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一：當催淚彈遇到母乳媽媽、胎兒及小童

「就算關窗也好、開冷氣也好，在家裡都會聞到催淚彈的味道。我究竟如何確保自己的身體可以健康餵哺母乳呢？」

正是在發放了800枚催淚彈的8月5日，居於黃大仙的張小姐購買家庭用品後回家，見有記者受傷便在路邊為其洗眼，突然一顆催淚彈降落腳邊，「我背著催淚彈一直跑，有種接近死亡的恐怖。」張小姐又是一位母乳媽媽，家樓下就是當時一處催淚彈施放點，「就算關窗也好、開冷氣（空調）也好，在家裡都會聞到催淚彈的味道。我究竟如何確保自己的身體可以健康餵哺母乳呢？」催淚彈與母乳餵養。這樣的話題在《The Nursing Mother’s Problem Solver》( 作者 Claire Martin, SIMON & SCHUSTER出版, 紐約, 2002 ) 一書有所探討，書中以美國哺乳女兵的例子，建議母親於曝露在催淚氣體下6－8小時後再進行母乳餵哺，並且把此間的人奶擠出丟棄。

香港警方發放在社區裡的催淚彈，據稱是使用CS系催淚彈（亦即是主要成份為學名鄰-氯代苯亞甲基丙二腈2-chlorobenzalmalononitrile的化學分子），這種氣體的半衰退期很短，不過CS氣體在加熱後有機會轉化成為俗稱山埃的氰化物，而且有害物質會依附在衣物上，透過皮膚持續吸收。醫學界政改及普選關注組「杏林覺醒」建議，母親在事後需以大量清水與肥皂清洗身體，並且更換所有衣物（包括內衣褲）後才開始接觸及餵哺嬰兒。註冊護士及助產士蘇衍霈則說，除母親徹底清潔身體及衣物，擔心的話，還需隔一至兩餐才餵哺；她指出氣體進入母體後、再溶入母乳的比率是低過0.1%，所以建議那些曾曝露在催淚氣體的母親們，若無特別不適，不需要隔太多時間才再度餵哺嬰兒，「嬰兒與母親之間有著紐帶和回饋反應機制，例如媽媽生病的時候其實更應餵哺，因為母乳會因應媽媽身體狀況去調整，生產出更多適合孩子的抗體。而且對比起身體上的受創，我更關心母親的心理狀況。親餵母乳可以讓母親釋放更多催產素，減低壓力，並讓母親們在嬰兒身上得到快樂及舒適感，建議餵前先跟寶寶講一講媽媽的情況 。」

「我看見警察會很害怕，擔心他們開槍或捉人。」

也是8月5日，警方於大埔超級城外的一段大埔太和路施放過百粒催淚彈，示威者阿加指當日傍晚六時半在商場二樓充斥着濃烈的催淚彈氣味，後來走上大埔中心住宅平台，也不斷聽到催淚彈發射的聲音，「我看見一個母親帶著穿泳裝的六七歲小女孩，表情驚恐，雙眼通紅走向義務急救員，我剛好身上有大支裝生理鹽水，即時幫她們洗眼洗鼻。」大埔戰場雖位於林村河畔，四處廣闊，但催淚氣體於社區裡流竄，甚至有家長感覺到在離施放位置700米左右的大埔舊墟遊樂場，也籠罩著刺鼻的氣體。

而那日事後在民間記者會上，又有居於深水埗的孕婦表示擔憂因吸入催淚彈而影響胎兒健康。記者翻查紀錄發現2012年在巴林的反政府示威中，防暴警察亦曾向示威者施放大量僱淚彈，導致超過20宗孕婦流產及至少10宗死亡個案。註冊護士及助產士蘇衍霈坦言，導致流產的原因往往複雜，催淚彈對胎兒的影響暫時在醫學界未知， 而她也相信若有毒氣體吸入身體後，經過分解再傳送到胎盤，當中殘留的成份「已非常少」，「不過，母親可能會因為對催淚氣體或胡椒噴霧等有過敏反應，或出現換氣過度、突發性哮喘的情況，這樣便有機會導致胎兒供氧不足。特別要留意的，是孕婦在受創後的情緒，在巴林的個案中，有部分孕婦是因為驚恐與壓力導致流產。」

現場二：參與示威現場的孩子們

這個夏天的香港，不僅無數年輕人在催淚煙霧裡度過暑假，本城再小些的孩子們，也從摩天輪和遊樂場來到街道和廣場上，直接或間接目睹、參與、被參與這些社會上的暴力事件。

8月10日家長發起「守護孩子未來」親子遊行，烈日下幾百名家長帶同孩子來到愛丁堡廣場，地上橫額畫了彩虹和黃雨衣，孩子們稚嫩的手跡書寫「光復香港，時代革命」、「警黑合作」等口號，也畫上象徵自由、公平、公正的雲朵。廣場上兩個戴頭盔的小兄弟特別顯眼，媽媽說他們一家4月開始參與反送中遊行至今，今日戴頭盔出席，是和兄弟倆討論後的結果，「昨天晚上跟孩子說要去一個小朋友集會，但弟弟擔心遭到警察暴力對待，我就建議他們戴頭盔，保護自己，又可以表示支持示威者。」五歲的君浩和七歲的君樂這時搶著說：「我擔心警察會開槍」，「我看見警察會很害怕，擔心他們開槍或捉人。」

每次遊行完，女兒都問：「乜政府仲未聽我哋講嘢咩？」

七歲的Chloe也和媽媽Jade出席了遊行，Chloe希望今天警察不要施放催淚彈，「我很不開心，因為催淚彈會令示威者好像呼吸不到一樣。」和很多孩子一樣，Chloe也說害怕警察，「他們會對人噴胡椒彈、橡膠子彈。」以前媽媽常說有事可找警察叔叔幫忙，現在Chloe自認即使迷路，也不敢找警察，「我會找保安員姐姐或清潔工人，借他們的電話找媽媽，不找警察因為我覺得警察有點壞。」孩子言及於此，母親 Jade 連忙澄清她未說過警察全是壞人，「我對她說其實有好的警察。但有一次我們在商場見到數名軍裝警察，女兒第一反應是『媽媽我們快點找地方躲起來，幸好我們今日不是穿黑色衣服』。當下我覺得好悲哀，為什麼一個小朋友會對我說一番這樣的話呢？」

Jeffrey和Diana也是4月開始攜三歲大的女兒參與遊行的，最初女兒以為遊行是去找一個叫「有恆」的朋友玩，結果發現遊行又熱又悶。Jeffrey解釋說一次又一次上街，是因為政府沒有聆聽我們的訴求，所以要用行動去表達。每次遊行完，女兒都問：「乜政府仲未聽我哋講嘢咩？（難道政府還沒聽到我們的話嗎？）」眼見一個連ABC和數字都未分辨到的孩子亦知道遊行的意義，父親Jeffrey百感交雜。他們坦承很難向小朋友說明什麼是自由民主，但選擇把運動中的暴力轉移到人性的光輝上，「最重要是讓小朋友認識做人的質素，愛心、良知、勇敢，這些可以體現在前線的哥哥姐姐身上、集會過後收拾垃圾的人身上。我希望孩子能思考我們可以成為一個怎樣的人，在2047來到以前，不只是守護城市不沉淪，而是人性也不要沉淪。」

「我希望孩子能思考我們可以成為一個怎樣的人，在2047來到以前，不只是守護城市不沉淪，而是人性也不要沉淪。」

現場三：戰場惜別，爹哋你打贏怪獸了嗎？

Chloe 一家於8月5日「三罷」也有上街，沿路聽到示威者哥哥姐姐說「前面有防暴（警察），你們帶著小朋友快回家」，於是Chloe先跟媽媽回家，而爸爸留在了現場。抵家後小女生難過地說：「我很傷心，因為爸爸被噴了催淚彈，而他又是我最喜歡的人。」

就這樣，運動之中的香港孩子，除了可能置身前線，也會經歷這種於從前的香港罕見的、類似至親「戰場惜別」的場景。為前線爸爸心痛的不只 Chloe，三歲豬豬的爸爸Ivan，其表哥是現職警察，Ivan自己卻是身在前線的抗爭者。豬豬剛升讀幼稚園，Ivan 早已知悉同校有警察子女，說已經想像到豬豬對來自警察家庭的小朋友說：「哦！你爹哋媽咪是壞人。」所以他一向盡力對孩子說不是所有警察都是壞人。

在街頭的日子，Ivan捱過警棍，吃過過期催淚彈，頭痛肚瀉皮膚出疹，兒子問爸爸為什麼不舒服，媽媽說爸爸去上街保護哥哥姐姐所以這樣。家裡，Ivan把裝備放在櫃上，孩子覺得那是父親的榮耀，想像爸爸換了裝備就像超人一樣保護哥哥姐姐，即使警察射炸彈過來，爸爸也不會死。

7月21日大遊行，Ivan 在金鐘送太太和子女到地鐵站，豬豬問爸爸：「爹哋不和豬豬一起回家了嗎？」太太說：「爹哋留下來保護哥哥姐姐，他會晚點回來。」Ivan一邊聽著，一邊換衣、穿上防具，身旁的老人眼見此景也泣不成聲。Ivan說，「我流著眼淚很難受。」當晚有示威者聚集中聯辦，離開時看直播才發現元朗襲擊事件，Ivan 氣憤又無奈，恨自己不在現場幫忙。第二天醒來，兒子見到爸爸卻問：「咦，爹哋你打贏怪獸未啊？（爸爸你打贏怪獸了嗎）」

小朋友很簡單，超人永遠打得贏怪獸，但小朋友不知道，爸爸在打的這隻怪獸卻是哥利亞，一時三刻未必有結果。正義來到之前，Ivan可以做的是教育孩子自由和權利。「我是讀歷史的，孫中山說政治就是眾人之事。每件事都是政治，政治不可怕，亦不該逃避，表達自己聲音是應該的，守護認為對的事是應該的。比如有時我冤枉了豬豬，他也會很激動跟我說，其實他就是在守護自己相信的事。」

孩子覺得那是父親的榮耀，想像爸爸換了裝備就像超人一樣保護哥哥姐姐，即使警察射炸彈過來，爸爸也不會死。

後果一：防範急性壓力症候群？

8月開始，防暴警察多次進入港鐵車站月台集結，註冊心理學家程衞強也同許多市民父母一樣，不時看見夜晚家長們牽著孩子於防暴警察身邊匆匆走過。他認為，其實對兒童而言，即便只是看到一群防暴警察在集結，也會感受到那種緊張的氣氛，「所以父母要留意自己的用語，例如『快啲走喇打人喇！走㗎啦放催淚彈喇！（快點走要打人了！要趕快離開很快會施放催淚彈了！）』若父母這樣說，便會增加小朋友的不安；與此相反，家長可以試著說：『不要緊，爸爸媽媽在這裏和你一起，我們走快一點點。』」在他看來，不幸必須於防暴現場攜子路過的家長，可以用溫和字眼軟化衝突圖像，同時緊緊牽著、抱著孩子，給兒童安全感，緩和其情緒——儘管事實上，不僅兒童，亦不難見到成人在防暴警察集結的情形下出現條件反射式的恐慌。

家長可以試著說：「不要緊，爸爸媽媽在這裏和你一起，我們走快一點點。」

而程衞強特別提醒家長留意子女會否在目睹／經歷暴力事件後，出現急性壓力症候群或是創傷後遺症，「包括閃回（flashback）、時常回想當時情況、當時的驚恐等，即使只是父母受到暴力對待，對於小朋友而言也等同直接暴力，出現這種情況的話建議尋求專業社工或者輔導員、心理學家協助。」可幸的是，兩、三歲的幼童因為仍較自我中心期，專注力集中在自己或父母身上，他們或會觀察到父母的疼痛與驚慌，除非直接讓其觀看有關暴力畫面，否則影響性較學齡兒童為低。

另一方面，即使兒童沒有在街頭直接面對衝突，也會在媒體或連儂牆海報看到暴力畫面。程衞強對此認為，父母應該盡量隔離暴力資訊，「很多父母會認為不如解釋給孩子聽當下的情況，但其實初小以下的兒童，很難分析到整個故事真相。當小朋友看到血淋淋的拘捕畫面，會造成認知上的混亂和情緒壓力。假如真的看到，父母在解釋時可以即時抽離原先的畫面；在做公民教育時，也應該挑選較不暴力和血腥的畫面。」

事後的解釋對於小朋友而言是很重要的，現時社會政見對立鮮明，大人很多時候也受到波動，父母在面對小朋友的時候，首先要放開自己的立場和情緒，「當小朋友見到家長都情緒激動的時候，他們也會受到影響，家長應該盡量中立去講述事件，小朋友仍未發展到高階的道德理念，難以理解公民抗命、人權的觀念。」程衞強引述柯爾伯格道德發展階段理論，把人面臨倫理困境時的反應分為六個階段，分屬於「前習俗水準、習俗水準和後習俗水準」三種水平，初小以下學童的道德觀念停留在避罰服從和利己取向，較高階的法治和普世價值倫理，要到12歲後才能發展出來。故此，他建議父母在解說時一方面要說明示威者擲物放火是不對的，但另一方面也說明警察過度用武的行為也是有錯的。

「其實初小以下的兒童，很難分析到整個故事真相。當小朋友看到血淋淋的拘捕畫面，會造成認知上的混亂和情緒壓力。」

後果二：秩序的困惑，孩子迷路還找警察嗎？

在香港，大部分幼稚園都會跟兒童教授 「幫助我們的人」——警察富有正義感、保護市民，是兒童被授予的認知。但近三月來的運動令許多孩子對「警察」認識180度轉變，警察濫暴造成更深遠的社會影響，是顛覆了兒童對是非黑白的認知，特別是對幼兒的認知造成很大衝突，如程衞強所說：「一個最直接和普遍的反應，是小朋友不再想做警察了，包括我10歲的兒子，他原本的志願是當一名警察。」而「我們迷路是否還可以找警察叔叔幫忙」，相信也成為近期香港家長最頭痛的問題。

曾在大埔遭受過催淚彈剌激的李太和五歲大的兒子，事後腹瀉求醫，李太說兒子從前喜歡看「Paw Patrol」（兩隻狗扮演警察的加拿大卡通片），但是最近看到街上有警車駛過，都會用很緊張和彷徨的語氣對媽媽說：「隔籬（旁邊）有警車呀！」「我不斷說服自己要相信警察，但我說服不了，也不知道怎樣和小朋友說。」李太表示這兩個月發生的事，顛倒了她所認知的黑白和對錯，她笑言自己是「港豬」媽媽，「從前不會察覺，很信任警察，不會懷疑警察會和黑社會、鄉紳勾結。現在我連見工需要穿黑色的衣服也會怕被黑社會和警察毆打。」

從事婦女工作的註冊社工蘇嘉儀，兒子今年七歲，喜歡看超級英雄電影，愛和同學玩遊戲扮演英雄，成為警察更是他從前的志願。但自從7月21日警察放任白衣人在元朗西鐵站無差別襲擊市民後，小男孩對警察能否鋤強扶弱有了質疑，母親蘇嘉儀則說：「小朋友會說，元朗那天警察不接聽求助電話，任由壞人在車廂裡打人，又打大人又打小朋友。其實警察的行為連小朋友都騙不過去。」她又續言，小朋友是黑白分明的，覺得正義是要伸張的、正義是要幫助別人的、正義是對不公義的事發聲，對於孩子來說，維持治安的警察就是正義的，可惜現時有部分警察行動針對弱小，「令人失望」

小朋友對警察的角色幻滅來問家長，家長自然遇到困難。良心理政召集人、臨床心理學家葉劍青則提醒我們，無論是什麼政治立場，不要完全變成人身攻擊，否則一旦小朋友接受了這種觀念，日後會很危險。「我們敘述警察行為時，千萬不能說全部警察都不好。因為文明社會裡，始終會有警隊。」蘇嘉儀則鼓勵家長培養小朋友明辨是非，稱自己不會迴避事實，「我會告訴他們示威者放火、掟磚的行為是不對的，示威者有機會要負起刑責。」「現在家長要解說起來，最困難的是沒有絕對的對和絕對的錯，只能兩方面情況都跟他們談。各行各業都有好人和壞人，並非所有的警察都是壞人。」

無論是什麼政治立場，不要完全變成人身攻擊，否則一旦小朋友接受了這種觀念，日後會很危險。

後果三：支持警察的孩子學到了什麼？

並非所有兒童都是反對警察的，正如社會上也有支持警察的市民，之前就有警署內被拍到，有相信是出於小朋友手筆的速龍大戰曱甴的畫作釘在佈滿支持警察心意卡的告示版上。8月25日是數百名警察親屬出席的「還警於民」集會。集會的發言者坦言，從小到大香港市民都被灌輸警察是正義的，會捉壞人，但近幾個月部分警察情緒失控，對於襲擊的事件遲遲不作為，自己身為家屬，也無法和孩子說警察是「正義」的。

Joey 是一名警嫂，她也以這身份出席了集會，她對我們說：「他們（警察）像林鄭一樣把人當成低等的昆蟲。稱呼市民為曱甴的警察也是侮辱和看不起自己，因為他們自己也是市民。」提起那幅速龍大戰曱甴的童畫，Joey說：「警察50多歲就退休，不會一生都做警察。但孩子的價值觀是一生的。曱甴論是一種扭曲的觀念，教孩子如此作畫的大人是把大人世界扭曲的觀念和小朋友說，好可悲。傘下媽媽的小朋友畫的是彩虹，動物、植物，你們教自己的小朋友畫曱甴，是在害小孩。」

程衞強跟Joey的擔心也類似，他講述「模仿」作為兒童學習歷程的重要階段，「如果孩子認同警察就是我的英雄，於是認同他的做法，那麼他也會認為暴力行為可以解決問題，可能會把暴力行為帶到社交應用和學校裡面。」他舉學校為例，班長、風紀在執行職務的時候也不能使用武力，「如果班長也認同警察武力，會否有一個錯誤訊息或者價值觀，即是『我可以用過分的武力去達到職務』。整個局面危險的地方是，小學生很難分辨什麼謂之合理的武力，對他們來說界線很模糊。但一旦出現了模仿的情況，就可能會複製了這套價值觀－－『只要我是做對的事，或者我要你去聽話的話，我就可以用棍去打你的了』。」

他強調在小朋友道德發展階段，他們未必能明白太多政治層面的議題，最重要是要讓孩子知道暴力的後果，「對於高小的小朋友，可以嘗試給世界各地新聞他看，例如蘇聯的警察射盲了示威者眼睛要坐牢、法國黃背心運動亦有很多濫權警察受到法律制裁。香港的事情，也可以用2014年七警案和朱經緯案件去說明，濫權是有後果的。家長可以用普世標準去和孩子說明現時警察行為問題。法律面前，無論是風紀也好、班長也好、警察也好，在執行職務或維持秩序時過了火，是會有後果的，這個就是法治的核心。」

「一旦出現了模仿的情況，就可能會複製了這套價值觀－－『只要我是做對的事，或者我要你去聽話的話，我就可以用棍去打你的了』。」

後果四：當孩子扮演警察，玩具槍也可以指著別人的頭？

兒童喜歡通過模擬或者扮演不同的社會角色來建立社會認知。Vancy Au 育有八歲及五歲的兩子，她一貫的教育方針是在家不玩暴力遊戲，包括玩具手槍。孰料最近兩兄弟在家吃飯會突然戴起頭盔，叫嚷催淚彈、出大炮。男生本對打打殺殺特別感興趣，看到媒體上暴力畫面，就會不斷問媽媽那是在做什麼。

訪問時兩兄弟拿著木棍走來走去，長子說：「我們是在扮，不是真的打架。」「很難叫男孩子不要打，他們有時需要通過身體接觸來發洩。 」Vancy說。兩兄弟可以打架，但不可以拿武器，因為有機會傷到對方，Vancy這樣解釋：「如果你令到對方受傷怎麼辦？打架時要想想後果。其實他們都明事理，一痛就會停手。」

兄弟倆在電視畫面或連儂牆上都看過警槍對示威者射頭畫面，他們也認為即便開槍也不應射頭。Vancy 說：「其實他們都知道玩水槍、玩具槍，只能射肩膀以下。」她堅持不買玩具槍，但不禁止兒子在親友家裡玩，先決條件是絕不可射頭。「我不想他們覺得槍是玩具，雖然我知道男生喜歡玩槍是天性，不可以完全禁絕。所以我的態度是我不買，但不禁玩 。」然而最近的經歷，令兄弟二人時常玩槍，媽媽不買他們便以廢紙自製手槍，曾發生過因和仔舉槍指著嬸嬸頭部，屢勸不改因而受到責罰。當孩子也知道即使是玩具槍也有只「可以去射玻璃或者射靶，不可以射人」的原則，Vancy 覺得會不會也有警察覺得自己的行為確實不適當呢？

「警察是一個執法者、公職人員，小朋友看到執法者原來可以這樣的，打人都可以，他可能會覺得這個世界有強權沒有公理 。」

臨床心理學研究發現，暴力通常都會對小朋友產生負面影響，小朋友會學習模仿、繼而產生認知混亂與質疑。葉劍青以家暴為例，當小朋友目睹父親施暴、打人行為，便有機會長大後模仿，心理學上稱為模彷學習，「其實小朋友學習能力很高，你試回想小時看警匪片、戰爭片，看完後就會玩槍、打來打去。」就算是家暴受害者，心理學上也可能發展出對施虐者認同的情況（Identification with aggressor ） ，受害者內心可能會認同施暴者，並模彷施暴者行為，這樣會使受害者內心產生很大的割裂，對情緒或者心理產生很大的創傷，「其實放回警暴其實都是一樣的，警察是一個執法者、公職人員，小朋友看到執法者原來可以這樣的，打人都可以，他可能會覺得這個世界有強權沒有公理 。」

而如何有意識地避免孩子傾向暴力？Vancy 有自己地想法，雖然現時仍未有任何警察因大型濫權事件而負上責任乃至受到懲罰，但她依然認為教養的核心不是懲罰，而是要讓孩子明白自己選擇的對錯與後果，「未必一定是法律懲罰，是否坐了牢懲罰了下次就可繼續？我會告訴他們這是一種選擇，正如衝紅燈是一個選擇，你選擇了衝紅燈，你就要承受被車撞殘、甚至致死的風險。做好事與做壞事都是一個選擇，我不想他們因為懲罰而決定做與不做，而是希望他們自己知道什麼對、什麼不對，如果現在的警察是知道有些事就算不用坐牢也不可以做，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了。」

一場運動：給成人的重新學習

運動至今仍然持續，警方濫權有增無減，示威者行為日益升級。面對此種情況，兩位心理學家不約而同認為，若政府繼續以武制暴，對濫權視若無睹，將會造成災難性後果。葉劍青同時也有另一正面思考：「經此一役，家長和學校都要調節自己的形象，成人也要重新再學習， 社會運動幫助我們調節和人相處的權力關係，而非有了強權便無需解釋。這就像現在的教養方式也會強調盡量不體罰，而學校訓導老師也不要成為濫暴的代表。」

程衞強最後給運動之中的家長提供了一個建議或註腳，如果家長們認為在法治社會裡，現時香港警察的行為是不可接受的話，家庭內部的教養也應該要有更多的意覺：「 體罰正是令孩子模仿學習，原來媽媽可以用暴力迫使我屈服了。當孩子在社交場合遇到無法處理的難題，也會模仿大人暴力行為。我建議家長改變慣用的懲罰性教養方法，例如體罰、罰抄或者奪取權利等，舉例如我們吃飯時，吃不完那碗飯就不會有甜品吃，這就是剝奪式懲罰；但如果改為吃完這碗飯就有甜品吃，那就是獎勵教養方法，心理上對小朋友而言是好一些的，因為這就是正面行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