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黄衍仁做的访问,因为反送中运动而搁置多次。五、六月谈过两次,八月再见面时,彷如隔世。
五月时,我们还谈著他四月首次到中国大陆巡演、他的音乐创作和社运启蒙。他谈到巡演那几天,中国大陆各大音乐网站下架达明一派和李志的歌,李志更被指控为行为不端。当时台上的阿仁对内地乐迷说:“如果我有不端行为,不要举报我。”
“当时想告诉他们,我也有在关注这件事,我们所接收的空间一样被打压。”他后来回忆说。
“被打压”一语成谶。五月中旬,黄衍仁在中国大陆网易云上载纪念六四30周年的作品《妈妈你没有过错 891930》,旋即被下架,后连同《飞蛾光顾》等作品全数下架,其网易云音乐人资格也被取消,据指他的帐号“因存在违规操作”。
时间来到六月九日,反送中运动星火燎原,绵延未绝,我们的访问也一度中断。八月再见面,港人抗争与被打压与抵抗,竟也成为了日常。此刻再见阿仁,则谈论抗争中集体身心创伤与日常恐惧,还有无法揣测的未来。对答,以及对答之间的沉默,比五月时多了一种命运共同体的忧患。
催泪弹放题、暴力放题
“727”元朗游行当晚,黄衍仁和其他九位音乐人相约在一间 live house 录制一首歌:《自己人!团结唔会被打沉!》。歌曲改编自南美抗争歌《El pueblo unido jamás será vencido》,也是全世界第一首广东话版。黄衍仁谈到录音过程辛苦,当晚也不只他,其他音乐人同样因吃到过催泪弹,声音都不好,“擘大”(扯大)喉咙唱著:“自己人!自己人!团结唔会被打沉!”还要暗地担心出去元朗游行的朋友,怕又一次重演“721”那日被白衣人追砍情形。众人忍住不看直播,把歌录完后,“把声都烂埋。”(嗓子都破了。)
“我们就在这种状态下录音。”他说。
数月来香港人过的日子都差不多,不少人身心都熟悉“这种状态”。黄衍仁说自己无法忆述过去两个月做过什么,特别是到七月中,他的胸口好像被压住,开始咳痰,维持好一段日子,连日常工作也力有不逮。
起初他还以为伤风感冒,或游行时晒伤,后来才知道那是催泪弹的后遗症。
黄衍仁旋即想像一间房间,警方基层员工刮著成千上百粒过期催泪弹壳,那一下一下的刮铁声。荒谬式的残暴是香港人日常的一部分。
“应该是在‘612’食(吃)到的,身体排毒排了差不多两三个星期。”他说的,是6月12日,香港警方以多枚催泪弹、橡胶子弹对示威者暴力清场;演变至7、8月,催泪弹俨然成为抗争现场最底门槛,在全港十八区放题般鸣爆;后来再被一再揭发,警方施放的是过期催泪弹,还被刮掉了弹头上的日期。黄衍仁旋即想像一间房间,警方基层员工刮著成千上百粒过期催泪弹壳,那一下一下的刮铁声,他在脸书写道:“画面很有电影感。”荒谬式的残暴是香港人日常的一部分。他形容,那却连父母一辈也没有经历过、已去到了“生死关头”的日常。
从前黄衍仁参加社运,历经利东街保育运动中示威者被“剥光猪”(全裸)搜身,反东北事件里抗争者周诺恒和梁颖礼在警车上遭暴力对待,他也曾面对和见证警察的暴力:“见其他同行的社运朋友,入去(警署)前的样子,被打完出来后的样子,过了好几个月,恐惧一直残留著在脸上。现在的示威者则面对再多五倍、十倍暴力的升级。”他想像不到,即使身体的伤害可以复原,心灵上的摧毁又怎样重建?
“政权做了太多暴力的事情,刺激我们去到生死关头的恐惧,去到一般城市人好少经历的危难情况。你上一代也没有经历过打仗,也没有人告诉你要怎样面对。即使你不在前线,只是看著手机,都可以‘好大获’(很大麻烦),影响了你整个人的运作。”他形容,中间见著不少人自杀,或情绪爆发,是灾难级别。
黄衍仁对身心灵有研究,自学各种疗法,他在脸书分享十多年前从网上自学的情绪急救技巧(EFT, Emotional Freedom Techniques),七月搞过几次EFT分享会,教同路人“自救”,学习轻敲身体不同部位,配合呼吸、说话,疗愈和接纳负面情绪。“要把方法传开去,回到最基本的身心保护,我们有方法帮助自己。”他说。
一位战友之死
泊泊河川田间种子轻飘飘
细幼绵长落流红花湿湿碎
与你相隔
与你相隔
不过一条
河江流海
河流江流海
一往无前
——《飞蛾光顾》之<泊泊>
中国大陆巡演时,黄衍仁教大陆乐迷说广东话,他们问《泊泊》里的“湿湿碎”什么意思。《泊泊》是邓逸晴写的诗,她和黄衍仁在2011年占领中环时认识,也是油麻地共治社区空间“德昌里”的一分子。她四年前自杀去世。
我们谈起《飞蛾光顾》这只唱片时,黄衍仁提起她。不少乐评人都写《飞蛾光顾》是雨伞运动后无力与沉淀之作,他说不是,战友邓逸晴自杀去世,对他们一班德昌里的朋友而言,人生从此去了另一个阶段,影响更深远。
“虽然《飞蛾光顾》不只是讲她,但我知道,《飞蛾光顾》是在那个思考之中、在这种氛围之下创作的。”他说,也不只是个人生命的消失,当中关于包括社会、政治的事,他们对于情绪病的不认识,对于人际关系的维持等不了解,都在同一件事涌出来。
“(战友的自杀)不只是我们这个群人经历,那是世界性的。一个反抗的群体,面对外面很大的权力,四方八面、和你矛盾的、或者想噬食你的、在某个角度你能望到的。当你在某一点站得不稳,是很恐怖。”
你会想像,抗争过程年轻生命消逝的意味,对于群体内未死的同伴的影响,他们还可以对世界继续提出什么发问或者希冀?“我知道这件事,不只是我们这个群人经历,那是世界性的。一个反抗的群体,面对外面很大的权力,四方八面、和你矛盾的、或者想噬食你的、在某个角度你能望到的。当你在某一点站得不稳,是很恐怖。我没有资格解释或者分析她为什么这样做。我只在她身上,刺激我思考我们或者其他经历类似事件的人,或者历史上在某些状况下决定离开的人。”
他继续说:“现在的我,无论思考抗争,或者讲灵性、修行,就发现外面的世界好多问题,样样是假,样样是错,不只是社会有问题,而是整个世界,整个系统也有问题。无论你从社运或者灵性修行,都走到这个阶段,而这阶段永远不会过到(永远不能过去),永远是你身上一部分。你必须看到:你选择了此时在世界生存,当你见到他们是这样,而你可以不是这样。”
他说那是一扇可以打开的门。
“有时有的人,虽然她不在,但留下的力量或者温暖,你偶尔再看,是可以重获的。”那个把心交出来、真诚到伤害自己的邓逸晴,他说,成了一种怀念。当大陆乐迷突然问,《泊泊》首歌的“湿湿碎”是什么意思,她又像再一次回来。《泊泊》一歌下半段《疯子的镜》是黄衍仁的续写:“眼泪掉下种子飘过未生的故乡 无光的夜用耳回望你比画过的万象”
十七岁的少女与他
不少香港社运比较走得前的概念都在“自治八楼”萌芽,如资源共享、重夺公共空间、迫迁时思考住屋权、民主规划参与、强调民间的协调力量和权力等。
七月,黄衍仁遇到一位十七岁前线少女,她说,她宁愿死也不让警察捉到。他听得出这句的绝望,但她说时,是以一副天真的笑容讲出来。然后他说,死了就什么可能性也没有。少女静了一静,又再讲,我坐十年监狱出来也只是二十六岁。“我觉得这是可悲的社会才发生,她们很可爱,也有很强的生命力。”
其后,黄衍仁脸书换了一张从前参与反高铁,苦行绝食的照片,写上:“young people .....getting older now”,那年他24岁。
我问他是否有些感触,他觉得那不是感触:“我会反问自己,我有没有变得恐惧?更收窄自己还是更开放自己?我有没有什么限制了自己?还要再问,当时代向前行、大家向前行,我有没有向前行?”
黄衍仁的音乐创作,起始于社运,也起始于香港社运组织八楼(后改称为“自治八楼”,亦即“学联社会运动资源中心”)。“中四、中五那年和友人林森去了“自治八楼”的Band房玩音乐。那个空间对我的影响很大,影响我不只是音乐,是一切。”不少香港社运比较走得前的概念都在“自治八楼”萌芽,如资源共享、重夺公共空间、迫迁时思考住屋权、民主规划参与、强调民间的协调力量和权力等。黄衍仁在八楼遇上了同是玩音乐的社运人,如李维怡、迷你嘈音的Billy Hung、郭达年、潘志雄等等。
记得黄衍仁在“虚词”写过他的西洋菜街,讲到少年的自己,世界于他不痛不痒,或者在他的世界,未意识到太多需要抵抗的冲击。他写到:“但那种生活不叫自由。”直至2001年,他中四、中五(编注:相当于高中一、二年级)时遇上“自治八楼”,他找到和自己世界相应的部分,也找到应该反叛的青春期。“(在八楼)好像打了个底,对世界的某些想法和态度,对权力、建制、资本主义有根本的质疑、抗拒和小心,也对政府、议会没有太大期望。由八楼成长至现在,十多年来,对世界有个终极想像,未必只对应当下单一议题,更是等同一种信仰,思考人类应该如何生活。”
从2003年七一游行、2005年反世贸,后来的天星皇后抗争、反高铁、占领中环、共建德昌里等,他都投入参与,也站得好前。
“即使我站到好前,仍然有一个旁观的自己。”
“一开始觉得制度、政府有问题,后来发现这个有形的世界也有问题,例如人类整体生存方式,对待肉身的方式,如生老病死,或者情绪的问题⋯⋯这些超越政治,它也可能影响政治,但我觉得是超越的。”
旁观、有点抽离的自己,他常能意识到。好像多了一个视点,冷的自己却在热的社运前沿,也或许正是这个身位,让他的社运歌曲有了不同的味道。香港乐评人博比接受访问,也谈到:“我不知道如何定义社运歌手,但在社运场合,你要刺激人参与,不会用黄衍仁的歌。因为音色低沉,不是以激昂的声音积极动员别人参与,更是一种内在,自省的声音。”
黄衍仁2003年开始玩音乐,至2009年反高铁时才把累积想表达的欲望抒发。早期的音乐扣紧特定社运议题,如反高铁时期的《堵路歌》、《信念始于足下寸土》;声援罢工货柜码头工人的《落地行雷》等,2013年推出第一张专辑《逆风吐痰》。至2014年后,创作有更宏阔的转向,2018年推出的专辑《飞蛾光顾》,大部分的歌曲你听不到议题,更多是情感式,自省和沉淀的状态。
他说:“我早已意识到自己并非要写社运歌,虽然我的创作很明显跟社会时事有关,但我想追寻,不是简单说这对或不对的口号,而是生活、行动互相连系的创作。”
“一开始觉得制度、政府有问题,后来发现这个有形的世界也有问题,例如人类整体生存方式,对待肉身的方式,如生老病死,或者情绪的问题,会这样笑、这样哭,现在我更多思考这些。这些超越政治,它也可能影响政治,但我觉得是超越的。”他自小就思考那些,翻阅放在斋舖(香港中式素食餐厅)的免费佛学书。“用佛学角度思考政治其实是通的。”
2019刚过去的春天,他为自己担任编剧的剧场作品《大驱离》做访问,谈到一段话:“灵性上的学习告诉我,这个肉体,不断做区隔的事,而我们从一出生就不断学习,终极的问题是如何拿走这些区隔的心。而这区隔的心,都跟国族的暴力、对自然的伤害,甚或那个驱离的逻辑有关。”
或是他曾说过的:“我们的真实是inclusive的,我们是融在一起的。”“我们”也包括倾向资本偏袒的香港里,所漠视穷人、工人,外来移民、劳工等。
“政治上要分类别,我和无政府主义接近。”但他不太觉得这些理念从无政府主义启蒙而来,更多来自人,或者佛学、灵性书籍。“那些概念都很无政府主义。我不相信耶稣要我们用国界、国族去区分人,是耶稣的fans要而已。”
“唱广东话好听,和唱歌好听是有少少分别,叶德娴唱广东话时咬字,和发音,成件事是完整地漂亮,还有她的音乐、演戏,连系她做人的态度。”
五月的轻盈
五月访问时,情绪是轻盈,大是大非都藏匿在隐约之中,只管聊著音乐与创作,很个人的。那时世界相对平静,好像暂时没得再回去,其实才刚过了不久的从前。
“我一直不觉得自己是社运歌手,而民谣歌手只是cosplay,嗯,我觉得我是网络歌手。(笑)”黄衍仁描述创作的动力,说那些动力的神秘。“就好像,有时你碰上街上有人掉了整袋橙,你冲出去执起(捡起来),因为你有那calling或能力做,就做了。(笑)”
然后他说:“嗯,这比喻好像有点搞笑。”
他的作品《装睡的人》,因为电影《一念无明》为中国大陆的乐迷所认识,其后专辑《飞蛾光顾》被南方都市报评为2018年优秀专辑,也被豆瓣选入2018年度华语民谣专辑,豆瓣评分高达8.4。我问过中国大陆乐评人邱大立,黄衍仁的音乐为何受中国大陆乐评人和乐迷青睐?而我们知道,那是相较起香港人在大陆受到的冷待。
邱大立谈到黄衍仁让他重新认识香港音乐,也让他重新认识香港。“在此之前,我喜欢的香港音乐大多数是主流的,如黄霑、林子祥、梅艳芳、达明一派、林一峰等。黄衍仁的音乐第一打动我的是,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没有旋律性的香港音乐。他发现了一种当下的旋律,那是一种自我的调性。也许,他不是站在一个香港人的角度去做音乐,所以让很多不是在香港生长的人也对他的音乐产生了好感。”
“在一个疲软的时代,做一个硬汉,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因为很可能一切都会被消失。”邱大立在微博推荐黄衍仁的音乐时,写了这样一句话:“做一个逆风吐痰的人,做一个不留后路的人。”
在香港,《飞蛾光顾》获“Spill” 选为2018年 20 张最佳本地专辑第五位,入围香港文艺复兴奖和2018年香港乐评选,其中《酒徒》获得香港乐评年度编曲。黄衍仁的音乐受到一些香港乐评人的青睐,如乐评人博比,他主要推介香港流行音乐,却也被黄衍仁非主流、实验性强的音乐吸引。“《飞蛾光顾》是2018年最好的广东音乐大碟之一,气氛的营造,情绪流动,他每一首歌的长度、过渡,他用了好多不同乐器,而且有跨媒介的引用,文学、剧场、电影等元素,还有声音演绎,他粤语运用得好好,也懂得用广东话的声音,形成一种独特的黄衍仁风格。”
轮到黄衍仁谈论自己的音乐时,他想到,自己手边从电结他,换成木结他,是因为听了周云篷。
“在2003,2004年吧,听到周云篷第一只碟《沉默如迷的呼吸》,他唱的方式,里面有好多好old school的技巧和美感,不做作,也不矫情,很圆润地呈现一首歌,但时代感又好强。那时我被他的声音、技巧和质感刺激了。”影响他的还有30、40年代的delta blues,“那时的蓝调,电结他未发达,多数是一支结他、一把人声。”
他也常常听1960、70年代的民谣,像某些Singer / Songwriter,如Skip James,Nick Drake,Nina Simone等。“Leonard cohen、Luke Wink,他们某些思考方法和创作状态令我不住回望。”还有Tom York、Radiohead,电影配乐就听 Zbigniew Preisner,阪本龙一等。黄衍仁十多岁时喜欢电影,也喜欢电影里的配乐,吸引他是一种态度:“有一个目的是讲故事,描画一个氛围、情绪。”后来他接触如Brian Eno的音乐,Ambient Music由Eno开始,但Eno其实是听HipHop的。“他对待音乐的方式是折衷,什么方法也可以用,这也非常影响我。”粤语音乐他喜欢叶德娴、卢冠廷等,“唱广东话好听,和唱歌好听是有少少分别,叶德娴唱广东话时咬字,和发音,成件事是完整地漂亮,还有她的音乐、演戏,连系她做人的态度。”
“我们好难讲到对所有东西有希望,对所有东西绝望。我们应该分得仔细,对什么绝望,对什么有希望。对虚幻的事物绝望是好事,在钢筋水泥的地方你没妄想可以种到田,你要先拿走它。”
几次访问,不知怎的谈到了绝望。有人觉得他的音乐绝望、颓废,或者觉得他音乐音色或气氛阴暗暗地,但我觉得,他从来不是说对生命态度的低沉,你是有能力穿过黑暗。
“‘绝望’这字有趣,我们好难讲到对所有东西有希望,对所有东西绝望。我们应该分得仔细,对什么绝望,对什么有希望。对虚幻的事物绝望,是好事,在钢筋水泥的地方你没妄想可以种到田,你要先拿走它。”这场反送中运动走到今天,绝望(也名曰“揽炒”)仿佛也是构成了运动其中一种动力。
“当中存有绝望的成份,一场斗争是对著权力,另一场斗争是你如何想像你的未来,究竟有没有想像力。”
在另一次对话,黄衍仁说,他写《飞蛾光顾》时,看过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乡愁》,片中有个傻佬和主角经常对话,后来他在广场痛骂这世界,就自焚了。其后男主角拿著蜡烛点著,护著,走向路的末端,没几会就吹熄,又回头,一直重复。
他觉得,就像Leonard Cohen的《Anthem》里:
Ring the bells that still can ring
Forget your perfect offering
There is a crack
A crack in everything
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
(敲响还能敲响的钟
忘却你那完美的献奉
万物皆有裂隙
那是光照进来的契机)
飞蛾不是扑火,是光顾,看得远一点,有更大的图像,向著一些终极、想前往的方向。他在《飞蛾光顾》写道:
让飞蛾光顾这燃烧的心 似有刹那忆起每个誓盟
让飞蛾光顾这燃烧的心 似有刹那忆起我是谁人
读者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