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编辑提醒才知道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沃勒斯坦）在上月31日辞世，终年88岁。华勒斯坦是大名鼎鼎的左翼社会学家及哲学家，逝世前是耶鲁社会学系的荣休教授，但以他的名声与影响力而言，甚么头衔都只是锦上添花而已。随著华勒斯坦和阿明（Samir Amin）在这两年相继离世，意味著“新左四人帮”（华勒斯坦﹑阿明﹑阿里奇（Giovanni Arrighi）和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都已复归尘土，对许多受他们影响甚深的学者而言，算得上是一个时代的过去。
八月底，我的脸书同温层都是铺天盖地的香港警暴新闻，我几乎没注意到华勒斯坦撒手人寰的消息。两天后倒是很多人分享另一篇来自“草媒”的分析文章：最近在香港很受欢迎的 Netflix 纪录片《Winter on Fire》（凛冬烈火）的导演承认，片中刻意省略了乌克兰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主义者（右翼）在2014年广场革命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发生于2013年的欧洲 Euromaidan 广场革命，导火线是乌克兰停止与欧盟签署自贸协定，反对者在基辅发起示威，一呼百应。但事实上，在 Euromaidan 广场革命中后期占主导地位的政党，正是极右翼政党“乌克兰全国自由联盟”（Svoboda）。他们和其他几个右翼团体排拒广场上其他非右翼团体﹑并暴力攻击左翼人士﹑女性主义者﹑犹太人（他们并声称乌克兰裔的好莱坞女星Mila Kunis是“犹太猪”）和外国人。右翼人士在运动中后期完全主导运动，然而在《凛冬烈火》内却完全看不到这些极右翼团体的踪影。
这是为甚么？也许每个在广场外的人都对运动有不同的想像，而“革命单纯是人民自发的力量”是一个很好的卖点。但我不禁想起华勒斯坦当时对乌克兰局势的评论：无论是广场革命还是随后的内战状态都需从地缘政治角度理解——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以及克里米亚地区有庞大影响力，而西部却由亲欧派主导，在两大势力夹缝中的乌克兰，难免成为代理战争的战场。华勒斯坦警告：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势力视乌克兰为棋子，以支持示威为对抗“欧洲派”（法德俄）的战略。没错，俄罗斯是个威权主义国家，但倒向另一边，也不见得可使乌克兰脱离威权主义的威胁。
这对今日香港又有何启发？
世界体系论与威权主义
在香港反修例示威者到美国领事馆请愿，要求特朗普“解放香港”的今天，华勒斯坦的这句话看来也没有过时。香港人人都在对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引颈以待，祈求“外国势力”介入香港局势，甚至出现了所谓的“Sir, this way”派，期待美国从中国手上光复香港。
华勒斯坦在生命中最后数月没有对反送中运动作出评论，但他对所有“国家权力”都有所怀疑，这对于被威权中国节节压逼的港人，无疑极难接受。如果靠拢中国不行，要美国来光复香港也未必是好事，那么香港应何去何从？
如果我们稍微了解华勒斯坦著名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system Theory），或许就不难理解他的立场。华勒斯坦受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 Fernand Braudel 影响甚深，后者提出了注视“Longue durée”（长时间）的史学观：历史学者应该注意那些缓慢的，深层的结构性变化，因为对人类历史真正有影响力的，大都不是只能短暂引起涟漪的短期现象，而是有一定“永久性”（虽然不代表它们永远不变）的深层结构。例如，美国2008年的次按危机不止是过份借贷造成的短期经济泡沫爆破的结果，它也是（或在更大程度上是）资本霸权周期更迭的结果。华勒斯坦以每次长达五十至六十年的康氏周期（K-wave）来解释这种更迭，但此处不赘。
世界体系理论就是在这种史观下产生的政治经济理论。在世界体系理论出现以前，社会科学分析大多以“民族国家”为单位，但华勒斯坦认为国家不过是“世界体系”的一个组成部份，既然发源自十六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已经扩张全球，那么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超然于它之外。
因此，不理解这个世界体系的变化，就不可能理解单一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因历史上资本积累的差异以及全球经济分工，世界体系分成三个主要阶层：核心﹑半边陲﹑以及边陲。现在的核心国家自然以美国为首，靠著金融和科技等高增值产业不断进行资本积累，支配整个世界体系；而边陲国家则多是所谓的“第三世界”，没有累积资本的条件，只能出口天然资源，完全受控于核心国家。整个世界体系，就是这三个层级之间不平等的利益交换。例如上面所说的美国的次按危机，经济过度金融化只是近因，长期来说却是核心国家周期衰落，美国的工业生产活动移离本土至半边陲及边陲地区，引致中西部锈带地区大规模失业，经济陷入长期衰退的结果。
至于香港，以及八十年代崛起的“亚洲四小龙”，就在世界体系中的“半边陲”位置。香港在殖民地时代尤其受核心国家宰制，只能为大英帝国提供廉价劳工；七﹑八十年代经济起飞转型，香港进入“半边陲”位置，一边靠著剥削邻近穷国积累资本，一边也为核心国家提供继续进行剥削和积聚财富的金融和工业生产平台。本来锁国的中国，在同一时期进行改革开放，后来则完全进入了世界资本体系。
中国和香港之间的磨擦，某程度上也是中国极力希望从边陲走向核心的结果。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体系最核心的经济体，就像美国曾经取代大英帝国一样。但世界体系在乎稳定，而中国始终是一个不稳定因素：它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有十四亿人口的大国，它的经济增长数字远比西方正在陷入衰退的核心国家惊人，但是它的增长幅度也在缩小。香港是个小得多的经济体，没有政治主权，但它在全球商品链的位置比中国上游，高增值产业远多于中国。换言之，香港是中国从边陲进入上游的一张重要门票（也正是因为香港抗争者对这一点有所体认，才会有“揽炒论”的出现）。
中国的威权倾向跟其经济政策密不可分，而在习近平上台后，中国的威权主义倾向更趋明显。中国全面加入世界体系带来的动荡是可预期的，而中国对自身的想像，例如中华民族回到以往光辉岁月，以及中国应该领导世界秩序，而不是耻辱地接受由美国主导的旧有秩序，都是令中国加强在政治上的控制的原因。而美国作为核心领导国家，而且是正在面对衰落的霸权，对威权中国崛起的反应就是变得更威权。
自由是甚么？
华勒斯坦提出了庞大的，以全球为单位的世界体系理论，但作为一名左翼思想家，他从来没有忘记人的位置。二战后非洲国家纷纷独立，华勒斯坦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田野研究，正是在西非的法语系国家进行，而后来他也继续进行了二十年的非洲研究。他看到非洲国家从殖民宗主国取得政治独立，然而经济解殖却没有发生；这些国家怀著美好的愿望，举起了独立与民族主义的旗帜，但在不平等的剥削体系下，它们的天然资源被掠夺，只能出口原材料以及石油到先进国家，然后再入口贵价工业成品。在这种经济环境下，非洲的政治动荡也在所难免。这种对影响边陲国家的新殖民主义的理解和洞见，直接催生了他后来建基于“层级性剥削”的世界体系理论。
故，对华勒斯坦而言，在无孔不入的世界体系中，以民族主义来谋求解放是个死胡同。华勒斯坦认为，无论是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厌女主义等，都只是掩饰实际生产关系问题，分化人民的工具（注一），换言之，它们的存在目的是维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平稳运作，容许核心国家以及资本家继续在最少反抗下积累资本。中国也鼓吹了二十多年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论，但世界体系理论给我们的洞见是，威权主义不可能单是中国的问题。举目所见，威权主义的重临的确是全球性的。特朗普的当选是美国极端民族主义与白人至上主义崛起的警号，而他上任后，新纳粹及极右翼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他们的活动也更公开更暴力，两年前在 Charlottesville 发生的“Unite the Right”（团结右翼）大游行是其中一个例子。在印度，政府为了满足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废除了喀什米尔的自治区地位。民主退潮的例子，在世界各地俯拾皆是。
在资本主义是唯一游戏规则的前提下，西方的自由主义提供的只是进入剥削体系的自由，而非真正的解放；而我们必须对“自由”有比西方所高举的人权旗帜有更深刻的了解。华勒斯坦受马克思﹑熊彼德﹑波兰尼等影响甚深，认为人民唯一可能获得解放的方法，是体认到唯有阶级才是唯一真实的社会分层。虽然这是对华勒斯坦的思想绝不严谨的归纳，但我作为种族主义研究者，也确实难以完全认同他认为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都可简化成阶级问题的看法。
然而，华勒斯坦始终指出了一个无比重要，但在香港始终缺乏讨论的问题：在一片自由呼声中，我们有否想清楚“自由”是甚么，而“解放”又是甚么？除了自由主义（乃至新自由主义）的定义，我们有没有别的选择？来自中国的政治威权是否香港问题的唯一来源？
历史的必然与偶然
世界体系理论在1968年的新社会运动浪潮后兴起，改变了一整代政治及社会学家。但身处“反修例”的社会运动洪流中，我们最想问的问题肯定是：在这个以资本主义为基本规则，大国博奕的世界体系中，可以带来改变的似乎都是国家﹑金钱和武力，那么公民运动到底有甚么影响力，甚至，“人”的位置在哪里？
我认为，华勒斯坦无疑是伟大的思想家，他的理论颠覆了一代社会学家及政治经济学家对世界的理解。但我不认为他完全是对的。注视历史的 longue durée 与那些周期性的“必然”之余，我们也不能忽略历史的偶然性。很多学者批评世界主义理论的悲观倾向，认为它以经济和物质发展为唯一的“真实”逻辑，但没有考虑政治和社会未必遵从同一种逻辑。换言之，对于公民抗命和社会运动，世界体系理论并没有足够的理论深度去理解。
华勒斯坦和68一代后受马克思史观影响甚深的左翼学者一样，视“霸权更迭和兴衰”为资本体系扩张后的必然路径。可是，即使华勒斯坦持目的论（teleological）史观，也没有排除历史的发生可以出于完全偶然：他相信，欧洲不是资本主义必然的起点，这个起点也可以是中国。他认为，在十五世纪，中国与欧洲的基本条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两个地区都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后来资本主义在欧洲诞生，是偶然而不是必然的结果。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抱持另一种观点，认为西方新教喀尔文主义（Calvinism）能够提供资本主义发展的土壤，而中国以儒道为主的宗教文化却不能。但韦伯同时认为，新教伦理不是必然“生出”资本主义，宗教精神对经济体系有多少影响，也是完全取决于偶然的。
华勒斯坦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世界经济博奕与宏观历史的材料。但新一代的历史社会学家改良了华勒斯坦的视野，并告诉我们，历史也有“path-dependent”（路径依赖）的面向——起义﹑革命﹑科技发展﹑甚至学术思想的转变，都有可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世界体系理论解释了结构上相对永久性的影响，可是它没有解释这个体系在经历甚么外部影响下会作出大规模转变。
这个引起大规模转变的历史事件，可以是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吗？笔者才疏学浅，没法作出任何具前瞻性的预测。但即使情况不容乐观，我们也不能排除这种偶然性吧——毕竟，在数学上，0和0.0001的机率之间的分别是无限。我相信华勒斯坦若然还在生，必然会与我一样，谨慎地怀抱著同样的希望。
（陈婉容，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生）
注一：华勒斯坦跟法国新马克思社会学家毕里巴（Etienne Balibar）合著的《Race, Nation, Class》轻巧易读，是了解他对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见解的入门选择。华勒斯坦认为，种族主义只是个“post hoc”的概念，只有一个群体经过经济剥削，堕入经济结构最底层时，种族主义才会出现。
好文章 也注定是让香港的抗争们读者不舒服——被嵌入一个无解的结构里 怎么可能舒服？或者说 感觉到自己就是winter on fire里刻意忽略的人 能好受吗？但恰因为这样 这篇文章才值得去读 借由其反思
香港的核心问题也是现今这种贫富分化极大，社会分层稳定上升通道少，随着大陆开放进程香港贸易地位下降，矛盾会越来越突显。
其实完整经历过公司动荡的人都应该有体会，公司初创人心齐，业务增长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吃苦，牺牲自我利益促进公司发展，但是当业务稳定的时候就开始高层内斗，业务下滑基层员工就开始大面积离职如果国企就开始要求个人权利，要求对公司发展的知情权，会关注和了解利益分配的细节，因为本质上业务的下滑基层和中层都开始不信任公司了。
大陆随着贸易战增长降低下滑的情况下，必然也会出问题，政府应该很清楚这一点。
香港的下滑是大势决定的，然而恐怕没人会坦然接受这一点，不普选港人就有合理的原因把怒火发泄在港府或者中央政府身上，归结到“自由民主”上，但是普选了也需要解决利益分配问题。港府下一步方案应该就会考虑这个了，因为利益分配不均已经到了部分人考虑玉石俱焚的地步了（当然其实这部分人没有真经历过，经历过恐怕大部分就不这样想了），然而自由低税各个行业都鼓励资本主义就是造成香港繁荣也造成香港贫富分化严重得原因，怎么变也是一个大课题。
作为一个在端传媒屡次被扣“五毛”帽子的大陆人，可以理解当前年轻人的确看不到希望，人性上讲谁愿意面对“拼拼拼”一辈子，也就是换个小房子背着贷款辛劳的一生呢？大陆的一线城市也是一样的，当然机会稍多一些，所以年轻人想法多一些。但是我的下属20多岁来北上广深，我自己是觉得他会比较辛苦的，虽然深圳政府推出了廉租房，公租房，人才房，安居房等，但是相比买房早的人来说的确不公平。我本人是希望房价腰斩没人炒房的（本人有不只一套房产），大家都有机会才好，财富应该鼓励更有冲劲儿和才华的人，这些人才能带动社会进步，但是也不要贫富差距大到香港那样，应该至少像美国一样对遗产等设置传递障碍，对过高收入重税
不是小编选择性采访，不是路人口述，这种文章看起来让人觉得媒体中立。
比较认同这位哲学家的观点，不带感情，没有善恶二元论，尽量客观观察和分析（虽然因为生长环境人不可能绝对客观）
也认同资本主义才是现在社会的问题，而不是威权与自由的对抗，全世界现在共同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并且没有缩减的迹象，越大社会也会越动荡，维持和平的唯一原因是热兵器威力原胜冷兵器和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如果往前500年，现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会爆发内战或者革命。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这种理性思考并无传播的空间，最近复习《乌合之众》，群体的特质之一是无法理性思考，简单的观点和情绪极易传播；特质之二是群体情绪不会平和只能容许激烈的情绪，同情赞许会变为崇拜，不满会变为仇恨；特质之三是责任分散导致的“无责感”所以过激行为往往会觉得自己无责。
这个结论不限于暴徒和警察和普通民众，也不限于大陆被煽动起来和台湾被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
现实就是这么复杂，只能希望这种思想可以传播开吧，希望媒体真的不要煽风点火助长群体情绪的传播和强化了。
作者不會沒看過柏林（Isaiah Berlin）的《兩種自由概念》吧？我覺得它是對於理解當代中國對於自由的矛盾心態一個非常好的框架。
提起威權與自由的界線，華人社會總是喜歡舉新加坡為例。其實香港過去殖民地時又何嘗不是？一個尊重私人自由的威權政府，並非不現實的事情。問題是現在中共政權明顯出現「過度的政治化」，任由公權力入侵私人領域。如果中共和港府可以掌握好這個度，香港的公民意識未必會如此強烈；作用力越強，反作用力也就會追上步伐。香港目前可謂「積極的爭取消極自由」，也就是要求全面民主化。
看到這次反送中運動，想年輕人回到「港豬」的心態順服威權政府，怕是希望渺茫，甚至可謂壽終正寢。年輕人追求光復香港，但其實千禧年代那個連警察一身正氣、古惑仔也是血性漢子的幻夢也因為世界和社會的變遷注定不可能重現。
確實寫得很生硬，無可否認
近期香港很多人民群众对西方抱有天真的幻想，认为美英等国因与香港“共享民主理念”，就必然倾向于帮助香港对抗北京。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危险的，只需看看因为同样原因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中国大陆自由派便可知道：他们自89年以来一直期待美国干涉中国、推动中国政治自由化，而实际上美国所做的大多不过是喊话罢了。
最后两段转得太硬了，强行转折。。。
威权中国当然不是唯一的问题，但是香港目前面临最迫切的危机就是中国
黄左的字典里没有某些民族，也就主动地看不见某些民族压迫
作者試圖在反送中中加入左翼觀點，比如對「自由」的理解要擺脫資本主義運作邏輯(階級剝削)， 連種族(在香港為本土)也是階級剝削的結果。
我想起很多年前和內地朋友的爭拗，他們在掙扎於中共極權時，我談政府要對資本有所挾制(當年正是零六韓農反世貿，香港保育運動風起雲湧的時候，不難汲取左翼的皮毛)，被他們說成是「偽命題」。如今這篇文章也一樣。
當然，作者說反送中若能生發出對「自由」的別樣理解(強調資本運作中「人」的位置？)，或可以改變歷史發展方向。是什麼，她自己好像也沒願景。這不還是雲裏霧裏嗎？
在沒有「第三條路」時，香港人只是想返回不那麼壞的選擇(相對習近平的左傾極權)，他們未必沒有「美國也是威權」的自覺。現在只是「逃命」。作者提出的要求未免高了點。
這個文章的中心在講什麼？中國是壞的，美國也不是好人，所以呢？這跟我講中國不能民主自由，民主自由不適合中國，美國人可以，但中國人不可以，你應該要放棄，只能放棄。這是什麼鬼理由。不要用你的無能作為藉口去壓逼別人。
我個人認為威權中國並不是香港的唯一問題，甚至我覺得威權中國甚至只是香港社會矛盾上的一塊幕布。但是問題在於威權中國以至威權主義不能解決香港自回歸以來的社會矛盾，更不能說服市民大眾威權管治會比真普選更能處理香港目前的社會問題。相反地，當威權主義成為香港管治的主旋律時，社會的矛盾反而進一步加劇，威權不是唯一問題，但是沒了他，很多問題會容易解決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