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逃犯條例

義載中年:在警察和路障間,與年輕陌生客的暗夜逃亡

阿祖的車像流動的深夜食堂,穿梭於每個週末的黑夜。十幾二十歲的陌生年輕人,在兵荒馬亂之下,跳進他的車裏,展開萍水相逢之旅。


 插畫:Alice Tse
插畫:Alice Tse

當截查警員來到阿祖面前時,阿祖即破口大罵示威者:「屌!啲示威者左X住曬!頭先塞咗好耐啦!你唔使搵食人哋都要搵食啦!」警員聞言,態度馬上變了,讓阿祖拉一拉起車尾箱,阿祖問:「好啊,怎樣查?」警員說:「不用,你揭一揭就可以。」此時,前面被截查的車輛,正被警察開箱翻了個底朝天,就要被拖車拖走了。

搜查結束,阿祖關上車門,打火、踩油門,車子發動起來,在不遠的目的地,還有人在等著他。

阿祖的車就像流動的深夜食堂,穿梭於每個週末的黑夜。他備好飲料、供替換的十數件衣物,車內打掃得乾淨利落,定時清理可能成為拘捕理由的物件。一個又一個十幾二十歲的陌生年輕人,在兵荒馬亂之下,跳進他的車裏,展開一場又一場萍水相逢的暗夜「逃亡」。

阿祖今年38歲,從事金融行業。從七月下旬開始,他加入了一些義載Telegram群組,所謂義載,即在示威衝突發生時,按接到的信息駕車前往現場,把因交通管制或警察封鎖而無法離開的示威者接走,安全撤離至他處。他又試過在示威現場離開座駕,在大街小巷觀察警察動向,為示威者提前預報。

在延燒超過一百日的反修例運動裏,義載司機一直是支援前線抗爭者的重要力量,尤其當事態發展到七月下旬,警方清場策略改變,使用催淚彈等武器越發頻密,行動從驅散示威者轉變為圍捕時,幫助示威者撤離的義載工作顯得愈發重要。義載司機以「家長接送子女」,或者「校巴接學生放學」來代稱「義載」,以「和理非」的方式和力量,在後面支撐著前線「勇武派」抗爭者。但與此同時,義載風險也越來越高。從7月份開始,就有司機被警方以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為由拘捕。儘管如此,阿祖所在的義載司機Telegram頻道,仍有上萬的訂閱者;像阿祖這樣的義載司機,仍盡力在工餘時間趕往現場。

2019年9月21日,被警察追捕的示威者。

2019年9月21日,被警察追捕的示威者。攝:陳焯煇 / 端傳媒

回想自己十幾歲在做什麼,真的自愧不如

在電視目睹7月21日元朗地鐵站有白衣人襲擊市民、而警察姍姍來遲之後,阿祖一夜無眠。他深感自己與其出來參與遊行、為示威者買礦泉水買物資,不如向前踏一步,充分利用自己優勢:紋身、熟悉全港各區道路,以及面對警察的老練鎮靜、處變不驚。

對警察的這份氣定神閒,來自於少年時與他們的「交手」經驗。阿祖年少時跟過社團,「出過來行咁啦,」他含糊帶過。「打架被抓也有,喝酒醉打架被抓也有……」試過在遊戲機室打機,被警察拉去後樓梯搜身,警察口氣很兇:「你做乜喺到?!」然後就打了阿祖一巴掌,「任達華那種。」

「警察一直都有打人,以前在街上、在警署裏面打,只不過以前不會做給全世界看,現在他們不介意做給全世界看而已。」阿祖說。

阿祖中三畢業便出來工作,跑過運輸,做過裝修。認識了太太以後,他浪子回頭,退出社團。「這種事,看你個人而已,能堅持到不繼續就不繼續。我也不是說要做什麼黑社會大佬,一幫朋友而已。那時太太會『鵝』(抱怨)我,我就不做了。」不過身上的紋身就留了下來。

義載司機大多通過熟人之間互相推薦、核實信息,加入大大小小的義載Telegram群組,每次有示威,司機們就主動報上自己的車牌及可載人的範圍,由群組管理員將之與有需要的示威者配對。警察假扮義載司機誘捕示威者的流言不時出現,每個上車的示威者,都變得如驚弓之鳥,小心翼翼。阿祖在加入群組時發現,原來自己的紋身竟有點用處——人們相信,警察大多不會有紋身,這令群組管理員及後來上車的示威者,或多或少都感到心安。

每次義載,阿祖都不詳細問車上年輕人的身份背景。「我知道自己不會『篤灰』(出賣他們),但他們不知道我是什麼人嘛。這麼大個人,知道有什麼事不可以問。」

阿祖和乘客的對話,通常從「車上有水、有衫換」開始,有時年輕人信任他,便會說起自己的經歷,他們當中大多是十五六歲的中學生,與家人政見不合,有的還被趕出家門、被斷絕經濟來源。每每如此,阿祖就會塞給他們幾百元,而學生一律是拼命推脫,甚至想付車錢,最後都會被阿祖說服,收下捐贈。在阿祖的義載經驗裏,這些在現場無法離開的年輕人,有的最後還不願上車,寧願把逃離的機會讓給更有需要的人。

「回想自己十幾歲在做什麼,現在看到他們,真的自愧不如。所以幫得到就盡量幫。」阿祖說。

2019年9月8日,示威者在旺角被警察拘捕。

2019年9月8日,示威者在旺角被警察拘捕。攝:陳焯煇 / 端傳媒

9月8日夜晚,示威者正在旺角與警察對峙,在衝突常態化之下,這不過是香港又一個「平常」的週末。阿祖決定出發,而太太就要求陪同前往。「她怕我衝動,想拉一拉住我。」

「爸爸,你出去啦?不出可以嗎?很危險呀。」聽到父母對話的小女兒開口道。

「沒事的,我們不會走去前線,會及時走的。」阿祖太太安慰道,「有什麼事就報警呀。」順口一說,其實心裏卻並不信任警察,於是太太又加了一句:「如果凌晨兩點都不見我們,你就找阿公。」小女兒答:「好啦,你們出去自己小心點啦!」

阿祖這晚果然接到兩個年輕勇武派。通常而言,他是不載帶著「文具」(裝備)的人的,但這晚他嗅到情勢危險,警察正周圍截查停在附近的車輛,於是先讓兩個年輕人上了車,再問他們:「有『文具』在身上嗎?」一個男生說帶了防毒面具,另一個說帶了眼罩等防護裝備。

「算了吧,都上車了。」阿祖這樣想著。

就在阿祖思緒紛亂、內心掙扎之時,他聽見車上這兩名年輕人的對話:「今天真的好累啊……對了,你有沒有被人扣零用錢?」「當然有扣啦!」詢問之下,原來兩個年輕人是15、16歲的中學生,互不相識,其中一個人六月份就和家裏人翻了臉,離家出走兩星期,回來後至今和家人彼此不說話,到最近家裏連飯都不煮給他了。

車子一路走到隧道,有個男生想拿八達通卡出來幫阿祖付隧道費,阿祖連連擺手:「不用啦!」臨別,阿祖又分別各塞了五百塊錢給他們,年輕人頭搖得像撥浪鼓,阿祖說:「得啦!之後你們幫其他人啦!」

「每次這麼多人在現場,我都覺得沒法安心在家,不出來,心不安樂。」當阿祖成功把年輕人安全送回家時,他總覺得心裏又踏實了一點。

心理諮詢無法驅散的愧疚

義載司機的龐大隊伍有各色人物。與行走過江湖的阿祖不同,39歲的Keith從小成績優異,在九十年代考進香港大學就讀商科,走著令父母欣慰的人生道路。

Keith比阿祖更早行前一步。6月12日清早,反修例運動裏人們第一次佔領立法會附近道路時,Keith已經在場。讓他吃驚的是,現場大部分都是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當中不少看起來是中學生。就在Keith的前面,站著幾個中學生,有說有笑,毫不擔心的樣子,令Keith覺得他們「好天真」。

憑藉參加2014年雨傘運動的經驗,Keith習慣了找高位進行觀察。下午快到三點鐘,他見到速龍小隊開始行動。這時候他回到路面,聽到那幾個中學生說:「不如行前啲啦!我睇唔清楚呀。」還有人把背包都脫了放在地上,並不利於逃走,Keith哭笑不得,趕緊上前搭訕:「速龍已經在動作,時間差不多了,叔叔收到一些消息,有朋友告訴我……」

就這樣Keith認識了這幾個中學生,有人還不夠16歲。「三個月前他們(在行動方面)就像BB,而我在他們看來可能是怪人、癡線佬。」Keith偶然會關心他們的動向,也試過帶他們出來吃飯、聊天。他亦試過向熟悉的朋友發起籌款,把錢用來為學生們添置防護裝備。

漸漸這些學生在示威現場迅速成長,各種防護裝備也準備齊全,有時候示威結束,他們不便帶裝備回家,還會存放在Keith家中。Keith不時會到他們的行動現場,嘗試用車載他們避開警察、安全離開。

「其實他們某程度已經成長了,不再需要我了。關於行動,他們會自己投票,我已經不再是叔叔了。」

2019年7月28日,西環德輔道西,警察發射數梅催淚彈後,推進防線。

2019年7月28日,西環德輔道西,警察發射數梅催淚彈後,推進防線。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7月28日,Keith如常把車子開到示威現場附近,然後去買礦泉水。沒想到,警方的清場行動比以往大幅升級,高頻率高密度發射催淚彈,示威者被迫一直後退,Keith也吸入了催淚煙,他沒有任何裝備,情急之下,跑上了一棟大廈的天台躲避。向下看,年輕的示威者們仍在樓下。那一刻,Keith覺得自己「好懦弱」。

「每時每刻都想去做前線,但生活負擔令我不敢。」

最終,Keith所認識的中學生裏,有一個同學被捕了。後來,Keith開始去看心理醫生,2000塊錢一小時的諮詢服務,無法驅散他內心的愧疚。

「那個時刻我後退了,」他緩緩地說,「你看,其實我們大人真的好迂腐、好懦弱。」

他對運動的前景是絕望的。Keith父親從大陸移民到香港,從小耳濡目染,他對共產黨的管治方式極度不信任。「之後他們一定會秋後算賬的,」Keith認真道,「到時我們所有人,示威者、老師、社工、記者……我們都會被清算的。」

但他仍希望繼續盡自己所能,為勇武年輕人提供幫助。

「如果我爸爸還在,他也一定會在示威現場的。」Keith說,父親當年走難來港,很多當時的大陸人帶的都是毛澤東照片,他小時候打開過父親的錢包,裏面裝的是孫中山。

港式「鄧寇克行動」

2014年雨傘運動後,「和理非」和「勇武派」意見對立,撕裂嚴重,成為運動瓦解的原因之一。沒人料想到5年之後,兩派會通力合作,甚至有學者認為,現在「和理非」與「勇武」的界線模糊。

「市民對『勇武』使用武力的接受程度比從前高了,」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蔡玉萍說,「『和理非』與『勇武』現在界線模糊,有的勇武派也會去參加和理非集會,和理非也有可能參與更進一步的行動,他們的分歧,可能只在於『大人』不希望年輕人流血。」

明報委託香港中文大學所做民意調查顯示,於9月5至6、9至11日期間訪問的623名市民當中,對於「當大型示威未能令政府回應時,示威者激烈行動是否可理解」這問題,有55.7%受訪者表示同意,而26.9%受訪者表示不同意。

義載工作或許最能體現「和理非」市民對勇武派的接納及援助。9月1日,有網民發起「和你塞」機場示威行動,大批示威者響應前往香港國際機場,機場快線很快於下午暫停服務,隨後東涌線亦全線暫停,來往機場的交通陷入癱瘓狀態。於是,示威者沿北大嶼山公路,從東涌一路徒步離開,要行走近20公里路程才能回到市區。成千上萬的市民這晚開著私家車前來接送示威者回家,由於車輛過多,無法前進,司機們開著紅色車燈,車子在北大嶼山公路的黑夜裏匯成一條紅色的河流。社交網絡及一些新聞報導均將是次義載行動,比喻為香港的「鄧寇克大撤退」。

原本想入東涌義載的Keith,由於收工遲了,當地車輛過多,完全沒法駛入。而阿祖則繞過迪士尼附近,塞了半小時,才出到青馬收費廣場。最終,他成功接了三個年輕人出來。

2019年9月1日,大量私家車在青馬廣場收費巴士站義載市民離開。

2019年9月1日,大量私家車在青馬廣場收費巴士站義載市民離開。攝:林振東/端傳媒

公共交通運輸在示威行動期間或之前就停止服務,這種情況在之後一再發生。在中國官方媒體《人民日報》公開批評港鐵護送「暴徒」之後,港鐵在每次示威前都會關閉相應的地鐵站,在10月4日的示威中更出現首次的全線停駛。這令示威現場經常變成沒有交通接壤的孤島。

9月15日,港島大遊行之後,警方大規模清場,港鐵再次關閉金鐘、灣仔、銅鑼灣等港島線地鐵站,各大巴士公司亦紛紛通知改道,金鐘至銅鑼灣一帶成了孤島,大批示威者被迫徒步走到北角、天后站並滯留。阿祖接到通知,帶上了端傳媒記者,輕車熟路趕往北角。與原本聯繫了的女生對上號後,阿祖又撈了她旁邊站著的兩個男生上車:「喂!去哪裏?上車吧!」

三人上車後,兩個男生既警惕又不好意思地向阿祖開口:「不好意思,可否知道你的車牌號碼?我們想查一下是不是『狗車』(部分示威者對警車的稱呼)。對不起,真的不是針對你。」阿祖馬上就回答了號碼,然後說:「完全沒所謂。」

經過一番上網搜索,兩個男生鬆了口氣。這時候阿祖問他們有否攜帶防護裝備,才知道他們帶了「文具」。

「哎呀,怎麼辦,你說矛不矛盾,其實帶『文具』的人才最需要義載啊。」阿祖自言自語。

「如果被警察截查,我們會怎樣?」記者問。

「沒怎樣,直接全部拉回差館唄。」阿祖像說著街市買什麼菜一樣。沉默片刻,他問記者:「妳沒進過差館?」

「沒有。」

「很簡單,進去以後,問你任何問題都不要回答。」阿祖對車上所有人說,「你回答的內容會成為日後呈堂證供,所以,一定要等律師來,就算律師來了,你們也什麼都不要回答。」

幾個年輕人在後面點頭。

車子經過一個路口,左邊就是警車。所有人都沉默不語,阿祖就這樣開過去了。

臨別閒談之際,兩個男生自稱18、19歲。記者問男生,之前有沒有坐過義載?二人均腼腆一笑:「沒有,要留給更需要的人。」

「嗱!我都說的啦!他們就是這樣的想的!」阿祖大叫起來。

學生走後,阿祖說:「做到一點東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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