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重磅:廣西文革天坑殺人案

坑殺後的第一天,老人的哀嚎、小孩的尖叫、女人的哭喊……混雜着從半徑五米的洞口散出。李太蘭把自己鎖在家中,三天三夜不敢出門。


唐雲洪、唐家美、唐映翔與黃天愛。 攝:許煬陽/端傳媒
唐雲洪、唐家美、唐映翔與黃天愛。 攝:許煬陽/端傳媒

敬告:本文部分內容涉及血腥暴力,可能會引起不適。

1967年10月3日清晨,43歲的唐家美聞訊飛奔回娘家時,哥哥們已不見蹤影。祖宅的房門早已被踹爛,上面留下大小不一的腳印,屋內傢俱七零八亂。唐家美癱坐在地上,腦袋一片空白,眼淚瞬間湧出來:「造了孽了!造了孽了!」

就在前一天深夜,一場屠殺地主、富農(下稱「地富」)及其子女的秘密行動席捲廣西全州三江大隊全境。共有76人被帶至鄰村黃瓜沖一個洞口半徑五米的天坑旁,然後,一個接一個被推入坑中。

半個世紀後,2017年1月1日,9名洞穴探險隊員赴黃瓜沖天坑探險,尋訪歷史的痕跡。兩年後,端傳媒在桂林輾轉找到他們,還原探洞的六個小時,亦數度走訪涉事村莊,希望能拼湊出50年前慘案的輪廓。時間沖淡了紅磚牆上「革命委員會好」的字樣,覆以「掃黑除惡」的標語;親歷者大多步入耄耋,或溘然長逝;但坑殺在人們心中剜下的洞,卻至今未能填補。

「都過了那麼久了,你們怎麼還來問?我都快死了,死了就好了。」2019年3月29日,端傳媒初次探訪大宅村時,95歲的唐家美這樣說道。

1. 土改來了

1950年,解放軍進村,拿搶指着她,「說你是地主,就是地主了。」

白色吉普車開到海拔800多米的東山鄉清水鎮,已接近2017年1月1日中午,探險隊員們穿上橙色衝鋒衣,徒步前往黃瓜沖。

組織者阿牛走在前頭。他1989年出生,河南焦作人,因對洞穴探險痴迷,常在網上搜集桂林附近的洞穴。2016年夏天,他發現「天坑殺人」的故事,迅速將信息散入群裏,結果一呼百應。隊伍裏的精靈(化名)是桂林本地人,他個頭不高,生得壯實。「廣西洞穴多,適合殺人。」精靈說,距桂林市區一小時車程內,「這樣的殺人坑就有三五個。」此外,還有廣西一間高校的表演老師老唐,他今年40多歲,聽過文革時期廣西人吃人的殘暴,這天想來「真實地見證歷史」。

探險隊很快來到天坑口。隊長蜘蛛(化名)開始設定錨點、指揮布局,他與阿牛同年,有豐富的洞穴救援經驗。

洞穴探險隊員赴黃瓜沖天坑探險,下坑前焚香禱告。

洞穴探險隊員赴黃瓜沖天坑探險,下坑前焚香禱告。圖:受訪者提供

紙錢點燃,青煙升起,隊員們在天坑口前例行拜祭。村裏的老人們上前勸阻:「你們不要下去啊,下面有惡靈!」「我們路過都要繞道走!」這時,老唐才發現,附近的草叢裏散落着紙錢、塑料花和燃燒過的蠟燭——原來這些年,村民們一直在祭拜——「或許是在贖罪吧。」老唐想。

隸屬全州東山瑤族鄉的黃瓜沖位於廣西邊緣,距最近的縣城也要37公里,它與湖南交界,翻過幾個山頭、趟過山野險徑,便可抵達那邊的零陵地區。

今年3月,端傳媒初次拜訪黃瓜沖。恰逢雨季,村民們包着頭巾,褲腿高高捲起,拉頭牛,在田間地頭勞作。八個月後,待作物成熟,他們再揹着成袋成袋的野菜、辣椒和芋頭,到另一頭的湖南找買主換錢。日子雖不餘裕,但在村民李太蘭看來,「也安穩、踏實。」

這也是唐漢鳩一生的構想。在女兒唐家美的記憶中,父親「聰明、勤奮」。小時候,四兄妹鮮少見到父親,「每天天沒亮,他就下地了。」

「他也是農民出身,從湖南過來,有次放牛才看中這裏。」如今73歲的孫女唐映翔還記得爺爺說過,「他喜歡這裏的安靜。」

民國19年,靠「種豆子、磨豆腐」,唐漢鳩攢下第一桶金,在大宅村後山買下六畝地,種上水稻、玉米。很快,唐漢鳩舉家遷到這裏,在村東購置了一座大宅,「六間房,對開式」,唐映翔記得最清楚的是,從大門穿過客廳,還要經過兩個天井,「村裏人都羨慕我們」。

唐家美的大姐唐老俊18歲時,被父親許配給同村的地主。姐姐的新家是一幢灰色吊腳樓,由青磚砌成,兩層高——在家家戶戶還是茅房、瓦房的年代分外耀眼,就連二樓的窗戶都雕刻着「富貴」二字。「那是我見過最好的,寬敞、氣派,特別美。」唐家美說,她盼望自己日後出嫁也能住上這樣的房子。

每逢農忙,唐映翔起床都會看到家門口坐着一排農民等着派活,工錢每天一毫五仙。逢年過節,唐漢鳩還會給長工們派發米粥,他因此在村裏贏得不錯的名聲。

「我們幾個小孩這裏跑,那裏闖,誰管誰是地主的兒子,什麼階級。」唐順福說,「那時,我們還不懂中國的現狀。」

那時,村裏人不用「地主」這種詞彙,也沒有階級概念。下畝田村位於大宅村西北方向三裏處,村民唐順福五六歲時,每天和唐玉福一起放牛、玩泥。

「玉福他爸在村頭有很多地。」唐順福比玉福小一歲,出身貧農,「我們幾個小孩這裏跑,那裏闖,誰管誰是地主的兒子,什麼階級。」唐順福說,「那時,我們還不懂中國的現狀。」

對於地主,如今82歲的三江村民黃林愛(化名)至今心懷感激。1940年代,她在當地一戶地主家做農活,逢年過節,都被分到兩袋5公斤的米和一筐玉米。年底,他們還會和地主同桌吃飯,熱騰騰的桌上,有菜,有雞,也有魚。

直到1950年,一場革命轟然而至。唐家美記得,解放軍進村了,拿搶指着她,「說你是地主,就是地主了。」

今年6月,大宅村村民下地種田。

今年6月,大宅村村民下地種田。攝:許煬陽/端傳媒

2. 民兵崛起

「毛澤東講個什麼政策,你要跟着走。」

兩塊磚頭大的石頭丟下去,沒有響。

蜘蛛蹲在天坑邊,以9.8m/s的重力加速度估算洞穴深度:60米——在眾多洞穴中,它並不算深,但阿牛很快得出個殘忍的判斷——人掉下去,大約百分之六七十會死,「死不了的會非常非常疼。」

下午兩點,蜘蛛帶領隊員們下洞。距離洞口四五米深處,老唐輕觸洞壁,「冰冰涼涼的」,他將雙腳向洞壁蹭去,「完全撐不住。太滑了!」在水流經年沖刷下,天坑洞壁筆直、光滑。「就算世界攀岩的高手也爬不上來。」言及於此,寒意爬上老唐的背脊。

寒意從1950年就瀰漫開來了。據當地縣誌記載,當年12月起,全州全境260個行政村在短短四個月內完成了土地改革(下稱「土改」)。全縣共沒收18.06萬畝土地,收走了1.64萬間房屋和495頭牛。

在1950年6月發表的《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中,毛澤東提到,「土地改革的完成是獲得財政經濟情況根本好轉的首要條件」。但實際上,「就是把槍頭對準地富,」研究川東(編註:原四川東部)土改的學者譚松說,「利用土改奪財」。

以全州境內其中的109個行政村為例,土改後,地主和富農的人口比例均下降至不足10%,中農、貧農則分別從先前的24.37%、12.67%升至32.58%和47.56%。

暴風驟雨的土改運動將兩千多年的鄉紳文化連根拔起,並代以馬列文化,以達至統治「基層政權」的最終目的。「就是肉體上消滅後,文化上再摧毀,讓受害者恐懼,得益者感恩。」譚松解釋道。

「如果你叫地主,那就比狗都還要賤。」唐家美說。土改後的頭幾年,但凡有人從她家門外經過,都要進來唾棄,「人人都說我有罪。」

母親的死成為她心頭揮之不去的陰雲。1952年,瓜分土地之後,大宅村民兵進而對地富展開抄家。四五個人闖進唐家美的家,搶走金銀、煮飯的鍋,連母親身上的衣服也被人扒了。第二天早晨,唐家美推開門,看見一根粗實的繩子繫住母親的脖子,「她上吊死了。」

彼時父親唐漢鳩已病逝多年。母親去世後,唐家子女被人趕出宅子,住進隔壁的茅草屋。喪禮也草草結束,哥哥們把母親的屍體用席子一裹,葬在了後山。一年後,哥哥唐家清被幹部們誣陷「藏槍」。在群眾專政年代,指控不需要證據,幾個幹部商量好,案件「一錘定音」,他被關進了全州監獄,直至1964年才被釋放。

今年95歲的唐家美是大宅村地主唐漢鳩的後代。

今年95歲的唐家美是大宅村地主唐漢鳩的後代。攝:許煬陽/端傳媒

唐家美也沒有如願嫁入地主家,為改變身份,她嫁給同村的中農,相繼誕下兩個兒子。1960年,全縣大搞「反瞞產」運動(編註:大躍進時期,糧食徵購困難,政府認定農民有糧不交、隱瞞產量,遂展開反瞞產運動),出現大量浮腫病,兩個兒子相繼死於饑荒。

唐家美的女兒劉俊香記得,那以後,「我媽每天坐在家門口,總說自己『造了孽了』,『造了孽了』,我們問她,到底造了什麼孽這麼苦啊?」

三江大隊的村民們進入了一套新秩序。權力塔尖上的村幹部統管生產,決定每一個人的工分,(編註:工分制多見於農業生產合作社和農村人民公社,主要用於衡量每個人的勞動量,並以此決定其勞動報酬)。在饑荒頻發的六零年代,「那(工分)就是我們的命。」一位村民回憶道。

三江村貧農黃有才曾因勞作時間太長,衝撞了村幹部,結果工分被扣光,遭到打罵訓斥,兩天兩夜沒吃東西。飢餓難忍,他很快向幹部們認錯,接受每天長達15小時的高強度勞作,「耙地、挑糞、蒿草.....什麼都要做。」

守護這套秩序的是民兵。下畝田村的民兵唐玉才回憶,那時,民兵分兩類——普通和基幹民兵。前者可以深入百姓的私人生活,監控並記錄每個人的舉止、態度和言行;後者可隨意攔截路上的村民,盤問其身份、階級、家庭信息......用唐玉才的話,「那是更勇敢的民兵」。

「勇敢的民兵」擁有特權,他們5人為一組,配備槍械,遇到「不聽話」的地富,「打打他,罵罵他」,也可以隨意抓捕、關押——「一切為了社會穩定。」唐玉才說。

這是1949年後建立的準軍事制度。它沿襲自民主革命的「農民協會」,成員大多由農民構成。1927年,在《湖南農民考察運動報告》中,毛澤東曾提到:「這是革命力量中最堅定的一支」,他們「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壓抑不住。」

「這也是一群流氓無產者。」譚松說,他們大多出自底層,「無所事事,一無所有,素質很差。所以,下起手來,也特別狠,特別毒。」革命年代,為打擊地富,這樣的人經常得到提拔,並構造出一條「奪財、害命、劫色」的流水線。

三江村委下轄的橋頭村是民兵營長黃天輝的出生地。在他被槍決後的三十年,村民們仍談虎色變。「他霸道、喝了酒會發瘋。」一位村民模仿起他大搖大擺的走路姿勢,「走路都橫着走的。」那時,誰家小孩不聽話,也用這個名字嚇他。

正是黃天輝讓唐玉才當上民兵的。1950年,因在土改抄家運動中表現優異,唐玉才一家九口得到了7畝地。「你不能亂想,不能亂說」,更重要的是,「毛澤東講個什麼政策,你要跟着走,跟着共產黨走。」憑藉忠誠,他當上了民兵。

唐玉才。

唐玉才。攝:許煬陽/端傳媒

唐玉才今年88歲,國字臉,小眼睛,膝下有7個子女。他至今相信是那封信為命運轉變提供了助推力。信是早年北上投軍的哥哥寄來的。「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上甘嶺......他為這個國家去了18年!」

收到信的頭幾年,他家裏總來幹部。六十年代,村村寨寨鬧饑荒,但逢年過節,幹部們抱着大袋的粑粑、野菜、糧食前來慰問,浩蕩的隊伍至少有100人。「原來你家有個軍人啊。」幹部們紛紛驚歎。

唐玉才洞悉命運變化的原因——「他曉得你家裏有軍人」。但關注越多,負罪感卻越重:「我矮小,沒學識,無法像我大哥一樣參軍。」當上民兵後,唐玉才反覆告誡自己,要更積極、更賣命。

3. 批鬥大會

踢多了他才知道,原來暴力會上癮

強制勞動如影隨形。幹部們一聲令下,地富們全部成為免費勞動力。零下幾度的大冬天,唐家美曾上山砍柴、到大隊生火。幹部們餓了,他們趕去大隊裏做飯。各村放紅色電影,也由地富們扛起一台老式放映機,在六個村落「吭哧吭哧」來回搬運。

唐家美曾向幹部們提出質疑,自己嫁給中農,為什麼還要做苦力?「你們小時候也享了福」——那是她得到的唯一解釋,也是第一次懂得什麼叫作「連坐」,是「身上的罪永遠也洗不掉了」。

貧農出身的唐磊記得,鄰居「塘邊奶奶」土改前嫁給了地主。階級鬥爭最劇烈那幾年,每天有人捆綁她的手,踹她到牆角,在她頭上拉屎,民兵唐玉才的兒子還在她嘴巴邊撒尿。

唐磊的父親唐惠普(音)心疼「塘邊奶奶」,為她煮粥,卻被村幹部打成「漏網地主」——「讓她餓死也不能和她來往。」唐磊的姐姐唐芳記得,那時父親每天遭到全村人的拳打腳踢,家裏的糧食也被收走了,還被趕到村外修水庫。直到有一天,唐磊推開塘邊奶奶家的門,發現她一動不動,渾身爬滿蛆。

虐待愈演愈烈。80歲的村民黃愛花(化名)至今能數出9種懲罰花樣——「吊、跪、綁、蹲水缸、剝衣服、坐老虎凳、變狗叫、在頭上壓石頭、放火燒陰毛。」

「沒人捱得住。」黃愛花的哥哥在大隊裏挑柴火。有一次,因勞作太辛苦、隨意抱怨了幾句,被民兵懲罰「蹲水缸」。他們揪住哥哥的頭髮,強行按入一米深的水缸,反反覆覆——從那以後,哥哥每次耳朵進水,就會渾身顫抖,大聲痛哭。

新建的大宅公堂。

新建的大宅公堂。攝:許煬陽/端傳媒

說到底,還是批鬥大會最可怕。它殺伐果決,肆意妄為,沒人躲得過,形塑起那個年代的集體暴力。

「你每天聽,每天聽,到最後,你根本分不清對錯。乾脆不管了,只要地富,統統都有罪。」唐磊說。

彼時在各村公堂前,有一座水泥台,村民們稱為「總廳」。平時總廳用來開大會、放電影,全村的婚喪嫁娶也在這裏舉行。1952年,它成為階級鬥爭的舞台。村幹部把「犯錯『的地富們五花大綁,讓他們在台上跪成一排,再提起削好的竹片挨個兒打,「腦殼、背殼,打得到處都是傷」,唐家美說。

她記得,也是從那一年起,針對地富們的監控系統啟動。每天傍晚,地富們被民兵帶到大隊接受幹部的審問——今天做了什麼,家裏每個人做了什麼。

一開始還有些抵觸的唐家美見識過批鬥後,迅速學「乖」了。「他問什麼,你說什麼,說了他就不打你了。」再說了,「你幹嘛騙他們呢?」

下畝田村民的唐磊記得,批鬥台上的口號總是在變:今天是「你是豬,你是狗,你是萬惡的寄生蟲」,明天又變成「牢記階級苦,不忘血淚仇」。

「你每天聽,每天聽,到最後,你根本分不清對錯。乾脆不管了,只要地富,統統都有罪。」唐磊說。

1956年,唐順福在批鬥的高台上看見失蹤于田野的童年夥伴時,他會隱隱作痛。「幾個五六歲的孩子被人綁着手,和大人跪在一起。」背後豎着的破爛木頭上寫着「萬惡的剝削階級」。

「可五六歲的孩子能剝削什麼啊?」他將疑惑丟向大人,但大人們也沒有答案。後來再有批鬥會,唐順福也參加,有口號,他喊,地主被批鬥時,他也上前踢兩腳,踢多了他才知道,原來暴力會上癮。

再次撞上舊同伴,唐順福告誡對方:「你別和我走太近」。他知道,如果不劃清界限,「人家會說我『對毛主席不忠』,『對無產階級不忠』。那是天大的罪。把你綁起來,吊起來,打成地富,一輩子活在恥辱裏。」回憶起那段往事,他用了一會兒功夫才冷靜下來,「那時候, 我們不把人分好壞,只講階級。」

貧農出身的唐順福。

貧農出身的唐順福。攝:許煬陽/端傳媒

批鬥會變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唐玉才回憶,1965年以後,每月至少有4場批鬥,每年3次大會。每次大會前,村民們就馬不停蹄地蒐集舉報材料,材料沒有邊界,包括鄰里的表情、態度或僅僅只是日常聊天。

大罪加小罪,構成了三江大隊的警戒線。唐玉才記下了這樣的規定:下地生產時,偷懶、講閒話算作小罪。小罪被定性成「破壞作用」,犯人只須接受思想教育。與之相較,「說毛澤東不對,說共產黨不對」就是「反革命」的大罪——會有幹部專門上報,上級作出批示,甚至發生過對「犯罪者」實施私刑的案例。

曾參與文革平反的地方幹部王德佳告訴端傳媒,他在1984年走訪中發現,在東山鄉白寶木嶺村有一片一百畝的大草坪曾執行過私刑。開批鬥會時,幹部們會將革命積極分子安排進群眾隊伍中,煽動仇恨,製造殺人氣氛。緊接着,幹部們帶頭問:「要不要殺他」,沒等群眾回應,「民兵舉起馬刀,就把人家的頭給砍了。」王德佳說。唐玉才記得,他曾用此法解決了四名與自己有私怨的地富。

意識形態的狂潮迭起,階級鬥爭越來越激烈,地富數量急劇增長,民兵也隨之增加。1965年後,三江大隊招募了一批新民兵。端傳媒走訪六個村落,不完全統計發現,截至1967年7月,三江大隊下轄的六個村共有約一百名民兵,監控着76名地富及其子女及近800個村民。

在這套嚴密的監控系統裏,不同位置的人遵從着各自的行為規範,像是設置了固定問答功能的機器。唐順福記得,1965年前後,村裏開批鬥大會時,台上的幹部們面對地富呼喊:「打不打他」,底下的他們只能回答:「打他」,或者「殺他!」不可以沉默,更不允許其他表達——語言單調,如同《1984》中的「新話(New Speak)」。

而一份文件的發表令局勢雪上加霜。1967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了《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地、富、反、壞、右......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一律不準外出、不準改名換姓、偽造歷史、混入革命群眾組織。這些分子,如有破壞行為,要依法懲辦。」

《規定》觸發三江大隊監控進一步升級。多位村民向端傳媒證實,從當年8月開始,三江大隊的每位地富都增設了兩名民兵看守,白天出門前,點人頭;下地幹活時,被看守;入夜歸家後,民兵再用牛繩將其房門鎖死,貼上紅色封條,防止地富出逃。監控長達一個半月。

這是一個被忽略的危險信號,背後是長達15年的宣傳滲透。譚松說,1950年後,包括詩歌、文學、戲劇、影視等醜化地主的作品相繼問世,包括人們耳熟能詳的《白毛女》(編註:1951年上映的電影,講述貧農的女兒被地主霸佔後,逃進深山叢林,頭髮全部變白,後被八路軍解救)、《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編註:1957年發行的歌曲,主題是媽媽向孩子們回憶自己遭受地主迫害的經歷)……在譚松看來,這些作品目的就是「把對地主樹立為階級敵人,將仇恨根植在人們心中,融入到血液裏」,為打擊地富、搶奪其財產,構建合理性。

一種可能性卻被忽略了。群眾仇恨一旦得到培植,「上面稍有煽動,底下就容易造成屠殺。」譚松說,歷史上,典型案例如二戰期間納粹屠殺猶太人。

英國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在《現代性與大屠殺》(Modernity and Holocaust)中,引用過哈佛大學社會倫理學教授赫伯特·C·凱爾曼(Herbert C. Kelman)的結論。他指出,變成集體罪行的罪犯需具備三個條件:暴力被賦予了權威、行動被例行化、暴力受害者被剝奪了人性。第一個是前提,後兩者是暴力的加速器。而三者具備,屠殺的劇本就已譜好。

「那時候, 我們不把人分好壞,只講階級。」

三江大隊的人們沒有聽過屠殺猶太人的故事,也不知道齊格蒙是誰,彼時,他們只關心自己能不能吃飽、會不會被鬥。

「媽的!誰知道他要殺人啊。」問及那場屠殺時,三江村民劉樂富(音)朝地上啐了一口,恨恨道。

黃瓜沖天坑附近的的水潭。

黃瓜沖天坑附近的的水潭。攝:許煬陽/端傳媒

4. 最後一夜

「我們也要動手,先下手為強!」

探險開始兩小時後,五名隊員已抵達洞底。氣温不到10度,隊員們搓着手、哈着氣,精靈猜測:「他們會不會被凍死?」

但也可能被砸死。天坑洞底大約五十平米,凹槽遍布,四處碎石——「村民說,這是推下地富後,民兵搬石頭砸下來的,砸碎了。」阿牛說。

隊員們走上右前方的斜坡,一邊走,一邊踏過疑似地富們的遺物和後人的祭拜物:橡膠鞋底、碎布料、啤酒瓶子......但沒有發現骨頭,「我們還以為搞錯了。」老唐回憶。

「太冷了!」站在洞穴中央,蜘蛛打了個噴嚏。他俯身撿起枯枝,打火,煙霧升騰。白煙向上飄揚時,蜘蛛「哇——」地叫起來——在陽光和火焰煙霧交疊下,洞口「血紅血紅的」。

就像1967年,風暴的前夕。

「聽說要殺地富了。」這是屠殺發生大約20天前,在大隊做生產的村民黃肖唐(化名)聽到的消息。但他後來依然沒能救下地主出身的姑姑和叔叔——那時,民兵之間也互相監視。

屠殺的氣氛醖釀已久。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發,中國科學技術大學3000名學生被迫停課,20歲的學生黃塞陽從北京回到桂林時,發現家鄉的人「都瘋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時,20歲的黃賽陽被迫離開母校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回到家鄉桂林。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時,20歲的黃賽陽被迫離開母校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回到家鄉桂林。攝:許煬陽/端傳媒

在桂林下轄的臨桂縣,黨政機關被群眾攻下,包括縣委副書記在內的19名幹部在批鬥中遭到群眾處決;在246公里外的武宣縣,幹部帶頭將地富挖肝剖心的「人吃人」運動也將在一年後上演.....「全部都瘋了!」雖患腦梗,如今73歲的黃塞陽依然堅持發動當地志願者記錄廣西文革。他想弄清楚:為什麼家鄉的文革那麼殘暴,「為什麼那麼多人會死?」

學者宋永毅曾對廣西文革做過抽絲剝繭的分析。他指出,廣西是文革重災區,全區冤假錯案近23萬件,據檔案記錄,有名有姓有地址的被打死和迫害致死者至少有89700人,加之無名死者和「失蹤者」,死亡人數實際高達12至15萬,居全國之首。

宋永毅提到了一個關鍵人物。在全國所有省市的第一書記或被打倒、或被調任的十年裏,廣西自治區第一書記、廣西軍區第一政委、號稱「廣西王」的韋國清卻始終不倒,並得到廣西軍區各縣武裝部和基幹民兵的極力支持。

韋國清堅固的地位來自軍功和革命年代的戰略地位。他是紅七軍、新四軍出身,國共內戰期間,曾出任有名的三野蘇北兵團司令;1950年,法越戰爭(又稱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期間,他任駐越南民主共和國軍事顧問團團長,參加指揮邊奠府戰役;1955年,42歲的韋國清被授予上將軍銜。

文革爆發後,中國正處於「抗美援越」之際,毛澤東想借此與蘇聯爭奪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領導權。與越南交界的廣西則是「抗美援越」的大後方——韋國清的重要地位不言自明。

但韋國清並不是毛澤東的嫡系。文革初期,毛澤東發動造反群眾對韋國清進行「炮打」和「火燒」,檢視他的忠誠度,但又不把他撤離,仍要他擔任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的組長。

中央的態度為韋國清和造反派埋下了仇恨的種子。宋永毅指出,韋國清不敢對支持造反群眾的毛澤東和文革有怨言,而「一旦他大權在握,對那些反對了他的幹部群眾就決絕不會心慈手軟了」,宋永毅在《血雨腥風中的廣西文革》中分析道。

正是韋國清的默許,廣西文革期間發生過屠殺『四類分子(編註:土地改革時出現的政治標籤,主要指地主、富農、反革命和壞分子)』的階級滅絕行動和相當規模的『人吃人』運動......「這是中國大陸和平時期從來沒有過的。」宋永毅在2018年接受端傳媒專訪時說。

黃塞陽保留的廣西文革史料。

黃塞陽保留的廣西文革史料。攝:許煬陽/端傳媒

這是天坑殺人的背景,不是它爆發的直接原因。在宋永毅看來,作為廣西文革灑下的「第一滴血」,天坑殺人與地緣有更大關聯。

「天坑殺人的內在理路和湖南道縣屠殺幾乎一模一樣。」留德歷史學博士梁強彪(化名)告訴端傳媒,它們都是通過「製造四類分子趁機造反,進行階級報復的謠言,再煽動屠殺,先發制人。」

1967年,湖南道縣針對「四類分子」的屠殺持續爆發。在《血的神話:公元1967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中,學者譚合成記錄道,從當年8月13日至10月17日,貧下中農組織人民法院判決,並以活埋、槍殺、刀砍、沉水、身上放炸藥等方式殺害「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3576人及他們的子女4057人,貧下中農1049人。在零陵地區,「殺絕黑七類」、「打倒黑五類」的白底黑字已貼滿了街道。

這股「殺人風」很快飄到了廣西,風暴一觸即發。

1967年10月2日,三江大隊召開了一場幹部大會。參會的大隊會計黃天愛對端傳媒回憶,當天上午,「天輝去區(東山區)裏開了個會。」他至今不知道會議內容是什麼,只見他回來後,「很興奮,眼紅紅。」

當天深夜10點,黃天輝於大隊召開會議,向在場大隊30名幹部下達屠殺令。「湖南道縣紅華的四類分子要暴動,群眾起來殺了一批四類分子,我區斜水公社也開始行動了。」他鼓動幹部們,「我們也要動手,先下手為強!」

「沒一個敢說不。」黃天愛回憶。

公社醫師唐富坤支持黃天輝的決定。他表示,地富子女也「要一掃光」——「人不斷根必有禍,草不斷根必有生。」

大隊治保主任楊隆義提出質疑:「我們做事要講政策、講策略。」他再三問黃天輝,屠殺地富是不是上級的決定?現場,楊隆義的質疑得到了民兵幹部唐甫元、黨支部委員黃於祖的支持。

遲疑很快遭到了壓制——「其餘的地富子女給你們管,你們管得了嗎?」黃天輝嗆聲道,「哪個不同意,就是和地富有聯繫!」

此時,唐甫元再次請求黃天輝請示上級。

「我區裏開了會,難道這點不曉得,一切由我負責!」黃天輝一口回絕。

黃天愛說,「有貧下中農到地富家招親的,也有地富及子弟到貧下中農家招親落戶的,殺了不好,會引起動亂的。」

幹部們遂主張區別對待,最後定下標準:和地富家聯姻的貧下中農男女不殺;娶了貧下中農女子的地富家男子要殺;嫁給貧下中農的地富家女子不殺——酣睡的唐家美、唐映翔就這樣逃過了大屠殺。

接下來討論行刑地點。大宅村民兵營長王光裕建議,將地富們丟入黃瓜沖天坑——那是一片險惡之境,在當地有「無底洞」之稱。小時候,唐映翔與爸爸一同去附近犁地,「石頭丟下去,它(天坑)哐啷哐啷地響」。就在坑殺的五年前,李太蘭還記得它「吞掉了」兩頭牛——天坑由此成為村民心中惡的象徵。

會議結束已是凌晨兩點。黃天輝向幹部們下達最後通牒:「不管是親戚還是朋友,不能通風報信,誰走漏了消息,就接受地富一樣的待遇。」緊接著,楊隆義統計被丟坑的地富名單。以村為單位,黃天輝分配殺人任務,沉浸在即將到來的屠殺狂歡中的幹部們宰豬、加餐。

黃天愛找了藉口回家睡覺,「那是殺人的事,犯法的!」他向端傳媒回憶。但直至清晨六點,他都未能入眠。

而此時,酣睡的地富們並不知道,他們已被強制推進了生命的最後一夜。

三江公社大隊會計黃天愛。

三江公社大隊會計黃天愛。攝:許煬陽/端傳媒

5. 坑殺

「慢點兒,等我打一槍再推嘛。」

傍晚六點,9名隊員們全數抵達洞底。沿着斜坡,隊員們走向最深處。阿牛忽然叫起來:「哇,這麼多!」眼前,數十根白骨從泥土裏露出:成排的牙齒、背骨、腿骨、胸腔骨......混着青草味、紮實地嵌在土裏,彷彿刺入歷史的細長鐵釘。

「原來這裏有個洞!」斜坡盡頭,阿牛又有發現。他旋即招呼隊員們過來,翻查地圖。「那裏原本有條地下河。」阿牛分析,如果被丟下去的地富們沒死,或許可以從這裏逃生。

這個猜測旋即被推翻——洞口被很多砸下來的碎石堵住了,「或許是石頭墜落後,被水流衝過來的。」阿牛猜測。

屍骨遍布的場景揪住了隊員們的心。在洞口,裸露於濕土的屍骨越來越多,「光露出1米厚的粘土就全是骨頭」,阿牛說,下面或許更多。

老唐走上斜坡,張開雙臂,平躺在屍骨上,「原來死亡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躺在這裏,望着上面的光,卻上不去了。」老唐感歎,「好絕望啊。」

1967年10月3日凌晨兩點15分,第一波劇烈的踹門聲衝進大宅村。從夢中驚醒的村民以為是「日本鬼子殺回來了」。但當他們發現是民兵後,卻更加膽怯,「不敢出聲,不敢動。」

那一夜,抓捕行動持續了三個小時,打鬥聲、哭號聲、慘叫聲此起彼伏,瀰漫了整個村落。同一個時間,三江村、橋頭村、東江村、宅樂坪村也相繼展開抓捕。

唐家美說自己那晚睡得特別沉,沒聽到任何聲音。不過,這個陳述遭到女兒劉俊香的質疑。當晚,劉俊香也被劇烈的撞門聲驚醒,她起身看到母親在被子裏翻來覆去,「聲音太大了,她根本不可能睡着」。

村民劉滿軍(音)聽到外面的求救聲,他躲在瓦房的窗口背後,雙腿發抖,狠勁兒地捂着嘴,卻捂不住「砰砰砰」的心跳。

今年73歲的唐映翔是唐家美的侄女。

今年73歲的唐映翔是唐家美的侄女。 攝:許煬陽/端傳媒

三點多,唐映翔循着撞門聲出去救人,卻發現家門口站了兩個民兵,門也貼上封條。「你根本出不去!」不敵恐懼,她又將身子縮回去了。

不斷有地富們被牽出家門。他們的左右肩被民兵用牛繩各綁了兩次,雙手反剪,腕關節也打上死結了。當晚參與抓人的唐雲洪向端傳媒示範起抓捕動作:「這樣他們才不容易跑啊。」他笑起來。

天矇矇亮時,被捆綁的地富們被丟在各村公堂前,下跪。

透過窗戶的洞口,劉滿軍看見「一共30多個,臉上都沒有表情」,「沒有人哭,也沒有人鬧」,只聽到民兵不停地辱罵。

不久後,歷經徹夜抓捕、辱罵、毆打的地富們被悉數推上石板路,埋着頭,一個接一個,連成一道近百米長的隊伍。沒有一個村民敢出來營救,當年只有10歲的村民唐禮成(化名)目睹這列縱隊在村尾的轉角處消失。「我們太小了,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今年4月,在村民的帶領下,端傳媒重走這條「死亡之路」——它和50年前一樣荒草滿地,行至高處,石板路寬不足半米,若人不慎踩空,便跌入百米下的山林。

1967年10月3日下午兩點過後,第三次抓捕行動在下畝田村爆發,唐順福正與父親從山上割草回家,撞上30個民兵衝進村裏抓人,捉走了4戶地主、4戶富農。他嚇到腿軟,以為全國都在抓地富了,「以為是毛澤東下的令」,「那是毛澤東決定的!誰敢救?!」他說。

下畝田村的地富後代唐幸林(音)拼命掙脱繩索,奔向山下數百米外的平地。但跑到一半,民兵還是追上來了,在黑葱塘嶺的水塘,將他包圍。令唐玉才至今無法理解的是,唐幸林沒有投降,而是衝破了他們的封鎖,奔向百米外的水潭,縱身一躍。

這一舉動並未激起民兵們的同情。唐玉才說,唐幸林無論如何都要死——「他活下來了,知道你要殺他,還不殺死你嗎?」他說。

10月3日下午,黃天輝再次下達屠殺令。一些入贅到外地的地富子弟亦未能倖免。根據全州縣的文革檔案記錄,三江村的蔣能奇入贅黃龍公社弄巖村,當天返回公社撿藥,被民兵發現後,丟入坑內。第二天,民兵們又將在零陵羊巖頭和長家灣入贅的地主唐保安和唐建春抓回,一併坑殺。

在10月3日清晨,黃瓜沖村村民李清連(化名)看見了緩緩走來的隊伍。「他們五六十人,男男女女,孩子騎在大人身上,沒有哭,沒有鬧。」一個中年男人從隊列裏走了出來,蹲在水潭邊,捧水洗把臉,又自覺回到隊列中了。李清連不明白,「他為什麼不跑啊?」

清晨六點半,地富們身體挨着身體,站在天坑邊,烏壓壓一片。民兵給出兩個選擇:要麼主動跳入坑內;要麼遭到一頓暴打後,再被推入坑中。

蓄積已久的絕望終於爆發了。

大宅村唐家美家附近,村民們正在談論天坑殺人一事。

大宅村唐家美家附近,村民們正在談論天坑殺人一事。攝:許煬陽/端傳媒

大宅村地主劉香元首先跪在天坑邊,哀求道,倘若他主動抱着一個孫子跳坑,是否能換取另一個孫子的生存權。另一個地主唐老金也向黃天輝求情,如果他抱着1歲的孫女跳下去,「能不能把我孫子留給我媳婦(貧農出身),他沒有罪。」

這些請求都被拒絕了。

當地民辦老師蔣鸞鶯掏出毛主席語錄本:「你們這樣做,有無這樣的政策?」

「誰管你政策不政策,不給你講話。」黃天輝回嗆道。她很快遭到一頓暴打,也被民兵推下坑中。

民兵們甚至饒有興致地品嚐着嗜血的滋味。宅樂坪地主王紹榮快被推下坑時,被民兵楊雨生叫住:「慢點兒,等我打一槍再推嘛。」他撐起槍桿,將王紹榮頂入洞內。

人們聲稱沒有聽到哭喊或求救。家住在距離半山100米的李太蘭篤定地說:「那天我去鎮上教書了。沒看到。」距離天坑不到百米的村民李天夫說:「我們哪裏聽得到,都在睡覺呢,這是三江大隊的事。」

坑殺爆發的第二個下午,消息傳到了縣城。李太蘭回憶,「是縣裏下了文件,叫他們不能再殺下去了」,屠殺才被遏止。

但為時已晚。據官方文件記錄,這場屠殺共奪走了76名地富及子女的生命。其中,在1950年後出生的、彼時尚不滿18歲的共31人,最小的不足一歲。最多的一戶共有9人被坑殺,逃亡失敗的兩人中,一人上吊自殺,一人投河自盡。

6. 平反

「賠了錢就好了,他們還想怎麼樣!」

探險結束兩年後,老唐還常常在午夜夢迴時想起那些散落的白骨,「那是人性的惡啊,幾乎是最惡的一面了。」

坑殺後的第一天,老人的哀嚎、小孩的尖叫、女人的哭喊……混雜着從半徑五米的洞口散出。李太蘭把自己鎖在家中,三天三夜不敢出門。

噁心,是大多數村民事後提到的生理反應。坑殺當天,唐玉才吃不進飯,頭也昏昏沉沉,「吃什麼吐什麼」——激烈的嘔吐持續了整整四天。

洞內的聲音在第三天漸漸轉弱,老人聲最先消失,小孩的哭喊也隨之絕跡,空曠的洞內,只飄散出年輕女人的哀嚎。

一個星期後,哀嚎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濃烈的臭味。黃天順那時在鄰縣做木工,每天經過天坑,他以為附近有蛇死了——「那是蛇死後腐爛的臭氣。」一個月後,氣味變成「死了1000條(蛇)」。

村裏集結了20個年輕漢子,搬來一塊百斤重的巨石,嘗試用它封住洞口,更重要的是,「不再讓人作惡了」。

石頭落洞,被激盪的氣味反而越來越濃烈——它們穿過樹幹交叉形成的封鎖線,飄散到方圓十幾米。「那是來報復我們的。」李天夫想。

黄瓜冲村村民李天夫。

黄瓜冲村村民李天夫。攝:許煬陽/端傳媒

坑殺之後,村民亦漸漸修復起是非觀。一些村民記起了那些被丟下的小孩:「奶都沒吃夠,(他們)有什麼罪?」另一些,則詛咒起施暴的領頭人:「民兵營長黃天輝不被雷公打,也要被老虎吃!」

在200多人的大宅村,鮮少有人說得清那場屠殺是如何爆發的,又如何攪動過他們的生活。他們只記得,曾經歷過一個驚心動魄的夜晚,失去了幾十個朝夕相處的鄰居,沒有更多了。

唐家美坦言,坑殺之後,她從未到黃瓜沖附近探聽過親人們的下落,「你看什麼?去了連你都要殺。」失去了至少5個親人的唐映翔也說,「你去看,他也活不了啊。」她只希望,以後「好好活」。

1984年,全縣成立處理文革遺留問題領導小組。彼時毛澤東已於七年前逝世,一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轟然落幕,在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推動下,全國陸續開啟文革冤案平反工作。當年秋天,全州縣抽調出300多個年輕幹部下到農村走訪。據宋永毅記載,整個廣西參與平反的幹部數量高達10萬。

「遍地都是冤案。」參與當地平反工作的王德佳記得,他們本來暫居在農民的牛棚,「冤案太多」,縣裏又分撥了幾批幹部,牛棚很快住不下。

調查中,幹部們並不接受村民的隨意指控,而是教導每一個人 「什麼是事實,什麼是栽贓,什麼又是證據」,幫助他們漸漸糾回那顆偏離正軌的心。

1984年,政府開始為受害者提供賠償定案,以每條人命200元為最高賠償標準。唐映翔家被坑殺三口人,她母親從幹部手裏接過600塊。「那是很大的數字了,就像現在的幾千。」王德佳說。

可就連賠償也略顯隨機。「我半毛錢都沒拿到。」唐家美恨恨地說,那些年,「根本沒人查,沒人問。」

根據端傳媒了解到的多方說法,一些錢也並非掏自政府的腰包。三江大隊公社醫生唐富坤曾因一句「人不斷根必有禍,草不斷根必有生」,被罰了500塊。唐玉才因曾被派去湖南追捕地富,被政府追繳了50塊錢。他為此借了6戶鄰居的錢,背上「鉅債」。

但是,「這不是政權的犯罪嗎?」王德佳反問道。

黃瓜冲村村民李太蘭和曾參與文革平反的幹部王德佳向天坑下探望。

黃瓜冲村村民李太蘭和曾參與文革平反的幹部王德佳向天坑下探望。攝:許煬陽/端傳媒

在宋永毅看來,罰款也映射出毛澤東時代的統治術——土地革命時期,為讓底層群眾相互牽制,毛澤東挑動群眾鬥群眾;文革後,策略轉向「挑動群眾鬥幹部」;平反則是「挑動幹部鬥群眾。」「只有底下鬥來鬥去,相互牽制,上層的政權才能穩固。」宋永毅說。

權力是突然蒸發的。坑殺的第二年,和所有民兵一樣,唐玉才被政府繳了槍,撤了職。他知道這意味着什麼——「就是『割了草,捐了地』,國家不要你了唄。」

他不明白政府當年「怎麼做得那麼絕」。平反那些年,政府的人「每天來,每天來」,逼他供出參與坑殺的民兵,「把我搞得要死。」「賠了錢就好了,他們還想怎麼樣!」

平反始終沒能攻破民兵合力編織的防禦。「根本沒人說。「唐映翔記得,「所有的罪名都讓黃天輝背下了。」而交易很明白——為了報恩,民兵們每人湊了200塊,將黃天輝遺留下的16歲兒子養大成人。

同年,平反工作也草草收了場。在王德佳的記憶中,它僅僅持續了三個月。在處理文革遺留問題辦公室,每個受害者家屬領到一張協議。協議寫道:「過去的一些不實之詞,現在予以推翻,對其名譽予以平反。」「就這麼格式化地結束了。」王德佳歎了口氣。

而這段駭人歷史,亦在官方縣誌中被輕描淡寫,僅僅留下了73個字。

記錄在全州縣誌中與文革天坑殺人有關的73個字。

記錄在全州縣誌中與文革天坑殺人有關的73個字。攝:許煬陽/端傳媒

如果有什麼變成了永恆,那就是忠誠。

唐玉才至今相信,若不是毛澤東,他不會改變命運。「毛澤東是我們的大救星。」接受採訪的那個午後,面對着毛澤東的畫像,他細數起毛的恩情——他本來平平無奇,一無所有,憑着鬧革命和毛的「平均主義」,才分到大片的土地、宅子,挺過大饑荒。

唐玉才家的客廳中央,至今掛着毛澤東畫像,金光閃閃的頭頂,上書三個大字——「紅太陽」。今年冬天,發現畫像褪色,他搭車到40公里外的縣城,買來新的換上,繼續感受「紅太陽」的照耀。

賠償並沒能撫平受害者家屬的創傷。王德佳記得,1984年,要求討回公道的家屬越來越多,當地信訪局幾乎擠爆了人。「家家戶戶都有冤死的人。」

上訪的人數實在太多,為平民憤,1985年3月,在當地人民法院裁定下,黃天輝被判處死刑,遭到槍決。

三江村村民為黃天輝建的無字碑。

三江村村民為黃天輝建的無字碑。攝:許煬陽/端傳媒

「這根本不公平。」黃天輝的堂哥黃天耀說。遭到槍決後,政府的人用一台拖拉機,把黃天輝的屍體拉回來。「他媽的,就丟在了路邊。」黃天耀恨恨地說。

「沒有政府的允許,天輝敢殺那麼多人?」黃天耀說,「媽的,把人用完就宰了。」但他們不敢質疑什麼。兄弟們把黃天輝的屍體小心地抬回了家。在黃家大宅,族人為他治喪,按禮數設宴,喪歌悲愴,繚繞村莊三天三夜。

家人們在立碑時遇到了難題。「他做了這樣的事,寫什麼好呢?」黃天耀說。畢竟,連黃天輝的兒子黃明桂也覺得,父親的死「罪有應得」——「他殺了那麼多人,難道不償命嗎?」如今年近70的黃明桂是當地有口皆碑、老實巴交的農民。關於父親的事,他不願多談,話末揮揮手,轉身走向了農田。

在橋頭村的後山,一座無碑墓破土而出。墓前是壘起的幾塊花崗巖,頂上散落着清明掃墓時留下的紀念物。同年,黃天輝的死訊也成為村裏的禁忌。唐映翔記得,村幹部很快下令,禁止任何人提及、討論。「哼,以為我們就這麼忘記了。」

那一年,漸漸有受害者家屬為死去的親人立碑。拿到補償後,唐映翔和母親找了個屍工(編註:當地對祭師的稱呼)為父親唐家清請魂,又為他修墓,600塊的補償所剩無幾了。

請魂那天,唐映翔跪在天坑前給父親磕頭,屍工在一邊唸咒語。有那麼一瞬,她想起不堪的童年——土改剛剛完成,貧農常常到地富家裏抓人做工。她是家中最小的女孩,父親不看重,把她送去貧農家給人蒿草、守豬圈。但她才8歲,根本守不住,打開柵欄,豬一個個地跑了。她害怕得躲上山,幾天幾夜沒回來。但父母也沒去找,直至鄰居撞見,才被母親領了回來。

回家後,被貧農嚴厲訓斥的父親將她一頓暴打,並堅持要送走她。唐映翔摟住柱子的雙手被父親用勁兒掰開,前後抵抗了三次。父親擰不過,才把她留下。但怨恨也留下了——「他簡直不是人啊,恨他恨得要死。」

「但能怎麼辦呢?」替父親修墓後,她每年清明都上墳、燒紙、供酒。

五十年後,三江大隊的民兵大多已故去,大宅村尚在世的民兵僅剩下唐雲洪。坑殺當天,唐雲洪將人悉數押至執行地,發現漏掉了個一歲半的孩子。黎明前,他一路小跑,把孩子也抓了過來。

民兵唐雲洪。

民兵唐雲洪。攝:許煬陽/端傳媒

唐雲洪79歲,終身未婚,無子無嗣,靠砍柴、種地度日。在近年如火如荼的「扶貧攻堅戰」運動中,他有幸被劃入國家社保體系,成為一名「五保戶」(編註:保吃、保穿、保醫、保住、保葬),每月可以收到政府派發的200塊。

他曾有過一個改變人生的機會。那年他26歲,天坑殺人剛剛結束,村裏的幹部為他在附近的啞鼓嶺村尋了個招親的機會,他拒絕了,因為幹部要他出讓在土改中分到的宅子——那曾是唐家美的家。

這座宅子如今成為他畢生的最大財產。房檐處,是當年鬧革命時留下的五個大字——「要鬥私批修」(毛澤東於1967年視察文革成績時提出:鬥私,即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自己的「私心」作鬥爭;批修,是利用上述理論去反對修正主義,與共產黨內一小撮資本主義當權派作鬥爭)。屋內,倒塌的牆壁和東倒西歪的桌椅上長滿了青苔。

伴隨困頓生活的,是如影隨行的指責。「他殺死過一個一歲半的小孩」、「就是他,小孩都不放過」......提及唐雲洪,大宅村人大多這樣介紹。但他似乎已忘記那個夜晚了。在數次回憶中,他堅稱自己從未到場參與屠殺,「我好像在大隊守糧食。」他撓頭笑笑。

本文參考資料:

  • 宋永毅,2016年,《文革機密檔案——廣西報告》,明鏡出版社
  • 廣西壯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84)刑二復字第28號
  • 全州縣誌辦,2016年,《全州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
  • 《炎黃春秋》2014年第一期
  • 羅四鴒 ,2018年,《專訪文革研究專家宋永毅:唯有甄別史料真偽,才能認識文革的實質性》,端傳媒
  • 譚合成,2010,《血的神話:公元1967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天行健出版社
  • 感謝王德佳對報導提供的採訪幫助。

    應部分受訪者要求,名字為化名。

    觸摸世界的政經脈搏
    你觀察時代的可靠伙伴

    已是端會員?請 登入賬號

    端傳媒
    深度時政報導

    華爾街日報
    實時財訊

    全球端會員
    智識社群

    每週精選
    專題推送

    了解更多
    中國大陸 土地改革 大饑荒 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