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新民党前政策总裁袁弥昌：建制派将面对“毁灭式打击”

编者按：香港困局，你我都不是局外人。反修例运动蔓延近三个月，单一的修例议题，触发史无前例的管治危机，一国两制这场制度实验，面临九七以来最大的挑战。困局中埋藏了哪些新老问题，博弈中的各方在想什么，如何研判进退，局面将走向何方？“拆局”将带来系列专访，邀请政界中人、学者、时评人，与我们一起拆解局势，理顺脉络，探寻出路。

今年41岁的袁弥昌是研究战略理论的学者，自我定位为“中间派”，过去几年在不同政治团体效力，过去两年则半只脚踏入香港建制派，先后在新民党及其主席叶刘淑仪创立的汇贤智库效力，另与党副主席容海恩于去年成婚。与建制派关系密切，反修例运动浪潮至今近三个月，袁却连番高唱反调，先是联署声明，促请政府撤回修订逃犯条例、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近日更在专栏直指，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和叶国谦在内的特区管治阶层与时代脱节，不懂年轻人的科技使用。

昨日则爆出袁弥昌将离任汇贤智库的新闻，双方就离职原因和形式在接受传媒访问时各执一词。袁弥昌指，修例风波令智库研究工作停顿，其立场与叶太不同，在研究上和政治上已“无乜嘢帮到叶太”，故决定辞职；但叶刘淑仪则指袁“帮唔到手”，“既然佢唔能够作出贡献，就辞咗佢。”袁弥昌回复端传媒时重申，“当日真是好平和地，大家同意中止合作关系”。

袁弥昌2007年在英国雷丁大学完成战略研究博士后，在香港不同院校教授国际关系和政治相关课程，亦在报刊撰写评论。雨伞运动后，社会沈浸在二元对立气氛，与曾任激进民主派人民力量主席的胞妹袁弥明不同，他的立场是“中间派”，2015年先走出象牙塔，加入前公民党成员汤家骅创立的智库“民主思路”，担任总干事，一同开辟“第三条路”。

不到两年，他加入前财政司长曾俊华竞选行政长官团队，掀起令民主派支持者惊叹不已的“薯片叔叔现象”，但中央并不属意民望高企的曾俊华。袁弥昌再次出走，在选举后加入新民党担任政策总裁，后因与容海恩成婚，为避嫌而转至汇贤智库当政策顾问。

在中间派与建制派之间游走，近日多番唱反调，袁弥昌是否不满建制派在反修例运动的表现？他如何评价建制派的表现，又怎样看待中央、政府和建制派的关系？中间派又应该如何自处？“那就是要我说些大逆不道的说话啦。”访问甫开始，袁弥昌就笑著说。

建制派支持率跌破三成，将面对“毁灭性的打击”

时间回到今年4月28日，民阵举办第二次反对《逃犯条例》游行，人数由3月31日首次游行的1.2万人，在一个月内增加10倍至约13万人。袁弥昌同日在社交媒体发帖形容“Hong Kong has reawakened（香港再觉醒）”，他向《端传媒》表示当时是希望发出信号，民主派经历几年低迷后已重新聚集。但信号并未被建制派接收，他说，身边的建制派对此无动于衷，认为够票通过修例，“泛民叫到十几万人是湿湿碎（编：小意思）”。

“建制派的老板是中联办，中联办才给到票他们，虽然票是市民的，但中联办可以动员到那些票。”

“原来建制派对这个量可以不理，这看到好深刻的问题，（就是）建制派的敏感度比较差。”

不过，敏感度不足只是表面，更深的是权力来源和政治对立的问题。“建制派好多工作都是中联办代办的，他们对自己的选票数字、选民掌握都不是想像中咁好。”袁弥昌说。

“建制派的老板是中联办，中联办才给到票他们，虽然票是市民的，但中联办可以动员到那些票”，因此令建制派在事件中可以无视民意，跟从中联办的意思。

而中联办在港府修订《逃犯条例》这一役走到台前，表现高调，先在5月16日的领导班子会议，公开表明香港政府提出修法，既有法理依据又有现实迫切需要，也是落实基本法的应有之义；其后更少有地在原定的修例前夕两次邀请港区全国人大、政协等人召开工作会议。林郑在6月15日宣布暂缓“暂缓”，翌日又召集人大政协委员开会。8月7日，中联办亦连同港澳办在深圳邀请550多名亲中人士举行香港局势座谈会。本周一（26日），多个亲建制团体安排的“青年对话”闭门见面会，中联办青年工作部部长陈林亦与特首林郑月娥、民政事务局长刘江华及教育局长杨润雄一同出席。

袁弥昌披露，建制派7月的内部民调显示，建制派支持度由此前的接近五成，下滑至三成，甚至更低

袁弥昌补充，“国家一听到外国势力，又即刻变到那种（强硬）模式”，令建制派不可转弯，只能死跟。

这种捆绑模式，令特区政府腹背受敌之际，建制派亦将面临惩罚，首当其冲就是11月的区议会选举。袁弥昌披露，建制派7月的内部民调显示，建制派支持度由此前的接近五成，下滑至三成，甚至更低，“（这个下滑）是很恐怖的，对任何政党和政团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打击。”

在2015年的区议会选举，建制阵营囊括431个议席中的299席，占比近七成，但今年11月的区议会选举，建制派则人人自危。袁弥昌强调，区议会若然脱离建制派的控制，将对建制派造成致命打击。目前，1200名的行政长官选委当中，有近一成、即117席由当选的区议员互选，区议会的组成有机会左右特首人选的大局。

另外，袁弥昌指出，“建制派的利益分配很多都在区议会的层面进行”。近年传媒及审计处曾揭露，获得区议会地区工程及活动拨款者，与各区议员本身有密切关系，招来利益输送的质疑。按袁理解，建制派政团“下面有人自己开公司，自己去‘食返’选举工程和地区工程的钱，很多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个结构被人打破，将来会是很不堪设想。”他说，尽管建制派可能有这个自觉，但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也不知道可以做些什么。

全面管治权下的捆绑和貌合神离

反修例风波令建制泛民力量此消彼长，建制派似乎败选可期。港澳办主任张晓明早前在局势座谈会，则定性香港正面临“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这一切究竟如何发生，根源为何？袁弥昌认为，这一切都与实质落实“全面管治权”有关。

“全面管治权”作为中央对港政策的论述首先于2014年6月、在“占领中环”前夕提出，当时国务院颁布《“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称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到2017年“十九大”报告，习近平就香港的问题表述为“必须把维护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

“谁知你原来（恃著）有北京背书，这个是自取灭亡！”

袁弥昌认为，林郑月娥选举时北京已令建制派归边，她上台后代表全面管治权正式生效，行事好像有习近平和中央领导层替她背书，意味著港府坐拥强大的行政力量，完全矮化建制派的角色。袁分析，林郑性格常滥用此“尚方宝剑”，埋下与中联办和建制派关系不好的种子，而且把“煞车、眼和耳都整走晒”（编按：意指制衡机制和收集意见的渠道），提供了一个特殊机会造成这么大的破坏。

他举例，林郑月娥一上任已把港府收集民意的官方研究组织“中央政策组”改组，而政府在重大决策前不看重建制派的声音，只视建制派为“揿掣机器”。

“我愤怒的是，她本来可以跟建制派和商界沟通得更好，之前三隧分流、明日大屿都没跟建制派讨论，失败了，你应该吸收最基本的教训，谁知你原来（恃著）有北京背书，这个是自取灭亡！”

三隧分流和明日大屿都是林郑月娥第二份施政报告提出，前者计划调整三条过海隧道的隧道费，纾缓红隧及东隧的挤塞，但最后未获足够议员支持而收回草案，后者则提议填海面积达1700公顷，事件引起强烈争议。

在这种全面管治权的政治处境下，袁弥昌认为“建制机器”就像完全猛冲直撞的火车，一直到上面的北京巨人才可煞停。而这样的时刻，到6月12日爆发激烈的警民冲突后才出现。《星岛日报》、《南华早报》曾引述消息称指，林郑月娥曾在6月15日宣布“暂缓”修例前到深圳与主理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会面，但她以不会公开日程为由，没回应下决定前有否与韩正见面。

袁弥昌认为，“全面管治权将建制重新结合在一起，中联办、政府和建制派会（幻想）很和谐地一齐处理目标，但事情令你看到完全相反，全面管治权模式下的管治和路线全面破产。”

建制派即使不能完全割席，但可以讲清楚事情发生至今，究竟哪些地方是自己的责任，哪些地方是政府的责任，牵涉警察的行为也不一定要全部支持。

“两个概念（全面管治权和高度自治权）是相矛盾的，他（北京）祭了全面管治权出来，又要说与高度自治权没有抵触，他（北京）没想到怎样没抵触，所以没有人知道如何辩证统一，一齐work。”

不过，尽管这种管治模式和管治联盟面临巨大危机，中联办、建制派和政府三架马车仍然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没有实质的分裂。

袁弥昌认为，这看到中联办最厉害一点，就是令这么大的群体可以始终捆绑在一起，即使貌合神离也不敢做些什么，“你一切割，对他（建制派）就是一个核弹的选项，是一个被毁灭的选项。但我觉得不一定的。”袁弥昌说，这种捆绑对建制派本身也有很大损害，因为事件明显是林郑月娥和行政会议的责任比较大，而建制派即使不能完全割席，但可以讲清楚事情发生至今，究竟哪些地方是自己的责任，哪些地方是政府的责任，牵涉警察的行为也不一定要全部支持。

当建制派沦为“揿掣机器”

这种令建制派面目复杂一些，不只是“死跟”的形象，曾是袁弥昌对建制派的寄望，也是他致力为新民党改造的目标。他不是想把新民党变成另一个自由党，变成建制派的“坏孩子”，而是把他变成中间一点的建制派政党，有愿景、执政思维及政策创见。不过，在政治浪潮不断涌来之际，目标难以做到。

袁弥昌在曾俊华竞选时，曾经一手炮制了他称为“体面的民粹主义”的“曾俊华现象”，塑造的政治领袖强调香港的核心价值、香港人身份，一方面保守而重视秩序，另一方面与政治制度及西环保持距离，由此成功动员和塑造了以中产为主、但有跨阶层基础、不是亲北京亲建制的保守阵营，选举前夕民调有56%都支持曾俊华担任特首。

尽管曾俊华落败，袁弥昌看到这些中间群众的坚实力量。其后，他收到叶刘淑仪的邀请，希望他为新民党效力。“我在特首选举后有一个寄望，希望将建制派拉去更加中间，”袁弥昌说，“（反正）都让你赢了，为什么你不可以走得中间一点，中间一点对他们来说没有坏处的，又可以让多些人喜欢你。”于是，袁弥昌承担起改造新民党形象的大计。

具体怎样才可以偏向“中间”，袁弥昌分析，新民党的定位可以复杂和切割得更细一点。2017年9月，何君尧在“革走戴耀廷呐喊大会”中，和应时任屏山乡乡事委员会主席曾树和的杀港独者言论，受到叶刘淑仪公开抨击，称“爱国不代表应如何君尧般，以愚蠢方式行事及说话”，言词充满火药味。

袁形容此举，“令人见到哪些是极深蓝、爱国蓝，哪些是正常一点、liberal一点的（建制派）。”

当建制派死跟政府和北京的路线，会变得“冇乜特色”、面目模糊，建制派将失去自己的主张、吸引力和政治路线，就像“揿掣机器”一样，令建制派少有的讲道理的支持者离去。

新民党曾推动“追求社会公义”的政策，叶刘淑仪批评领展“赚到尽，疯狂加租”，在同性恋议题上，则是少数有要求政府研究同志缔结伴侣关系议案的建制阵营。“只有建制派先可以提出政策的建议，若反对派提出，特首接受了，建制派会不高兴。”袁弥昌看准的，正是建制派可以在制度层面带来改变的能力，希望新民党形象上更加进步。

此外，新民党在2017年12月举办“港独争议研讨会”和2018年4月发布“青少年国民身分”研究报告。袁弥昌坦言，这两个举动在建制派里面是“很踩界”。“港独争议研讨会”旨在探讨港独思潮背后的根由及对陆港关系造成的影响。国民身分认同的报告由新民党委任教育大学研究，指出香港青年与内地对接程度较想像中高，有高达七至九成半受访者中学生分别有使用或拥有微信帐户、懂阅读简体字及曾到访内地，但报告同时揭露三成受访青年认为香港人和中国人身分不能相容。

袁弥昌相信，这些活动和研究不但可以向中联办和港府反映真实的声音，而且可以“触碰一些建制派不敢触碰”的议题，打破建制派同温层，“建制派本身有这个功能、这些机会，但选择不去做”。

然而，无论多精心经营中间和进步的路线和形象，在政治浪潮前都是不堪一击，化作政治阵营上的铁板一块。“本来我看是有可能性的，但去到后期很快就补选，很多争议事件，如一地两检和DQ事件，令可能性都没有了，”袁弥昌说，“实际上你见到两次补选（因刘小丽、罗冠聪被DQ后的补选），操盘都是中联办，你见到全部人都要归队。”

袁弥昌不讳言，当建制派死跟政府和北京的路线，会变得“冇乜特色”、面目模糊，建制派将失去自己的主张、吸引力和政治路线，就像“揿掣机器”一样，令建制派少有的讲道理的支持者离去。

“你（建制派）已经取得过半数议席，但你完全提出不了任何主张。你要不制衡政府，要不帮助政府，但你两个方面都做不了，任由政府‘乱咁来’（胡乱施政），在下面摇旗呐喊，一点用都没有。整件事又被人看到，中联办在背后操盘。这是一个inconvenient truth，但你不可以做得越来越核突，连简单的遮丑布和掩饰都没有！”

在建制派实践中间路线面对挫折，标榜中间派的民主思路近日亦多人“跳船”，袁弥昌认为这个路线仍然可以存在。他分析，中间派有时候不需要和中联办和政府“沟通这么多”，目前的失败正正在于走得太近。

回到政治理念初衷，袁相信中间派的宗旨就是不要over，“你不用反他（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和），反到反哂枱，也不用濑得（逢迎）太犀利，有些事情可以进退有度，据理力争。”

收风和国际战场

反修例运动已持续两个多月，事情未有平息的迹象，究竟事件可以怎样做一了结？目前，中央定下“止暴制乱”的主调，又派出创历史新高的人员南下收集情报，撰写报告；另一方面，特区政府则一边“派糖”施惠，一边搭建沟通平台。而国际方面，美国等国家的开腔越来越强硬，美国国会甚至很大机会在9月国会复会就立法《香港人权民主法》。

袁弥昌作为中间派，一直以来都是南下人员和中联办“收风”的对象，但他表示这种收集信息的途径有很大的局限。

“你知道他们（中联办）有庞大的利益，有自己的想法，你的意见，幸运就会用得上，但都不是很理会你。收风的人在整个体制里面，很小心，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报上去，所以造成很多误判。”

袁弥昌表示，他从收风的人处感受到，“十九大”后大家有寒蝉效应，政策比以前更强硬和更“左”，令大家不敢批评太多，提出一些相反的意见。

本身为国际政治研究者，袁弥昌从更大的国际局势分析，他认为反修例运动若没有新冷战的大环境，根本就不会去到这个层次。袁弥昌表示，逃犯条例修订引来“外国势力”的介入很合理，因为本来的修订令外国人最受影响，加上孟晚舟事件令大家有戒心，担心“中国找一些人拘捕、祭旗。”

“你（外国人）可能去中国的机会比较少，但来香港的机会会比较大，（担心）随时都抓几个。”

袁弥昌在香港民意研究计划的会议曾指出，林郑月娥在整个修例过程没有考虑国际层面，欧美多国对修例表达意见，但在北京眼中这是外部势力干预，而中联办主任王志民曾“九十度鞠躬”要求建制派全力支持政府，令建制派亦走上一条不归路。至今，他认为事件已经超出特区政府和北京港澳系统的负担，去到外交的层面。

因此，香港事件在全球局势赋予了冷战前沿的意涵，远超原来本地法例的的层次。袁弥昌说，“旧时人们可能会觉得，香港回归你想怎样就怎样，但现在中国越来越强势，人们发展出的叙事是今日香港，明日世界，令人看到原来（中国）这一制这么可怕，令到中国失掉好多分。这个就见到是新冷战的序幕，是价值式、意识形态式的，在香港先交锋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