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反對一切」：即將週年的法國黃背心，何去何從？

2018年11月17日，「黃背心」運動第一次登上巴黎街頭。從此以後，在巴黎、馬賽、波爾多、斯特拉斯堡等大大小小法國城市……如同潮水有信，每週六，都會在街上看見他們的身影。

最早的黃背心運動，源於反對燃油税上漲這個看似不太環保的訴求，到如今的第45周行動中，他們已經選擇與環保主義者共同上街抗議全球變暖。一方面是漫長的運動不可避免在緩緩落潮，另一方面則是人們好奇：當水退去，會有什麼留在岸上？

從香港到南特

8月17日，黃背心的第40次行動。當天巴黎大雨，黃背心首次打出「和香港團結一致」（Solidarité avec hong kong）的旗幟，一些人特意撐出黃色雨傘，也有一些人宣稱支持香港，卻打出一面五星紅旗，而同一時刻，在聖米歇爾廣場上的一群中國留學生正在高唱國歌。

支持香港逐漸成為黃背心運動中流行的口號，活躍的法國社會運動推特頻頻轉發香港街頭的視頻。他們自豪於法國血統的街壘戰術被香港人應用，也樂於讚美香港示威人群用保温杯應對催淚彈的熟練操作。「中國技術太棒了」，有人評論，極其偶爾地，也會有人反駁，「是香港，不是中國」。

不過，對美國國會聽證之類的新聞，法國人的反響就少多了。相反，他們熱衷傳播的內容是香港街頭「資本主義係屎」之類的塗鴉。黃背心樂於閲讀的法國媒體也會選擇採訪香港的無政府主義者。在「撐香港」的現場，自成立以來一直試圖整合法國零散激進左翼勢力的新反資本主義黨（NPA）是這樣解讀香港的——「在美國、俄羅斯，包括中國等強權崛起的背景下，香港人進行了大規模的反抗，囊括了各種人群……如今正需要展現的就是國際間的團結，當今極權主義正在各個國家崛起，正如我們在法國每天見證的警察的暴力……」

在南特的第44次黃背心行動中，抗議者們製作了巨大的橫幅，左面畫着李小龍的肖像，右側用法語寫着「Be water」（Sois comme l』eau），下面一行小字，「不可被扣押，不可被控制，香港、Exárcheia、南特團結起來！」 Exárcheia是雅典城中傳統的左派城區，尤其在1960-1970年代的希臘軍政府獨裁期間，成為整個國家持不同意見者的象徵。目前該城區和執政的希臘右翼政府衝突不斷，屢次遭到警方暴力鎮壓。

而南特，同樣是以反抗精神出名的城市。以海洋冒險小說聞名的法國作家凡爾納（Jules Verne）即是南特人，得益於兩百年來興旺的造船業，南特的工人運動一直非常活躍，特別是1950年代，在法共及總工會（CGT）的影響下，南特成為了一個「社會主義實驗室」。1955年夏天，船廠工人的罷工遭到警察殘酷鎮壓後，南特人喊出了「工人暴力萬歲」——建築、鋼鐵、造船等行業的工人使用了棍棒、鋪路石、自製炸彈等武器與警方對抗，衝突第一天，僅鋼鐵工人就有60人入院、其中一人失明、一人截肢，3個月的流血衝突以工人獲得包括失業救濟金、補充養老金、工傷補助等福利而結束。1968年，「南特公社」則成為了外省的1968運動中的標誌——工人成立了中央罷工委員會，22萬人聚集在市政廳門前要求立刻釋放所有被捕人員，。

只不過，在如今的南特，黃背心運動從社會議題轉變為了警民對抗。

這兩個月來的新一輪衝突，起因是一樁「謀殺」——6月22日，在「法蘭西音樂節」散場後，南特有人群聚集，警方突然間使用催淚瓦斯暴力驅趕人群。在此過程中，一位名為Steve的24歲青年墜河身亡。雖然總理聲稱啟動了調查，但Steve的死亡還是引發眾怒。南特市內的公共空間——教堂、廣場和商業街都貼滿了抗議海報，黃背心呼籲全國動員以抗議警察暴力。

與此同時，南特政府出乎意料地沒有批准9月14日的遊行申請。抗議者於是決定先搞一場「不違法」的活動給警方添堵——大型野餐。野餐地點定在市中心的廣場，遠離警方劃定的禁止遊行區域，方便示威者們安全地整理遊行裝備、串聯社交。在野餐現場，一位義賣飲料的中年市民告訴我，他不能接受不批准遊行：「這是我人生第一次聽說示威活動被禁止，我已經四十多歲了，從來沒有見過這種事情。他們警察怕了！您瞧，還拿直升飛機監視我們。」他指向頭頂盤旋，監視「野餐」人群的兩架直升飛機——「警察就是警察，我想全法國都一樣，暴力，監視，抓人。沒人喜歡警察。」

黃背心運動開始以來，法國警方因大規模拘捕屢次引起不滿。據《解放報》的數據，僅黃背心的最早三週，就共有約820名示威者受傷，1600多人被捕，其中約87%的被捕者遭到拘留處罰。義賣飲料的市民說他會把收入所得將全部捐給一個基金，用來聘請律師「撈人」，在漫長的運動中，一些律師和活躍的運動人士保持了長期的合作關係。他們將律師的名字用馬克筆寫在身上，尤其是胳膊和大腿——他擼起袖子，從寫在手臂上的一串姓名裏挑了一個對我說：「Vallet人很好，如果警察抓了您，就說他是您的律師。」

我問他屬於什麼組織，他的回答是「無政府主義者」：「我們不是一個團體，我們也不談政治，但總之現狀令人無法接受，不是嗎？我們只是團結起來。」

在場的很多人都強調他們的目的是「團結」。Camille是從巴黎趕過來響應這次號召的醫學學生，她們是「街頭醫生」。「街頭醫生」誕生於六十年代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當醫療人員存在於示威現場，可以有效降低運動中示威者對警察的恐懼，同時可以減少暴力鎮壓的烈度。從此，街頭醫生開始流行於歐美的抗議人群，在1990年代的西雅圖抗議活動中，他們和「黑塊」（black block）一道成為標準戰術，其總體目標是為了使抗議者保持活動能力，因此，他們自認為不是中立的「紅十字」，而是抗議者的一部分。

「在街上您就忘記自己所有的權利和身份吧，街上什麼權利都沒有——不管你是記者還是學生。警察什麼都有，我們什麼也沒有。您得自己保護自己」，Camille一邊給我遞上我眼藥水和口罩一邊說。

遊行在兩點鐘開始，警方已經封鎖了街道，這場野貓遊行（la manifestation sauvagée）從第一分鐘開始就進入了暴力衝突。隊伍中有幾個撐黑雨傘致敬香港的年輕人。往前去，走在前面的人用染料瓶攻擊了警察的裝甲車，天藍色的車身很快變得像狂歡節上的花車，人群尖叫、鼓掌。在法國的街頭運動裏，攻擊汽車已經成為一種傳統活動。對此，警方選擇了施放催淚瓦斯，人群跑動起來。這時候街頭醫生們戴着面具站在路中央，舉着噴壺對準淚流不止的人的臉上噴水，水裏混合了緩解催淚彈的配方。一名男子沖人們大喊：「前進！前進！您的雨傘能阻擋煙霧彈，站到前面去！」

在街邊一家仍堅持營業的咖啡店裏，我遇到一位衝了幾輪來補充能量的女士。街頭警民對打，小商販倒是不介意，會受損的主要是那些過於「資本主義」的店鋪——比如房產中介和銀行。這位女士自稱Emma，她說自己是南特大學的學生，從去年開始就一直在上街。有趣的是她們並不使用任何加密聊天軟件，各種組織都是在臉書上公開進行。我問她們怕不怕被警方監視，她說無所謂，警察不能就這樣逮捕她們。

但諷刺的是，就在當天，警察逮捕了幾名示威者——七月時，法國新聞網站Mediapart爆出環保部長De Rugy公款開龍蝦宴的醜聞，而當這些示威者扛着巨大的紙龍蝦在街上抗議時，他們被逮捕了。有記者對此進行調查，發現秘密警探在他們上街前就已經開始監視龍蝦的製作過程，並將他們稱為一個「流氓團伙」。

退潮的舊政治

Paris Luttes 是一個日常發布小巴黎及郊區的各種抗議信息的頁面。9月21日，通過Paris Luttes更新的「上街資訊」，我得知當天有一次抗議行動。這天是世界遺產日，也是黃背心的第45周活動，正好趕上世界範圍內的氣候大遊行。

黃背心到底是左還是右？從運動開始以來，就有無數人問過這樣的問題。並且，直到如今，也沒人能給出確切的答案。

黃背心對環保運動的態度便是這種模糊性的體現。最早的黃背心運動，是反對燃油税上漲——法國總統馬克龍加税的目的則是為了強硬推動新能源汽車。於是一開始，黃背心運動似乎是反對中產階級的環境議題的一場「窮人的憤怒」。

但如今，黃背心和環保主義者們決定放棄過往的意見分歧攜手出擊。9月的巴黎雖已入秋，但氣温高得反常，市民和遊客正頂着烈日，拿着導覽冊穿梭在各個景點之間；與此同時，舉着標語，自備口罩的示威者也從早晨開始，加入市內不同時間、地點，不同組織方主辦的遊行。黃背心是一場去中心化的運動，每個週六，示威者遊行的狀態都仿若日常上街購物；當然，在遍布街頭的人群之外，還有神經緊張的8000名警察，而凡是他們身影出現的地方，都難免響起陣陣噓聲和口號。

下午兩點，盧森堡公園已經聚起了一大群人。不過這些人並沒有穿黃背心。遊行現場停放着一台在LGBTQ驕傲遊行上常見的音響花車，LGBTQ群體和打扮時尚的環保人士高舉着「沒有地球就沒有派對」、「為了未來，全球罷工」等標語，開起了一場街頭派對。

再往後則是更多的自由參與的群眾和一些零零散散的黃背心抗議者。人們舉着各異的標語——有抗議警察暴力的，有抗議家庭暴力的；有舉聖心旗的法國王室復辟黨，也有歡呼「Siamo tutti antifascisti」（我們都是反法西斯主義者）的反法西斯人士。

但對警方來說，新一代的嬉皮士們、建制派和暴力分子都沒什麼區別，很快，他們就對人群發射了催淚彈。巴黎警方對此的解釋是有「上千名激進分子攜汽油罐等危險品混入遊行隊伍」。

嬉皮士們的大麻氣味和催淚彈的氣味混合在一起，在朦朧中， 人們聽到《我們在這裏》（on est là, on est là）的旋律。黃背心運動中著名的街頭管樂隊隱形軍樂（Fanfare invisible）的成員戴着潛水眼鏡開始奏樂，《我們在這裏》作為黃背心運動的抗議歌曲代表作，實際上源於2018年的法國國家鐵路（SNCF）總罷工，那是一場對抗政府私有化國企改革的罷工行動，一位里昂鐵路工人創作出了歌曲的第一版，但黃背心的一些參與者認為這首歌曲的部分歌詞「太集體主義了」，是「過時的左派藝術」，現在的黃背心版本早已經過了改編。

小號無法對抗警棍，樂隊奏出一曲《國際歌》之後閃遁得無影無蹤。街頭快速被黃背心的老手們接管起來。法國的「街頭勇武派」並沒有明確的建制，更多是散兵遊勇現場組織。這時候，黃背心參與者們就表現得比環保主義團體更有經驗了，他們迅速組織起黑塊，並搭建了燃燒着的路障，路障和蒙面的人群減緩了警察向前推進的速度，與此同時，後方的花車仍在繼續奏樂，前方在對抗和抵抗催淚彈，後方則繼續跳舞唱歌。

在彩車後方，才是法國傳統遊行中會出現的一些團體——綠色旗幟的是環保黨派，紅色旗幟的是共產黨和工會，紫色的則是女權團體。在這個群體中，示威者的平均年齡明顯大幅增加——有白髮蒼蒼的老人，也有攜兒童出行的父母，「環保等於向資本主義開戰」，一位年長的女士舉着一塊牌子。相比強調個體迅速行動的新青年們，老一輩顯然更願意把罪魁禍首歸結為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和經濟全球化。 Gueorgui先生是在法國定居的俄僑，是根正苗紅的「老左派」，受不了戈爾巴喬夫自由化改革的他選擇了離開蘇聯。如今他自己經常上街遊行：「這算不算一場黃背心遊行？您如果這樣問的話我也說不清楚，我來是為了環保與和平。我們反對資本主義，氣候變暖不就是資產階級的錯嗎？雖然我不是共產黨，但我腦子裏有純粹的馬克思主義。」

警察對遊行人群的暴力清場讓很多環保主義者都不能理解。與激進派黃背心不同，環保人士組織的示威活動往往是和平的。但如今，催淚彈被投向北極熊和大熊貓的旗幟，這一副在過往難以想像的場面，如今在巴黎不斷髮生。這讓環保人群愈發和其他群體走到一起。

傳統的建制的政治對立正在失效，會有某種新的「團結」取而代之，還是變成一片亂戰？2019年歐洲議會選舉中環境黨團大幅崛起的現象，正與法國政治中共和黨、社會黨日薄西山的得票率形成鮮明對比。

未來還有政治嗎？

在21日的遊行中，還有一部分示威者來自一些新成立的左翼黨派，「工人抗爭黨」（Lutte ouvrière）、「一代人運動黨」（Génération·s, le mouvement），很難說這些新興的左派小黨是否準備深耕環保議題，但在極右翼也進軍環保領域的今天，左派自然也無法放棄這個陣地。

在法國、意大利等歐洲國家，環保絕非天然的左派議題。例如法國著名極右雜誌Limite，這家基督教色彩濃厚的季刊雜誌的保守程度遠勝法國天主教會第一大報《十字架報》，而它的副標題恰恰是「整體生態學評論」，雜誌內容也多有對環境問題的討論。而目前意大利支持率最高的兩個民粹政黨——聯盟黨和五星運動，都從其創黨之初就關注環境議題。

即使是極右翼明星政客如瑪麗勒龐和薩爾維尼，都難免需要要打出諸如「保護我們法國人/意大利人自己的家園」之類的口號，顯示自己所在的黨派站在環保的一方。綠色法西斯主義和綠色共產主義同時出現，沒有人能說自己不反對全球變暖，只是說法各有不同，罪魁禍首在外國人和新自由主義之間來回搖擺。

實際上，環保本身在今天更趨向於一個非政治（apolitique）話題，很多環保主義者喜歡自稱非左非右（Ni gauche ni droit）。黃背心在誕生的初期也以非政治著稱，左翼認為這是一個謊言，是右翼炮製出來但佔領輿論場，進而企圖劫持整場運動的藉口。有網站曾披露，幾位自稱非政治的黃背心「發言人」，例如Cauchy，實際早期都有參與右翼活動的政治履歷。相反，一直以介入姿態活躍的新一代知識分子，例如Edouard Louis，則是一邊為黃背心背書，一邊毫不掩飾自己的左翼立場。

Lundimatin是一家長期關注黃背心的左翼網絡媒體，眾多歐洲知識分子都是該網站的支持者甚至供稿者。根據他們從去年11月份黃背心運動開始以來收集的數據得出的社會學統計報告，在整場黃背心運動中，女性的數目之多令人矚目，但她們並非馬克龍所謂的「單身母親」。其中，40%的婦女從事廣義上的護理工作；而至於男性，則有大量參與者集中在物流和公路交通這兩個行業。

這一社會學調查證明了左派的分析——無論是護理還是物流，都是在當前的市場化經濟下面臨工作條件急劇惡化的災難的行業。這些行業的工作模式難以形成強力的工會組織，擺在勞工面前的，除了走上街頭發泄憤怒，別無他法。

這一調查結果或許會令法國左翼鬆一口氣——黃背心終究不是一場無法用經典政治經濟分析的後現代運動，它有着堅固的階級基礎。只是，隨着運動的發展，上述群體的聲音在漸漸變低，最終回歸沉默。出現在媒體視線範圍內的，仍然是警察暴力、青年叛逆等主題。勞工會在廣場（plaza）呈現出運動景觀，但他們的訴求仍然只能缺席。馬克龍給出的所謂妥協方案則是在試着花錢平息事端——取消加班税，不提高退休保險税率，再把最低工資提高一百歐元。然而馬克龍仍然取消了鉅富税——理由是留住富人就能讓窮人賺錢。整個不穩定就業系統和越來越快的生產節奏剝削下的勞動者，對這些只能回報以沉默——但沉默也意味着反抗一切，使得運動更不可能是「建設性」的。

「你們為什麼上街？」

「我們反對一切。」

這是黃背心運動中最常聽見的對話。黃背心的參與者們甚至反對組織，數量巨大的自由參與者是保持黃背心活力的關鍵，我們在咖啡店遇到的Emma就喜歡強調她的自由，「黃背心在南特有些主頁運營者，他們會彙總信息發布到網上，還有一些發言人，但注意，他們不是領導人，我們沒有領導人！我們都是自願參加，反正我很喜歡這種狀態，非常自由。」

在黃背心集合的時間段，廣場上通常是傳單紛飛。如果你獨自站在人群中間，哪怕只站半個小時，也會收到不下十數張五花八門的宣傳頁：託派、安那其主義、為政治犯發聲、支援巴勒斯坦獨立、香港加油、布列塔尼獨立萬歲、反對資本主義、保護動物權利、呼籲釋放被逮捕的毛主義黨派人士，我們親愛的Léon同志……

街頭醫生（street medic）的參與者Camille也是如此，她告訴我們街頭醫生並不能被稱為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團體」。「您如果去問其他街頭醫生，他們都不會說自己是黃背心。我就完全不認同黃背心的很多主張，對他們的政治議題也不是很感興趣，我甚至不覺得馬克龍應該下台，但首先，我絕對不能接受警察暴力，您從香港來應該知道，在這些示威裏，很多人會被打傷，甚至失明。再者說，示威遊行就應該團結，人越多越好，那個男生是圖盧茲來的，那個人是南特本地的，來之前我們也互相都不認識，我認為重要的是到場。」

在近一年的長期對立後，法國警察也感到疲憊。截至目前，已有52位警察自殺。10月2日，警察工會組織遊行並提出五大訴求，威脅政府如果不對薪水和工作時長等作出調整，將採取進一步行動。一些市民傾向於同情警方，比起譴責馬克龍政府對示威遊行對高壓政策，他們更希望黃背心能停止活動。有人引用意大利知識分子皮埃爾保羅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在1968年學生運動時的發言，「相比一個白領家庭出身的造反學生，我更尊重警察，因為他們是農民的孩子。」

而對於熱愛讀《費加羅》報的更為精英的讀者來說，總統已經組織了大辯論，表達出了足夠的謙遜，並且對「我國深層次的社會不公」做了自我批評，為什麼黃背心還要繼續呢？

但無論法國的左翼知識精英如何沉默，右翼如何憤慨，黃背心都在繼續。並且將新一輪來自法國的街頭運動想像散布向全球各地。而對於如今扁平化的街頭運動將走向何方，沒有誰能給出確切的答案。老的活動分子對此不滿，知識分子試圖調動沉重的社會理論但發現自己無能為力，新的街頭運動參與者只有熱血：相較於強調集體性的垂直的社團，原子化的社會運動似乎目前尚未取得任何進展。黃背心還會這樣繼續下去，正如同很多地方發生着的類似的運動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