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載中年：在警察和路障間，與年輕陌生客的暗夜逃亡

當截查警員來到阿祖面前時，阿祖即破口大罵示威者：「屌！啲示威者左X住曬！頭先塞咗好耐啦！你唔使搵食人哋都要搵食啦！」警員聞言，態度馬上變了，讓阿祖拉一拉起車尾箱，阿祖問：「好啊，怎樣查？」警員說：「不用，你揭一揭就可以。」此時，前面被截查的車輛，正被警察開箱翻了個底朝天，就要被拖車拖走了。

搜查結束，阿祖關上車門，打火、踩油門，車子發動起來，在不遠的目的地，還有人在等著他。

阿祖的車就像流動的深夜食堂，穿梭於每個週末的黑夜。他備好飲料、供替換的十數件衣物，車內打掃得乾淨利落，定時清理可能成為拘捕理由的物件。一個又一個十幾二十歲的陌生年輕人，在兵荒馬亂之下，跳進他的車裏，展開一場又一場萍水相逢的暗夜「逃亡」。

阿祖今年38歲，從事金融行業。從七月下旬開始，他加入了一些義載Telegram群組，所謂義載，即在示威衝突發生時，按接到的信息駕車前往現場，把因交通管制或警察封鎖而無法離開的示威者接走，安全撤離至他處。他又試過在示威現場離開座駕，在大街小巷觀察警察動向，為示威者提前預報。

在延燒超過一百日的反修例運動裏，義載司機一直是支援前線抗爭者的重要力量，尤其當事態發展到七月下旬，警方清場策略改變，使用催淚彈等武器越發頻密，行動從驅散示威者轉變為圍捕時，幫助示威者撤離的義載工作顯得愈發重要。義載司機以「家長接送子女」，或者「校巴接學生放學」來代稱「義載」，以「和理非」的方式和力量，在後面支撐著前線「勇武派」抗爭者。但與此同時，義載風險也越來越高。從7月份開始，就有司機被警方以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為由拘捕。儘管如此，阿祖所在的義載司機Telegram頻道，仍有上萬的訂閱者；像阿祖這樣的義載司機，仍盡力在工餘時間趕往現場。

回想自己十幾歲在做什麼，真的自愧不如

在電視目睹7月21日元朗地鐵站有白衣人襲擊市民、而警察姍姍來遲之後，阿祖一夜無眠。他深感自己與其出來參與遊行、為示威者買礦泉水買物資，不如向前踏一步，充分利用自己優勢：紋身、熟悉全港各區道路，以及面對警察的老練鎮靜、處變不驚。

對警察的這份氣定神閒，來自於少年時與他們的「交手」經驗。阿祖年少時跟過社團，「出過來行咁啦，」他含糊帶過。「打架被抓也有，喝酒醉打架被抓也有……」試過在遊戲機室打機，被警察拉去後樓梯搜身，警察口氣很兇：「你做乜喺到？！」然後就打了阿祖一巴掌，「任達華那種。」

「警察一直都有打人，以前在街上、在警署裏面打，只不過以前不會做給全世界看，現在他們不介意做給全世界看而已。」阿祖說。

阿祖中三畢業便出來工作，跑過運輸，做過裝修。認識了太太以後，他浪子回頭，退出社團。「這種事，看你個人而已，能堅持到不繼續就不繼續。我也不是說要做什麼黑社會大佬，一幫朋友而已。那時太太會『鵝』（抱怨）我，我就不做了。」不過身上的紋身就留了下來。

義載司機大多通過熟人之間互相推薦、核實信息，加入大大小小的義載Telegram群組，每次有示威，司機們就主動報上自己的車牌及可載人的範圍，由群組管理員將之與有需要的示威者配對。警察假扮義載司機誘捕示威者的流言不時出現，每個上車的示威者，都變得如驚弓之鳥，小心翼翼。阿祖在加入群組時發現，原來自己的紋身竟有點用處——人們相信，警察大多不會有紋身，這令群組管理員及後來上車的示威者，或多或少都感到心安。

每次義載，阿祖都不詳細問車上年輕人的身份背景。「我知道自己不會『篤灰』（出賣他們），但他們不知道我是什麼人嘛。這麼大個人，知道有什麼事不可以問。」

阿祖和乘客的對話，通常從「車上有水、有衫換」開始，有時年輕人信任他，便會說起自己的經歷，他們當中大多是十五六歲的中學生，與家人政見不合，有的還被趕出家門、被斷絕經濟來源。每每如此，阿祖就會塞給他們幾百元，而學生一律是拼命推脫，甚至想付車錢，最後都會被阿祖說服，收下捐贈。在阿祖的義載經驗裏，這些在現場無法離開的年輕人，有的最後還不願上車，寧願把逃離的機會讓給更有需要的人。

「回想自己十幾歲在做什麼，現在看到他們，真的自愧不如。所以幫得到就盡量幫。」阿祖說。

9月8日夜晚，示威者正在旺角與警察對峙，在衝突常態化之下，這不過是香港又一個「平常」的週末。阿祖決定出發，而太太就要求陪同前往。「她怕我衝動，想拉一拉住我。」

「爸爸，你出去啦？不出可以嗎？很危險呀。」聽到父母對話的小女兒開口道。

「沒事的，我們不會走去前線，會及時走的。」阿祖太太安慰道，「有什麼事就報警呀。」順口一說，其實心裏卻並不信任警察，於是太太又加了一句：「如果凌晨兩點都不見我們，你就找阿公。」小女兒答：「好啦，你們出去自己小心點啦！」

阿祖這晚果然接到兩個年輕勇武派。通常而言，他是不載帶著「文具」（裝備）的人的，但這晚他嗅到情勢危險，警察正周圍截查停在附近的車輛，於是先讓兩個年輕人上了車，再問他們：「有『文具』在身上嗎？」一個男生說帶了防毒面具，另一個說帶了眼罩等防護裝備。

「算了吧，都上車了。」阿祖這樣想著。

就在阿祖思緒紛亂、內心掙扎之時，他聽見車上這兩名年輕人的對話：「今天真的好累啊……對了，你有沒有被人扣零用錢？」「當然有扣啦！」詢問之下，原來兩個年輕人是15、16歲的中學生，互不相識，其中一個人六月份就和家裏人翻了臉，離家出走兩星期，回來後至今和家人彼此不說話，到最近家裏連飯都不煮給他了。

車子一路走到隧道，有個男生想拿八達通卡出來幫阿祖付隧道費，阿祖連連擺手：「不用啦！」臨別，阿祖又分別各塞了五百塊錢給他們，年輕人頭搖得像撥浪鼓，阿祖說：「得啦！之後你們幫其他人啦！」

「每次這麼多人在現場，我都覺得沒法安心在家，不出來，心不安樂。」當阿祖成功把年輕人安全送回家時，他總覺得心裏又踏實了一點。

心理諮詢無法驅散的愧疚

義載司機的龐大隊伍有各色人物。與行走過江湖的阿祖不同，39歲的Keith從小成績優異，在九十年代考進香港大學就讀商科，走著令父母欣慰的人生道路。

Keith比阿祖更早行前一步。6月12日清早，反修例運動裏人們第一次佔領立法會附近道路時，Keith已經在場。讓他吃驚的是，現場大部分都是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當中不少看起來是中學生。就在Keith的前面，站著幾個中學生，有說有笑，毫不擔心的樣子，令Keith覺得他們「好天真」。

憑藉參加2014年雨傘運動的經驗，Keith習慣了找高位進行觀察。下午快到三點鐘，他見到速龍小隊開始行動。這時候他回到路面，聽到那幾個中學生說：「不如行前啲啦！我睇唔清楚呀。」還有人把背包都脫了放在地上，並不利於逃走，Keith哭笑不得，趕緊上前搭訕：「速龍已經在動作，時間差不多了，叔叔收到一些消息，有朋友告訴我……」

就這樣Keith認識了這幾個中學生，有人還不夠16歲。「三個月前他們（在行動方面）就像BB，而我在他們看來可能是怪人、癡線佬。」Keith偶然會關心他們的動向，也試過帶他們出來吃飯、聊天。他亦試過向熟悉的朋友發起籌款，把錢用來為學生們添置防護裝備。

漸漸這些學生在示威現場迅速成長，各種防護裝備也準備齊全，有時候示威結束，他們不便帶裝備回家，還會存放在Keith家中。Keith不時會到他們的行動現場，嘗試用車載他們避開警察、安全離開。

「其實他們某程度已經成長了，不再需要我了。關於行動，他們會自己投票，我已經不再是叔叔了。」

7月28日，Keith如常把車子開到示威現場附近，然後去買礦泉水。沒想到，警方的清場行動比以往大幅升級，高頻率高密度發射催淚彈，示威者被迫一直後退，Keith也吸入了催淚煙，他沒有任何裝備，情急之下，跑上了一棟大廈的天台躲避。向下看，年輕的示威者們仍在樓下。那一刻，Keith覺得自己「好懦弱」。

「每時每刻都想去做前線，但生活負擔令我不敢。」

最終，Keith所認識的中學生裏，有一個同學被捕了。後來，Keith開始去看心理醫生，2000塊錢一小時的諮詢服務，無法驅散他內心的愧疚。

「那個時刻我後退了，」他緩緩地說，「你看，其實我們大人真的好迂腐、好懦弱。」

他對運動的前景是絕望的。Keith父親從大陸移民到香港，從小耳濡目染，他對共產黨的管治方式極度不信任。「之後他們一定會秋後算賬的，」Keith認真道，「到時我們所有人，示威者、老師、社工、記者……我們都會被清算的。」

但他仍希望繼續盡自己所能，為勇武年輕人提供幫助。

「如果我爸爸還在，他也一定會在示威現場的。」Keith說，父親當年走難來港，很多當時的大陸人帶的都是毛澤東照片，他小時候打開過父親的錢包，裏面裝的是孫中山。

港式「鄧寇克行動」

2014年雨傘運動後，「和理非」和「勇武派」意見對立，撕裂嚴重，成為運動瓦解的原因之一。沒人料想到5年之後，兩派會通力合作，甚至有學者認為，現在「和理非」與「勇武」的界線模糊。

「市民對『勇武』使用武力的接受程度比從前高了，」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蔡玉萍說，「『和理非』與『勇武』現在界線模糊，有的勇武派也會去參加和理非集會，和理非也有可能參與更進一步的行動，他們的分歧，可能只在於『大人』不希望年輕人流血。」

明報委託香港中文大學所做民意調查顯示，於9月5至6、9至11日期間訪問的623名市民當中，對於「當大型示威未能令政府回應時，示威者激烈行動是否可理解」這問題，有55.7%受訪者表示同意，而26.9%受訪者表示不同意。

義載工作或許最能體現「和理非」市民對勇武派的接納及援助。9月1日，有網民發起「和你塞」機場示威行動，大批示威者響應前往香港國際機場，機場快線很快於下午暫停服務，隨後東涌線亦全線暫停，來往機場的交通陷入癱瘓狀態。於是，示威者沿北大嶼山公路，從東涌一路徒步離開，要行走近20公里路程才能回到市區。成千上萬的市民這晚開著私家車前來接送示威者回家，由於車輛過多，無法前進，司機們開著紅色車燈，車子在北大嶼山公路的黑夜裏匯成一條紅色的河流。社交網絡及一些新聞報導均將是次義載行動，比喻為香港的「鄧寇克大撤退」。

原本想入東涌義載的Keith，由於收工遲了，當地車輛過多，完全沒法駛入。而阿祖則繞過迪士尼附近，塞了半小時，才出到青馬收費廣場。最終，他成功接了三個年輕人出來。

公共交通運輸在示威行動期間或之前就停止服務，這種情況在之後一再發生。在中國官方媒體《人民日報》公開批評港鐵護送「暴徒」之後，港鐵在每次示威前都會關閉相應的地鐵站，在10月4日的示威中更出現首次的全線停駛。這令示威現場經常變成沒有交通接壤的孤島。

9月15日，港島大遊行之後，警方大規模清場，港鐵再次關閉金鐘、灣仔、銅鑼灣等港島線地鐵站，各大巴士公司亦紛紛通知改道，金鐘至銅鑼灣一帶成了孤島，大批示威者被迫徒步走到北角、天后站並滯留。阿祖接到通知，帶上了端傳媒記者，輕車熟路趕往北角。與原本聯繫了的女生對上號後，阿祖又撈了她旁邊站著的兩個男生上車：「喂！去哪裏？上車吧！」

三人上車後，兩個男生既警惕又不好意思地向阿祖開口：「不好意思，可否知道你的車牌號碼？我們想查一下是不是『狗車』（部分示威者對警車的稱呼）。對不起，真的不是針對你。」阿祖馬上就回答了號碼，然後說：「完全沒所謂。」

經過一番上網搜索，兩個男生鬆了口氣。這時候阿祖問他們有否攜帶防護裝備，才知道他們帶了「文具」。

「哎呀，怎麼辦，你說矛不矛盾，其實帶『文具』的人才最需要義載啊。」阿祖自言自語。

「如果被警察截查，我們會怎樣？」記者問。

「沒怎樣，直接全部拉回差館唄。」阿祖像說著街市買什麼菜一樣。沉默片刻，他問記者：「妳沒進過差館？」

「沒有。」

「很簡單，進去以後，問你任何問題都不要回答。」阿祖對車上所有人說，「你回答的內容會成為日後呈堂證供，所以，一定要等律師來，就算律師來了，你們也什麼都不要回答。」

幾個年輕人在後面點頭。

車子經過一個路口，左邊就是警車。所有人都沉默不語，阿祖就這樣開過去了。

臨別閒談之際，兩個男生自稱18、19歲。記者問男生，之前有沒有坐過義載？二人均腼腆一笑：「沒有，要留給更需要的人。」

「嗱！我都說的啦！他們就是這樣的想的！」阿祖大叫起來。

學生走後，阿祖說：「做到一點東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