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逃犯條例 拆局

專訪新民黨前政策總裁袁彌昌:建制派將面對「毀滅式打擊」

「我在特首選舉後有一個寄望,希望將建制派拉去更加中間,中間一點對他們來說沒有壞處的,又可以讓多些人喜歡你。」兩年後,袁彌昌已辭退建制派的工作,擺在他面前的,是全面管治權、林鄭專橫和建制派淪為「撳掣」機器這三座大山。


今年41歲的袁彌昌是研究戰略理論的學者,過去幾年以「中間派」姿態在不同政治團體效力,過去兩年半在新民黨及匯賢智庫,分別擔任政策總裁及政策顧問。 攝:林振東/端傳媒
今年41歲的袁彌昌是研究戰略理論的學者,過去幾年以「中間派」姿態在不同政治團體效力,過去兩年半在新民黨及匯賢智庫,分別擔任政策總裁及政策顧問。 攝:林振東/端傳媒

編者按:香港困局,你我都不是局外人。反修例運動蔓延近三個月,單一的修例議題,觸發史無前例的管治危機,一國兩制這場制度實驗,面臨九七以來最大的挑戰。困局中埋藏了哪些新老問題,博弈中的各方在想什麼,如何研判進退,局面將走向何方?「拆局」將帶來系列專訪,邀請政界中人、學者、時評人,與我們一起拆解局勢,理順脈絡,探尋出路。

今年41歲的袁彌昌是研究戰略理論的學者,自我定位為「中間派」,過去幾年在不同政治團體效力,過去兩年則半隻腳踏入香港建制派,先後在新民黨及其主席葉劉淑儀創立的匯賢智庫效力,另與黨副主席容海恩於去年成婚。與建制派關係密切,反修例運動浪潮至今近三個月,袁卻連番高唱反調,先是聯署聲明,促請政府撤回修訂逃犯條例、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近日更在專欄直指,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和葉國謙在內的特區管治階層與時代脫節,不懂年輕人的科技使用。

昨日則爆出袁彌昌將離任匯賢智庫的新聞,雙方就離職原因和形式在接受傳媒訪問時各執一詞。袁彌昌指,修例風波令智庫研究工作停頓,其立場與葉太不同,在研究上和政治上已「無乜嘢幫到葉太」,故決定辭職;但葉劉淑儀則指袁「幫唔到手」,「既然佢唔能夠作出貢獻,就辭咗佢。」袁彌昌回覆端傳媒時重申,「當日真是好平和地,大家同意中止合作關係」。

袁彌昌2007年在英國雷丁大學完成戰略研究博士後,在香港不同院校教授國際關係和政治相關課程,亦在報刊撰寫評論。雨傘運動後,社會沈浸在二元對立氣氛,與曾任激進民主派人民力量主席的胞妹袁彌明不同,他的立場是「中間派」,2015年先走出象牙塔,加入前公民黨成員湯家驊創立的智庫「民主思路」,擔任總幹事,一同開闢「第三條路」。

不到兩年,他加入前財政司長曾俊華競選行政長官團隊,掀起令民主派支持者驚嘆不已的「薯片叔叔現象」,但中央並不屬意民望高企的曾俊華。袁彌昌再次出走,在選舉後加入新民黨擔任政策總裁,後因與容海恩成婚,為避嫌而轉至匯賢智庫當政策顧問。

在中間派與建制派之間游走,近日多番唱反調,袁彌昌是否不滿建制派在反修例運動的表現?他如何評價建制派的表現,又怎樣看待中央、政府和建制派的關係?中間派又應該如何自處?「那就是要我説些大逆不道的說話啦。」訪問甫開始,袁彌昌就笑著說。

建制派支持率跌破三成,將面對「毀滅性的打擊」

時間回到今年4月28日,民陣舉辦第二次反對《逃犯條例》遊行,人數由3月31日首次遊行的1.2萬人,在一個月內增加10倍至約13萬人。袁彌昌同日在社交媒體發帖形容「Hong Kong has reawakened(香港再覺醒)」,他向《端傳媒》表示當時是希望發出信號,民主派經歷幾年低迷後已重新聚集。但信號並未被建制派接收,他說,身邊的建制派對此無動於衷,認為夠票通過修例,「泛民叫到十幾萬人是濕濕碎(編:小意思)」。

2019年4月28日,民間人權陣線舉行反《逃犯條例》修訂大遊行,隊伍由銅鑼灣東角道出發,將遊行至立法會外進行集會。

2019年4月28日,民間人權陣線舉行反《逃犯條例》修訂大遊行,隊伍由銅鑼灣東角道出發,將遊行至立法會外進行集會。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建制派的老闆是中聯辦,中聯辦才給到票他們,雖然票是市民的,但中聯辦可以動員到那些票。」

「原來建制派對這個量可以不理,這看到好深刻的問題,(就是)建制派的敏感度比較差。」

不過,敏感度不足只是表面,更深的是權力來源和政治對立的問題。「建制派好多工作都是中聯辦代辦的,他們對自己的選票數字、選民掌握都不是想像中咁好。」袁彌昌說。

「建制派的老闆是中聯辦,中聯辦才給到票他們,雖然票是市民的,但中聯辦可以動員到那些票」,因此令建制派在事件中可以無視民意,跟從中聯辦的意思。

而中聯辦在港府修訂《逃犯條例》這一役走到台前,表現高調,先在5月16日的領導班子會議,公開表明香港政府提出修法,既有法理依據又有現實迫切需要,也是落實基本法的應有之義;其後更少有地在原定的修例前夕兩次邀請港區全國人大、政協等人召開工作會議。林鄭在6月15日宣布暫緩「暫緩」,翌日又召集人大政協委員開會。8月7日,中聯辦亦連同港澳辦在深圳邀請550多名親中人士舉行香港局勢座談會。本周一(26日),多個親建制團體安排的「青年對話」閉門見面會,中聯辦青年工作部部長陳林亦與特首林鄭月娥、民政事務局長劉江華及教育局長楊潤雄一同出席。

袁彌昌披露,建制派7月的內部民調顯示,建制派支持度由此前的接近五成,下滑至三成,甚至更低

袁彌昌補充,「國家一聽到外國勢力,又即刻變到那種(強硬)模式」,令建制派不可轉彎,只能死跟。

這種綑綁模式,令特區政府腹背受敵之際,建制派亦將面臨懲罰,首當其衝就是11月的區議會選舉。袁彌昌披露,建制派7月的內部民調顯示,建制派支持度由此前的接近五成,下滑至三成,甚至更低,「(這個下滑)是很恐怖的,對任何政黨和政團來說都是毀滅性的打擊。」

在2015年的區議會選舉,建制陣營囊括431個議席中的299席,佔比近七成,但今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建制派則人人自危。袁彌昌強調,區議會若然脫離建制派的控制,將對建制派造成致命打擊。目前,1200名的行政長官選委當中,有近一成、即117席由當選的區議員互選,區議會的組成有機會左右特首人選的大局。

另外,袁彌昌指出,「建制派的利益分配很多都在區議會的層面進行」。近年傳媒及審計處曾揭露,獲得區議會地區工程及活動撥款者,與各區議員本身有密切關係,招來利益輸送的質疑。按袁理解,建制派政團「下面有人自己開公司,自己去『食返』選舉工程和地區工程的錢,很多千絲萬縷的關係。」

「這個結構被人打破,將來會是很不堪設想。」他說,儘管建制派可能有這個自覺,但在當前的政治環境也不知道可以做些什麼。

全面管治權下的綑綁和貌合神離

反修例風波令建制泛民力量此消彼長,建制派似乎敗選可期。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早前在局勢座談會,則定性香港正面臨「回歸以來最嚴峻的局面」,這一切究竟如何發生,根源為何?袁彌昌認為,這一切都與實質落實「全面管治權」有關。

「全面管治權」作為中央對港政策的論述首先於2014年6月、在「佔領中環」前夕提出,當時國務院頒布《「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稱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實行高度自治。到2017年「十九大」報告,習近平就香港的問題表述為「必須把維護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

「誰知你原來(恃著)有北京背書,這個是自取滅亡!」

袁彌昌認為,林鄭月娥選舉時北京已令建制派歸邊,她上台後代表全面管治權正式生效,行事好像有習近平和中央領導層替她背書,意味著港府坐擁強大的行政力量,完全矮化建制派的角色。袁分析,林鄭性格常濫用此「尚方寶劍」,埋下與中聯辦和建制派關係不好的種子,而且把「煞車、眼和耳都整走曬」(編按:意指制衡機制和收集意見的渠道),提供了一個特殊機會造成這麼大的破壞。

2019年6月9日,民陣發起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反送中」大遊行,遊行隊伍途經灣仔時,其中有一個巨型螢幕正播放林鄭月娥有關《逃犯條例》修訂的影片。

2019年6月9日,民陣發起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反送中」大遊行,遊行隊伍途經灣仔時,其中有一個巨型螢幕正播放林鄭月娥有關《逃犯條例》修訂的影片。攝:林振東/端傳媒

他舉例,林鄭月娥一上任已把港府收集民意的官方研究組織「中央政策組」改組,而政府在重大決策前不看重建制派的聲音,只視建制派為「撳掣機器」。

「我憤怒的是,她本來可以跟建制派和商界溝通得更好,之前三隧分流、明日大嶼都沒跟建制派討論,失敗了,你應該吸收最基本的教訓,誰知你原來(恃著)有北京背書,這個是自取滅亡!」

三隧分流和明日大嶼都是林鄭月娥第二份施政報告提出,前者計畫調整三條過海隧道的隧道費,紓緩紅隧及東隧的擠塞,但最後未獲足夠議員支持而收回草案,後者則提議填海面積達1700公頃,事件引起強烈爭議。

在這種全面管治權的政治處境下,袁彌昌認為「建制機器」就像完全猛衝直撞的火車,一直到上面的北京巨人才可煞停。而這樣的時刻,到6月12日爆發激烈的警民衝突後才出現。《星島日報》、《南華早報》曾引述消息稱指,林鄭月娥曾在6月15日宣布「暫緩」修例前到深圳與主理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會面,但她以不會公開日程為由,沒回應下決定前有否與韓正見面。

袁彌昌認為,「全面管治權將建制重新結合在一起,中聯辦、政府和建制派會(幻想)很和諧地一齊處理目標,但事情令你看到完全相反,全面管治權模式下的管治和路線全面破產。」

建制派即使不能完全割席,但可以講清楚事情發生至今,究竟哪些地方是自己的責任,哪些地方是政府的責任,牽涉警察的行為也不一定要全部支持。

「兩個概念(全面管治權和高度自治權)是相矛盾的,他(北京)祭了全面管治權出來,又要說與高度自治權沒有抵觸,他(北京)沒想到怎樣沒抵觸,所以沒有人知道如何辯證統一,一齊work。」

不過,儘管這種管治模式和管治聯盟面臨巨大危機,中聯辦、建制派和政府三架馬車仍然緊緊地綑綁在一起,沒有實質的分裂。

袁彌昌認為,這看到中聯辦最厲害一點,就是令這麼大的群體可以始終綑綁在一起,即使貌合神離也不敢做些什麼,「你一切割,對他(建制派)就是一個核彈的選項,是一個被毀滅的選項。但我覺得不一定的。」袁彌昌說,這種綑綁對建制派本身也有很大損害,因為事件明顯是林鄭月娥和行政會議的責任比較大,而建制派即使不能完全割席,但可以講清楚事情發生至今,究竟哪些地方是自己的責任,哪些地方是政府的責任,牽涉警察的行為也不一定要全部支持。

當建制派淪為「撳掣機器」

這種令建制派面目複雜一些,不只是「死跟」的形象,曾是袁彌昌對建制派的寄望,也是他致力為新民黨改造的目標。他不是想把新民黨變成另一個自由黨,變成建制派的「壞孩子」,而是把他變成中間一點的建制派政黨,有願景、執政思維及政策創見。不過,在政治浪潮不斷湧來之際,目標難以做到。

袁彌昌在曾俊華競選時,曾經一手炮製了他稱為「體面的民粹主義」的「曾俊華現象」,塑造的政治領袖強調香港的核心價值、香港人身份,一方面保守而重視秩序,另一方面與政治制度及西環保持距離,由此成功動員和塑造了以中產為主、但有跨階層基礎、不是親北京親建制的保守陣營,選舉前夕民調有56%都支持曾俊華擔任特首。

儘管曾俊華落敗,袁彌昌看到這些中間群眾的堅實力量。其後,他收到葉劉淑儀的邀請,希望他為新民黨效力。「我在特首選舉後有一個寄望,希望將建制派拉去更加中間,」袁彌昌說,「(反正)都讓你贏了,為什麼你不可以走得中間一點,中間一點對他們來說沒有壞處的,又可以讓多些人喜歡你。」於是,袁彌昌承擔起改造新民黨形象的大計。

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及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

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及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攝:David Wo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具體怎樣才可以偏向「中間」,袁彌昌分析,新民黨的定位可以複雜和切割得更細一點。2017年9月,何君堯在「革走戴耀廷吶喊大會」中,和應時任屏山鄉鄉事委員會主席曾樹和的殺港獨者言論,受到葉劉淑儀公開抨擊,稱「愛國不代表應如何君堯般,以愚蠢方式行事及說話」,言詞充滿火藥味。

袁形容此舉,「令人見到哪些是極深藍、愛國藍,哪些是正常一點、liberal一點的(建制派)。」

當建制派死跟政府和北京的路線,會變得「冇乜特色」、面目模糊,建制派將失去自己的主張、吸引力和政治路線,就像「撳掣機器」一樣,令建制派少有的講道理的支持者離去。

新民黨曾推動「追求社會公義」的政策,葉劉淑儀批評領展「賺到盡,瘋狂加租」,在同性戀議題上,則是少數有要求政府研究同志締結伴侶關係議案的建制陣營。「只有建制派先可以提出政策的建議,若反對派提出,特首接受了,建制派會不高興。」袁彌昌看準的,正是建制派可以在制度層面帶來改變的能力,希望新民黨形象上更加進步。

此外,新民黨在2017年12月舉辦「港獨爭議研討會」和2018年4月發布「青少年國民身分」研究報告。袁彌昌坦言,這兩個舉動在建制派裡面是「很踩界」。「港獨爭議研討會」旨在探討港獨思潮背後的根由及對陸港關係造成的影響。國民身分認同的報告由新民黨委任教育大學研究,指出香港青年與內地對接程度較想像中高,有高達七至九成半受訪者中學生分別有使用或擁有微信帳戶、懂閱讀簡體字及曾到訪內地,但報告同時揭露三成受訪青年認為香港人和中國人身分不能相容。

袁彌昌相信,這些活動和研究不但可以向中聯辦和港府反映真實的聲音,而且可以「觸碰一些建制派不敢觸碰」的議題,打破建制派同溫層,「建制派本身有這個功能、這些機會,但選擇不去做」。

然而,無論多精心經營中間和進步的路線和形象,在政治浪潮前都是不堪一擊,化作政治陣營上的鐵板一塊。「本來我看是有可能性的,但去到後期很快就補選,很多爭議事件,如一地兩檢和DQ事件,令可能性都沒有了,」袁彌昌說,「實際上你見到兩次補選(因劉小麗、羅冠聰被DQ後的補選),操盤都是中聯辦,你見到全部人都要歸隊。」

袁彌昌不諱言,當建制派死跟政府和北京的路線,會變得「冇乜特色」、面目模糊,建制派將失去自己的主張、吸引力和政治路線,就像「撳掣機器」一樣,令建制派少有的講道理的支持者離去。

「你(建制派)已經取得過半數議席,但你完全提出不了任何主張。你要不制衡政府,要不幫助政府,但你兩個方面都做不了,任由政府『亂咁來』(胡亂施政),在下面搖旗吶喊,一點用都沒有。整件事又被人看到,中聯辦在背後操盤。這是一個inconvenient truth,但你不可以做得越來越核突,連簡單的遮醜布和掩飾都沒有!」

在建制派實踐中間路線面對挫折,標榜中間派的民主思路近日亦多人「跳船」,袁彌昌認為這個路線仍然可以存在。他分析,中間派有時候不需要和中聯辦和政府「溝通這麼多」,目前的失敗正正在於走得太近。

回到政治理念初衷,袁相信中間派的宗旨就是不要over,「你不用反他(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和),反到反哂枱,也不用瀨得(逢迎)太犀利,有些事情可以進退有度,據理力爭。」

2019年7月28日,中聯辦用透明膠箱保護國徽。

2019年7月28日,中聯辦用透明膠箱保護國徽。攝:林振東/端傳媒

收風和國際戰場

反修例運動已持續兩個多月,事情未有平息的跡象,究竟事件可以怎樣做一了結?目前,中央定下「止暴制亂」的主調,又派出創歷史新高的人員南下收集情報,撰寫報告;另一方面,特區政府則一邊「派糖」施惠,一邊搭建溝通平台。而國際方面,美國等國家的開腔越來越強硬,美國國會甚至很大機會在9月國會復會就立法《香港人權民主法》。

袁彌昌作為中間派,一直以來都是南下人員和中聯辦「收風」的對象,但他表示這種收集信息的途徑有很大的侷限。

「你知道他們(中聯辦)有龐大的利益,有自己的想法,你的意見,幸運就會用得上,但都不是很理會你。收風的人在整個體制裡面,很小心,不是什麼東西都可以報上去,所以造成很多誤判。」

袁彌昌表示,他從收風的人處感受到,「十九大」後大家有寒蟬效應,政策比以前更強硬和更「左」,令大家不敢批評太多,提出一些相反的意見。

本身為國際政治研究者,袁彌昌從更大的國際局勢分析,他認為反修例運動若沒有新冷戰的大環境,根本就不會去到這個層次。袁彌昌表示,逃犯條例修訂引來「外國勢力」的介入很合理,因為本來的修訂令外國人最受影響,加上孟晚舟事件令大家有戒心,擔心「中國找一些人拘捕、祭旗。」

「你(外國人)可能去中國的機會比較少,但來香港的機會會比較大,(擔心)隨時都抓幾個。」

袁彌昌本身為國際政治研究者,從更大的國際局勢分析,他認為反修例運動若沒有新冷戰的大環境,根本就不會去到這個層次。

袁彌昌本身為國際政治研究者,從更大的國際局勢分析,他認為反修例運動若沒有新冷戰的大環境,根本就不會去到這個層次。攝:林振東/端傳媒

袁彌昌在香港民意研究計劃的會議曾指出,林鄭月娥在整個修例過程沒有考慮國際層面,歐美多國對修例表達意見,但在北京眼中這是外部勢力干預,而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曾「九十度鞠躬」要求建制派全力支持政府,令建制派亦走上一條不歸路。至今,他認為事件已經超出特區政府和北京港澳系統的負擔,去到外交的層面。

因此,香港事件在全球局勢賦予了冷戰前沿的意涵,遠超原來本地法例的的層次。袁彌昌說,「舊時人們可能會覺得,香港回歸你想怎樣就怎樣,但現在中國越來越強勢,人們發展出的敘事是今日香港,明日世界,令人看到原來(中國)這一制這麼可怕,令到中國失掉好多分。這個就見到是新冷戰的序幕,是價值式、意識形態式的,在香港先交鋒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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