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夏天，相信所有對社會正義和香港有所關懷的朋友都憂心忡忡。尤其在十月四日，香港政府宣佈透過《緊急法》來訂立《蒙面法》這一筆者認為極其錯誤的政治判斷後，我們看到被激起的民憤所導致的局勢升溫——武力抗爭的手段與範圍都進一步擴展。
在政治理論中，很多理論家（包括在公民抗命理論中被廣泛引中的羅爾斯），都認為即便法律不公，都不等於公民沒有義務遵守。但大部份的政治理論家都認為，當法律明顯否定個體的自由與平等的地位時，去遵從這些法律的政治義務便不再存在。戴密斯（Candice Delmas）更進一步提出，「對正義的義務」（the duty to justice）除了指我們應當服務公正的法律及體制外，更指當公正的法律和體制不存在時，我們有道德義務去積極協助建立它們。建立公正的法律和體制包括反抗現存的不義法制，而可接受的反抗手段包括和平及武力的手段。
戴密斯指，建立公正的法律和體制包括反抗現存的不義法制，而可接受的反抗手段包括和平及武力的手段。
合符道德並且正義的反抗方式包括武力抗爭，但這不等同於所有武力抗爭都能在道德上被證成 （justifiable）。能在道德上被證成的，只能是有原則性的（principled）武力抗爭，而這些原則背後都需要有充份的理由去說明。本文將提出一些初步的想法以供討論。
義戰理論
假若連戰爭都有相應的道德原則規範，那麼這些原則至少也應部份適用於抗爭之中。
在武力抗爭的原則上，我們不妨先參考華沙（Michael Walzer）的經典《正義與不義之戰》（Just and Unjust Wars）裡面所提出的義戰理論（Just War Theory）。我並無意指抗爭與戰爭相同，而是想指出，假若連戰爭都有相應的道德原則規範，那麼這些原則至少也應部份適用於抗爭之中，去區分道德上站得住腳和站不住腳的勇武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