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载中年：在警察和路障间，与年轻陌生客的暗夜逃亡

当截查警员来到阿祖面前时，阿祖即破口大骂示威者：“屌！啲示威者左X住晒！头先塞咗好耐啦！你唔使揾食人哋都要揾食啦！”警员闻言，态度马上变了，让阿祖拉一拉起车尾箱，阿祖问：“好啊，怎样查？”警员说：“不用，你揭一揭就可以。”此时，前面被截查的车辆，正被警察开箱翻了个底朝天，就要被拖车拖走了。

搜查结束，阿祖关上车门，打火、踩油门，车子发动起来，在不远的目的地，还有人在等著他。

阿祖的车就像流动的深夜食堂，穿梭于每个周末的黑夜。他备好饮料、供替换的十数件衣物，车内打扫得干净利落，定时清理可能成为拘捕理由的物件。一个又一个十几二十岁的陌生年轻人，在兵荒马乱之下，跳进他的车里，展开一场又一场萍水相逢的暗夜“逃亡”。

阿祖今年38岁，从事金融行业。从七月下旬开始，他加入了一些义载Telegram群组，所谓义载，即在示威冲突发生时，按接到的信息驾车前往现场，把因交通管制或警察封锁而无法离开的示威者接走，安全撤离至他处。他又试过在示威现场离开座驾，在大街小巷观察警察动向，为示威者提前预报。

在延烧超过一百日的反修例运动里，义载司机一直是支援前线抗争者的重要力量，尤其当事态发展到七月下旬，警方清场策略改变，使用催泪弹等武器越发频密，行动从驱散示威者转变为围捕时，帮助示威者撤离的义载工作显得愈发重要。义载司机以“家长接送子女”，或者“校巴接学生放学”来代称“义载”，以“和理非”的方式和力量，在后面支撑著前线“勇武派”抗争者。但与此同时，义载风险也越来越高。从7月份开始，就有司机被警方以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为由拘捕。尽管如此，阿祖所在的义载司机Telegram频道，仍有上万的订阅者；像阿祖这样的义载司机，仍尽力在工余时间赶往现场。

回想自己十几岁在做什么，真的自愧不如

在电视目睹7月21日元朗地铁站有白衣人袭击市民、而警察姗姗来迟之后，阿祖一夜无眠。他深感自己与其出来参与游行、为示威者买矿泉水买物资，不如向前踏一步，充分利用自己优势：纹身、熟悉全港各区道路，以及面对警察的老练镇静、处变不惊。

对警察的这份气定神闲，来自于少年时与他们的“交手”经验。阿祖年少时跟过社团，“出过来行咁啦，”他含糊带过。“打架被抓也有，喝酒醉打架被抓也有……”试过在游戏机室打机，被警察拉去后楼梯搜身，警察口气很凶：“你做乜喺到？！”然后就打了阿祖一巴掌，“任达华那种。”

“警察一直都有打人，以前在街上、在警署里面打，只不过以前不会做给全世界看，现在他们不介意做给全世界看而已。”阿祖说。

阿祖中三毕业便出来工作，跑过运输，做过装修。认识了太太以后，他浪子回头，退出社团。“这种事，看你个人而已，能坚持到不继续就不继续。我也不是说要做什么黑社会大佬，一帮朋友而已。那时太太会‘鹅’（抱怨）我，我就不做了。”不过身上的纹身就留了下来。

义载司机大多通过熟人之间互相推荐、核实信息，加入大大小小的义载Telegram群组，每次有示威，司机们就主动报上自己的车牌及可载人的范围，由群组管理员将之与有需要的示威者配对。警察假扮义载司机诱捕示威者的流言不时出现，每个上车的示威者，都变得如惊弓之鸟，小心翼翼。阿祖在加入群组时发现，原来自己的纹身竟有点用处——人们相信，警察大多不会有纹身，这令群组管理员及后来上车的示威者，或多或少都感到心安。

每次义载，阿祖都不详细问车上年轻人的身份背景。“我知道自己不会‘笃灰’（出卖他们），但他们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嘛。这么大个人，知道有什么事不可以问。”

阿祖和乘客的对话，通常从“车上有水、有衫换”开始，有时年轻人信任他，便会说起自己的经历，他们当中大多是十五六岁的中学生，与家人政见不合，有的还被赶出家门、被断绝经济来源。每每如此，阿祖就会塞给他们几百元，而学生一律是拼命推脱，甚至想付车钱，最后都会被阿祖说服，收下捐赠。在阿祖的义载经验里，这些在现场无法离开的年轻人，有的最后还不愿上车，宁愿把逃离的机会让给更有需要的人。

“回想自己十几岁在做什么，现在看到他们，真的自愧不如。所以帮得到就尽量帮。”阿祖说。

9月8日夜晚，示威者正在旺角与警察对峙，在冲突常态化之下，这不过是香港又一个“平常”的周末。阿祖决定出发，而太太就要求陪同前往。“她怕我冲动，想拉一拉住我。”

“爸爸，你出去啦？不出可以吗？很危险呀。”听到父母对话的小女儿开口道。

“没事的，我们不会走去前线，会及时走的。”阿祖太太安慰道，“有什么事就报警呀。”顺口一说，其实心里却并不信任警察，于是太太又加了一句：“如果凌晨两点都不见我们，你就找阿公。”小女儿答：“好啦，你们出去自己小心点啦！”

阿祖这晚果然接到两个年轻勇武派。通常而言，他是不载带著“文具”（装备）的人的，但这晚他嗅到情势危险，警察正周围截查停在附近的车辆，于是先让两个年轻人上了车，再问他们：“有‘文具’在身上吗？”一个男生说带了防毒面具，另一个说带了眼罩等防护装备。

“算了吧，都上车了。”阿祖这样想著。

就在阿祖思绪纷乱、内心挣扎之时，他听见车上这两名年轻人的对话：“今天真的好累啊……对了，你有没有被人扣零用钱？”“当然有扣啦！”询问之下，原来两个年轻人是15、16岁的中学生，互不相识，其中一个人六月份就和家里人翻了脸，离家出走两星期，回来后至今和家人彼此不说话，到最近家里连饭都不煮给他了。

车子一路走到隧道，有个男生想拿八达通卡出来帮阿祖付隧道费，阿祖连连摆手：“不用啦！”临别，阿祖又分别各塞了五百块钱给他们，年轻人头摇得像拨浪鼓，阿祖说：“得啦！之后你们帮其他人啦！”

“每次这么多人在现场，我都觉得没法安心在家，不出来，心不安乐。”当阿祖成功把年轻人安全送回家时，他总觉得心里又踏实了一点。

心理咨询无法驱散的愧疚

义载司机的庞大队伍有各色人物。与行走过江湖的阿祖不同，39岁的Keith从小成绩优异，在九十年代考进香港大学就读商科，走著令父母欣慰的人生道路。

Keith比阿祖更早行前一步。6月12日清早，反修例运动里人们第一次占领立法会附近道路时，Keith已经在场。让他吃惊的是，现场大部分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当中不少看起来是中学生。就在Keith的前面，站著几个中学生，有说有笑，毫不担心的样子，令Keith觉得他们“好天真”。

凭借参加2014年雨伞运动的经验，Keith习惯了找高位进行观察。下午快到三点钟，他见到速龙小队开始行动。这时候他回到路面，听到那几个中学生说：“不如行前啲啦！我睇唔清楚呀。”还有人把背包都脱了放在地上，并不利于逃走，Keith哭笑不得，赶紧上前搭讪：“速龙已经在动作，时间差不多了，叔叔收到一些消息，有朋友告诉我……”

就这样Keith认识了这几个中学生，有人还不够16岁。“三个月前他们（在行动方面）就像BB，而我在他们看来可能是怪人、痴线佬。”Keith偶然会关心他们的动向，也试过带他们出来吃饭、聊天。他亦试过向熟悉的朋友发起筹款，把钱用来为学生们添置防护装备。

渐渐这些学生在示威现场迅速成长，各种防护装备也准备齐全，有时候示威结束，他们不便带装备回家，还会存放在Keith家中。Keith不时会到他们的行动现场，尝试用车载他们避开警察、安全离开。

“其实他们某程度已经成长了，不再需要我了。关于行动，他们会自己投票，我已经不再是叔叔了。”

7月28日，Keith如常把车子开到示威现场附近，然后去买矿泉水。没想到，警方的清场行动比以往大幅升级，高频率高密度发射催泪弹，示威者被迫一直后退，Keith也吸入了催泪烟，他没有任何装备，情急之下，跑上了一栋大厦的天台躲避。向下看，年轻的示威者们仍在楼下。那一刻，Keith觉得自己“好懦弱”。

“每时每刻都想去做前线，但生活负担令我不敢。”

最终，Keith所认识的中学生里，有一个同学被捕了。后来，Keith开始去看心理医生，2000块钱一小时的咨询服务，无法驱散他内心的愧疚。

“那个时刻我后退了，”他缓缓地说，“你看，其实我们大人真的好迂腐、好懦弱。”

他对运动的前景是绝望的。Keith父亲从大陆移民到香港，从小耳濡目染，他对共产党的管治方式极度不信任。“之后他们一定会秋后算账的，”Keith认真道，“到时我们所有人，示威者、老师、社工、记者……我们都会被清算的。”

但他仍希望继续尽自己所能，为勇武年轻人提供帮助。

“如果我爸爸还在，他也一定会在示威现场的。”Keith说，父亲当年走难来港，很多当时的大陆人带的都是毛泽东照片，他小时候打开过父亲的钱包，里面装的是孙中山。

港式“邓寇克行动”

2014年雨伞运动后，“和理非”和“勇武派”意见对立，撕裂严重，成为运动瓦解的原因之一。没人料想到5年之后，两派会通力合作，甚至有学者认为，现在“和理非”与“勇武”的界线模糊。

“市民对‘勇武’使用武力的接受程度比从前高了，”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蔡玉萍说，“‘和理非’与‘勇武’现在界线模糊，有的勇武派也会去参加和理非集会，和理非也有可能参与更进一步的行动，他们的分歧，可能只在于‘大人’不希望年轻人流血。”

明报委托香港中文大学所做民意调查显示，于9月5至6、9至11日期间访问的623名市民当中，对于“当大型示威未能令政府回应时，示威者激烈行动是否可理解”这问题，有55.7%受访者表示同意，而26.9%受访者表示不同意。

义载工作或许最能体现“和理非”市民对勇武派的接纳及援助。9月1日，有网民发起“和你塞”机场示威行动，大批示威者响应前往香港国际机场，机场快线很快于下午暂停服务，随后东涌线亦全线暂停，来往机场的交通陷入瘫痪状态。于是，示威者沿北大屿山公路，从东涌一路徒步离开，要行走近20公里路程才能回到市区。成千上万的市民这晚开著私家车前来接送示威者回家，由于车辆过多，无法前进，司机们开著红色车灯，车子在北大屿山公路的黑夜里汇成一条红色的河流。社交网络及一些新闻报导均将是次义载行动，比喻为香港的“邓寇克大撤退”。

原本想入东涌义载的Keith，由于收工迟了，当地车辆过多，完全没法驶入。而阿祖则绕过迪士尼附近，塞了半小时，才出到青马收费广场。最终，他成功接了三个年轻人出来。

公共交通运输在示威行动期间或之前就停止服务，这种情况在之后一再发生。在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公开批评港铁护送“暴徒”之后，港铁在每次示威前都会关闭相应的地铁站，在10月4日的示威中更出现首次的全线停驶。这令示威现场经常变成没有交通接壤的孤岛。

9月15日，港岛大游行之后，警方大规模清场，港铁再次关闭金钟、湾仔、铜锣湾等港岛线地铁站，各大巴士公司亦纷纷通知改道，金钟至铜锣湾一带成了孤岛，大批示威者被迫徒步走到北角、天后站并滞留。阿祖接到通知，带上了端传媒记者，轻车熟路赶往北角。与原本联系了的女生对上号后，阿祖又捞了她旁边站著的两个男生上车：“喂！去哪里？上车吧！”

三人上车后，两个男生既警惕又不好意思地向阿祖开口：“不好意思，可否知道你的车牌号码？我们想查一下是不是‘狗车’（部分示威者对警车的称呼）。对不起，真的不是针对你。”阿祖马上就回答了号码，然后说：“完全没所谓。”

经过一番上网搜索，两个男生松了口气。这时候阿祖问他们有否携带防护装备，才知道他们带了“文具”。

“哎呀，怎么办，你说矛不矛盾，其实带‘文具’的人才最需要义载啊。”阿祖自言自语。

“如果被警察截查，我们会怎样？”记者问。

“没怎样，直接全部拉回差馆呗。”阿祖像说著街市买什么菜一样。沉默片刻，他问记者：“妳没进过差馆？”

“没有。”

“很简单，进去以后，问你任何问题都不要回答。”阿祖对车上所有人说，“你回答的内容会成为日后呈堂证供，所以，一定要等律师来，就算律师来了，你们也什么都不要回答。”

几个年轻人在后面点头。

车子经过一个路口，左边就是警车。所有人都沉默不语，阿祖就这样开过去了。

临别闲谈之际，两个男生自称18、19岁。记者问男生，之前有没有坐过义载？二人均腼腆一笑：“没有，要留给更需要的人。”

“嗱！我都说的啦！他们就是这样的想的！”阿祖大叫起来。

学生走后，阿祖说：“做到一点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