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編輯提醒才知道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沃勒斯坦）在上月31日辭世，終年88歲。華勒斯坦是大名鼎鼎的左翼社會學家及哲學家，逝世前是耶魯社會學系的榮休教授，但以他的名聲與影響力而言，甚麼頭銜都只是錦上添花而已。隨著華勒斯坦和阿明（Samir Amin）在這兩年相繼離世，意味著「新左四人幫」（華勒斯坦﹑阿明﹑阿里奇（Giovanni Arrighi）和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都已復歸塵土，對許多受他們影響甚深的學者而言，算得上是一個時代的過去。
八月底，我的臉書同溫層都是鋪天蓋地的香港警暴新聞，我幾乎沒注意到華勒斯坦撒手人寰的消息。兩天後倒是很多人分享另一篇來自「草媒」的分析文章：最近在香港很受歡迎的 Netflix 紀錄片《Winter on Fire》（凜冬烈火）的導演承認，片中刻意省略了烏克蘭白人至上主義者／新納粹主義者（右翼）在2014年廣場革命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發生於2013年的歐洲 Euromaidan 廣場革命，導火線是烏克蘭停止與歐盟簽署自貿協定，反對者在基輔發起示威，一呼百應。但事實上，在 Euromaidan 廣場革命中後期佔主導地位的政黨，正是極右翼政黨「烏克蘭全國自由聯盟」（Svoboda）。他們和其他幾個右翼團體排拒廣場上其他非右翼團體﹑並暴力攻擊左翼人士﹑女性主義者﹑猶太人（他們並聲稱烏克蘭裔的荷里活女星Mila Kunis是「猶太豬」）和外國人。右翼人士在運動中後期完全主導運動，然而在《凜冬烈火》內卻完全看不到這些極右翼團體的蹤影。
這是為甚麼？也許每個在廣場外的人都對運動有不同的想像，而「革命單純是人民自發的力量」是一個很好的賣點。但我不禁想起華勒斯坦當時對烏克蘭局勢的評論：無論是廣場革命還是隨後的內戰狀態都需從地緣政治角度理解——俄羅斯在烏克蘭東部以及克里米亞地區有龐大影響力，而西部卻由親歐派主導，在兩大勢力夾縫中的烏克蘭，難免成為代理戰爭的戰場。華勒斯坦警告：美國的新自由主義勢力視烏克蘭為棋子，以支持示威為對抗「歐洲派」（法德俄）的戰略。沒錯，俄羅斯是個威權主義國家，但倒向另一邊，也不見得可使烏克蘭脫離威權主義的威脅。
這對今日香港又有何啟發？
世界體系論與威權主義
在香港反修例示威者到美國領事館請願，要求特朗普「解放香港」的今天，華勒斯坦的這句話看來也沒有過時。香港人人都在對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引頸以待，祈求「外國勢力」介入香港局勢，甚至出現了所謂的「Sir, this way」派，期待美國從中國手上光復香港。
華勒斯坦在生命中最後數月沒有對反送中運動作出評論，但他對所有「國家權力」都有所懷疑，這對於被威權中國節節壓逼的港人，無疑極難接受。如果靠攏中國不行，要美國來光復香港也未必是好事，那麼香港應何去何從？
如果我們稍微了解華勒斯坦著名的「世界體系理論」（World-system Theory），或許就不難理解他的立場。華勒斯坦受法國年鑑學派歷史學家 Fernand Braudel 影響甚深，後者提出了注視「Longue durée」（長時間）的史學觀：歷史學者應該注意那些緩慢的，深層的結構性變化，因為對人類歷史真正有影響力的，大都不是只能短暫引起漣漪的短期現象，而是有一定「永久性」（雖然不代表它們永遠不變）的深層結構。例如，美國2008年的次按危機不止是過份借貸造成的短期經濟泡沫爆破的結果，它也是（或在更大程度上是）資本霸權周期更迭的結果。華勒斯坦以每次長達五十至六十年的康氏周期（K-wave）來解釋這種更迭，但此處不贅。
世界體系理論就是在這種史觀下產生的政治經濟理論。在世界體系理論出現以前，社會科學分析大多以「民族國家」為單位，但華勒斯坦認為國家不過是「世界體系」的一個組成部份，既然發源自十六世紀歐洲的資本主義已經擴張全球，那麼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超然於它之外。
因此，不理解這個世界體系的變化，就不可能理解單一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因歷史上資本積累的差異以及全球經濟分工，世界體系分成三個主要階層：核心﹑半邊陲﹑以及邊陲。現在的核心國家自然以美國為首，靠著金融和科技等高增值產業不斷進行資本積累，支配整個世界體系；而邊陲國家則多是所謂的「第三世界」，沒有累積資本的條件，只能出口天然資源，完全受控於核心國家。整個世界體系，就是這三個層級之間不平等的利益交換。例如上面所說的美國的次按危機，經濟過度金融化只是近因，長期來說卻是核心國家周期衰落，美國的工業生產活動移離本土至半邊陲及邊陲地區，引致中西部鏽帶地區大規模失業，經濟陷入長期衰退的結果。
至於香港，以及八十年代崛起的「亞洲四小龍」，就在世界體系中的「半邊陲」位置。香港在殖民地時代尤其受核心國家宰制，只能為大英帝國提供廉價勞工；七﹑八十年代經濟起飛轉型，香港進入「半邊陲」位置，一邊靠著剝削鄰近窮國積累資本，一邊也為核心國家提供繼續進行剝削和積聚財富的金融和工業生產平台。本來鎖國的中國，在同一時期進行改革開放，後來則完全進入了世界資本體系。
中國和香港之間的磨擦，某程度上也是中國極力希望從邊陲走向核心的結果。很多人都認為中國會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體系最核心的經濟體，就像美國曾經取代大英帝國一樣。但世界體系在乎穩定，而中國始終是一個不穩定因素：它是一個正在崛起的有十四億人口的大國，它的經濟增長數字遠比西方正在陷入衰退的核心國家驚人，但是它的增長幅度也在縮小。香港是個小得多的經濟體，沒有政治主權，但它在全球商品鏈的位置比中國上游，高增值產業遠多於中國。換言之，香港是中國從邊陲進入上游的一張重要門票（也正是因為香港抗爭者對這一點有所體認，才會有「攬炒論」的出現）。
中國的威權傾向跟其經濟政策密不可分，而在習近平上台後，中國的威權主義傾向更趨明顯。中國全面加入世界體系帶來的動蕩是可預期的，而中國對自身的想像，例如中華民族回到以往光輝歲月，以及中國應該領導世界秩序，而不是恥辱地接受由美國主導的舊有秩序，都是令中國加強在政治上的控制的原因。而美國作為核心領導國家，而且是正在面對衰落的霸權，對威權中國崛起的反應就是變得更威權。
自由是甚麼？
華勒斯坦提出了龐大的，以全球為單位的世界體系理論，但作為一名左翼思想家，他從來沒有忘記人的位置。二戰後非洲國家紛紛獨立，華勒斯坦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論文田野研究，正是在西非的法語系國家進行，而後來他也繼續進行了二十年的非洲研究。他看到非洲國家從殖民宗主國取得政治獨立，然而經濟解殖卻沒有發生；這些國家懷著美好的願望，舉起了獨立與民族主義的旗幟，但在不平等的剝削體系下，它們的天然資源被掠奪，只能出口原材料以及石油到先進國家，然後再入口貴價工業成品。在這種經濟環境下，非洲的政治動蕩也在所難免。這種對影響邊陲國家的新殖民主義的理解和洞見，直接催生了他後來建基於「層級性剝削」的世界體系理論。
故，對華勒斯坦而言，在無孔不入的世界體系中，以民族主義來謀求解放是個死胡同。華勒斯坦認為，無論是極端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厭女主義等，都只是掩飾實際生產關係問題，分化人民的工具（註一），換言之，它們的存在目的是維持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平穩運作，容許核心國家以及資本家繼續在最少反抗下積累資本。中國也鼓吹了二十多年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論，但世界體系理論給我們的洞見是，威權主義不可能單是中國的問題。舉目所見，威權主義的重臨的確是全球性的。特朗普的當選是美國極端民族主義與白人至上主義崛起的警號，而他上任後，新納粹及極右翼組織如雨後春筍紛紛成立，他們的活動也更公開更暴力，兩年前在 Charlottesville 發生的「Unite the Right」（團結右翼）大遊行是其中一個例子。在印度，政府為了滿足印度教民族主義者，廢除了喀什米爾的自治區地位。民主退潮的例子，在世界各地俯拾皆是。
在資本主義是唯一遊戲規則的前提下，西方的自由主義提供的只是進入剝削體系的自由，而非真正的解放；而我們必須對「自由」有比西方所高舉的人權旗幟有更深刻的了解。華勒斯坦受馬克思﹑熊彼德﹑波蘭尼等影響甚深，認為人民唯一可能獲得解放的方法，是體認到唯有階級才是唯一真實的社會分層。雖然這是對華勒斯坦的思想絕不嚴謹的歸納，但我作為種族主義研究者，也確實難以完全認同他認為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都可簡化成階級問題的看法。
然而，華勒斯坦始終指出了一個無比重要，但在香港始終缺乏討論的問題：在一片自由呼聲中，我們有否想清楚「自由」是甚麼，而「解放」又是甚麼？除了自由主義（乃至新自由主義）的定義，我們有沒有別的選擇？來自中國的政治威權是否香港問題的唯一來源？
歷史的必然與偶然
世界體系理論在1968年的新社會運動浪潮後興起，改變了一整代政治及社會學家。但身處「反修例」的社會運動洪流中，我們最想問的問題肯定是：在這個以資本主義為基本規則，大國博奕的世界體系中，可以帶來改變的似乎都是國家﹑金錢和武力，那麼公民運動到底有甚麼影響力，甚至，「人」的位置在哪裡？
我認為，華勒斯坦無疑是偉大的思想家，他的理論顛覆了一代社會學家及政治經濟學家對世界的理解。但我不認為他完全是對的。注視歷史的 longue durée 與那些周期性的「必然」之餘，我們也不能忽略歷史的偶然性。很多學者批評世界主義理論的悲觀傾向，認為它以經濟和物質發展為唯一的「真實」邏輯，但沒有考慮政治和社會未必遵從同一種邏輯。換言之，對於公民抗命和社會運動，世界體系理論並沒有足夠的理論深度去理解。
華勒斯坦和68一代後受馬克思史觀影響甚深的左翼學者一樣，視「霸權更迭和興衰」為資本體系擴張後的必然路徑。可是，即使華勒斯坦持目的論（teleological）史觀，也沒有排除歷史的發生可以出於完全偶然：他相信，歐洲不是資本主義必然的起點，這個起點也可以是中國。他認為，在十五世紀，中國與歐洲的基本條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兩個地區都有發展資本主義的可能。後來資本主義在歐洲誕生，是偶然而不是必然的結果。韋伯在他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抱持另一種觀點，認為西方新教喀爾文主義（Calvinism）能夠提供資本主義發展的土壤，而中國以儒道為主的宗教文化卻不能。但韋伯同時認為，新教倫理不是必然「生出」資本主義，宗教精神對經濟體系有多少影響，也是完全取決於偶然的。
華勒斯坦的理論為我們提供了理解世界經濟博奕與宏觀歷史的材料。但新一代的歷史社會學家改良了華勒斯坦的視野，並告訴我們，歷史也有「path-dependent」（路徑依賴）的面向——起義﹑革命﹑科技發展﹑甚至學術思想的轉變，都有可能改變歷史發展的方向。世界體系理論解釋了結構上相對永久性的影響，可是它沒有解釋這個體系在經歷甚麼外部影響下會作出大規模轉變。
這個引起大規模轉變的歷史事件，可以是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嗎？筆者才疏學淺，沒法作出任何具前瞻性的預測。但即使情況不容樂觀，我們也不能排除這種偶然性吧——畢竟，在數學上，0和0.0001的機率之間的分別是無限。我相信華勒斯坦若然還在生，必然會與我一樣，謹慎地懷抱著同樣的希望。
（陳婉容，威斯康辛大學社會學博士研究生）
註一：華勒斯坦跟法國新馬克思社會學家畢里巴（Etienne Balibar）合著的《Race, Nation, Class》輕巧易讀，是了解他對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見解的入門選擇。華勒斯坦認為，種族主義只是個「post hoc」的概念，只有一個群體經過經濟剝削，墮入經濟結構最底層時，種族主義才會出現。
好文章 也注定是让香港的抗争们读者不舒服——被嵌入一个无解的结构里 怎么可能舒服？或者说 感觉到自己就是winter on fire里刻意忽略的人 能好受吗？但恰因为这样 这篇文章才值得去读 借由其反思
香港的核心问题也是现今这种贫富分化极大，社会分层稳定上升通道少，随着大陆开放进程香港贸易地位下降，矛盾会越来越突显。
其实完整经历过公司动荡的人都应该有体会，公司初创人心齐，业务增长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吃苦，牺牲自我利益促进公司发展，但是当业务稳定的时候就开始高层内斗，业务下滑基层员工就开始大面积离职如果国企就开始要求个人权利，要求对公司发展的知情权，会关注和了解利益分配的细节，因为本质上业务的下滑基层和中层都开始不信任公司了。
大陆随着贸易战增长降低下滑的情况下，必然也会出问题，政府应该很清楚这一点。
香港的下滑是大势决定的，然而恐怕没人会坦然接受这一点，不普选港人就有合理的原因把怒火发泄在港府或者中央政府身上，归结到“自由民主”上，但是普选了也需要解决利益分配问题。港府下一步方案应该就会考虑这个了，因为利益分配不均已经到了部分人考虑玉石俱焚的地步了（当然其实这部分人没有真经历过，经历过恐怕大部分就不这样想了），然而自由低税各个行业都鼓励资本主义就是造成香港繁荣也造成香港贫富分化严重得原因，怎么变也是一个大课题。
作为一个在端传媒屡次被扣“五毛”帽子的大陆人，可以理解当前年轻人的确看不到希望，人性上讲谁愿意面对“拼拼拼”一辈子，也就是换个小房子背着贷款辛劳的一生呢？大陆的一线城市也是一样的，当然机会稍多一些，所以年轻人想法多一些。但是我的下属20多岁来北上广深，我自己是觉得他会比较辛苦的，虽然深圳政府推出了廉租房，公租房，人才房，安居房等，但是相比买房早的人来说的确不公平。我本人是希望房价腰斩没人炒房的（本人有不只一套房产），大家都有机会才好，财富应该鼓励更有冲劲儿和才华的人，这些人才能带动社会进步，但是也不要贫富差距大到香港那样，应该至少像美国一样对遗产等设置传递障碍，对过高收入重税
不是小编选择性采访，不是路人口述，这种文章看起来让人觉得媒体中立。
比较认同这位哲学家的观点，不带感情，没有善恶二元论，尽量客观观察和分析（虽然因为生长环境人不可能绝对客观）
也认同资本主义才是现在社会的问题，而不是威权与自由的对抗，全世界现在共同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并且没有缩减的迹象，越大社会也会越动荡，维持和平的唯一原因是热兵器威力原胜冷兵器和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如果往前500年，现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会爆发内战或者革命。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这种理性思考并无传播的空间，最近复习《乌合之众》，群体的特质之一是无法理性思考，简单的观点和情绪极易传播；特质之二是群体情绪不会平和只能容许激烈的情绪，同情赞许会变为崇拜，不满会变为仇恨；特质之三是责任分散导致的“无责感”所以过激行为往往会觉得自己无责。
这个结论不限于暴徒和警察和普通民众，也不限于大陆被煽动起来和台湾被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
现实就是这么复杂，只能希望这种思想可以传播开吧，希望媒体真的不要煽风点火助长群体情绪的传播和强化了。
作者不會沒看過柏林（Isaiah Berlin）的《兩種自由概念》吧？我覺得它是對於理解當代中國對於自由的矛盾心態一個非常好的框架。
提起威權與自由的界線，華人社會總是喜歡舉新加坡為例。其實香港過去殖民地時又何嘗不是？一個尊重私人自由的威權政府，並非不現實的事情。問題是現在中共政權明顯出現「過度的政治化」，任由公權力入侵私人領域。如果中共和港府可以掌握好這個度，香港的公民意識未必會如此強烈；作用力越強，反作用力也就會追上步伐。香港目前可謂「積極的爭取消極自由」，也就是要求全面民主化。
看到這次反送中運動，想年輕人回到「港豬」的心態順服威權政府，怕是希望渺茫，甚至可謂壽終正寢。年輕人追求光復香港，但其實千禧年代那個連警察一身正氣、古惑仔也是血性漢子的幻夢也因為世界和社會的變遷注定不可能重現。
確實寫得很生硬，無可否認
近期香港很多人民群众对西方抱有天真的幻想，认为美英等国因与香港“共享民主理念”，就必然倾向于帮助香港对抗北京。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危险的，只需看看因为同样原因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中国大陆自由派便可知道：他们自89年以来一直期待美国干涉中国、推动中国政治自由化，而实际上美国所做的大多不过是喊话罢了。
最后两段转得太硬了，强行转折。。。
威权中国当然不是唯一的问题，但是香港目前面临最迫切的危机就是中国
黄左的字典里没有某些民族，也就主动地看不见某些民族压迫
作者試圖在反送中中加入左翼觀點，比如對「自由」的理解要擺脫資本主義運作邏輯(階級剝削)， 連種族(在香港為本土)也是階級剝削的結果。
我想起很多年前和內地朋友的爭拗，他們在掙扎於中共極權時，我談政府要對資本有所挾制(當年正是零六韓農反世貿，香港保育運動風起雲湧的時候，不難汲取左翼的皮毛)，被他們說成是「偽命題」。如今這篇文章也一樣。
當然，作者說反送中若能生發出對「自由」的別樣理解(強調資本運作中「人」的位置？)，或可以改變歷史發展方向。是什麼，她自己好像也沒願景。這不還是雲裏霧裏嗎？
在沒有「第三條路」時，香港人只是想返回不那麼壞的選擇(相對習近平的左傾極權)，他們未必沒有「美國也是威權」的自覺。現在只是「逃命」。作者提出的要求未免高了點。
這個文章的中心在講什麼？中國是壞的，美國也不是好人，所以呢？這跟我講中國不能民主自由，民主自由不適合中國，美國人可以，但中國人不可以，你應該要放棄，只能放棄。這是什麼鬼理由。不要用你的無能作為藉口去壓逼別人。
我個人認為威權中國並不是香港的唯一問題，甚至我覺得威權中國甚至只是香港社會矛盾上的一塊幕布。但是問題在於威權中國以至威權主義不能解決香港自回歸以來的社會矛盾，更不能說服市民大眾威權管治會比真普選更能處理香港目前的社會問題。相反地，當威權主義成為香港管治的主旋律時，社會的矛盾反而進一步加劇，威權不是唯一問題，但是沒了他，很多問題會容易解決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