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黄衍仁做的访问，因为反送中运动而搁置多次。五、六月谈过两次，八月再见面时，彷如隔世。
五月时，我们还谈著他四月首次到中国大陆巡演、他的音乐创作和社运启蒙。他谈到巡演那几天，中国大陆各大音乐网站下架达明一派和李志的歌，李志更被指控为行为不端。当时台上的阿仁对内地乐迷说：“如果我有不端行为，不要举报我。”
“当时想告诉他们，我也有在关注这件事，我们所接收的空间一样被打压。”他后来回忆说。
“被打压”一语成谶。五月中旬，黄衍仁在中国大陆网易云上载纪念六四30周年的作品《妈妈你没有过错 891930》，旋即被下架，后连同《飞蛾光顾》等作品全数下架，其网易云音乐人资格也被取消，据指他的帐号“因存在违规操作”。
时间来到六月九日，反送中运动星火燎原，绵延未绝，我们的访问也一度中断。八月再见面，港人抗争与被打压与抵抗，竟也成为了日常。此刻再见阿仁，则谈论抗争中集体身心创伤与日常恐惧，还有无法揣测的未来。对答，以及对答之间的沉默，比五月时多了一种命运共同体的忧患。
催泪弹放题、暴力放题
“727”元朗游行当晚，黄衍仁和其他九位音乐人相约在一间 live house 录制一首歌：《自己人！团结唔会被打沉！》。歌曲改编自南美抗争歌《El pueblo unido jamás será vencido》，也是全世界第一首广东话版。黄衍仁谈到录音过程辛苦，当晚也不只他，其他音乐人同样因吃到过催泪弹，声音都不好，“擘大”（扯大）喉咙唱著：“自己人！自己人！团结唔会被打沉！”还要暗地担心出去元朗游行的朋友，怕又一次重演“721”那日被白衣人追砍情形。众人忍住不看直播，把歌录完后，“把声都烂埋。”（嗓子都破了。）
“我们就在这种状态下录音。”他说。
数月来香港人过的日子都差不多，不少人身心都熟悉“这种状态”。黄衍仁说自己无法忆述过去两个月做过什么，特别是到七月中，他的胸口好像被压住，开始咳痰，维持好一段日子，连日常工作也力有不逮。
起初他还以为伤风感冒，或游行时晒伤，后来才知道那是催泪弹的后遗症。
黄衍仁旋即想像一间房间，警方基层员工刮著成千上百粒过期催泪弹壳，那一下一下的刮铁声。荒谬式的残暴是香港人日常的一部分。
“应该是在‘612’食（吃）到的，身体排毒排了差不多两三个星期。”他说的，是6月12日，香港警方以多枚催泪弹、橡胶子弹对示威者暴力清场；演变至7、8月，催泪弹俨然成为抗争现场最底门槛，在全港十八区放题般鸣爆；后来再被一再揭发，警方施放的是过期催泪弹，还被刮掉了弹头上的日期。黄衍仁旋即想像一间房间，警方基层员工刮著成千上百粒过期催泪弹壳，那一下一下的刮铁声，他在脸书写道：“画面很有电影感。”荒谬式的残暴是香港人日常的一部分。他形容，那却连父母一辈也没有经历过、已去到了“生死关头”的日常。
从前黄衍仁参加社运，历经利东街保育运动中示威者被“剥光猪”（全裸）搜身，反东北事件里抗争者周诺恒和梁颖礼在警车上遭暴力对待，他也曾面对和见证警察的暴力：“见其他同行的社运朋友，入去（警署）前的样子，被打完出来后的样子，过了好几个月，恐惧一直残留著在脸上。现在的示威者则面对再多五倍、十倍暴力的升级。”他想像不到，即使身体的伤害可以复原，心灵上的摧毁又怎样重建？
“政权做了太多暴力的事情，刺激我们去到生死关头的恐惧，去到一般城市人好少经历的危难情况。你上一代也没有经历过打仗，也没有人告诉你要怎样面对。即使你不在前线，只是看著手机，都可以‘好大获’（很大麻烦），影响了你整个人的运作。”他形容，中间见著不少人自杀，或情绪爆发，是灾难级别。
黄衍仁对身心灵有研究，自学各种疗法，他在脸书分享十多年前从网上自学的情绪急救技巧（EFT, Emotional Freedom Techniques），七月搞过几次EFT分享会，教同路人“自救”，学习轻敲身体不同部位，配合呼吸、说话，疗愈和接纳负面情绪。“要把方法传开去，回到最基本的身心保护，我们有方法帮助自己。”他说。
一位战友之死
泊泊河川田间种子轻飘飘
细幼绵长落流红花湿湿碎
与你相隔
与你相隔
不过一条
河江流海
河流江流海
一往无前
——《飞蛾光顾》之<泊泊>
中国大陆巡演时，黄衍仁教大陆乐迷说广东话，他们问《泊泊》里的“湿湿碎”什么意思。《泊泊》是邓逸晴写的诗，她和黄衍仁在2011年占领中环时认识，也是油麻地共治社区空间“德昌里”的一分子。她四年前自杀去世。
我们谈起《飞蛾光顾》这只唱片时，黄衍仁提起她。不少乐评人都写《飞蛾光顾》是雨伞运动后无力与沉淀之作，他说不是，战友邓逸晴自杀去世，对他们一班德昌里的朋友而言，人生从此去了另一个阶段，影响更深远。
“虽然《飞蛾光顾》不只是讲她，但我知道，《飞蛾光顾》是在那个思考之中、在这种氛围之下创作的。”他说，也不只是个人生命的消失，当中关于包括社会、政治的事，他们对于情绪病的不认识，对于人际关系的维持等不了解，都在同一件事涌出来。
“（战友的自杀）不只是我们这个群人经历，那是世界性的。一个反抗的群体，面对外面很大的权力，四方八面、和你矛盾的、或者想噬食你的、在某个角度你能望到的。当你在某一点站得不稳，是很恐怖。”
你会想像，抗争过程年轻生命消逝的意味，对于群体内未死的同伴的影响，他们还可以对世界继续提出什么发问或者希冀？“我知道这件事，不只是我们这个群人经历，那是世界性的。一个反抗的群体，面对外面很大的权力，四方八面、和你矛盾的、或者想噬食你的、在某个角度你能望到的。当你在某一点站得不稳，是很恐怖。我没有资格解释或者分析她为什么这样做。我只在她身上，刺激我思考我们或者其他经历类似事件的人，或者历史上在某些状况下决定离开的人。”
他继续说：“现在的我，无论思考抗争，或者讲灵性、修行，就发现外面的世界好多问题，样样是假，样样是错，不只是社会有问题，而是整个世界，整个系统也有问题。无论你从社运或者灵性修行，都走到这个阶段，而这阶段永远不会过到（永远不能过去），永远是你身上一部分。你必须看到：你选择了此时在世界生存，当你见到他们是这样，而你可以不是这样。”
他说那是一扇可以打开的门。
“有时有的人，虽然她不在，但留下的力量或者温暖，你偶尔再看，是可以重获的。”那个把心交出来、真诚到伤害自己的邓逸晴，他说，成了一种怀念。当大陆乐迷突然问，《泊泊》首歌的“湿湿碎”是什么意思，她又像再一次回来。《泊泊》一歌下半段《疯子的镜》是黄衍仁的续写：“眼泪掉下种子飘过未生的故乡 无光的夜用耳回望你比画过的万象”
十七岁的少女与他
不少香港社运比较走得前的概念都在“自治八楼”萌芽，如资源共享、重夺公共空间、迫迁时思考住屋权、民主规划参与、强调民间的协调力量和权力等。
七月，黄衍仁遇到一位十七岁前线少女，她说，她宁愿死也不让警察捉到。他听得出这句的绝望，但她说时，是以一副天真的笑容讲出来。然后他说，死了就什么可能性也没有。少女静了一静，又再讲，我坐十年监狱出来也只是二十六岁。“我觉得这是可悲的社会才发生，她们很可爱，也有很强的生命力。”
其后，黄衍仁脸书换了一张从前参与反高铁，苦行绝食的照片，写上：“young people …..getting older now”，那年他24岁。
我问他是否有些感触，他觉得那不是感触：“我会反问自己，我有没有变得恐惧？更收窄自己还是更开放自己？我有没有什么限制了自己？还要再问，当时代向前行、大家向前行，我有没有向前行？”
黄衍仁的音乐创作，起始于社运，也起始于香港社运组织八楼（后改称为“自治八楼”，亦即“学联社会运动资源中心”）。“中四、中五那年和友人林森去了“自治八楼”的Band房玩音乐。那个空间对我的影响很大，影响我不只是音乐，是一切。”不少香港社运比较走得前的概念都在“自治八楼”萌芽，如资源共享、重夺公共空间、迫迁时思考住屋权、民主规划参与、强调民间的协调力量和权力等。黄衍仁在八楼遇上了同是玩音乐的社运人，如李维怡、迷你嘈音的Billy Hung、郭达年、潘志雄等等。
记得黄衍仁在“虚词”写过他的西洋菜街，讲到少年的自己，世界于他不痛不痒，或者在他的世界，未意识到太多需要抵抗的冲击。他写到：“但那种生活不叫自由。”直至2001年，他中四、中五（编注：相当于高中一、二年级）时遇上“自治八楼”，他找到和自己世界相应的部分，也找到应该反叛的青春期。“（在八楼）好像打了个底，对世界的某些想法和态度，对权力、建制、资本主义有根本的质疑、抗拒和小心，也对政府、议会没有太大期望。由八楼成长至现在，十多年来，对世界有个终极想像，未必只对应当下单一议题，更是等同一种信仰，思考人类应该如何生活。”
从2003年七一游行、2005年反世贸，后来的天星皇后抗争、反高铁、占领中环、共建德昌里等，他都投入参与，也站得好前。
“即使我站到好前，仍然有一个旁观的自己。”
“一开始觉得制度、政府有问题，后来发现这个有形的世界也有问题，例如人类整体生存方式，对待肉身的方式，如生老病死，或者情绪的问题⋯⋯这些超越政治，它也可能影响政治，但我觉得是超越的。”
旁观、有点抽离的自己，他常能意识到。好像多了一个视点，冷的自己却在热的社运前沿，也或许正是这个身位，让他的社运歌曲有了不同的味道。香港乐评人博比接受访问，也谈到：“我不知道如何定义社运歌手，但在社运场合，你要刺激人参与，不会用黄衍仁的歌。因为音色低沉，不是以激昂的声音积极动员别人参与，更是一种内在，自省的声音。”
黄衍仁2003年开始玩音乐，至2009年反高铁时才把累积想表达的欲望抒发。早期的音乐扣紧特定社运议题，如反高铁时期的《堵路歌》、《信念始于足下寸土》；声援罢工货柜码头工人的《落地行雷》等，2013年推出第一张专辑《逆风吐痰》。至2014年后，创作有更宏阔的转向，2018年推出的专辑《飞蛾光顾》，大部分的歌曲你听不到议题，更多是情感式，自省和沉淀的状态。
他说：“我早已意识到自己并非要写社运歌，虽然我的创作很明显跟社会时事有关，但我想追寻，不是简单说这对或不对的口号，而是生活、行动互相连系的创作。”
“一开始觉得制度、政府有问题，后来发现这个有形的世界也有问题，例如人类整体生存方式，对待肉身的方式，如生老病死，或者情绪的问题，会这样笑、这样哭，现在我更多思考这些。这些超越政治，它也可能影响政治，但我觉得是超越的。”他自小就思考那些，翻阅放在斋舖（香港中式素食餐厅）的免费佛学书。“用佛学角度思考政治其实是通的。”
2019刚过去的春天，他为自己担任编剧的剧场作品《大驱离》做访问，谈到一段话：“灵性上的学习告诉我，这个肉体，不断做区隔的事，而我们从一出生就不断学习，终极的问题是如何拿走这些区隔的心。而这区隔的心，都跟国族的暴力、对自然的伤害，甚或那个驱离的逻辑有关。”
或是他曾说过的：“我们的真实是inclusive的，我们是融在一起的。”“我们”也包括倾向资本偏袒的香港里，所漠视穷人、工人，外来移民、劳工等。
“政治上要分类别，我和无政府主义接近。”但他不太觉得这些理念从无政府主义启蒙而来，更多来自人，或者佛学、灵性书籍。“那些概念都很无政府主义。我不相信耶稣要我们用国界、国族去区分人，是耶稣的fans要而已。”
“唱广东话好听，和唱歌好听是有少少分别，叶德娴唱广东话时咬字，和发音，成件事是完整地漂亮，还有她的音乐、演戏，连系她做人的态度。”
五月的轻盈
五月访问时，情绪是轻盈，大是大非都藏匿在隐约之中，只管聊著音乐与创作，很个人的。那时世界相对平静，好像暂时没得再回去，其实才刚过了不久的从前。
“我一直不觉得自己是社运歌手，而民谣歌手只是cosplay，嗯，我觉得我是网络歌手。（笑）”黄衍仁描述创作的动力，说那些动力的神秘。“就好像，有时你碰上街上有人掉了整袋橙，你冲出去执起（捡起来），因为你有那calling或能力做，就做了。（笑）”
然后他说：“嗯，这比喻好像有点搞笑。”
他的作品《装睡的人》，因为电影《一念无明》为中国大陆的乐迷所认识，其后专辑《飞蛾光顾》被南方都市报评为2018年优秀专辑，也被豆瓣选入2018年度华语民谣专辑，豆瓣评分高达8.4。我问过中国大陆乐评人邱大立，黄衍仁的音乐为何受中国大陆乐评人和乐迷青睐？而我们知道，那是相较起香港人在大陆受到的冷待。
邱大立谈到黄衍仁让他重新认识香港音乐，也让他重新认识香港。“在此之前，我喜欢的香港音乐大多数是主流的，如黄霑、林子祥、梅艳芳、达明一派、林一峰等。黄衍仁的音乐第一打动我的是，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没有旋律性的香港音乐。他发现了一种当下的旋律，那是一种自我的调性。也许，他不是站在一个香港人的角度去做音乐，所以让很多不是在香港生长的人也对他的音乐产生了好感。”
“在一个疲软的时代，做一个硬汉，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因为很可能一切都会被消失。”邱大立在微博推荐黄衍仁的音乐时，写了这样一句话：“做一个逆风吐痰的人，做一个不留后路的人。”
在香港，《飞蛾光顾》获“Spill” 选为2018年 20 张最佳本地专辑第五位，入围香港文艺复兴奖和2018年香港乐评选，其中《酒徒》获得香港乐评年度编曲。黄衍仁的音乐受到一些香港乐评人的青睐，如乐评人博比，他主要推介香港流行音乐，却也被黄衍仁非主流、实验性强的音乐吸引。“《飞蛾光顾》是2018年最好的广东音乐大碟之一，气氛的营造，情绪流动，他每一首歌的长度、过渡，他用了好多不同乐器，而且有跨媒介的引用，文学、剧场、电影等元素，还有声音演绎，他粤语运用得好好，也懂得用广东话的声音，形成一种独特的黄衍仁风格。”
轮到黄衍仁谈论自己的音乐时，他想到，自己手边从电结他，换成木结他，是因为听了周云篷。
“在2003，2004年吧，听到周云篷第一只碟《沉默如迷的呼吸》，他唱的方式，里面有好多好old school的技巧和美感，不做作，也不矫情，很圆润地呈现一首歌，但时代感又好强。那时我被他的声音、技巧和质感刺激了。”影响他的还有30、40年代的delta blues，“那时的蓝调，电结他未发达，多数是一支结他、一把人声。”
他也常常听1960、70年代的民谣，像某些Singer / Songwriter，如Skip James，Nick Drake，Nina Simone等。“Leonard cohen、Luke Wink，他们某些思考方法和创作状态令我不住回望。”还有Tom York、Radiohead，电影配乐就听 Zbigniew Preisner，阪本龙一等。黄衍仁十多岁时喜欢电影，也喜欢电影里的配乐，吸引他是一种态度：“有一个目的是讲故事，描画一个氛围、情绪。”后来他接触如Brian Eno的音乐，Ambient Music由Eno开始，但Eno其实是听HipHop的。“他对待音乐的方式是折衷，什么方法也可以用，这也非常影响我。”粤语音乐他喜欢叶德娴、卢冠廷等，“唱广东话好听，和唱歌好听是有少少分别，叶德娴唱广东话时咬字，和发音，成件事是完整地漂亮，还有她的音乐、演戏，连系她做人的态度。”
“我们好难讲到对所有东西有希望，对所有东西绝望。我们应该分得仔细，对什么绝望，对什么有希望。对虚幻的事物绝望是好事，在钢筋水泥的地方你没妄想可以种到田，你要先拿走它。”
几次访问，不知怎的谈到了绝望。有人觉得他的音乐绝望、颓废，或者觉得他音乐音色或气氛阴暗暗地，但我觉得，他从来不是说对生命态度的低沉，你是有能力穿过黑暗。
“‘绝望’这字有趣，我们好难讲到对所有东西有希望，对所有东西绝望。我们应该分得仔细，对什么绝望，对什么有希望。对虚幻的事物绝望，是好事，在钢筋水泥的地方你没妄想可以种到田，你要先拿走它。”这场反送中运动走到今天，绝望（也名曰“揽炒”）仿佛也是构成了运动其中一种动力。
“当中存有绝望的成份，一场斗争是对著权力，另一场斗争是你如何想像你的未来，究竟有没有想像力。”
在另一次对话，黄衍仁说，他写《飞蛾光顾》时，看过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乡愁》，片中有个傻佬和主角经常对话，后来他在广场痛骂这世界，就自焚了。其后男主角拿著蜡烛点著，护著，走向路的末端，没几会就吹熄，又回头，一直重复。
他觉得，就像Leonard Cohen的《Anthem》里：
Ring the bells that still can ring
Forget your perfect offering
There is a crack
A crack in everything
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
（敲响还能敲响的钟
忘却你那完美的献奉
万物皆有裂隙
那是光照进来的契机）
飞蛾不是扑火，是光顾，看得远一点，有更大的图像，向著一些终极、想前往的方向。他在《飞蛾光顾》写道：
让飞蛾光顾这燃烧的心 似有刹那忆起每个誓盟
让飞蛾光顾这燃烧的心 似有刹那忆起我是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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