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黃衍仁:我不是社運歌手,我cosplay民謠歌手,其實我是網絡歌手

「(運動)當中存有絕望的成份,一場鬥爭是對著權力;而另一場鬥爭是你如何想像你的未來,究竟有沒有想像力⋯⋯」


黃衍仁2003年開始玩音樂,至2009年反高鐵時才把累積想表達的慾望抒發。早期的音樂扣緊特定社運議題,2014年後,創作有更宏闊的轉向,更多是情感式,自省和沉澱的狀態。 攝:林振東/端傳媒
黃衍仁2003年開始玩音樂,至2009年反高鐵時才把累積想表達的慾望抒發。早期的音樂扣緊特定社運議題,2014年後,創作有更宏闊的轉向,更多是情感式,自省和沉澱的狀態。 攝:林振東/端傳媒

和黃衍仁做的訪問,因為反送中運動而擱置多次。五、六月談過兩次,八月再見面時,彷如隔世。

五月時,我們還談著他四月首次到中國大陸巡演、他的音樂創作和社運啟蒙。他談到巡演那幾天,中國大陸各大音樂網站下架達明一派和李志的歌,李志更被指控為行為不端。當時台上的阿仁對內地樂迷說:「如果我有不端行為,不要舉報我。」

「當時想告訴他們,我也有在關注這件事,我們所接收的空間一樣被打壓。」他後來回憶說。

「被打壓」一語成讖。五月中旬,黃衍仁在中國大陸網易雲上載紀念六四30週年的作品《媽媽你沒有過錯 891930》,旋即被下架,後連同《飛蛾光顧》等作品全數下架,其網易雲音樂人資格也被取消,據指他的帳號「因存在違規操作」。

時間來到六月九日,反送中運動星火燎原,綿延未絕,我們的訪問也一度中斷。八月再見面,港人抗爭與被打壓與抵抗,竟也成為了日常。此刻再見阿仁,則談論抗爭中集體身心創傷與日常恐懼,還有無法揣測的未來。對答,以及對答之間的沉默,比五月時多了一種命運共同體的憂患。

催淚彈放題、暴力放題

「727」元朗遊行當晚,黃衍仁和其他九位音樂人相約在一間 live house 錄製一首歌:《自己人!團結唔會被打沉!》。歌曲改編自南美抗爭歌《El pueblo unido jamás será vencido》,也是全世界第一首廣東話版。黃衍仁談到錄音過程辛苦,當晚也不只他,其他音樂人同樣因吃到過催淚彈,聲音都不好,「擘大」(扯大)喉嚨唱著:「自己人!自己人!團結唔會被打沉!」還要暗地擔心出去元朗遊行的朋友,怕又一次重演「721」那日被白衣人追砍情形。眾人忍住不看直播,把歌錄完後,「把聲都爛埋。」(嗓子都破了。)

「我們就在這種狀態下錄音。」他說。

數月來香港人過的日子都差不多,不少人身心都熟悉「這種狀態」。黃衍仁說自己無法憶述過去兩個月做過什麼,特別是到七月中,他的胸口好像被壓住,開始咳痰,維持好一段日子,連日常工作也力有不逮。

起初他還以為傷風感冒,或遊行時曬傷,後來才知道那是催淚彈的後遺症。

六月下旬的一個早上,黃衍仁在金鐘政府總部外。

六月下旬的一個早上,黃衍仁在金鐘政府總部外。攝:林振東/端傳媒

黃衍仁旋即想像一間房間,警方基層員工刮著成千上百粒過期催淚彈殼,那一下一下的刮鐵聲。荒謬式的殘暴是香港人日常的一部分。

「應該是在『612』食(吃)到的,身體排毒排了差不多兩三個星期。」他說的,是6月12日,香港警方以多枚催淚彈、橡膠子彈對示威者暴力清場;演變至7、8月,催淚彈儼然成為抗爭現場最底門檻,在全港十八區放題般鳴爆;後來再被一再揭發,警方施放的是過期催淚彈,還被刮掉了彈頭上的日期。黃衍仁旋即想像一間房間,警方基層員工刮著成千上百粒過期催淚彈殼,那一下一下的刮鐵聲,他在臉書寫道:「畫面很有電影感。」荒謬式的殘暴是香港人日常的一部分。他形容,那卻連父母一輩也沒有經歷過、已去到了「生死關頭」的日常。

從前黃衍仁參加社運,歷經利東街保育運動中示威者被「剝光豬」(全裸)搜身,反東北事件裡抗爭者周諾恆和梁穎禮在警車上遭暴力對待,他也曾面對和見證警察的暴力:「見其他同行的社運朋友,入去(警署)前的樣子,被打完出來後的樣子,過了好幾個月,恐懼一直殘留著在臉上。現在的示威者則面對再多五倍、十倍暴力的升級。」他想像不到,即使身體的傷害可以復原,心靈上的摧毀又怎樣重建?

「政權做了太多暴力的事情,刺激我們去到生死關頭的恐懼,去到一般城市人好少經歷的危難情況。你上一代也沒有經歷過打仗,也沒有人告訴你要怎樣面對。即使你不在前線,只是看著手機,都可以『好大穫』(很大麻煩),影響了你整個人的運作。」他形容,中間見著不少人自殺,或情緒爆發,是災難級別。

黃衍仁對身心靈有研究,自學各種療法,他在臉書分享十多年前從網上自學的情緒急救技巧(EFT, Emotional Freedom Techniques),七月搞過幾次EFT分享會,教同路人「自救」,學習輕敲身體不同部位,配合呼吸、說話,療癒和接納負面情緒。「要把方法傳開去,回到最基本的身心保護,我們有方法幫助自己。」他說。

一位戰友之死

泊泊河川田間種子輕飄飄
細幼綿長落流紅花濕濕碎
與你相隔
與你相隔

不過一條
河江流海
河流江流海
一往無前

——《飛蛾光顧》之<泊泊>

中國大陸巡演時,黃衍仁教大陸樂迷說廣東話,他們問《泊泊》裡的「濕濕碎」什麼意思。《泊泊》是鄧逸晴寫的詩,她和黃衍仁在2011年佔領中環時認識,也是油麻地共治社區空間「德昌里」的一分子。她四年前自殺去世。

我們談起《飛蛾光顧》這隻唱片時,黃衍仁提起她。不少樂評人都寫《飛蛾光顧》是雨傘運動後無力與沉澱之作,他說不是,戰友鄧逸晴自殺去世,對他們一班德昌里的朋友而言,人生從此去了另一個階段,影響更深遠。

「雖然《飛蛾光顧》不只是講她,但我知道,《飛蛾光顧》是在那個思考之中、在這種氛圍之下創作的。」他說,也不只是個人生命的消失,當中關於包括社會、政治的事,他們對於情緒病的不認識,對於人際關係的維持等不了解,都在同一件事湧出來。

「(戰友的自殺)不只是我們這個群人經歷,那是世界性的。一個反抗的群體,面對外面很大的權力,四方八面、和你矛盾的、或者想噬食你的、在某個角度你能望到的。當你在某一點站得不穩,是很恐怖。」

在71吧演出的黃衍仁。

在71吧演出的黃衍仁。攝:林振東/端傳媒

你會想像,抗爭過程年輕生命消逝的意味,對於群體內未死的同伴的影響,他們還可以對世界繼續提出什麼發問或者希冀?「我知道這件事,不只是我們這個群人經歷,那是世界性的。一個反抗的群體,面對外面很大的權力,四方八面、和你矛盾的、或者想噬食你的、在某個角度你能望到的。當你在某一點站得不穩,是很恐怖。我沒有資格解釋或者分析她為什麼這樣做。我只在她身上,刺激我思考我們或者其他經歷類似事件的人,或者歷史上在某些狀況下決定離開的人。」

他繼續說:「現在的我,無論思考抗爭,或者講靈性、修行,就發現外面的世界好多問題,樣樣是假,樣樣是錯,不只是社會有問題,而是整個世界,整個系統也有問題。無論你從社運或者靈性修行,都走到這個階段,而這階段永遠不會過到(永遠不能過去),永遠是你身上一部分。你必須看到:你選擇了此時在世界生存,當你見到他們是這樣,而你可以不是這樣。」

他說那是一扇可以打開的門。

「有時有的人,雖然她不在,但留下的力量或者溫暖,你偶爾再看,是可以重獲的。」那個把心交出來、真誠到傷害自己的鄧逸晴,他說,成了一種懷念。當大陸樂迷突然問,《泊泊》首歌的「濕濕碎」是什麼意思,她又像再一次回來。《泊泊》一歌下半段《瘋子的鏡》是黃衍仁的續寫:「眼淚掉下種子飄過未生的故鄉 無光的夜用耳回望你比畫過的萬象」

十七歲的少女與他

不少香港社運比較走得前的概念都在「自治八樓」萌芽,如資源共享、重奪公共空間、迫遷時思考住屋權、民主規劃參與、強調民間的協調力量和權力等。

七月,黃衍仁遇到一位十七歲前線少女,她說,她寧願死也不讓警察捉到。他聽得出這句的絕望,但她說時,是以一副天真的笑容講出來。然後他說,死了就什麼可能性也沒有。少女靜了一靜,又再講,我坐十年監獄出來也只是二十六歲。「我覺得這是可悲的社會才發生,她們很可愛,也有很強的生命力。」

其後,黃衍仁臉書換了一張從前參與反高鐵,苦行絕食的照片,寫上:「young people .....getting older now」,那年他24歲。

我問他是否有些感觸,他覺得那不是感觸:「我會反問自己,我有沒有變得恐懼?更收窄自己還是更開放自己?我有沒有什麼限制了自己?還要再問,當時代向前行、大家向前行,我有沒有向前行?」

黃衍仁的音樂創作,起始於社運,也起始於香港社運組織八樓(後改稱為「自治八樓」,亦即「學聯社會運動資源中心」)。「中四、中五那年和友人林森去了「自治八樓」的Band房玩音樂。那個空間對我的影響很大,影響我不只是音樂,是一切。」不少香港社運比較走得前的概念都在「自治八樓」萌芽,如資源共享、重奪公共空間、迫遷時思考住屋權、民主規劃參與、強調民間的協調力量和權力等。黃衍仁在八樓遇上了同是玩音樂的社運人,如李維怡、迷你嘈音的Billy Hung、郭達年、潘志雄等等。

黃衍仁在火炭studio錄製新曲。

黃衍仁在火炭studio錄製新曲。攝:林振東/端傳媒

記得黃衍仁在「虛詞」寫過他的西洋菜街,講到少年的自己,世界於他不痛不癢,或者在他的世界,未意識到太多需要抵抗的衝擊。他寫到:「但那種生活不叫自由。」直至2001年,他中四、中五(編註:相當於高中一、二年級)時遇上「自治八樓」,他找到和自己世界相應的部分,也找到應該反叛的青春期。「(在八樓)好像打了個底,對世界的某些想法和態度,對權力、建制、資本主義有根本的質疑、抗拒和小心,也對政府、議會沒有太大期望。由八樓成長至現在,十多年來,對世界有個終極想像,未必只對應當下單一議題,更是等同一種信仰,思考人類應該如何生活。」

從2003年七一遊行、2005年反世貿,後來的天星皇后抗爭、反高鐵、佔領中環、共建德昌里等,他都投入參與,也站得好前。

「即使我站到好前,仍然有一個旁觀的自己。」

「一開始覺得制度、政府有問題,後來發現這個有形的世界也有問題,例如人類整體生存方式,對待肉身的方式,如生老病死,或者情緒的問題⋯⋯這些超越政治,它也可能影響政治,但我覺得是超越的。」

旁觀、有點抽離的自己,他常能意識到。好像多了一個視點,冷的自己卻在熱的社運前沿,也或許正是這個身位,讓他的社運歌曲有了不同的味道。香港樂評人博比接受訪問,也談到:「我不知道如何定義社運歌手,但在社運場合,你要刺激人參與,不會用黃衍仁的歌。因為音色低沉,不是以激昂的聲音積極動員別人參與,更是一種內在,自省的聲音。」

黃衍仁2003年開始玩音樂,至2009年反高鐵時才把累積想表達的慾望抒發。早期的音樂扣緊特定社運議題,如反高鐵時期的《堵路歌》、《信念始於足下寸土》;聲援罷工貨櫃碼頭工人的《落地行雷》等,2013年推出第一張專輯《逆風吐痰》。至2014年後,創作有更宏闊的轉向,2018年推出的專輯《飛蛾光顧》,大部分的歌曲你聽不到議題,更多是情感式,自省和沉澱的狀態。

他說:「我早已意識到自己並非要寫社運歌,雖然我的創作很明顯跟社會時事有關,但我想追尋,不是簡單說這對或不對的口號,而是生活、行動互相連繫的創作。」

「一開始覺得制度、政府有問題,後來發現這個有形的世界也有問題,例如人類整體生存方式,對待肉身的方式,如生老病死,或者情緒的問題,會這樣笑、這樣哭,現在我更多思考這些。這些超越政治,它也可能影響政治,但我覺得是超越的。」他自小就思考那些,翻閱放在齋舖(香港中式素食餐廳)的免費佛學書。「用佛學角度思考政治其實是通的。」

六月初,黃衍仁在71吧的一個音樂演出。

六月初,黃衍仁在71吧的一個音樂演出。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9剛過去的春天,他為自己擔任編劇的劇場作品《大驅離》做訪問,談到一段話:「靈性上的學習告訴我,這個肉體,不斷做區隔的事,而我們從一出生就不斷學習,終極的問題是如何拿走這些區隔的心。而這區隔的心,都跟國族的暴力、對自然的傷害,甚或那個驅離的邏輯有關。」

或是他曾說過的:「我們的真實是inclusive的,我們是融在一起的。」「我們」也包括傾向資本偏袒的香港裡,所漠視窮人、工人,外來移民、勞工等。

「政治上要分類別,我和無政府主義接近。」但他不太覺得這些理念從無政府主義啟蒙而來,更多來自人,或者佛學、靈性書籍。「那些概念都很無政府主義。我不相信耶穌要我們用國界、國族去區分人,是耶穌的fans要而已。」

「唱廣東話好聽,和唱歌好聽是有少少分別,葉德嫻唱廣東話時咬字,和發音,成件事是完整地漂亮,還有她的音樂、演戲,連繫她做人的態度。」

五月的輕盈

五月訪問時,情緒是輕盈,大是大非都藏匿在隱約之中,只管聊著音樂與創作,很個人的。那時世界相對平靜,好像暫時沒得再回去,其實才剛過了不久的從前。

「我一直不覺得自己是社運歌手,而民謠歌手只是cosplay,嗯,我覺得我是網絡歌手。(笑)」黃衍仁描述創作的動力,說那些動力的神秘。「就好像,有時你碰上街上有人掉了整袋橙,你衝出去執起(撿起來),因為你有那calling或能力做,就做了。(笑)」

然後他說:「嗯,這比喻好像有點搞笑。」

他的作品《裝睡的人》,因為電影《一念無明》為中國大陸的樂迷所認識,其後專輯《飛蛾光顧》被南方都市報評為2018年優秀專輯,也被豆瓣選入2018年度華語民謠專輯,豆瓣評分高達8.4。我問過中國大陸樂評人邱大立,黃衍仁的音樂為何受中國大陸樂評人和樂迷青睞?而我們知道,那是相較起香港人在大陸受到的冷待。

邱大立談到黃衍仁讓他重新認識香港音樂,也讓他重新認識香港。「在此之前,我喜歡的香港音樂大多數是主流的,如黃霑、林子祥、梅豔芳、達明一派、林一峰等。黃衍仁的音樂第一打動我的是,我從來沒有聽過這麼沒有旋律性的香港音樂。他發現了一種當下的旋律,那是一種自我的調性。也許,他不是站在一個香港人的角度去做音樂,所以讓很多不是在香港生長的人也對他的音樂產生了好感。」

「在一個疲軟的時代,做一個硬漢,是需要很大勇氣的,因為很可能一切都會被消失。」邱大立在微博推薦黃衍仁的音樂時,寫了這樣一句話:「做一個逆風吐痰的人,做一個不留後路的人。」

中國大陸樂評人邱大立在微博推薦黃衍仁的音樂時,寫了這樣一句話:「做一個逆風吐痰的人,做一個不留後路的人。」

中國大陸樂評人邱大立在微博推薦黃衍仁的音樂時,寫了這樣一句話:「做一個逆風吐痰的人,做一個不留後路的人。」攝:林振東/端傳媒

在香港,《飛蛾光顧》獲「Spill」 選為2018年 20 張最佳本地專輯第五位,入圍香港文藝復興獎和2018年香港樂評選,其中《酒徒》獲得香港樂評年度編曲。黃衍仁的音樂受到一些香港樂評人的青睞,如樂評人博比,他主要推介香港流行音樂,卻也被黃衍仁非主流、實驗性強的音樂吸引。「《飛蛾光顧》是2018年最好的廣東音樂大碟之一,氣氛的營造,情緒流動,他每一首歌的長度、過渡,他用了好多不同樂器,而且有跨媒介的引用,文學、劇場、電影等元素,還有聲音演繹,他粵語運用得好好,也懂得用廣東話的聲音,形成一種獨特的黃衍仁風格。」

輪到黃衍仁談論自己的音樂時,他想到,自己手邊從電結他,換成木結他,是因為聽了周雲篷。

「在2003,2004年吧,聽到周雲篷第一隻碟《沉默如迷的呼吸》,他唱的方式,裡面有好多好old school的技巧和美感,不做作,也不矯情,很圓潤地呈現一首歌,但時代感又好強。那時我被他的聲音、技巧和質感刺激了。」影響他的還有30、40年代的delta blues,「那時的藍調,電結他未發達,多數是一支結他、一把人聲。」

他也常常聽1960、70年代的民謠,像某些Singer / Songwriter,如Skip James,Nick Drake,Nina Simone等。「Leonard cohen、Lou reed,他們某些思考方法和創作狀態令我不住回望。」還有Thom Yorke、Radiohead,電影配樂就聽 Zbigniew Preisner,阪本龍一等。黃衍仁十多歲時喜歡電影,也喜歡電影裡的配樂,吸引他是一種態度:「有一個目的是講故事,描畫一個氛圍、情緒。」後來他接觸如Brian Eno的音樂,Ambient Music由Eno開始。「他對待音樂的方式是折衷,什麼方法也可以用,這也非常影響我。」粵語音樂他喜歡葉德嫻、盧冠廷等,「唱廣東話好聽,和唱歌好聽是有少少分別,葉德嫻唱廣東話時咬字,和發音,成件事是完整地漂亮,還有她的音樂、演戲,連繫她做人的態度。」

「我們好難講到對所有東西有希望,對所有東西絕望。我們應該分得仔細,對什麼絕望,對什麼有希望。對虛幻的事物絕望是好事,在鋼筋水泥的地方你沒妄想可以種到田,你要先拿走它。」

幾次訪問,不知怎的談到了絕望。有人覺得他的音樂絕望、頹廢,或者覺得他音樂音色或氣氛陰暗暗地,但我覺得,他從來不是說對生命態度的低沉,你是有能力穿過黑暗。

「『絕望』這字有趣,我們好難講到對所有東西有希望,對所有東西絕望。我們應該分得仔細,對什麼絕望,對什麼有希望。對虛幻的事物絕望,是好事,在鋼筋水泥的地方你沒妄想可以種到田,你要先拿走它。」這場反送中運動走到今天,絕望(也名曰「攬炒」)彷彿也是構成了運動其中一種動力。

「當中存有絕望的成份,一場鬥爭是對著權力,另一場鬥爭是你如何想像你的未來,究竟有沒有想像力。」

在另一次對話,黃衍仁說,他寫《飛蛾光顧》時,看過塔可夫斯基的電影《鄉愁》,片中有個傻佬和主角經常對話,後來他在廣場痛罵這世界,就自焚了。其後男主角拿著蠟燭點著,護著,走向路的末端,沒幾會就吹熄,又回頭,一直重覆。

他覺得,就像Leonard Cohen的《Anthem》裡:

Ring the bells that still can ring
Forget your perfect offering
There is a crack
A crack in everything
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

(敲響還能敲響的鐘
忘卻你那完美的獻奉
萬物皆有裂隙
那是光照進來的契機)

飛蛾不是撲火,是光顧,看得遠一點,有更大的圖像,向著一些終極、想前往的方向。他在《飛蛾光顧》寫道:

讓飛蛾光顧這燃燒的心 似有剎那憶起每個誓盟
讓飛蛾光顧這燃燒的心 似有剎那憶起我是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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