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催泪烟中的香港孩子：当他们问迷路还找警察吗？当他们拿起玩具枪⋯⋯

8月9日，脸书上有60,000多名成员的群组“Hong Kong Moms”里，一名妈妈发布帖文：“小孩在会所大叫‘⋯⋯切勿进入示威范围，否则发放催泪弹⋯⋯’”。贴文回应众多，有四岁孩子的母亲表示在家听见孩子说：“我是警察，如果你不听话，我会发射催泪弹！”；也有母亲感慨如今香港警察已不再保护市民，自己作为家长，该如何对孩子解释与此相关的种种。

由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触发的社会运动，至今已百日有余。自早期集气阶段，已有“全港九新界离岛师奶反送中”群体出现，带动政治情势对亲子领域影响的讨论；到6月14日约6000名黑衣母亲举行“香港妈妈反送中集气大会”，谴责政府及警方暴力，重申母亲要保护下一代的愿望与天职。真正将“孩子”作为暴力承受者带入公众视野的，则是7月14日沙田新城市广场激烈警民冲突，电影散场后跟家长路过现场，目睹暴力而面露惊恐的女孩照片随传媒与社交媒体传播甚广。此后，警方于民居密集社区施放催泪弹的举动渐趋“平常”，路过市民和孩子多有无辜受袭，部分吸入催泪烟的儿童视频在网路流传。

6月至今，警方已于全港发射超过3000枚催泪弹。如8月5日全港大罢工，警方一日内施放800枚催泪弹，部分靠近民居，有报导不足一岁婴儿不适入院，又有儿童被催泪眼波及掩眼嚎哭。8月10日，一批防暴警察进入荃湾知名亲子商场愉景新城如厕，愉景新城脸书发文表示遗憾及抱歉，帖文旋即得到逾5000生气表情，其下数千留言，几乎一面倒讲述自己作为家长，如何担心警察进入商场重演沙田事件，对小朋友造成童年阴影。

百日以来，香港众多幼儿及儿童，或于集会参与或路过现场时亲眼目睹防暴警察作为，被催泪烟波及；或于屏幕、连侬墙及图片上，反复见到各种暴力场面；或如近日频传15岁及以下少年被警方拘捕。于此种种发生在这城中本是最需要保护的群体身上，不仅牵动正在成形的现在、可期预见的未来，也牵动众多父母义愤。我们访问了运动内外的父母、儿童，与心理学家和社工，尝试解答上述经验给幼儿及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带来哪些显性、隐性影响，带给父母怎样的困惑与情绪，以及有什么较好的方法去面对如此非常时期的非常问题。

现场一：当催泪弹遇到母乳妈妈、胎儿及小童

“就算关窗也好、开冷气也好，在家里都会闻到催泪弹的味道。我究竟如何确保自己的身体可以健康喂哺母乳呢？”

正是在发放了800枚催泪弹的8月5日，居于黄大仙的张小姐购买家庭用品后回家，见有记者受伤便在路边为其洗眼，突然一颗催泪弹降落脚边，“我背著催泪弹一直跑，有种接近死亡的恐怖。”张小姐又是一位母乳妈妈，家楼下就是当时一处催泪弹施放点，“就算关窗也好、开冷气（空调）也好，在家里都会闻到催泪弹的味道。我究竟如何确保自己的身体可以健康喂哺母乳呢？”催泪弹与母乳喂养。这样的话题在《The Nursing Mother’s Problem Solver》( 作者 Claire Martin, SIMON & SCHUSTER出版, 纽约, 2002 ) 一书有所探讨，书中以美国哺乳女兵的例子，建议母亲于曝露在催泪气体下6－8小时后再进行母乳喂哺，并且把此间的人奶挤出丢弃。

香港警方发放在社区里的催泪弹，据称是使用CS系催泪弹（亦即是主要成份为学名邻-氯代苯亚甲基丙二腈2-chlorobenzalmalononitrile的化学分子），这种气体的半衰退期很短，不过CS气体在加热后有机会转化成为俗称山埃的氰化物，而且有害物质会依附在衣物上，透过皮肤持续吸收。医学界政改及普选关注组“杏林觉醒”建议，母亲在事后需以大量清水与肥皂清洗身体，并且更换所有衣物（包括内衣裤）后才开始接触及喂哺婴儿。注册护士及助产士苏衍霈则说，除母亲彻底清洁身体及衣物，担心的话，还需隔一至两餐才喂哺；她指出气体进入母体后、再溶入母乳的比率是低过0.1%，所以建议那些曾曝露在催泪气体的母亲们，若无特别不适，不需要隔太多时间才再度喂哺婴儿，“婴儿与母亲之间有著纽带和回馈反应机制，例如妈妈生病的时候其实更应喂哺，因为母乳会因应妈妈身体状况去调整，生产出更多适合孩子的抗体。而且对比起身体上的受创，我更关心母亲的心理状况。亲喂母乳可以让母亲释放更多催产素，减低压力，并让母亲们在婴儿身上得到快乐及舒适感，建议喂前先跟宝宝讲一讲妈妈的情况 。”

“我看见警察会很害怕，担心他们开枪或捉人。”

也是8月5日，警方于大埔超级城外的一段大埔太和路施放过百粒催泪弹，示威者阿加指当日傍晚六时半在商场二楼充斥着浓烈的催泪弹气味，后来走上大埔中心住宅平台，也不断听到催泪弹发射的声音，“我看见一个母亲带著穿泳装的六七岁小女孩，表情惊恐，双眼通红走向义务急救员，我刚好身上有大支装生理盐水，即时帮她们洗眼洗鼻。”大埔战场虽位于林村河畔，四处广阔，但催泪气体于社区里流窜，甚至有家长感觉到在离施放位置700米左右的大埔旧墟游乐场，也笼罩著刺鼻的气体。

而那日事后在民间记者会上，又有居于深水埗的孕妇表示担忧因吸入催泪弹而影响胎儿健康。记者翻查纪录发现2012年在巴林的反政府示威中，防暴警察亦曾向示威者施放大量雇泪弹，导致超过20宗孕妇流产及至少10宗死亡个案。注册护士及助产士苏衍霈坦言，导致流产的原因往往复杂，催泪弹对胎儿的影响暂时在医学界未知， 而她也相信若有毒气体吸入身体后，经过分解再传送到胎盘，当中残留的成份“已非常少”，“不过，母亲可能会因为对催泪气体或胡椒喷雾等有过敏反应，或出现换气过度、突发性哮喘的情况，这样便有机会导致胎儿供氧不足。特别要留意的，是孕妇在受创后的情绪，在巴林的个案中，有部分孕妇是因为惊恐与压力导致流产。”

现场二：参与示威现场的孩子们

这个夏天的香港，不仅无数年轻人在催泪烟雾里度过暑假，本城再小些的孩子们，也从摩天轮和游乐场来到街道和广场上，直接或间接目睹、参与、被参与这些社会上的暴力事件。

8月10日家长发起“守护孩子未来”亲子游行，烈日下几百名家长带同孩子来到爱丁堡广场，地上横额画了彩虹和黄雨衣，孩子们稚嫩的手迹书写“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警黑合作”等口号，也画上象征自由、公平、公正的云朵。广场上两个戴头盔的小兄弟特别显眼，妈妈说他们一家4月开始参与反送中游行至今，今日戴头盔出席，是和兄弟俩讨论后的结果，“昨天晚上跟孩子说要去一个小朋友集会，但弟弟担心遭到警察暴力对待，我就建议他们戴头盔，保护自己，又可以表示支持示威者。”五岁的君浩和七岁的君乐这时抢著说：“我担心警察会开枪”，“我看见警察会很害怕，担心他们开枪或捉人。”

每次游行完，女儿都问：“乜政府仲未听我哋讲嘢咩？”

七岁的Chloe也和妈妈Jade出席了游行，Chloe希望今天警察不要施放催泪弹，“我很不开心，因为催泪弹会令示威者好像呼吸不到一样。”和很多孩子一样，Chloe也说害怕警察，“他们会对人喷胡椒弹、橡胶子弹。”以前妈妈常说有事可找警察叔叔帮忙，现在Chloe自认即使迷路，也不敢找警察，“我会找保安员姐姐或清洁工人，借他们的电话找妈妈，不找警察因为我觉得警察有点坏。”孩子言及于此，母亲 Jade 连忙澄清她未说过警察全是坏人，“我对她说其实有好的警察。但有一次我们在商场见到数名军装警察，女儿第一反应是‘妈妈我们快点找地方躲起来，幸好我们今日不是穿黑色衣服’。当下我觉得好悲哀，为什么一个小朋友会对我说一番这样的话呢？”

Jeffrey和Diana也是4月开始携三岁大的女儿参与游行的，最初女儿以为游行是去找一个叫“有恒”的朋友玩，结果发现游行又热又闷。Jeffrey解释说一次又一次上街，是因为政府没有聆听我们的诉求，所以要用行动去表达。每次游行完，女儿都问：“乜政府仲未听我哋讲嘢咩？（难道政府还没听到我们的话吗？）”眼见一个连ABC和数字都未分辨到的孩子亦知道游行的意义，父亲Jeffrey百感交杂。他们坦承很难向小朋友说明什么是自由民主，但选择把运动中的暴力转移到人性的光辉上，“最重要是让小朋友认识做人的质素，爱心、良知、勇敢，这些可以体现在前线的哥哥姐姐身上、集会过后收拾垃圾的人身上。我希望孩子能思考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在2047来到以前，不只是守护城市不沉沦，而是人性也不要沉沦。”

“我希望孩子能思考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在2047来到以前，不只是守护城市不沉沦，而是人性也不要沉沦。”

现场三：战场惜别，爹哋你打赢怪兽了吗？

Chloe 一家于8月5日“三罢”也有上街，沿路听到示威者哥哥姐姐说“前面有防暴（警察），你们带著小朋友快回家”，于是Chloe先跟妈妈回家，而爸爸留在了现场。抵家后小女生难过地说：“我很伤心，因为爸爸被喷了催泪弹，而他又是我最喜欢的人。”

就这样，运动之中的香港孩子，除了可能置身前线，也会经历这种于从前的香港罕见的、类似至亲“战场惜别”的场景。为前线爸爸心痛的不只 Chloe，三岁猪猪的爸爸Ivan，其表哥是现职警察，Ivan自己却是身在前线的抗争者。猪猪刚升读幼稚园，Ivan 早已知悉同校有警察子女，说已经想像到猪猪对来自警察家庭的小朋友说：“哦！你爹哋妈咪是坏人。”所以他一向尽力对孩子说不是所有警察都是坏人。

在街头的日子，Ivan挨过警棍，吃过过期催泪弹，头痛肚泻皮肤出疹，儿子问爸爸为什么不舒服，妈妈说爸爸去上街保护哥哥姐姐所以这样。家里，Ivan把装备放在柜上，孩子觉得那是父亲的荣耀，想像爸爸换了装备就像超人一样保护哥哥姐姐，即使警察射炸弹过来，爸爸也不会死。

7月21日大游行，Ivan 在金钟送太太和子女到地铁站，猪猪问爸爸：“爹哋不和猪猪一起回家了吗？”太太说：“爹哋留下来保护哥哥姐姐，他会晚点回来。”Ivan一边听著，一边换衣、穿上防具，身旁的老人眼见此景也泣不成声。Ivan说，“我流著眼泪很难受。”当晚有示威者聚集中联办，离开时看直播才发现元朗袭击事件，Ivan 气愤又无奈，恨自己不在现场帮忙。第二天醒来，儿子见到爸爸却问：“咦，爹哋你打赢怪兽未啊？（爸爸你打赢怪兽了吗）”

小朋友很简单，超人永远打得赢怪兽，但小朋友不知道，爸爸在打的这只怪兽却是哥利亚，一时三刻未必有结果。正义来到之前，Ivan可以做的是教育孩子自由和权利。“我是读历史的，孙中山说政治就是众人之事。每件事都是政治，政治不可怕，亦不该逃避，表达自己声音是应该的，守护认为对的事是应该的。比如有时我冤枉了猪猪，他也会很激动跟我说，其实他就是在守护自己相信的事。”

孩子觉得那是父亲的荣耀，想像爸爸换了装备就像超人一样保护哥哥姐姐，即使警察射炸弹过来，爸爸也不会死。

后果一：防范急性压力症候群？

8月开始，防暴警察多次进入港铁车站月台集结，注册心理学家程卫强也同许多市民父母一样，不时看见夜晚家长们牵著孩子于防暴警察身边匆匆走过。他认为，其实对儿童而言，即便只是看到一群防暴警察在集结，也会感受到那种紧张的气氛，“所以父母要留意自己的用语，例如‘快啲走喇打人喇！走㗎啦放催泪弹喇！（快点走要打人了！要赶快离开很快会施放催泪弹了！）’若父母这样说，便会增加小朋友的不安；与此相反，家长可以试著说：‘不要紧，爸爸妈妈在这里和你一起，我们走快一点点。’”在他看来，不幸必须于防暴现场携子路过的家长，可以用温和字眼软化冲突图像，同时紧紧牵著、抱著孩子，给儿童安全感，缓和其情绪——尽管事实上，不仅儿童，亦不难见到成人在防暴警察集结的情形下出现条件反射式的恐慌。

家长可以试著说：“不要紧，爸爸妈妈在这里和你一起，我们走快一点点。”

而程卫强特别提醒家长留意子女会否在目睹／经历暴力事件后，出现急性压力症候群或是创伤后遗症，“包括闪回（flashback）、时常回想当时情况、当时的惊恐等，即使只是父母受到暴力对待，对于小朋友而言也等同直接暴力，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建议寻求专业社工或者辅导员、心理学家协助。”可幸的是，两、三岁的幼童因为仍较自我中心期，专注力集中在自己或父母身上，他们或会观察到父母的疼痛与惊慌，除非直接让其观看有关暴力画面，否则影响性较学龄儿童为低。

另一方面，即使儿童没有在街头直接面对冲突，也会在媒体或连侬墙海报看到暴力画面。程卫强对此认为，父母应该尽量隔离暴力信息，“很多父母会认为不如解释给孩子听当下的情况，但其实初小以下的儿童，很难分析到整个故事真相。当小朋友看到血淋淋的拘捕画面，会造成认知上的混乱和情绪压力。假如真的看到，父母在解释时可以即时抽离原先的画面；在做公民教育时，也应该挑选较不暴力和血腥的画面。”

事后的解释对于小朋友而言是很重要的，现时社会政见对立鲜明，大人很多时候也受到波动，父母在面对小朋友的时候，首先要放开自己的立场和情绪，“当小朋友见到家长都情绪激动的时候，他们也会受到影响，家长应该尽量中立去讲述事件，小朋友仍未发展到高阶的道德理念，难以理解公民抗命、人权的观念。”程卫强引述柯尔伯格道德发展阶段理论，把人面临伦理困境时的反应分为六个阶段，分属于“前习俗水准、习俗水准和后习俗水准”三种水平，初小以下学童的道德观念停留在避罚服从和利己取向，较高阶的法治和普世价值伦理，要到12岁后才能发展出来。故此，他建议父母在解说时一方面要说明示威者掷物放火是不对的，但另一方面也说明警察过度用武的行为也是有错的。

“其实初小以下的儿童，很难分析到整个故事真相。当小朋友看到血淋淋的拘捕画面，会造成认知上的混乱和情绪压力。”

后果二：秩序的困惑，孩子迷路还找警察吗？

在香港，大部分幼稚园都会跟儿童教授 “帮助我们的人”——警察富有正义感、保护市民，是儿童被授予的认知。但近三月来的运动令许多孩子对“警察”认识180度转变，警察滥暴造成更深远的社会影响，是颠覆了儿童对是非黑白的认知，特别是对幼儿的认知造成很大冲突，如程卫强所说：“一个最直接和普遍的反应，是小朋友不再想做警察了，包括我10岁的儿子，他原本的志愿是当一名警察。”而“我们迷路是否还可以找警察叔叔帮忙”，相信也成为近期香港家长最头痛的问题。

曾在大埔遭受过催泪弹剌激的李太和五岁大的儿子，事后腹泻求医，李太说儿子从前喜欢看“Paw Patrol”（两只狗扮演警察的加拿大卡通片），但是最近看到街上有警车驶过，都会用很紧张和彷徨的语气对妈妈说：“隔篱（旁边）有警车呀！”“我不断说服自己要相信警察，但我说服不了，也不知道怎样和小朋友说。”李太表示这两个月发生的事，颠倒了她所认知的黑白和对错，她笑言自己是“港猪”妈妈，“从前不会察觉，很信任警察，不会怀疑警察会和黑社会、乡绅勾结。现在我连见工需要穿黑色的衣服也会怕被黑社会和警察殴打。”

从事妇女工作的注册社工苏嘉仪，儿子今年七岁，喜欢看超级英雄电影，爱和同学玩游戏扮演英雄，成为警察更是他从前的志愿。但自从7月21日警察放任白衣人在元朗西铁站无差别袭击市民后，小男孩对警察能否锄强扶弱有了质疑，母亲苏嘉仪则说：“小朋友会说，元朗那天警察不接听求助电话，任由坏人在车厢里打人，又打大人又打小朋友。其实警察的行为连小朋友都骗不过去。”她又续言，小朋友是黑白分明的，觉得正义是要伸张的、正义是要帮助别人的、正义是对不公义的事发声，对于孩子来说，维持治安的警察就是正义的，可惜现时有部分警察行动针对弱小，“令人失望”

小朋友对警察的角色幻灭来问家长，家长自然遇到困难。良心理政召集人、临床心理学家叶剑青则提醒我们，无论是什么政治立场，不要完全变成人身攻击，否则一旦小朋友接受了这种观念，日后会很危险。“我们叙述警察行为时，千万不能说全部警察都不好。因为文明社会里，始终会有警队。”苏嘉仪则鼓励家长培养小朋友明辨是非，称自己不会回避事实，“我会告诉他们示威者放火、掟砖的行为是不对的，示威者有机会要负起刑责。”“现在家长要解说起来，最困难的是没有绝对的对和绝对的错，只能两方面情况都跟他们谈。各行各业都有好人和坏人，并非所有的警察都是坏人。”

无论是什么政治立场，不要完全变成人身攻击，否则一旦小朋友接受了这种观念，日后会很危险。

后果三：支持警察的孩子学到了什么？

并非所有儿童都是反对警察的，正如社会上也有支持警察的市民，之前就有警署内被拍到，有相信是出于小朋友手笔的速龙大战曱甴的画作钉在布满支持警察心意卡的告示版上。8月25日是数百名警察亲属出席的“还警于民”集会。集会的发言者坦言，从小到大香港市民都被灌输警察是正义的，会捉坏人，但近几个月部分警察情绪失控，对于袭击的事件迟迟不作为，自己身为家属，也无法和孩子说警察是“正义”的。

Joey 是一名警嫂，她也以这身份出席了集会，她对我们说：“他们（警察）像林郑一样把人当成低等的昆虫。称呼市民为曱甴的警察也是侮辱和看不起自己，因为他们自己也是市民。”提起那幅速龙大战曱甴的童画，Joey说：“警察50多岁就退休，不会一生都做警察。但孩子的价值观是一生的。曱甴论是一种扭曲的观念，教孩子如此作画的大人是把大人世界扭曲的观念和小朋友说，好可悲。伞下妈妈的小朋友画的是彩虹，动物、植物，你们教自己的小朋友画曱甴，是在害小孩。”

程卫强跟Joey的担心也类似，他讲述“模仿”作为儿童学习历程的重要阶段，“如果孩子认同警察就是我的英雄，于是认同他的做法，那么他也会认为暴力行为可以解决问题，可能会把暴力行为带到社交应用和学校里面。”他举学校为例，班长、风纪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也不能使用武力，“如果班长也认同警察武力，会否有一个错误信息或者价值观，即是‘我可以用过分的武力去达到职务’。整个局面危险的地方是，小学生很难分辨什么谓之合理的武力，对他们来说界线很模糊。但一旦出现了模仿的情况，就可能会复制了这套价值观－－‘只要我是做对的事，或者我要你去听话的话，我就可以用棍去打你的了’。”

他强调在小朋友道德发展阶段，他们未必能明白太多政治层面的议题，最重要是要让孩子知道暴力的后果，“对于高小的小朋友，可以尝试给世界各地新闻他看，例如苏联的警察射盲了示威者眼睛要坐牢、法国黄背心运动亦有很多滥权警察受到法律制裁。香港的事情，也可以用2014年七警案和朱经纬案件去说明，滥权是有后果的。家长可以用普世标准去和孩子说明现时警察行为问题。法律面前，无论是风纪也好、班长也好、警察也好，在执行职务或维持秩序时过了火，是会有后果的，这个就是法治的核心。”

“一旦出现了模仿的情况，就可能会复制了这套价值观－－‘只要我是做对的事，或者我要你去听话的话，我就可以用棍去打你的了’。”

后果四：当孩子扮演警察，玩具枪也可以指著别人的头？

儿童喜欢通过模拟或者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来建立社会认知。Vancy Au 育有八岁及五岁的两子，她一贯的教育方针是在家不玩暴力游戏，包括玩具手枪。孰料最近两兄弟在家吃饭会突然戴起头盔，叫嚷催泪弹、出大炮。男生本对打打杀杀特别感兴趣，看到媒体上暴力画面，就会不断问妈妈那是在做什么。

访问时两兄弟拿著木棍走来走去，长子说：“我们是在扮，不是真的打架。”“很难叫男孩子不要打，他们有时需要通过身体接触来发泄。 ”Vancy说。两兄弟可以打架，但不可以拿武器，因为有机会伤到对方，Vancy这样解释：“如果你令到对方受伤怎么办？打架时要想想后果。其实他们都明事理，一痛就会停手。”

兄弟俩在电视画面或连侬墙上都看过警枪对示威者射头画面，他们也认为即便开枪也不应射头。Vancy 说：“其实他们都知道玩水枪、玩具枪，只能射肩膀以下。”她坚持不买玩具枪，但不禁止儿子在亲友家里玩，先决条件是绝不可射头。“我不想他们觉得枪是玩具，虽然我知道男生喜欢玩枪是天性，不可以完全禁绝。所以我的态度是我不买，但不禁玩 。”然而最近的经历，令兄弟二人时常玩枪，妈妈不买他们便以废纸自制手枪，曾发生过因和仔举枪指著婶婶头部，屡劝不改因而受到责罚。当孩子也知道即使是玩具枪也有只“可以去射玻璃或者射靶，不可以射人”的原则，Vancy 觉得会不会也有警察觉得自己的行为确实不适当呢？

“警察是一个执法者、公职人员，小朋友看到执法者原来可以这样的，打人都可以，他可能会觉得这个世界有强权没有公理 。”

临床心理学研究发现，暴力通常都会对小朋友产生负面影响，小朋友会学习模仿、继而产生认知混乱与质疑。叶剑青以家暴为例，当小朋友目睹父亲施暴、打人行为，便有机会长大后模仿，心理学上称为模彷学习，“其实小朋友学习能力很高，你试回想小时看警匪片、战争片，看完后就会玩枪、打来打去。”就算是家暴受害者，心理学上也可能发展出对施虐者认同的情况（Identification with aggressor ） ，受害者内心可能会认同施暴者，并模彷施暴者行为，这样会使受害者内心产生很大的割裂，对情绪或者心理产生很大的创伤，“其实放回警暴其实都是一样的，警察是一个执法者、公职人员，小朋友看到执法者原来可以这样的，打人都可以，他可能会觉得这个世界有强权没有公理 。”

而如何有意识地避免孩子倾向暴力？Vancy 有自己地想法，虽然现时仍未有任何警察因大型滥权事件而负上责任乃至受到惩罚，但她依然认为教养的核心不是惩罚，而是要让孩子明白自己选择的对错与后果，“未必一定是法律惩罚，是否坐了牢惩罚了下次就可继续？我会告诉他们这是一种选择，正如冲红灯是一个选择，你选择了冲红灯，你就要承受被车撞残、甚至致死的风险。做好事与做坏事都是一个选择，我不想他们因为惩罚而决定做与不做，而是希望他们自己知道什么对、什么不对，如果现在的警察是知道有些事就算不用坐牢也不可以做，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一场运动：给成人的重新学习

运动至今仍然持续，警方滥权有增无减，示威者行为日益升级。面对此种情况，两位心理学家不约而同认为，若政府继续以武制暴，对滥权视若无睹，将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叶剑青同时也有另一正面思考：“经此一役，家长和学校都要调节自己的形象，成人也要重新再学习， 社会运动帮助我们调节和人相处的权力关系，而非有了强权便无需解释。这就像现在的教养方式也会强调尽量不体罚，而学校训导老师也不要成为滥暴的代表。”

程卫强最后给运动之中的家长提供了一个建议或注脚，如果家长们认为在法治社会里，现时香港警察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话，家庭内部的教养也应该要有更多的意觉：“ 体罚正是令孩子模仿学习，原来妈妈可以用暴力迫使我屈服了。当孩子在社交场合遇到无法处理的难题，也会模仿大人暴力行为。我建议家长改变惯用的惩罚性教养方法，例如体罚、罚抄或者夺取权利等，举例如我们吃饭时，吃不完那碗饭就不会有甜品吃，这就是剥夺式惩罚；但如果改为吃完这碗饭就有甜品吃，那就是奖励教养方法，心理上对小朋友而言是好一些的，因为这就是正面行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