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對今日香港又有何啟發？

世界體系論與威權主義

在香港反修例示威者到美國領事館請願，要求特朗普「解放香港」的今天，華勒斯坦的這句話看來也沒有過時。香港人人都在對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引頸以待，祈求「外國勢力」介入香港局勢，甚至出現了所謂的「Sir, this way」派，期待美國從中國手上光復香港。

華勒斯坦在生命中最後數月沒有對反送中運動作出評論，但他對所有「國家權力」都有所懷疑，這對於被威權中國節節壓逼的港人，無疑極難接受。如果靠攏中國不行，要美國來光復香港也未必是好事，那麼香港應何去何從？

如果我們稍微了解華勒斯坦著名的「世界體系理論」（World-system Theory），或許就不難理解他的立場。華勒斯坦受法國年鑑學派歷史學家 Fernand Braudel 影響甚深，後者提出了注視「Longue durée」（長時間）的史學觀：歷史學者應該注意那些緩慢的，深層的結構性變化，因為對人類歷史真正有影響力的，大都不是只能短暫引起漣漪的短期現象，而是有一定「永久性」（雖然不代表它們永遠不變）的深層結構。例如，美國2008年的次按危機不止是過份借貸造成的短期經濟泡沫爆破的結果，它也是（或在更大程度上是）資本霸權周期更迭的結果。華勒斯坦以每次長達五十至六十年的康氏周期（K-wave）來解釋這種更迭，但此處不贅。

世界體系理論就是在這種史觀下產生的政治經濟理論。在世界體系理論出現以前，社會科學分析大多以「民族國家」為單位，但華勒斯坦認為國家不過是「世界體系」的一個組成部份，既然發源自十六世紀歐洲的資本主義已經擴張全球，那麼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超然於它之外。

因此，不理解這個世界體系的變化，就不可能理解單一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因歷史上資本積累的差異以及全球經濟分工，世界體系分成三個主要階層：核心﹑半邊陲﹑以及邊陲。現在的核心國家自然以美國為首，靠著金融和科技等高增值產業不斷進行資本積累，支配整個世界體系；而邊陲國家則多是所謂的「第三世界」，沒有累積資本的條件，只能出口天然資源，完全受控於核心國家。整個世界體系，就是這三個層級之間不平等的利益交換。例如上面所說的美國的次按危機，經濟過度金融化只是近因，長期來說卻是核心國家周期衰落，美國的工業生產活動移離本土至半邊陲及邊陲地區，引致中西部鏽帶地區大規模失業，經濟陷入長期衰退的結果。

至於香港，以及八十年代崛起的「亞洲四小龍」，就在世界體系中的「半邊陲」位置。香港在殖民地時代尤其受核心國家宰制，只能為大英帝國提供廉價勞工；七﹑八十年代經濟起飛轉型，香港進入「半邊陲」位置，一邊靠著剝削鄰近窮國積累資本，一邊也為核心國家提供繼續進行剝削和積聚財富的金融和工業生產平台。本來鎖國的中國，在同一時期進行改革開放，後來則完全進入了世界資本體系。

中國和香港之間的磨擦，某程度上也是中國極力希望從邊陲走向核心的結果。很多人都認為中國會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體系最核心的經濟體，就像美國曾經取代大英帝國一樣。但世界體系在乎穩定，而中國始終是一個不穩定因素：它是一個正在崛起的有十四億人口的大國，它的經濟增長數字遠比西方正在陷入衰退的核心國家驚人，但是它的增長幅度也在縮小。香港是個小得多的經濟體，沒有政治主權，但它在全球商品鏈的位置比中國上游，高增值產業遠多於中國。換言之，香港是中國從邊陲進入上游的一張重要門票（也正是因為香港抗爭者對這一點有所體認，才會有「攬炒論」的出現）。

中國的威權傾向跟其經濟政策密不可分，而在習近平上台後，中國的威權主義傾向更趨明顯。中國全面加入世界體系帶來的動蕩是可預期的，而中國對自身的想像，例如中華民族回到以往光輝歲月，以及中國應該領導世界秩序，而不是恥辱地接受由美國主導的舊有秩序，都是令中國加強在政治上的控制的原因。而美國作為核心領導國家，而且是正在面對衰落的霸權，對威權中國崛起的反應就是變得更威權。

自由是甚麼？

華勒斯坦提出了龐大的，以全球為單位的世界體系理論，但作為一名左翼思想家，他從來沒有忘記人的位置。二戰後非洲國家紛紛獨立，華勒斯坦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論文田野研究，正是在西非的法語系國家進行，而後來他也繼續進行了二十年的非洲研究。他看到非洲國家從殖民宗主國取得政治獨立，然而經濟解殖卻沒有發生；這些國家懷著美好的願望，舉起了獨立與民族主義的旗幟，但在不平等的剝削體系下，它們的天然資源被掠奪，只能出口原材料以及石油到先進國家，然後再入口貴價工業成品。在這種經濟環境下，非洲的政治動蕩也在所難免。這種對影響邊陲國家的新殖民主義的理解和洞見，直接催生了他後來建基於「層級性剝削」的世界體系理論。

故，對華勒斯坦而言，在無孔不入的世界體系中，以民族主義來謀求解放是個死胡同。華勒斯坦認為，無論是極端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厭女主義等，都只是掩飾實際生產關係問題，分化人民的工具（註一），換言之，它們的存在目的是維持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平穩運作，容許核心國家以及資本家繼續在最少反抗下積累資本。中國也鼓吹了二十多年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論，但世界體系理論給我們的洞見是，威權主義不可能單是中國的問題。舉目所見，威權主義的重臨的確是全球性的。特朗普的當選是美國極端民族主義與白人至上主義崛起的警號，而他上任後，新納粹及極右翼組織如雨後春筍紛紛成立，他們的活動也更公開更暴力，兩年前在 Charlottesville 發生的「Unite the Right」（團結右翼）大遊行是其中一個例子。在印度，政府為了滿足印度教民族主義者，廢除了喀什米爾的自治區地位。民主退潮的例子，在世界各地俯拾皆是。

在資本主義是唯一遊戲規則的前提下，西方的自由主義提供的只是進入剝削體系的自由，而非真正的解放；而我們必須對「自由」有比西方所高舉的人權旗幟有更深刻的了解。華勒斯坦受馬克思﹑熊彼德﹑波蘭尼等影響甚深，認為人民唯一可能獲得解放的方法，是體認到唯有階級才是唯一真實的社會分層。雖然這是對華勒斯坦的思想絕不嚴謹的歸納，但我作為種族主義研究者，也確實難以完全認同他認為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都可簡化成階級問題的看法。

然而，華勒斯坦始終指出了一個無比重要，但在香港始終缺乏討論的問題：在一片自由呼聲中，我們有否想清楚「自由」是甚麼，而「解放」又是甚麼？除了自由主義（乃至新自由主義）的定義，我們有沒有別的選擇？來自中國的政治威權是否香港問題的唯一來源？

歷史的必然與偶然

世界體系理論在1968年的新社會運動浪潮後興起，改變了一整代政治及社會學家。但身處「反修例」的社會運動洪流中，我們最想問的問題肯定是：在這個以資本主義為基本規則，大國博奕的世界體系中，可以帶來改變的似乎都是國家﹑金錢和武力，那麼公民運動到底有甚麼影響力，甚至，「人」的位置在哪裡？

我認為，華勒斯坦無疑是偉大的思想家，他的理論顛覆了一代社會學家及政治經濟學家對世界的理解。但我不認為他完全是對的。注視歷史的 longue durée 與那些周期性的「必然」之餘，我們也不能忽略歷史的偶然性。很多學者批評世界主義理論的悲觀傾向，認為它以經濟和物質發展為唯一的「真實」邏輯，但沒有考慮政治和社會未必遵從同一種邏輯。換言之，對於公民抗命和社會運動，世界體系理論並沒有足夠的理論深度去理解。

華勒斯坦和68一代後受馬克思史觀影響甚深的左翼學者一樣，視「霸權更迭和興衰」為資本體系擴張後的必然路徑。可是，即使華勒斯坦持目的論（teleological）史觀，也沒有排除歷史的發生可以出於完全偶然：他相信，歐洲不是資本主義必然的起點，這個起點也可以是中國。他認為，在十五世紀，中國與歐洲的基本條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兩個地區都有發展資本主義的可能。後來資本主義在歐洲誕生，是偶然而不是必然的結果。韋伯在他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抱持另一種觀點，認為西方新教喀爾文主義（Calvinism）能夠提供資本主義發展的土壤，而中國以儒道為主的宗教文化卻不能。但韋伯同時認為，新教倫理不是必然「生出」資本主義，宗教精神對經濟體系有多少影響，也是完全取決於偶然的。

華勒斯坦的理論為我們提供了理解世界經濟博奕與宏觀歷史的材料。但新一代的歷史社會學家改良了華勒斯坦的視野，並告訴我們，歷史也有「path-dependent」（路徑依賴）的面向——起義﹑革命﹑科技發展﹑甚至學術思想的轉變，都有可能改變歷史發展的方向。世界體系理論解釋了結構上相對永久性的影響，可是它沒有解釋這個體系在經歷甚麼外部影響下會作出大規模轉變。

這個引起大規模轉變的歷史事件，可以是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嗎？筆者才疏學淺，沒法作出任何具前瞻性的預測。但即使情況不容樂觀，我們也不能排除這種偶然性吧——畢竟，在數學上，0和0.0001的機率之間的分別是無限。我相信華勒斯坦若然還在生，必然會與我一樣，謹慎地懷抱著同樣的希望。

（陳婉容，威斯康辛大學社會學博士研究生）

註一：華勒斯坦跟法國新馬克思社會學家畢里巴（Etienne Balibar）合著的《Race, Nation, Class》輕巧易讀，是了解他對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見解的入門選擇。華勒斯坦認為，種族主義只是個「post hoc」的概念，只有一個群體經過經濟剝削，墮入經濟結構最底層時，種族主義才會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