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国灵：逆权或风暴，我以眼目所见

人在现场，街角一个转弯私人的回忆袭来，人忽尔从“大世界”褪入“小世界”，而我说不出何者为大，何者为小（“大时代”为大吗？“小情小伤”为小吗？）

事到如今，有谁还有能耐细说重头，细听重头？其实不过不久前。对很多人来说，“反送中事件”作为一场运动或风暴，至今四个多月。个人会将时间座标拨得稍早一点：2019年3月31日，第一场的反送中游行。当然，那时未可称为“逆权”，而只是一场游行集会，但这天标示著“反送中运动”，由议会走到街头的开始。当日天色很好，游行人士不多，后来官方公布为一万人。民阵发起，举标语的有社民连，站台的是传统民主派人士等，几可预期。那天我参与了。那时，作判断十分容易，“反送中”摆明是恶法，议会的制度暴力昭昭在目，特首一边恃势凌人一边恃“善”欺人——说甚么为受害人“取回公道”连“同理心”都搬出来了。地狱的路由善意铺成，这回却是伪“善”的善。临走时跟台上的林荣基握了一下手，他对情况不感乐观准备赴台而去。我不知他认不认得我，我年青的时候到铜锣湾书店买过书，给他赠过书也聊过一下书话。但认得与否不重要，握手不过为传达一点道别和感谢之意。后来见到学术自由学者联盟几位学者拉著横额前来，于是又折返加入他们，集会后坐下来开了一个小会，无可献策，旁听为多。

第二次游行，4月28日，民阵公布数字为13万。这次比较特别是现场设“工殇纪念碑”，悼念刚离世的“工伤斗士 ”陈锦康（只消几个月，人们仍记得吗？）。这天我有事在身，没去。以上，可说是逆权运动的前奏曲。

然后是6月（是的，又逢“九”尾年，6月风暴，历史有规则的吗？）。6月9日，民阵公布数字，游行人数为103万。是甚么因素令人数几何级增长？都说是“完美风暴”，其实就是政府及其派系，做错太多太多的事，一石击起千层浪。但直至此时，我会说，一切仍是“日常”的。平日上班，周日游行。3月31日、4月28日，以至6月9日，都是星期日。警方事前发出不反对通知书。现场开路，或有意阻塞。一切没有溢出我们安排或被安排的生活秩序。于此来看，6月12日是一个转捩点。那天星期三。人们上班。政府一意孤行，立法会准备恢复二读辩论。当天走出来的人，都抱著力挽狂澜之心势要阻挡辩论恢复。但说真，当时很多人包括我，都很悲观，以为只可顶到一天。去到现场，人们占领街道，近五年前似曾相识的印象复来了，只是人们经历雨伞运动，大概知道长期占领并非上策。下午1时多仍风平浪静，到3时多闻说有警察在政总开枪，未几催泪弹在夏悫道如雨密降，在场示威者由金钟一直节节退守，到被赶至中环遮打道时已入黑了。

那天，我第一次戴上黄色头盔。那天，我知道保鲜纸包手的用途了，原来催泪烟除了呛鼻和灼眼外，留在冒汗的手臂上也有微刺感觉。我孤陋寡闻，当日才知道，催泪弹外还有催泪水剂，橡胶子弹外还有布袋弹。到遮打道时我记得遇到导演马，说到阻这恶法必须要动员全民，不能只靠一个阶层（或年龄层）。事实上，我一直认为这是一场全民运动，如果到过现场会知道。而当晚呢？我们看到特首的访谈（“孩子论”），我们见到她扳起黑脸急急把当日定性为“暴动”。事已至此特首仍坚持“初心”三天后才抛出“暂缓”二字（后来变了升级版“成语动画廊”：寿终正寝，名存实亡）。是这一错再错大错特错才燃起6月16日那周日的200万人上街。有谁仍记得当天是父亲节？今年有多少人的父亲节在街头庆祝，还是索性弃父亲而去？6月风暴，这三天堪写入香港史册，大家打了殊死一战。国际媒体也大概在此时，对香港抗争刮目相看。

如果说雨伞运动是乌托邦的、浪漫的，反占中则更近敌托邦，悲壮的。

6月风暴，悲情、恐惧开始弥漫，但在抗争方面，仍处于正面的充权阶段。不少人开始想到11月的区议会选举。此时因为艺术家白的关系，也参加了“湾仔起步”的一些会议，最初构想是组织一群艺术家参选湾仔不同选区。我也认真考虑过，但最后勒住了。我知道自己的性格不适合。性格之外，这回也触及到艺术家（广义来说）的身份。我想艺术家也非单一，但有一种，迟疑的、身体投入但总有另一个自己分裂出来站远的，很难站在台上振臂一呼，甚至齐声叫口号也是有困难的。我属于这一种。但无论如何，这次参与，也给了我不少冲击。以往游行示威我多是一个人，“命运共同体”对我太抽象，这回有一班人，认真的坐下来酝酿点东西，令我想到社区参与及其与创作的关系。大家望著的一点是7月1日。

7月1日游行，自2003年起不知参加过多少次了，有人说剧目如仪，但如果仍有意思，剧目还是要人的，何况其实细心看，街头观察仍可是丰富的。今年于我却有全新体验。一生人首次企街站，身上挂著“湾仔起步”的筹款箱，从下午2时许一直站到7时，双腿站得僵痛到后来才感到。这样我有了另一种视觉，是日帮忙筹款的多是年轻人，我是最超龄的一个义工了。这样的参与很微小，需要汗水、耐力和体力，以往人们向我派传单募捐，今回位置交换，游人如潮般流动而我是一个定点。完了和艺术家白和义工C才开始“游行”，向金钟政总走去，此时沿路的街站都在拆卸，一下子也有点“朝行晚拆”的营生感觉。然而这只有一天。下午有示威者冲击立法会大楼，警方这回仿佛布下“空城阵”般。去到“煲底”已是夜深。有几位示威者闯了入立法会大楼有选择性地进行破坏，并准备在12时宣读一份声明。当时政总一带气氛紧张，有人在现场呼吁“撤”，我终于留到声明读了，催泪烟气味在空中飘散。金钟地铁站开放所有闸机。是的，现在想来，在地铁还未成“党铁”与政府合作无间前，我记得，也许在更早的6月，夜里离开现场时，一次听到一段地铁车长广播异常咬字端正兼带有情感，一下子好像回到昔日时空般。也许不像国泰那机师般那么敢言真挚，但这段广播肯定有过，如果不是我思觉失调，这名车长后来的下场不知如何。

至于如果抗争者本人也时常濒于幻灭，以至总有虚无的影子在暗晃，这种内在摆动的暧昩状态，或者更近于自己，需要多一点哲学探索。

运动进入7月，以7月1日的和平游行，和冲击立法会大楼的“空城阵”展开。未几运动进入跨区化。区议会选举本就是一个地区议题。连侬墙开始在各区冒现，于隧道、于街角、于行人扶手梯处、于地铁站延伸于外的墙身上。那么轻巧灵动，盛载语句与能量，在还未有人“撕墙”和在连侬墙被袭之前。18区的想像打开了。示威地区化，7月6日屯门游行、7日九龙区游行，14日沙田等等。以往游行多在港岛，九龙游行印象中我只行过一趟，悼念李旺阳被自杀，游行至尖沙咀文化中心广场。这回却是由梳士巴利道出发，行去西九龙站，途经西九文化区已落成的戏曲中心，游行中略有倾谈的有拿著澳大利亚国旗打气的外国人，有中年妇说下周沙田她也会去。踏在西九龙的天桥和隧道上，感觉身体随脚步打开著一张城市地图，日常而又异样。地区游行跨至新界，形势越来越紧张，沙田警察闯入新城市广场拉人。21日晚上更发生“元朗黑夜”，白衣人施袭警察掉头走，后来在游行示威和街头涂鸦中成了印记，被广泛流传为：“七二一，唔见人，八三一，打死人。”27日警方拒向元朗“光复游行”发出“不反对通知书”（这纸东西后来也越来越没意思了，如果不是作为谋略），人们以充满庶民气息的“老婆饼日”回应，照常行街。大概在7月底，本属“本土派”地区性的“光复”二字变成全运动的口号：“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煽动与反击，义愤与仇恨并存，抗争与反抗争出现更复杂的元素。

踏在西九龙的天桥和隧道上，感觉身体随脚步打开著一张城市地图，日常而又异样。

8月上旬，我因著私事需要离港，有一种舍不得香港的心情，那时仍未想到：风暴仍漫长呢。这短暂离港却给了我另一种“身份”或角度来经历这场风暴。8月1日我飞北海道，原定8月5日回港，稍安一天，翌日乘晚上11时飞机飞威尼斯。事有凑巧，8月5日香港发起“三罢”（罢工、罢课、罢市），我回港的国泰班机延后一天至晚上11时抵港。也即是说，我没可能赶得上飞威尼斯的班机。我必须临时再订机票回港。网上一查，见不少机票临时起价。一个选择是我直接由日本飞威尼斯，但先要乘JR去东京，且机票甚贵。最后几经烦恼，我找了一班由北海道飞台北，临时办落地签证，出境，再入境飞香港的班机。这样，由北海道经台北至香港，我用了9小时。抵港时8月6日下午6时许，我拿著日本的行李，没回家即于当夜凌晨飞威尼斯。

说了那么多我想说的是，今回我不是上街的人，我成了是趟“三罢”的“受害者”；但当我听到身边人对此怨声载道时，我选择一声不吭，不为此事造成的不便和金钱损失抱半句怨言。我也曾向不认识的游客过路人略作解释（受影响的不仅是香港人，在机场跟一名返柏林的非裔游客谈起，他行程受阻，一脸无奈但表示理解）。事后想来，我甚至感谢是次“三罢”给与我史无前例的又一经验，从北海道到台北到香港，由香港到伊斯坦布尔转机再飞威尼斯，我在空中连续盘旋了两天两夜，有一刻人的感觉完全出神，不易入睡的我在半空中眼光光，伤心、疲惫与亢奋交错，很久以后我还会记得这一趟连续飞行的马拉松航程。是的，作为普通人，作为公民，如果真有作家的眼光和感受，其中之一，或者就是可以向比较不可预期的极致开敞，偶尔还可当作难得的经验和实验。如我于8月13日从威尼斯回港，又碰著“围堵机场日”，从没有那么多“陌生人”接机，甫踏进入境大堂一对对手臂递来层出不穷的自制传单和标贴，上一刻我仍是旅客下一刻入了境我又转换了身份，继续在机场逗留。回到家中听到有示威者阻止旅客离港，当下即觉得是过份了，也是当日出现了第一宗“私刑”（当时好像仍未有“私了”这词），形迹可疑的《环球时报》记者于机场遇袭。

8月炎夏，学生仍在放暑假。局面如何收拾呢？大家都猜到，即使9月开学，情况都不会中断。情况越来越严峻、复杂。社会暴力、仇恨升级，敌我双方，有时也难以分辨。偶有鼓舞事件，如818维园，“多你一个好多”。警方首回拒向民阵发出“不反对通知书”，只准维园集会，民阵改以“流水式”进行集会游行，当日大雨滂沱，从天后进入维园走向铜锣湾用了两三句钟（两三小时）。我走到较高位置拍了一幅遮阵。IKEA成了游行示威者的小食亭和休息站也蔚为奇观。是日，一枚催泪弹也没有发射。大概在8月下旬，“香港大叫”，不知谁发明，每晚10点大厦有人喊口号，隔墙“唱山歌”，也有不唱而在楼宇中照亮电筒或发光装置以作响应。8月23日“香港之路”，承接30年前波罗的海之路，香港多区晚上筑起人链，我在铜锣湾。8月29日“遍地开花放映会”我在AEON广场看了乌克兰纪录片《Winter on Fire》。国际关注香港，香港也接上一点国际视野。

文学总是非常害怕简单化，并对“真实”有锲而不舍的追求本能。如果抗争者必然也是“异见者”（不是为异见而异见），那异见不仅是相对于敌方。

9月开学前，部门自有开会商讨罢学之应对。较刺激的是今学期我替中大文化研究系开设了一门“香港论述”课，学生有本地生，也有初来港的内地生。都说人心在外，哪有心情上课。结果这门课出席率蛮高，还有人来旁听。9月情况越来越险峻、扑朔，人鬼渗透，社会仇恨越种越深。事件进入中美外交，9月8日人群集会于遮打花园，游行向美国领事馆。游行人士太多，短短的路程，沿花园道上经旧政府合署（久违了）再行至香港外国记者会，人们如蜗牛蠕动般花了三句钟。除了这游行路线，这天特别值得一记是，在这游行前夕，坊间出现了《愿荣光归香港》一曲。这首颇富宗教感的歌曲成为“香港之歌”，这天可说是滥觞，少有加入呐喊口号的我（其实这几月复叠著自身的伤痛，我由3月一直声带受损，一度完全失声），这天在花园道上也看著手机歌词唱起歌来（后来在时代广场也唱了）。行至中途突然收到警方要求游行要在一小时内结束，岂能如此？从雪厂街下来中环和金钟站已关，向左走向右走完全任随脚步，结果去了西营盘。当日下午有人破坏中环地铁站，以硬物击碎玻璃、用杂物堵塞出入口、纵火等等。这些片段占据了晚间新闻，白天花园道上烈日当空人们耐著性子蠕动的画面只占一瞬。泄气吗？愤懑吗？也许，亦有一点。

社会暴力升温，不仅在完全失控的警方一边，示威一方亦有。如果说雨伞运动是乌托邦的、浪漫的，反占中则更近敌托邦，悲壮的。社会出现一撮不惜/主张同归于尽、好让社会重新洗牌的“揽炒派”。当“蓝”、“黄”色谱成为一把量度万事万物的标准尺，我开始感到难以言说。蓝丝、黄丝不仅指人。有人传来一个传媒表，给一众本地媒体，标上由黄绿蓝深浅不一的色系。店舖也分黄店、蓝店。有些我认为也有参考价值。但我总觉，如果黄蓝是政见，人性的复杂远比黄蓝幽微。譬如说 ，如果我支持黄店，但我对大肆破坏目标商店（美心、中银、以至中资书店等）的行动也有保留，我的黄会否被调绿一分？民主不是说也尊重对方反对的声音或立场吗？又譬如说，当夹在人群中，我对警方的失控暴力深恶痛绝但始终喊不出“黑警死全家”这句株连式口号，我的黄会否又调绿一分？有朋友说她也不喊这句，但明白当中义愤填膺之情。是义愤吗义愤与仇恨有别吗？尤有甚者，当我听到人群中有人以性语言问候黑警老婆（“你老婆好X呀！”），而有人以一个单字粗口响应，然后是一阵窃笑声，这窃笑声何以使我心寒？窃笑好像比仇恨多一点。

这些片段占据了晚间新闻，白天花园道上烈日当空人们耐著性子蠕动的画面只占一瞬。泄气吗？愤懑吗？也许，亦有一点。

写字的人，敢情是一个文字超敏感者。随著反占中运动的发展，一套词语逐渐累积增生，网著整个城市。由最初非常抵死广东话式的“记你老母”、“叫耶稣落嚟”等，到“核爆都不割席”、“私了”等，到英文的”Be Water”、”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英语又好像偏“文明”）等。一些我觉得很好。但一些我总是有距离 ，我甚至无法用上“手足”、“义士”这些词，是我不够同心连气吗？敢情是我这名抗争者，骨子里是一个孤独的人。很多人在现场，但我并不一定觉得同行。人在现场，街角一个转弯私人的回忆袭来，人忽尔从“大世界”褪入“小世界”，而我说不出何者为大，何者为小（“大时代”为大吗？“小情小伤”为小吗？）究其实是我对任何形式的齐一合奏总有一点畏怯，即便是来自抗争的。我怕个体消融于任何形式的共同体中。在反送中追求人权、自由、公义的“公民社会”一面外，我也看到森林部落血肉原始的一面。运动燃起人性的光辉，也激出人类的兽性。“抗争者”中需要加入更多对“群众”的思辩——群众作为Crowd，群众作为Mob。自由斗士V煞众多，Joker也是有的。在和气的”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外，我也暗里听到旧约式的复仇：”Vengeance is mine, I will repay。” 在年轻人被高度赞扬、众人纷向其竖起拇指之时，在现场我也看到一些前线年轻人舍我其谁之情，以至后来一点盲动、鼓噪和暴戾，这些时候，除了割不割席这些词汇，除了加入美好的“青春赞歌”，我是否可道出或敢于道出青春更复杂的本相？一次在放映会后听到一个少年说上一代不懂争取民主就由我们这代做起，我对他支持之余，也想上前告诉他，不，不是，不完全是这样的。欲言又止，沟通谈何容易。在黄蓝光谱之外，其中人性之幽微，恐怕也不可全收衲于社会性的“公义论述” 之内，此时我觉得文学眼光有其必要，文学书写有其位置，文学总是非常害怕简单化，并对“真实”有锲而不舍的追求本能。如果抗争者必然也是“异见者”（不是为异见而异见），那异见不仅是相对于敌方。至于如果抗争者本人也时常濒于幻灭，以至总有虚无的影子在暗晃，这种内在摆动的暧昩状态，或者更近于自己，需要多一点哲学探索。

如果黄蓝是政见，人性的复杂远比黄蓝幽微。在人群中，我对警方的失控暴力深恶痛绝但始终喊不出“黑警死全家”这句株连式口号，我的黄会否又调绿一分？

走笔至此，文章已接近字限了。本欲说更多这事件中的思考，关于语言，关于身体，关于空间，关于宗教，关于情绪与创伤，关于艺术治疗的反思等等，只能留待他日有机会再另文书写了。

以上的个人纪实，我以眼目所见，我以身体所录，容我简笔续到9、10月。

9月13日，中秋节不是假期，但原来晚上的课很多都自行取消了，我如常在课室说香港故事。夜里知道，最美的一条香港人链绽放于狮子山（从此港人对中秋节的庆祝又添另一笔记忆）。月有阴晴圆缺，我没回家吃饭。

在现场我也看到一些前线年轻人舍我其谁之情，以至后来一点盲动、鼓噪和暴戾，这些时候，除了割不割席这些词汇，除了加入美好的“青春赞歌”，我是否可道出或敢于道出青春更复杂的本相？

9月28、29至10月1日，连续风风火火的几天。9月29日全球反极权游行，撤退时我一人窜入维园，只见平日总有人在打球的球场一片空寂，只有三几个印佣坐在龙门架前闲谈，如此逃逸路线，好像带我闯进了另一片平行空间。这种时空转换，说来也是我在这几个月的一种体验。早在6月9日大游行当晚，我约7时抵达政总，听闻晚上有升级行动，中间时间，就溜进了金钟AMC戏院看《阿拉丁神灯》。后来一次，金钟施放催泪弹射蓝色液体时，我溜进了香港艺术中心，临时买票，看了金绮泳的《肉体的约束》和查布洛的《屠夫》。电影院在双重意义上成了我的教堂，或另一种中间状态。外面一片天，戏院关起灯来又是一片天。戏院中的戏，现实中的戏，那一出更可观更匪夷所思？我只是还是不想，把外边上演的，单单看成一场戏。

10月1日，是日天桥上，有溪钱撒落。由铜锣湾到金钟，一街都是溪钱飞絮。“国庆日之七月十四”，原来可以这般。

几天后，10月4日星期五，下午政府引紧急法订立禁蒙面法，火上加油，好像有一剧本，要把形势导向危险的边缘。下午的香港文学课仍如常。晚上越发紧张。致电部门，部门说大学没正式停课，由老师自行决定。时态紧急，那时已接近开课时间，有学生在回校之中，我选择课如常，但提早完结。结果也有十多人回来。我不知这是否可叫“免于恐惧的自由”，是否可称得上微小生活的一点坚持。事实我比学生都住得远。离开校园，列车去到九龙塘时有人在路轨抛下杂物，列车停驶我被困于车厢中。后来离开车站，路面交通瘫痪。一生人我第一趟由九龙塘行路到佐敦，中途见路障、捣毁、纵火，走了几乎一句钟。可幸途中在马路中间截了一辆红色小巴，省了我一点脚力。小巴也没坐地起价，落车时十元找回一块钱。我向小巴司机说了声多谢。那夜凌晨，我坐上了从深水埗开往旺角的红van。没有人间蒸发，很久以后都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