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黃衍仁做的訪問，因為反送中運動而擱置多次。五、六月談過兩次，八月再見面時，彷如隔世。
五月時，我們還談著他四月首次到中國大陸巡演、他的音樂創作和社運啟蒙。他談到巡演那幾天，中國大陸各大音樂網站下架達明一派和李志的歌，李志更被指控為行為不端。當時台上的阿仁對內地樂迷說：「如果我有不端行為，不要舉報我。」
「當時想告訴他們，我也有在關注這件事，我們所接收的空間一樣被打壓。」他後來回憶說。
「被打壓」一語成讖。五月中旬，黃衍仁在中國大陸網易雲上載紀念六四30週年的作品《媽媽你沒有過錯 891930》，旋即被下架，後連同《飛蛾光顧》等作品全數下架，其網易雲音樂人資格也被取消，據指他的帳號「因存在違規操作」。
時間來到六月九日，反送中運動星火燎原，綿延未絕，我們的訪問也一度中斷。八月再見面，港人抗爭與被打壓與抵抗，竟也成為了日常。此刻再見阿仁，則談論抗爭中集體身心創傷與日常恐懼，還有無法揣測的未來。對答，以及對答之間的沉默，比五月時多了一種命運共同體的憂患。
催淚彈放題、暴力放題
「727」元朗遊行當晚，黃衍仁和其他九位音樂人相約在一間 live house 錄製一首歌：《自己人！團結唔會被打沉！》。歌曲改編自南美抗爭歌《El pueblo unido jamás será vencido》，也是全世界第一首廣東話版。黃衍仁談到錄音過程辛苦，當晚也不只他，其他音樂人同樣因吃到過催淚彈，聲音都不好，「擘大」（扯大）喉嚨唱著：「自己人！自己人！團結唔會被打沉！」還要暗地擔心出去元朗遊行的朋友，怕又一次重演「721」那日被白衣人追砍情形。眾人忍住不看直播，把歌錄完後，「把聲都爛埋。」（嗓子都破了。）
「我們就在這種狀態下錄音。」他說。
數月來香港人過的日子都差不多，不少人身心都熟悉「這種狀態」。黃衍仁說自己無法憶述過去兩個月做過什麼，特別是到七月中，他的胸口好像被壓住，開始咳痰，維持好一段日子，連日常工作也力有不逮。
起初他還以為傷風感冒，或遊行時曬傷，後來才知道那是催淚彈的後遺症。
黃衍仁旋即想像一間房間，警方基層員工刮著成千上百粒過期催淚彈殼，那一下一下的刮鐵聲。荒謬式的殘暴是香港人日常的一部分。
「應該是在『612』食（吃）到的，身體排毒排了差不多兩三個星期。」他說的，是6月12日，香港警方以多枚催淚彈、橡膠子彈對示威者暴力清場；演變至7、8月，催淚彈儼然成為抗爭現場最底門檻，在全港十八區放題般鳴爆；後來再被一再揭發，警方施放的是過期催淚彈，還被刮掉了彈頭上的日期。黃衍仁旋即想像一間房間，警方基層員工刮著成千上百粒過期催淚彈殼，那一下一下的刮鐵聲，他在臉書寫道：「畫面很有電影感。」荒謬式的殘暴是香港人日常的一部分。他形容，那卻連父母一輩也沒有經歷過、已去到了「生死關頭」的日常。
從前黃衍仁參加社運，歷經利東街保育運動中示威者被「剝光豬」（全裸）搜身，反東北事件裡抗爭者周諾恆和梁穎禮在警車上遭暴力對待，他也曾面對和見證警察的暴力：「見其他同行的社運朋友，入去（警署）前的樣子，被打完出來後的樣子，過了好幾個月，恐懼一直殘留著在臉上。現在的示威者則面對再多五倍、十倍暴力的升級。」他想像不到，即使身體的傷害可以復原，心靈上的摧毀又怎樣重建？
「政權做了太多暴力的事情，刺激我們去到生死關頭的恐懼，去到一般城市人好少經歷的危難情況。你上一代也沒有經歷過打仗，也沒有人告訴你要怎樣面對。即使你不在前線，只是看著手機，都可以『好大穫』（很大麻煩），影響了你整個人的運作。」他形容，中間見著不少人自殺，或情緒爆發，是災難級別。
黃衍仁對身心靈有研究，自學各種療法，他在臉書分享十多年前從網上自學的情緒急救技巧（EFT, Emotional Freedom Techniques），七月搞過幾次EFT分享會，教同路人「自救」，學習輕敲身體不同部位，配合呼吸、說話，療癒和接納負面情緒。「要把方法傳開去，回到最基本的身心保護，我們有方法幫助自己。」他說。
一位戰友之死
泊泊河川田間種子輕飄飄
細幼綿長落流紅花濕濕碎
與你相隔
與你相隔
不過一條
河江流海
河流江流海
一往無前
——《飛蛾光顧》之<泊泊>
中國大陸巡演時，黃衍仁教大陸樂迷說廣東話，他們問《泊泊》裡的「濕濕碎」什麼意思。《泊泊》是鄧逸晴寫的詩，她和黃衍仁在2011年佔領中環時認識，也是油麻地共治社區空間「德昌里」的一分子。她四年前自殺去世。
我們談起《飛蛾光顧》這隻唱片時，黃衍仁提起她。不少樂評人都寫《飛蛾光顧》是雨傘運動後無力與沉澱之作，他說不是，戰友鄧逸晴自殺去世，對他們一班德昌里的朋友而言，人生從此去了另一個階段，影響更深遠。
「雖然《飛蛾光顧》不只是講她，但我知道，《飛蛾光顧》是在那個思考之中、在這種氛圍之下創作的。」他說，也不只是個人生命的消失，當中關於包括社會、政治的事，他們對於情緒病的不認識，對於人際關係的維持等不了解，都在同一件事湧出來。
「（戰友的自殺）不只是我們這個群人經歷，那是世界性的。一個反抗的群體，面對外面很大的權力，四方八面、和你矛盾的、或者想噬食你的、在某個角度你能望到的。當你在某一點站得不穩，是很恐怖。」
你會想像，抗爭過程年輕生命消逝的意味，對於群體內未死的同伴的影響，他們還可以對世界繼續提出什麼發問或者希冀？「我知道這件事，不只是我們這個群人經歷，那是世界性的。一個反抗的群體，面對外面很大的權力，四方八面、和你矛盾的、或者想噬食你的、在某個角度你能望到的。當你在某一點站得不穩，是很恐怖。我沒有資格解釋或者分析她為什麼這樣做。我只在她身上，刺激我思考我們或者其他經歷類似事件的人，或者歷史上在某些狀況下決定離開的人。」
他繼續說：「現在的我，無論思考抗爭，或者講靈性、修行，就發現外面的世界好多問題，樣樣是假，樣樣是錯，不只是社會有問題，而是整個世界，整個系統也有問題。無論你從社運或者靈性修行，都走到這個階段，而這階段永遠不會過到（永遠不能過去），永遠是你身上一部分。你必須看到：你選擇了此時在世界生存，當你見到他們是這樣，而你可以不是這樣。」
他說那是一扇可以打開的門。
「有時有的人，雖然她不在，但留下的力量或者溫暖，你偶爾再看，是可以重獲的。」那個把心交出來、真誠到傷害自己的鄧逸晴，他說，成了一種懷念。當大陸樂迷突然問，《泊泊》首歌的「濕濕碎」是什麼意思，她又像再一次回來。《泊泊》一歌下半段《瘋子的鏡》是黃衍仁的續寫：「眼淚掉下種子飄過未生的故鄉 無光的夜用耳回望你比畫過的萬象」
十七歲的少女與他
不少香港社運比較走得前的概念都在「自治八樓」萌芽，如資源共享、重奪公共空間、迫遷時思考住屋權、民主規劃參與、強調民間的協調力量和權力等。
七月，黃衍仁遇到一位十七歲前線少女，她說，她寧願死也不讓警察捉到。他聽得出這句的絕望，但她說時，是以一副天真的笑容講出來。然後他說，死了就什麼可能性也沒有。少女靜了一靜，又再講，我坐十年監獄出來也只是二十六歲。「我覺得這是可悲的社會才發生，她們很可愛，也有很強的生命力。」
其後，黃衍仁臉書換了一張從前參與反高鐵，苦行絕食的照片，寫上：「young people …..getting older now」，那年他24歲。
我問他是否有些感觸，他覺得那不是感觸：「我會反問自己，我有沒有變得恐懼？更收窄自己還是更開放自己？我有沒有什麼限制了自己？還要再問，當時代向前行、大家向前行，我有沒有向前行？」
黃衍仁的音樂創作，起始於社運，也起始於香港社運組織八樓（後改稱為「自治八樓」，亦即「學聯社會運動資源中心」）。「中四、中五那年和友人林森去了「自治八樓」的Band房玩音樂。那個空間對我的影響很大，影響我不只是音樂，是一切。」不少香港社運比較走得前的概念都在「自治八樓」萌芽，如資源共享、重奪公共空間、迫遷時思考住屋權、民主規劃參與、強調民間的協調力量和權力等。黃衍仁在八樓遇上了同是玩音樂的社運人，如李維怡、迷你嘈音的Billy Hung、郭達年、潘志雄等等。
記得黃衍仁在「虛詞」寫過他的西洋菜街，講到少年的自己，世界於他不痛不癢，或者在他的世界，未意識到太多需要抵抗的衝擊。他寫到：「但那種生活不叫自由。」直至2001年，他中四、中五（編註：相當於高中一、二年級）時遇上「自治八樓」，他找到和自己世界相應的部分，也找到應該反叛的青春期。「（在八樓）好像打了個底，對世界的某些想法和態度，對權力、建制、資本主義有根本的質疑、抗拒和小心，也對政府、議會沒有太大期望。由八樓成長至現在，十多年來，對世界有個終極想像，未必只對應當下單一議題，更是等同一種信仰，思考人類應該如何生活。」
從2003年七一遊行、2005年反世貿，後來的天星皇后抗爭、反高鐵、佔領中環、共建德昌里等，他都投入參與，也站得好前。
「即使我站到好前，仍然有一個旁觀的自己。」
「一開始覺得制度、政府有問題，後來發現這個有形的世界也有問題，例如人類整體生存方式，對待肉身的方式，如生老病死，或者情緒的問題⋯⋯這些超越政治，它也可能影響政治，但我覺得是超越的。」
旁觀、有點抽離的自己，他常能意識到。好像多了一個視點，冷的自己卻在熱的社運前沿，也或許正是這個身位，讓他的社運歌曲有了不同的味道。香港樂評人博比接受訪問，也談到：「我不知道如何定義社運歌手，但在社運場合，你要刺激人參與，不會用黃衍仁的歌。因為音色低沉，不是以激昂的聲音積極動員別人參與，更是一種內在，自省的聲音。」
黃衍仁2003年開始玩音樂，至2009年反高鐵時才把累積想表達的慾望抒發。早期的音樂扣緊特定社運議題，如反高鐵時期的《堵路歌》、《信念始於足下寸土》；聲援罷工貨櫃碼頭工人的《落地行雷》等，2013年推出第一張專輯《逆風吐痰》。至2014年後，創作有更宏闊的轉向，2018年推出的專輯《飛蛾光顧》，大部分的歌曲你聽不到議題，更多是情感式，自省和沉澱的狀態。
他說：「我早已意識到自己並非要寫社運歌，雖然我的創作很明顯跟社會時事有關，但我想追尋，不是簡單說這對或不對的口號，而是生活、行動互相連繫的創作。」
「一開始覺得制度、政府有問題，後來發現這個有形的世界也有問題，例如人類整體生存方式，對待肉身的方式，如生老病死，或者情緒的問題，會這樣笑、這樣哭，現在我更多思考這些。這些超越政治，它也可能影響政治，但我覺得是超越的。」他自小就思考那些，翻閱放在齋舖（香港中式素食餐廳）的免費佛學書。「用佛學角度思考政治其實是通的。」
2019剛過去的春天，他為自己擔任編劇的劇場作品《大驅離》做訪問，談到一段話：「靈性上的學習告訴我，這個肉體，不斷做區隔的事，而我們從一出生就不斷學習，終極的問題是如何拿走這些區隔的心。而這區隔的心，都跟國族的暴力、對自然的傷害，甚或那個驅離的邏輯有關。」
或是他曾說過的：「我們的真實是inclusive的，我們是融在一起的。」「我們」也包括傾向資本偏袒的香港裡，所漠視窮人、工人，外來移民、勞工等。
「政治上要分類別，我和無政府主義接近。」但他不太覺得這些理念從無政府主義啟蒙而來，更多來自人，或者佛學、靈性書籍。「那些概念都很無政府主義。我不相信耶穌要我們用國界、國族去區分人，是耶穌的fans要而已。」
「唱廣東話好聽，和唱歌好聽是有少少分別，葉德嫻唱廣東話時咬字，和發音，成件事是完整地漂亮，還有她的音樂、演戲，連繫她做人的態度。」
五月的輕盈
五月訪問時，情緒是輕盈，大是大非都藏匿在隱約之中，只管聊著音樂與創作，很個人的。那時世界相對平靜，好像暫時沒得再回去，其實才剛過了不久的從前。
「我一直不覺得自己是社運歌手，而民謠歌手只是cosplay，嗯，我覺得我是網絡歌手。（笑）」黃衍仁描述創作的動力，說那些動力的神秘。「就好像，有時你碰上街上有人掉了整袋橙，你衝出去執起（撿起來），因為你有那calling或能力做，就做了。（笑）」
然後他說：「嗯，這比喻好像有點搞笑。」
他的作品《裝睡的人》，因為電影《一念無明》為中國大陸的樂迷所認識，其後專輯《飛蛾光顧》被南方都市報評為2018年優秀專輯，也被豆瓣選入2018年度華語民謠專輯，豆瓣評分高達8.4。我問過中國大陸樂評人邱大立，黃衍仁的音樂為何受中國大陸樂評人和樂迷青睞？而我們知道，那是相較起香港人在大陸受到的冷待。
邱大立談到黃衍仁讓他重新認識香港音樂，也讓他重新認識香港。「在此之前，我喜歡的香港音樂大多數是主流的，如黃霑、林子祥、梅豔芳、達明一派、林一峰等。黃衍仁的音樂第一打動我的是，我從來沒有聽過這麼沒有旋律性的香港音樂。他發現了一種當下的旋律，那是一種自我的調性。也許，他不是站在一個香港人的角度去做音樂，所以讓很多不是在香港生長的人也對他的音樂產生了好感。」
「在一個疲軟的時代，做一個硬漢，是需要很大勇氣的，因為很可能一切都會被消失。」邱大立在微博推薦黃衍仁的音樂時，寫了這樣一句話：「做一個逆風吐痰的人，做一個不留後路的人。」
在香港，《飛蛾光顧》獲「Spill」 選為2018年 20 張最佳本地專輯第五位，入圍香港文藝復興獎和2018年香港樂評選，其中《酒徒》獲得香港樂評年度編曲。黃衍仁的音樂受到一些香港樂評人的青睞，如樂評人博比，他主要推介香港流行音樂，卻也被黃衍仁非主流、實驗性強的音樂吸引。「《飛蛾光顧》是2018年最好的廣東音樂大碟之一，氣氛的營造，情緒流動，他每一首歌的長度、過渡，他用了好多不同樂器，而且有跨媒介的引用，文學、劇場、電影等元素，還有聲音演繹，他粵語運用得好好，也懂得用廣東話的聲音，形成一種獨特的黃衍仁風格。」
輪到黃衍仁談論自己的音樂時，他想到，自己手邊從電結他，換成木結他，是因為聽了周雲篷。
「在2003，2004年吧，聽到周雲篷第一隻碟《沉默如迷的呼吸》，他唱的方式，裡面有好多好old school的技巧和美感，不做作，也不矯情，很圓潤地呈現一首歌，但時代感又好強。那時我被他的聲音、技巧和質感刺激了。」影響他的還有30、40年代的delta blues，「那時的藍調，電結他未發達，多數是一支結他、一把人聲。」
他也常常聽1960、70年代的民謠，像某些Singer / Songwriter，如Skip James，Nick Drake，Nina Simone等。「Leonard cohen、Lou reed，他們某些思考方法和創作狀態令我不住回望。」還有Thom Yorke、Radiohead，電影配樂就聽 Zbigniew Preisner，阪本龍一等。黃衍仁十多歲時喜歡電影，也喜歡電影裡的配樂，吸引他是一種態度：「有一個目的是講故事，描畫一個氛圍、情緒。」後來他接觸如Brian Eno的音樂，Ambient Music由Eno開始。「他對待音樂的方式是折衷，什麼方法也可以用，這也非常影響我。」粵語音樂他喜歡葉德嫻、盧冠廷等，「唱廣東話好聽，和唱歌好聽是有少少分別，葉德嫻唱廣東話時咬字，和發音，成件事是完整地漂亮，還有她的音樂、演戲，連繫她做人的態度。」
「我們好難講到對所有東西有希望，對所有東西絕望。我們應該分得仔細，對什麼絕望，對什麼有希望。對虛幻的事物絕望是好事，在鋼筋水泥的地方你沒妄想可以種到田，你要先拿走它。」
幾次訪問，不知怎的談到了絕望。有人覺得他的音樂絕望、頹廢，或者覺得他音樂音色或氣氛陰暗暗地，但我覺得，他從來不是說對生命態度的低沉，你是有能力穿過黑暗。
「『絕望』這字有趣，我們好難講到對所有東西有希望，對所有東西絕望。我們應該分得仔細，對什麼絕望，對什麼有希望。對虛幻的事物絕望，是好事，在鋼筋水泥的地方你沒妄想可以種到田，你要先拿走它。」這場反送中運動走到今天，絕望（也名曰「攬炒」）彷彿也是構成了運動其中一種動力。
「當中存有絕望的成份，一場鬥爭是對著權力，另一場鬥爭是你如何想像你的未來，究竟有沒有想像力。」
在另一次對話，黃衍仁說，他寫《飛蛾光顧》時，看過塔可夫斯基的電影《鄉愁》，片中有個傻佬和主角經常對話，後來他在廣場痛罵這世界，就自焚了。其後男主角拿著蠟燭點著，護著，走向路的末端，沒幾會就吹熄，又回頭，一直重覆。
他覺得，就像Leonard Cohen的《Anthem》裡：
Ring the bells that still can ring
Forget your perfect offering
There is a crack
A crack in everything
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
（敲響還能敲響的鐘
忘卻你那完美的獻奉
萬物皆有裂隙
那是光照進來的契機）
飛蛾不是撲火，是光顧，看得遠一點，有更大的圖像，向著一些終極、想前往的方向。他在《飛蛾光顧》寫道：
讓飛蛾光顧這燃燒的心 似有剎那憶起每個誓盟
讓飛蛾光顧這燃燒的心 似有剎那憶起我是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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