察仍可是豐富的。今年於我卻有全新體驗。一生人首次企街站,身上掛著「灣仔起步」的籌款箱,從下午2時許一直站到7時,雙腿站得僵痛到後來才感到。這樣我有了另一種視覺,是日幫忙籌款的多是年輕人,我是最超齡的一個義工了。這樣的參與很微小,需要汗水、耐力和體力,以往人們向我派傳單募捐,今回位置交換,遊人如潮般流動而我是一個定點。完了和藝術家白和義工C才開始「遊行」,向金鐘政總走去,此時沿路的街站都在拆卸,一下子也有點「朝行晚拆」的營生感覺。然而這只有一天。下午有示威者衝擊立法會大樓,警方這回彷彿佈下「空城陣」般。去到「煲底」已是夜深。有幾位示威者闖了入立法會大樓有選擇性地進行破壞,並準備在12時宣讀一份聲明。當時政總一帶氣氛緊張,有人在現場呼籲「撤」,我終於留到聲明讀了,催淚煙氣味在空中飄散。金鐘地鐵站開放所有閘機。是的,現在想來,在地鐵還未成「黨鐵」與政府合作無間前,我記得,也許在更早的6月,夜裡離開現場時,一次聽到一段地鐵車長廣播異常咬字端正兼帶有情感,一下子好像回到昔日時空般。也許不像國泰那機師般那麼敢言真摯,但這段廣播肯定有過,如果不是我思覺失調,這名車長後來的下場不知如何。

至於如果抗爭者本人也時常瀕於幻滅,以至總有虛無的影子在暗晃,這種內在擺動的曖昩狀態,或者更近於自己,需要多一點哲學探索。

運動進入7月,以7月1日的和平遊行,和衝擊立法會大樓的「空城陣」展開。未幾運動進入跨區化。區議會選舉本就是一個地區議題。連儂牆開始在各區冒現,於隧道、於街角、於行人扶手梯處、於地鐵站延伸於外的牆身上。那麼輕巧靈動,盛載語句與能量,在還未有人「撕牆」和在連儂牆被襲之前。18區的想像打開了。示威地區化,7月6日屯門遊行、7日九龍區遊行,14日沙田等等。以往遊行多在港島,九龍遊行印象中我只行過一趟,悼念李旺陽被自殺,遊行至尖沙咀文化中心廣場。這回卻是由梳士巴利道出發,行去西九龍站,途經西九文化區已落成的戲曲中心,遊行中略有傾談的有拿著澳洲國旗打氣的外國人,有中年婦說下週沙田她也會去。踏在西九龍的天橋和隧道上,感覺身體隨腳步打開著一張城市地圖,日常而又異樣。地區遊行跨至新界,形勢越來越緊張,沙田警察闖入新城市廣場拉人。21日晚上更發生「元朗黑夜」,白衣人施襲警察掉頭走,後來在遊行示威和街頭塗鴉中成了印記,被廣泛流傳為:「七二一,唔見人,八三一,打死人。」27日警方拒向元朗「光復遊行」發出「不反對通知書」(這紙東西後來也越來越沒意思了,如果不是作為謀略),人們以充滿庶民氣息的「老婆餅日」回應,照常行街。大概在7月底,本屬「本土派」地區性的「光復」二字變成全運動的口號:「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煽動與反擊,義憤與仇恨並存,抗爭與反抗爭出現更複雜的元素。

2019年8月31日,示威者在灣仔軒尼詩道。

2019年8月31日,示威者在灣仔軒尼詩道。 攝:陳焯煇/端傳媒

踏在西九龍的天橋和隧道上,感覺身體隨腳步打開著一張城市地圖,日常而又異樣。

8月上旬,我因著私事需要離港,有一種捨不得香港的心情,那時仍未想到:風暴仍漫長呢。這短暫離港卻給了我另一種「身份」或角度來經歷這場風暴。8月1日我飛北海道,原定8月5日回港,稍安一天,翌日乘晚上11時飛機飛威尼斯。事有湊巧,8月5日香港發起「三罷」(罷工、罷課、罷市),我回港的國泰班機延後一天至晚上11時抵港。也即是說,我沒可能趕得上飛威尼斯的班機。我必須臨時再訂機票回港。網上一查,見不少機票臨時起價。一個選擇是我直接由日本飛威尼斯,但先要乘JR去東京,且機票甚貴。最後幾經煩惱,我找了一班由北海道飛台北,臨時辦落地簽證,出境,再入境飛香港的班機。這樣,由北海道經台北至香港,我用了9小時。抵港時8月6日下午6時許,我拿著日本的行李,沒回家即於當夜凌晨飛威尼斯。

說了那麼多我想說的是,今回我不是上街的人,我成了是趟「三罷」的「受害者」;但當我聽到身邊人對此怨聲載道時,我選擇一聲不吭,不為此事造成的不便和金錢損失抱半句怨言。我也曾向不認識的遊客過路人略作解釋(受影響的不僅是香港人,在機場跟一名返柏林的非裔遊客談起,他行程受阻,一臉無奈但表示理解)。事後想來,我甚至感謝是次「三罷」給與我史無前例的又一經驗,從北海道到台北到香港,由香港到伊斯坦堡轉機再飛威尼斯,我在空中連續盤旋了兩天兩夜,有一刻人的感覺完全出神,不易入睡的我在半空中眼光光,傷心、疲憊與亢奮交錯,很久以後我還會記得這一趟連續飛行的馬拉松航程。是的,作為普通人,作為公民,如果真有作家的眼光和感受,其中之一,或者就是可以向比較不可預期的極致開敞,偶爾還可當作難得的經驗和實驗。如我於8月13日從威尼斯回港,又碰著「圍堵機場日」,從沒有那麼多「陌生人」接機,甫踏進入境大堂一對對手臂遞來層出不窮的自製傳單和標貼,上一刻我仍是旅客下一刻入了境我又轉換了身份,繼續在機場逗留。回到家中聽到有示威者阻止旅客離港,當下即覺得是過份了,也是當日出現了第一宗「私刑」(當時好像仍未有「私了」這詞),形跡可疑的《環球時報》記者於機場遇襲。

8月炎夏,學生仍在放暑假。局面如何收拾呢?大家都猜到,即使9月開學,情況都不會中斷。情況越來越嚴峻、複雜。社會暴力、仇恨升級,敵我雙方,有時也難以分辨。偶有鼓舞事件,如818維園,「多你一個好多」。警方首回拒向民陣發出「不反對通知書」,只准維園集會,民陣改以「流水式」進行集會遊行,當日大雨滂沱,從天后進入維園走向銅鑼灣用了兩三句鐘(兩三小時)。我走到較高位置拍了一幅遮陣。IKEA成了遊行示威者的小食亭和休息站也蔚為奇觀。是日,一枚催淚彈也沒有發射。大概在8月下旬,「香港大叫」,不知誰發明,每晚10點大廈有人喊口號,隔牆「唱山歌」,也有不唱而在樓宇中照亮電筒或發光裝置以作響應。8月23日「香港之路」,承接30年前波羅的海之路,香港多區晚上築起人鏈,我在銅鑼灣。8月29日「遍地開花放映會」我在AEON廣場看了烏克蘭紀錄片《Winter on Fire》。國際關注香港,香港也接上一點國際視野。

文學總是非常害怕簡單化,並對「真實」有鍥而不捨的追求本能。如果抗爭者必然也是「異見者」(不是為異見而異見),那異見不僅是相對於敵方。

2019年9月10日,黃大仙廣場,市民一齊唱《願榮光歸香港》。

2019年9月10日,黃大仙廣場,市民一齊唱《願榮光歸香港》。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9月開學前,部門自有開會商討罷學之應對。較刺激的是今學期我替中大文化研究系開設了一門「香港論述」課,學生有本地生,也有初來港的內地生。都說人心在外,哪有心情上課。結果這門課出席率蠻高,還有人來旁聽。9月情況越來越險峻、撲朔,人鬼滲透,社會仇恨越種越深。事件進入中美外交,9月8日人群集會於遮打花園,遊行向美國領事館。遊行人士太多,短短的路程,沿花園道上經舊政府合署(久違了)再行至香港外國記者會,人們如蝸牛蠕動般花了三句鐘。除了這遊行路線,這天特別值得一記是,在這遊行前夕,坊間出現了《願榮光歸香港》一曲。這首頗富宗教感的歌曲成為「香港之歌」,這天可說是濫觴,少有加入吶喊口號的我(其實這幾月複疊著自身的傷痛,我由3月一直聲帶受損,一度完全失聲),這天在花園道上也看著手機歌詞唱起歌來(後來在時代廣場也唱了)。行至中途突然收到警方要求遊行要在一小時內結束,豈能如此?從雪廠街下來中環和金鐘站已關,向左走向右走完全任隨腳步,結果去了西營盤。當日下午有人破壞中環地鐵站,以硬物擊碎玻璃、用雜物堵塞出入口、縱火等等。這些片段佔據了晚間新聞,白天花園道上烈日當空人們耐著性子蠕動的畫面只佔一瞬。洩氣嗎?憤懣嗎?也許,亦有一點。

社會暴力升溫,不僅在完全失控的警方一邊,示威一方亦有。如果說雨傘運動是烏托邦的、浪漫的,反佔中則更近敵托邦,悲壯的。社會出現一撮不惜/主張同歸於盡、好讓社會重新洗牌的「攬炒派」。當「藍」、「黃」色譜成為一把量度萬事萬物的標準尺,我開始感到難以言說。藍絲、黃絲不僅指人。有人傳來一個傳媒表,給一眾本地媒體,標上由黃綠藍深淺不一的色系。店舖也分黃店、藍店。有些我認為也有參考價值。但我總覺,如果黃藍是政見,人性的複雜遠比黃藍幽微。譬如說 ,如果我支持黃店,但我對大肆破壞目標商店(美心、中銀、以至中資書店等)的行動也有保留,我的黃會否被調綠一分?民主不是說也尊重對方反對的聲音或立場嗎?又譬如說,當夾在人群中,我對警方的失控暴力深惡痛絕但始終喊不出「黑警死全家」這句株連式口號,我的黃會否又調綠一分?有朋友說她也不喊這句,但明白當中義憤填膺之情。是義憤嗎義憤與仇恨有別嗎?尤有甚者,當我聽到人群中有人以性語言問候黑警老婆(「你老婆好X呀!」),而有人以一個單字粗口響應,然後是一陣竊笑聲,這竊笑聲何以使我心寒?竊笑好像比仇恨多一點。

這些片段佔據了晚間新聞,白天花園道上烈日當空人們耐著性子蠕動的畫面只佔一瞬。洩氣嗎?憤懣嗎?也許,亦有一點。

2019年10月27日,警察在旺角清場後離開。

2019年10月27日,警察在旺角清場後離開。攝:林振東/端傳媒

寫字的人,敢情是一個文字超敏感者。隨著反佔中運動的發展,一套詞語逐漸累積增生,網著整個城市。由最初非常抵死廣東話式的「記你老母」、「叫耶穌落嚟」等,到「核爆都不割席」、「私了」等,到英文的"Be Water"、"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英語又好像偏「文明」)等。一些我覺得很好。但一些我總是有距離 ,我甚至無法用上「手足」、「義士」這些詞,是我不夠同心連氣嗎?敢情是我這名抗爭者,骨子裡是一個孤獨的人。很多人在現場,但我並不一定覺得同行。人在現場,街角一個轉彎私人的回憶襲來,人忽爾從「大世界」褪入「小世界」,而我說不出何者為大,何者為小(「大時代」為大嗎?「小情小傷」為小嗎?)究其實是我對任何形式的齊一合奏總有一點畏怯,即便是來自抗爭的。我怕個體消融於任何形式的共同體中。在反送中追求人權、自由、公義的「公民社會」一面外,我也看到森林部落血肉原始的一面。運動燃起人性的光輝,也激出人類的獸性。「抗爭者」中需要加入更多對「群眾」的思辯——群眾作為Crowd,群眾作為Mob。自由鬥士V煞眾多,Joker也是有的。在和氣的"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外,我也暗裡聽到舊約式的復仇:"Vengeance is mine, I will repay。" 在年輕人被高度讚揚、眾人紛向其豎起拇指之時,在現場我也看到一些前線年輕人捨我其誰之情,以至後來一點盲動、鼓譟和暴戾,這些時候,除了割不割席這些詞彙,除了加入美好的「青春讚歌」,我是否可道出或敢於道出青春更複雜的本相?一次在放映會後聽到一個少年說上一代不懂爭取民主就由我們這代做起,我對他支持之餘,也想上前告訴他,不,不是,不完全是這樣的。欲言又止,溝通談何容易。在黃藍光譜之外,其中人性之幽微,恐怕也不可全收衲於社會性的「公義論述」 之內,此時我覺得文學眼光有其必要,文學書寫有其位置,文學總是非常害怕簡單化,並對「真實」有鍥而不捨的追求本能。如果抗爭者必然也是「異見者」(不是為異見而異見),那異見不僅是相對於敵方。至於如果抗爭者本人也時常瀕於幻滅,以至總有虛無的影子在暗晃,這種內在擺動的曖昩狀態,或者更近於自己,需要多一點哲學探索。

如果黃藍是政見,人性的複雜遠比黃藍幽微。在人群中,我對警方的失控暴力深惡痛絕但始終喊不出「黑警死全家」這句株連式口號,我的黃會否又調綠一分?

走筆至此,文章已接近字限了。本欲說更多這事件中的思考,關於語言,關於身體,關於空間,關於宗教,關於情緒與創傷,關於藝術治療的反思等等,只能留待他日有機會再另文書寫了。

以上的個人紀實,我以眼目所見,我以身體所錄,容我簡筆續到9、10月。

9月13日,中秋節不是假期,但原來晚上的課很多都自行取消了,我如常在課室說香港故事。夜裡知道,最美的一條香港人鏈綻放於獅子山(從此港人對中秋節的慶祝又添另一筆記憶)。月有陰晴圓缺,我沒回家吃飯。

2019年9月13日為中秋節,市民在獅子山上掛上大幅橫額,上書「實行真雙普選」的口號。

2019年9月13日為中秋節,市民在獅子山上掛上大幅橫額,上書「實行真雙普選」的口號。 攝:林振東/端傳媒

在現場我也看到一些前線年輕人捨我其誰之情,以至後來一點盲動、鼓譟和暴戾,這些時候,除了割不割席這些詞彙,除了加入美好的「青春讚歌」,我是否可道出或敢於道出青春更複雜的本相?

9月28、29至10月1日,連續風風火火的幾天。9月29日全球反極權遊行,撤退時我一人竄入維園,只見平日總有人在打球的球場一片空寂,只有三幾個印傭坐在龍門架前閒談,如此逃逸路線,好像帶我闖進了另一片平行空間。這種時空轉換,說來也是我在這幾個月的一種體驗。早在6月9日大遊行當晚,我約7時抵達政總,聽聞晚上有升級行動,中間時間,就溜進了金鐘AMC戲院看《阿拉丁神燈》。後來一次,金鐘施放催淚彈射藍色液體時,我溜進了香港藝術中心,臨時買票,看了金綺泳的《肉體的約束》和查布洛的《屠夫》。電影院在雙重意義上成了我的教堂,或另一種中間狀態。外面一片天,戲院關起燈來又是一片天。戲院中的戲,現實中的戲,那一齣更可觀更匪夷所思?我只是還是不想,把外邊上演的,單單看成一場戲。

10月1日,是日天橋上,有溪錢撒落。由銅鑼灣到金鐘,一街都是溪錢飛絮。「國慶日之七月十四」,原來可以這般。

幾天後,10月4日星期五,下午政府引緊急法訂立禁蒙面法,火上加油,好像有一劇本,要把形勢導向危險的邊緣。下午的香港文學課仍如常。晚上越發緊張。致電部門,部門說大學沒正式停課,由老師自行決定。時態緊急,那時已接近開課時間,有學生在回校之中,我選擇課如常,但提早完結。結果也有十多人回來。我不知這是否可叫「免於恐懼的自由」,是否可稱得上微小生活的一點堅持。事實我比學生都住得遠。離開校園,列車去到九龍塘時有人在路軌拋下雜物,列車停駛我被困於車廂中。後來離開車站,路面交通癱瘓。一生人我第一趟由九龍塘行路到佐敦,中途見路障、搗毀、縱火,走了幾乎一句鐘。可幸途中在馬路中間截了一輛紅色小巴,省了我一點腳力。小巴也沒坐地起價,落車時十元找回一塊錢。我向小巴司機說了聲多謝。那夜凌晨,我坐上了從深水埗開往旺角的紅van。沒有人間蒸發,很久以後都不會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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