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反对一切”：即将周年的法国黄背心，何去何从？

2018年11月17日，“黄背心”运动第一次登上巴黎街头。从此以后，在巴黎、马赛、波尔多、斯特拉斯堡等大大小小法国城市……如同潮水有信，每周六，都会在街上看见他们的身影。

最早的黄背心运动，源于反对燃油税上涨这个看似不太环保的诉求，到如今的第45周行动中，他们已经选择与环保主义者共同上街抗议全球变暖。一方面是漫长的运动不可避免在缓缓落潮，另一方面则是人们好奇：当水退去，会有什么留在岸上？

从香港到南特

8月17日，黄背心的第40次行动。当天巴黎大雨，黄背心首次打出“和香港团结一致”（Solidarité avec hong kong）的旗帜，一些人特意撑出黄色雨伞，也有一些人宣称支持香港，却打出一面五星红旗，而同一时刻，在圣米歇尔广场上的一群中国留学生正在高唱国歌。

支持香港逐渐成为黄背心运动中流行的口号，活跃的法国社会运动推特频频转发香港街头的视频。他们自豪于法国血统的街垒战术被香港人应用，也乐于赞美香港示威人群用保温杯应对催泪弹的熟练操作。“中国技术太棒了”，有人评论，极其偶尔地，也会有人反驳，“是香港，不是中国”。

不过，对美国国会听证之类的新闻，法国人的反响就少多了。相反，他们热衷传播的内容是香港街头“资本主义系屎”之类的涂鸦。黄背心乐于阅读的法国媒体也会选择采访香港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撑香港”的现场，自成立以来一直试图整合法国零散激进左翼势力的新反资本主义党（NPA）是这样解读香港的——“在美国、俄罗斯，包括中国等强权崛起的背景下，香港人进行了大规模的反抗，囊括了各种人群……如今正需要展现的就是国际间的团结，当今极权主义正在各个国家崛起，正如我们在法国每天见证的警察的暴力……”

在南特的第44次黄背心行动中，抗议者们制作了巨大的横幅，左面画着李小龙的肖像，右侧用法语写着“Be water”（Sois comme l’eau），下面一行小字，“不可被扣押，不可被控制，香港、Exárcheia、南特团结起来！” Exárcheia是雅典城中传统的左派城区，尤其在1960-1970年代的希腊军政府独裁期间，成为整个国家持不同意见者的象征。目前该城区和执政的希腊右翼政府冲突不断，屡次遭到警方暴力镇压。

而南特，同样是以反抗精神出名的城市。以海洋冒险小说闻名的法国作家凡尔纳（Jules Verne）即是南特人，得益于两百年来兴旺的造船业，南特的工人运动一直非常活跃，特别是1950年代，在法共及总工会（CGT）的影响下，南特成为了一个“社会主义实验室”。1955年夏天，船厂工人的罢工遭到警察残酷镇压后，南特人喊出了“工人暴力万岁”——建筑、钢铁、造船等行业的工人使用了棍棒、铺路石、自制炸弹等武器与警方对抗，冲突第一天，仅钢铁工人就有60人入院、其中一人失明、一人截肢，3个月的流血冲突以工人获得包括失业救济金、补充养老金、工伤补助等福利而结束。1968年，“南特公社”则成为了外省的1968运动中的标志——工人成立了中央罢工委员会，22万人聚集在市政厅门前要求立刻释放所有被捕人员，。

只不过，在如今的南特，黄背心运动从社会议题转变为了警民对抗。

这两个月来的新一轮冲突，起因是一桩“谋杀”——6月22日，在“法兰西音乐节”散场后，南特有人群聚集，警方突然间使用催泪瓦斯暴力驱赶人群。在此过程中，一位名为Steve的24岁青年坠河身亡。虽然总理声称启动了调查，但Steve的死亡还是引发众怒。南特市内的公共空间——教堂、广场和商业街都贴满了抗议海报，黄背心呼吁全国动员以抗议警察暴力。

与此同时，南特政府出乎意料地没有批准9月14日的游行申请。抗议者于是决定先搞一场“不违法”的活动给警方添堵——大型野餐。野餐地点定在市中心的广场，远离警方划定的禁止游行区域，方便示威者们安全地整理游行装备、串联社交。在野餐现场，一位义卖饮料的中年市民告诉我，他不能接受不批准游行：“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听说示威活动被禁止，我已经四十多岁了，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情。他们警察怕了！您瞧，还拿直升飞机监视我们。”他指向头顶盘旋，监视“野餐”人群的两架直升飞机——“警察就是警察，我想全法国都一样，暴力，监视，抓人。没人喜欢警察。”

黄背心运动开始以来，法国警方因大规模拘捕屡次引起不满。据《解放报》的数据，仅黄背心的最早三周，就共有约820名示威者受伤，1600多人被捕，其中约87%的被捕者遭到拘留处罚。义卖饮料的市民说他会把收入所得将全部捐给一个基金，用来聘请律师“捞人”，在漫长的运动中，一些律师和活跃的运动人士保持了长期的合作关系。他们将律师的名字用马克笔写在身上，尤其是胳膊和大腿——他撸起袖子，从写在手臂上的一串姓名里挑了一个对我说：“Vallet人很好，如果警察抓了您，就说他是您的律师。”

我问他属于什么组织，他的回答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不是一个团体，我们也不谈政治，但总之现状令人无法接受，不是吗？我们只是团结起来。”

在场的很多人都强调他们的目的是“团结”。Camille是从巴黎赶过来响应这次号召的医学学生，她们是“街头医生”。“街头医生”诞生于六十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当医疗人员存在于示威现场，可以有效降低运动中示威者对警察的恐惧，同时可以减少暴力镇压的烈度。从此，街头医生开始流行于欧美的抗议人群，在1990年代的西雅图抗议活动中，他们和“黑块”（black block）一道成为标准战术，其总体目标是为了使抗议者保持活动能力，因此，他们自认为不是中立的“红十字”，而是抗议者的一部分。

“在街上您就忘记自己所有的权利和身份吧，街上什么权利都没有——不管你是记者还是学生。警察什么都有，我们什么也没有。您得自己保护自己”，Camille一边给我递上我眼药水和口罩一边说。

游行在两点钟开始，警方已经封锁了街道，这场野猫游行（la manifestation sauvagée）从第一分钟开始就进入了暴力冲突。队伍中有几个撑黑雨伞致敬香港的年轻人。往前去，走在前面的人用染料瓶攻击了警察的装甲车，天蓝色的车身很快变得像狂欢节上的花车，人群尖叫、鼓掌。在法国的街头运动里，攻击汽车已经成为一种传统活动。对此，警方选择了施放催泪瓦斯，人群跑动起来。这时候街头医生们戴着面具站在路中央，举着喷壶对准泪流不止的人的脸上喷水，水里混合了缓解催泪弹的配方。一名男子冲人们大喊：“前进！前进！您的雨伞能阻挡烟雾弹，站到前面去！”

在街边一家仍坚持营业的咖啡店里，我遇到一位冲了几轮来补充能量的女士。街头警民对打，小商贩倒是不介意，会受损的主要是那些过于“资本主义”的店铺——比如房产中介和银行。这位女士自称Emma，她说自己是南特大学的学生，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在上街。有趣的是她们并不使用任何加密聊天软件，各种组织都是在脸书上公开进行。我问她们怕不怕被警方监视，她说无所谓，警察不能就这样逮捕她们。

但讽刺的是，就在当天，警察逮捕了几名示威者——七月时，法国新闻网站Mediapart爆出环保部长De Rugy公款开龙虾宴的丑闻，而当这些示威者扛着巨大的纸龙虾在街上抗议时，他们被逮捕了。有记者对此进行调查，发现秘密警探在他们上街前就已经开始监视龙虾的制作过程，并将他们称为一个“流氓团伙”。

退潮的旧政治

Paris Luttes 是一个日常发布小巴黎及郊区的各种抗议信息的页面。9月21日，通过Paris Luttes更新的“上街信息”，我得知当天有一次抗议行动。这天是世界遗产日，也是黄背心的第45周活动，正好赶上世界范围内的气候大游行。

黄背心到底是左还是右？从运动开始以来，就有无数人问过这样的问题。并且，直到如今，也没人能给出确切的答案。

黄背心对环保运动的态度便是这种模糊性的体现。最早的黄背心运动，是反对燃油税上涨——法国总统马克龙加税的目的则是为了强硬推动新能源汽车。于是一开始，黄背心运动似乎是反对中产阶级的环境议题的一场“穷人的愤怒”。

但如今，黄背心和环保主义者们决定放弃过往的意见分歧携手出击。9月的巴黎虽已入秋，但气温高得反常，市民和游客正顶着烈日，拿着导览册穿梭在各个景点之间；与此同时，举着标语，自备口罩的示威者也从早晨开始，加入市内不同时间、地点，不同组织方主办的游行。黄背心是一场去中心化的运动，每个周六，示威者游行的状态都仿若日常上街购物；当然，在遍布街头的人群之外，还有神经紧张的8000名警察，而凡是他们身影出现的地方，都难免响起阵阵嘘声和口号。

下午两点，卢森堡公园已经聚起了一大群人。不过这些人并没有穿黄背心。游行现场停放着一台在LGBTQ骄傲游行上常见的音响花车，LGBTQ群体和打扮时尚的环保人士高举着“没有地球就没有派对”、“为了未来，全球罢工”等标语，开起了一场街头派对。

再往后则是更多的自由参与的群众和一些零零散散的黄背心抗议者。人们举着各异的标语——有抗议警察暴力的，有抗议家庭暴力的；有举圣心旗的法国王室复辟党，也有欢呼“Siamo tutti antifascisti”（我们都是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反法西斯人士。

但对警方来说，新一代的嬉皮士们、建制派和暴力分子都没什么区别，很快，他们就对人群发射了催泪弹。巴黎警方对此的解释是有“上千名激进分子携汽油罐等危险品混入游行队伍”。

嬉皮士们的大麻气味和催泪弹的气味混合在一起，在朦胧中， 人们听到《我们在这里》（on est là, on est là）的旋律。黄背心运动中著名的街头管乐队隐形军乐（Fanfare invisible）的成员戴着潜水眼镜开始奏乐，《我们在这里》作为黄背心运动的抗议歌曲代表作，实际上源于2018年的法国国家铁路（SNCF）总罢工，那是一场对抗政府私有化国企改革的罢工行动，一位里昂铁路工人创作出了歌曲的第一版，但黄背心的一些参与者认为这首歌曲的部分歌词“太集体主义了”，是“过时的左派艺术”，现在的黄背心版本早已经过了改编。

小号无法对抗警棍，乐队奏出一曲《国际歌》之后闪遁得无影无踪。街头快速被黄背心的老手们接管起来。法国的“街头勇武派”并没有明确的建制，更多是散兵游勇现场组织。这时候，黄背心参与者们就表现得比环保主义团体更有经验了，他们迅速组织起黑块，并搭建了燃烧着的路障，路障和蒙面的人群减缓了警察向前推进的速度，与此同时，后方的花车仍在继续奏乐，前方在对抗和抵抗催泪弹，后方则继续跳舞唱歌。

在彩车后方，才是法国传统游行中会出现的一些团体——绿色旗帜的是环保党派，红色旗帜的是共产党和工会，紫色的则是女权团体。在这个群体中，示威者的平均年龄明显大幅增加——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携儿童出行的父母，“环保等于向资本主义开战”，一位年长的女士举着一块牌子。相比强调个体迅速行动的新青年们，老一辈显然更愿意把罪魁祸首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经济全球化。 Gueorgui先生是在法国定居的俄侨，是根正苗红的“老左派”，受不了戈尔巴乔夫自由化改革的他选择了离开苏联。如今他自己经常上街游行：“这算不算一场黄背心游行？您如果这样问的话我也说不清楚，我来是为了环保与和平。我们反对资本主义，气候变暖不就是资产阶级的错吗？虽然我不是共产党，但我脑子里有纯粹的马克思主义。”

警察对游行人群的暴力清场让很多环保主义者都不能理解。与激进派黄背心不同，环保人士组织的示威活动往往是和平的。但如今，催泪弹被投向北极熊和大熊猫的旗帜，这一副在过往难以想像的场面，如今在巴黎不断发生。这让环保人群愈发和其他群体走到一起。

传统的建制的政治对立正在失效，会有某种新的“团结”取而代之，还是变成一片乱战？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环境党团大幅崛起的现象，正与法国政治中共和党、社会党日薄西山的得票率形成鲜明对比。

未来还有政治吗？

在21日的游行中，还有一部分示威者来自一些新成立的左翼党派，“工人抗争党”（Lutte ouvrière）、“一代人运动党”（Génération·s, le mouvement），很难说这些新兴的左派小党是否准备深耕环保议题，但在极右翼也进军环保领域的今天，左派自然也无法放弃这个阵地。

在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环保绝非天然的左派议题。例如法国著名极右杂志Limite，这家基督教色彩浓厚的季刊杂志的保守程度远胜法国天主教会第一大报《十字架报》，而它的副标题恰恰是“整体生态学评论”，杂志内容也多有对环境问题的讨论。而目前意大利支持率最高的两个民粹政党——联盟党和五星运动，都从其创党之初就关注环境议题。

即使是极右翼明星政客如玛丽勒庞和萨尔维尼，都难免需要要打出诸如“保护我们法国人/意大利人自己的家园”之类的口号，显示自己所在的党派站在环保的一方。绿色法西斯主义和绿色共产主义同时出现，没有人能说自己不反对全球变暖，只是说法各有不同，罪魁祸首在外国人和新自由主义之间来回摇摆。

实际上，环保本身在今天更趋向于一个非政治（apolitique）话题，很多环保主义者喜欢自称非左非右（Ni gauche ni droit）。黄背心在诞生的初期也以非政治著称，左翼认为这是一个谎言，是右翼炮制出来但占领舆论场，进而企图劫持整场运动的借口。有网站曾披露，几位自称非政治的黄背心“发言人”，例如Cauchy，实际早期都有参与右翼活动的政治履历。相反，一直以介入姿态活跃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例如Edouard Louis，则是一边为黄背心背书，一边毫不掩饰自己的左翼立场。

Lundimatin是一家长期关注黄背心的左翼网络媒体，众多欧洲知识分子都是该网站的支持者甚至供稿者。根据他们从去年11月份黄背心运动开始以来收集的数据得出的社会学统计报告，在整场黄背心运动中，女性的数目之多令人瞩目，但她们并非马克龙所谓的“单身母亲”。其中，40%的妇女从事广义上的护理工作；而至于男性，则有大量参与者集中在物流和公路交通这两个行业。

这一社会学调查证明了左派的分析——无论是护理还是物流，都是在当前的市场化经济下面临工作条件急剧恶化的灾难的行业。这些行业的工作模式难以形成强力的工会组织，摆在劳工面前的，除了走上街头发泄愤怒，别无他法。

这一调查结果或许会令法国左翼松一口气——黄背心终究不是一场无法用经典政治经济分析的后现代运动，它有着坚固的阶级基础。只是，随着运动的发展，上述群体的声音在渐渐变低，最终回归沉默。出现在媒体视线范围内的，仍然是警察暴力、青年叛逆等主题。劳工会在广场（plaza）呈现出运动景观，但他们的诉求仍然只能缺席。马克龙给出的所谓妥协方案则是在试着花钱平息事端——取消加班税，不提高退休保险税率，再把最低工资提高一百欧元。然而马克龙仍然取消了巨富税——理由是留住富人就能让穷人赚钱。整个不稳定就业系统和越来越快的生产节奏剥削下的劳动者，对这些只能回报以沉默——但沉默也意味着反抗一切，使得运动更不可能是“建设性”的。

“你们为什么上街？”

“我们反对一切。”

这是黄背心运动中最常听见的对话。黄背心的参与者们甚至反对组织，数量巨大的自由参与者是保持黄背心活力的关键，我们在咖啡店遇到的Emma就喜欢强调她的自由，“黄背心在南特有些主页运营者，他们会汇总信息发布到网上，还有一些发言人，但注意，他们不是领导人，我们没有领导人！我们都是自愿参加，反正我很喜欢这种状态，非常自由。”

在黄背心集合的时间段，广场上通常是传单纷飞。如果你独自站在人群中间，哪怕只站半个小时，也会收到不下十数张五花八门的宣传页：托派、安那其主义、为政治犯发声、支援巴勒斯坦独立、香港加油、布列塔尼独立万岁、反对资本主义、保护动物权利、呼吁释放被逮捕的毛主义党派人士，我们亲爱的Léon同志……

街头医生（street medic）的参与者Camille也是如此，她告诉我们街头医生并不能被称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团体”。“您如果去问其他街头医生，他们都不会说自己是黄背心。我就完全不认同黄背心的很多主张，对他们的政治议题也不是很感兴趣，我甚至不觉得马克龙应该下台，但首先，我绝对不能接受警察暴力，您从香港来应该知道，在这些示威里，很多人会被打伤，甚至失明。再者说，示威游行就应该团结，人越多越好，那个男生是图卢兹来的，那个人是南特本地的，来之前我们也互相都不认识，我认为重要的是到场。”

在近一年的长期对立后，法国警察也感到疲惫。截至目前，已有52位警察自杀。10月2日，警察工会组织游行并提出五大诉求，威胁政府如果不对薪水和工作时长等作出调整，将采取进一步行动。一些市民倾向于同情警方，比起谴责马克龙政府对示威游行对高压政策，他们更希望黄背心能停止活动。有人引用意大利知识分子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在1968年学生运动时的发言，“相比一个白领家庭出身的造反学生，我更尊重警察，因为他们是农民的孩子。”

而对于热爱读《费加罗》报的更为精英的读者来说，总统已经组织了大辩论，表达出了足够的谦逊，并且对“我国深层次的社会不公”做了自我批评，为什么黄背心还要继续呢？

但无论法国的左翼知识精英如何沉默，右翼如何愤慨，黄背心都在继续。并且将新一轮来自法国的街头运动想像散布向全球各地。而对于如今扁平化的街头运动将走向何方，没有谁能给出确切的答案。老的活动分子对此不满，知识分子试图调动沉重的社会理论但发现自己无能为力，新的街头运动参与者只有热血：相较于强调集体性的垂直的社团，原子化的社会运动似乎目前尚未取得任何进展。黄背心还会这样继续下去，正如同很多地方发生着的类似的运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