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深度 逃犯條例 微紀錄片

一個勇武年輕人的自白:你解決了問題,這幫人就不會出現

我們連續四個週末,用鏡頭追蹤一個勇武青年的行動和抉擇。撥開廢青和曱甴等僵化的指稱,去了解他所走過的心理脈絡和思想轉變。


2019年8月25日,荃灣的防暴警察向示威者施放催淚彈。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9年8月25日,荃灣的防暴警察向示威者施放催淚彈。 攝:林振東/端傳媒

他說,「就叫我阿勇吧。」23歲,剛大學畢業,瘦削高挑,說話語氣輕鬆,帶點幽默和調侃,至少表面看來如此。

受傷怎麼辦?「找個好點的醫生就好了。」解放軍坦克開進香港呢?「他們說在深圳,十分鐘坦克就可以開過來。十分鐘?只到上水吧,你以為這裡是天安門?馬路這麼寬?大佬,在紅隧塞車都塞你一個鐘頭啦。」被稱為「廢青」會生氣嗎?「誰得閒有那麼多情緒?我覺得廢青這個稱呼已經很好了,起碼我作為一個人,好過曱甴、黃屍。」

在激烈的警民衝突前線,阿勇平平無奇,是許多黑衣年輕人的一員;而置身現下香港更大的博弈之場,他成為備受爭議的一個群體——有人稱他們勇武仔,有人罵他們廢青、搞事的,也有人貶損他們是曱甴、過街就應該被打。反修例運動持續兩個多月,警民交鋒無數,自7月底開始,警察大幅升級武力,而同時,示威者使用的手段和暴力也不斷升級。有輿論認為是政府長期的回避和警方的過度武力、濫捕、對被捕者採用毆打等行為,加劇了市民的仇恨和憤怒;也有人認為,起源是勇武,勇武退場,一切衝突也就消失。

過去兩個多月,阿勇走過和平的遊行,打過和催淚彈、橡膠子彈直接對抗的「陣地戰」,也參與衝遍香港多區的「游擊戰」,來到八月下旬,他越發疲憊,也略感迷茫。8月25日星期天的晚上,警方第一次將兩輛水炮車開進警民衝突的荃灣現場,並一度發射水柱;後來在荃灣街頭,數位被持有鐵通的示威者追趕的軍裝警員在緊張的氣氛之下,突然鳴槍示警,槍口隨後指向示威者、記者和普通市民,沉重的氣氛在香港擴散。

這一天,因各種顧慮,阿勇本打算暫停勇武行動,只和父母一起參加遊行,遊行結束後,父親一直問他「會不會回來吃飯?」然而,當看到大量催淚彈在眼前炸開、水炮車出動的時候,他又戴上「豬嘴」衝上前線。警察與水炮車強力推進,阿勇被速龍追趕,一度逃跑到山上。記者與他聯繫上的時候,他表示自己落單回不了家。「今日後我覺得勇武抗爭徹底沒用,但怎麼都要做下去,」他語氣不再輕鬆,比往常沉默,「街頭抗爭真的沒什麼用,政府不會理,示威者永遠不會夠警察的裝備。我成日話,你拿塊磚,他拿支槍,誰打誰啊?」

從「和理非」到「一起衝」

兩個多月前,阿勇還是「和理非」大學生,除了幾年前偶爾到雨傘運動的金鐘現場靜坐,幾乎沒什麼社運經驗。最初他上網看新聞,了解到《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的爭議,感覺這個條例「對香港百害無一利」,不過他沒有行動。暑假來了,他和朋友們按原定計畫離港旅遊。6月9日,他從手機看到百萬人大遊行。6月12日當天,他身處外國機場,心懸在金鐘集會的現場,他守著直播,看到警方向示威者和市民發射大量催淚彈,中信大廈前有市民被催淚彈圍困,十分憤怒,一抵港,他就投身運動。

起初,他的參與是到社區派發傳單、佈置連儂牆,在示威抗議的後排傳遞物資、喊口號。後來,他開始在示威現場幫忙拆欄杆、設置路障、佔路,在示威者的行話裏,這個角色叫「工兵」。除此之外,示威者中還分為哨兵、消防員、步兵、鐳射兵、急救員、哨兵、魔法師等不同分工。

7月1日是阿勇心理的重要轉折點。那天清晨,他和其他示威者想衝擊七一例行的升旗禮,但因為警方設置的水馬防線「太厲害」,直接封鎖了灣仔,大家行動失敗,返回立法會煲底商量對策,這時有人提出要衝擊立法會。

阿勇說,自己起初不解,當日立法會沒有人開會,衝擊的意義何在?但現場氣氛濃烈,「有人問,這裏有沒有人不怕死?有很多人舉手,說『我今日就要做死士。』『我不會自殺。』那時候很多人自殺,很多人傷心,但大家又說『要做一個被警察打死的鬼魂啦。』大家講得很激動。」

衝擊開始的時候,阿勇最初站後排。他知道衝擊立法會會帶來什麼罪名,他是害怕的,「被人影到就PK了」。直到有示威者推開到場的議員,用推車撞向玻璃,氣氛不斷升溫,阿勇決定不再退縮,他說那一刻腦中衝出一個想法:「你不能做看戲的人,一定要在社會運動中做一些事。」

「旁邊有很年輕的妹妹,我覺得是最勇的,可能只有中四中五,完全無所畏懼,說『一起衝啦,拿著盾一起衝!』前面有些玻璃碎,警察施放胡椒噴霧,前面越來越少人,衝著衝著就變成第一排。」佔領立法會之後,阿勇再也沒有見過那個中學生,但他內心的想法不同了:「我現在就覺得有什麼大家就一起做咯,如果你心底裡真的很想衝爆立法會,覺得立法會很廢、要重奪立法會,就一起衝。」

隨後一個多月,阿勇越走越前:從包圍政總、警總、立法會,到「接放工」、嘗試癱瘓政府的不合作運動,到佔路、堵塞交通等,他幾乎都站在最前線。

有些人會說,你對準政權啦,你這樣做沒用啦,會搞到民生。但我要反問一句,我們真的沒有對準過政權嗎?

阿勇(化名),23歲,大學畢業生

「我覺得勇武不只是暴力,而是可以癱瘓政府運作,讓政府知道他們開始升級行動了,需要回應社會。」他認為,舊時的抗爭方式是「齋行」(單純遊行),現在出現超越舊有抗爭模式的方法,正是勇武派在做的事情。「大家稱這些事情為勇武,是因為這些會觸犯一些法例。」阿勇說,「我到目前為止都是這一類,佔路、塞地鐵,好像是灰色地帶,你可以說我是犯法啦,非法集結。」

不過,這些行動在試圖癱瘓城市的同時,也為其他市民帶來不便和混亂,引發指責。阿勇說,他理解這些行動後會影響市民,也有些時候,他和其他同伴堵了一條路,但心裏也會想,不知道是為了什麼,是否會帶來結果。

「有些人會說,你對準政權啦,你這樣做沒用啦,會搞到民生。但我要反問一句,我們真的沒有對準過政權嗎?我們圍過政總、警總、禮賓府,什麼都試過,但政府什麼都沒有回應。」

「我希望大家明白,做到這一步不是想搞破壞,搞亂社會,是政府沒有給出適當回應,才會逼我們作出這些事。」

2019年8月18日,民陣發起的和理非流動集會,參加市民填滿整個維園足球場。

2019年8月18日,民陣發起的和理非流動集會,參加市民填滿整個維園足球場。攝:林振東/端傳媒

「由下而上的改變,就叫革命」

818大遊行,阿勇從天后排隊進入維園,花了整整2小時,這段路平日只需走10分鐘。那天香港的雨連綿不絕,被大量撐著雨傘、身穿便服的市民包圍,阿勇感覺,「其實參加和理非的活動都幾好,你會覺得,勇武派沒有被割蓆。」

阿勇覺得,從和理非轉變為勇武,其實是一個過程。他認為,2003年,50萬人大遊行反對23條立法之後,很快有官員問責而辭職下台,讓大家認為「和理非」是有影響力的,但2014年雨傘運動「輸了」,政府不但沒有回應民眾訴求,只是不斷檢控不同的參與者,是政府讓大家開始思考,「和理非」未必是抗爭的唯一出路。而來到2019年,從6月至今,共有三次遊行超過100萬人,政府卻仍未正面回應民間訴求。

針對反修例議題,阿勇同意,特首林鄭月娥宣布「壽終正寢」後,修例問題可以算是暫告一段落,但他憤怒的是,在整個運動中,政府和警察的種種表現,已證明政府管治出現道德危機。「其實運動已經轉向良知的問題,我們是在爭取自由和民主,極權是去人化,用蟑螂、沒有持份者(的敘述)來對付你。」8月9日,林鄭月娥出席記者會時稱,一小部分示威者不介意損害經濟,他們並非社會持份者(they have no stake in the society)。

七一佔領立法會之後,721元朗無差別襲擊事件,是整場運動的另一個轉折點。據阿勇觀察,雖然更早的時候也有人重新喊出「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這句梁天琦競選時的口號,但口號更廣泛的出現,是7月21日元朗涉黑白衣人無差別攻擊市民的恐怖襲擊事件後。

「721令大家覺得很多事情改變不到,我認為這是一個轉捩點。」阿勇認為,「大家開始覺得這個政府很不堪,我們要有一些改變,才會找回一些(當年的)口號,我不理你是不是港獨派,原意是想由下而上的改變,就叫革命。」

隨著「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成為運動現場的主流口號,中國大陸輿論場亦進一步將港獨視為抨擊的標靶。8月6日,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楊光在記者會上質疑,香港是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對於示威者提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他們究竟「想光復什麼?」

成日說我們帶頭衝擊一國兩制,根本帶頭衝擊一國兩制的就是中國政府。

阿勇(化名),23歲,大學畢業生

「你說光復香港到什麼程度?到沒有你們干政的程度。港澳辦、中聯辦就是在這裏搞事。中央政府分明就答應過,可以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國兩制,成日說我們帶頭衝擊一國兩制,根本帶頭衝擊一國兩制的就是中國政府。」阿勇直言,「有些事你分明應承了,你為什麼現在又出爾反爾呢?」

此前示威抗議活動中,曾出現塗黑國徽、拋國旗入海等事件,港府定性為挑戰國家主權。阿勇坦言,自己以前其實並不太反感中共,他認為,需要為香港的民不聊生負責的是港府。然而從一地兩檢開始,阿勇開始感受到「中共不斷介入香港事務」,而在反修例運動爆發後,他對中共的態度發生巨大轉變。

「你看到中共不斷介入,《人民日報》那些黑人憎的(媒體),五毛也很麻煩,加上耿爽、華春瑩這些嘴炮,中聯辦、港澳辦也很麻煩⋯⋯」阿勇說,「我一直覺得,只要中共政府不要搞香港,沒人會仇中的,甚至好多人會樂意去中國玩,但中共政府不知道,覺得這些人都是搞港獨。你干預別人自由,別人一定會對你反感。」

阿勇多次表示,他相信抗爭者喊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是秉持著各自不同的信念。「現在沒有一個大台,沒有人可以詮釋這個口號,每個人都可以解釋這個口號的意思。」對他而言,「革命」不一定代表要推翻政權。

「工業革命、科技革命都是革命,政府好像spin(指扭曲意涵)到大家都覺得革命一定是要推翻政權,一定要暴力,好多人都用革命這兩個字啦,人們總說要有革命性的改變。」

我一直覺得,只要中共政府不要搞香港,沒人會仇中的,甚至好多人會樂意去中國玩,但中共政府不知道,覺得這些人都是搞港獨。

阿勇(化名),23歲,大學畢業生

「現在是卑微的抗爭,明知輸都要做」

如何逼使政府回應和啟動「革命性的改變」?沒有人能夠輕鬆給出答案。

阿勇覺得,自己只能「去做」,一次又一次的出現在示威抗爭現場。「那次在上環,你看得出來(示威者)不夠警察打,很多人同防暴對峙,對峙到差不多就被催淚彈驅散。」阿勇那晚沒有去上環現場,在家裏盯著直播,他看到前線的示威者「有多少催淚彈都不走,或者用雪糕筒蓋住催淚彈。」「那天我覺得非常慘,拉了40多個人才打散,大家就發現,再打陣地戰也會被人拉。」

那晚之後,勇武派開始轉而使用快閃、游擊戰和不合作運動等策略。八五香港罷工,阿勇也參與了不合作運動,一早起身堵塞港鐵和道路,但他很快發現,民意在不合作運動中很容易受到影響,運動亦會「失焦」。

「前線做了很多事,換來的,其實網上有很多人抨擊,不僅是社會普羅大眾,抗爭者自己內部都有很多聲音。有一刻,你都會懷疑自己,塞路做什麼呢?」

而同時,警方也在提升武力強度和改變策略。「最近警察也有對應的手法,警力也增加了很多,你去到哪裡都即刻有警察來到,各個區都有警察駐守,示威者轉場也有體力消耗。大家都有體力消耗,示威者的消耗更,你看警察就在漫步,示威者還要塞路,開始覺得游擊戰也不是辦法。」

8月之後,警方開始頻繁對周末遊行活動發出反對通知書。而在8月24日、25日的觀塘和荃葵青兩場合法遊行前,港鐵則開始連續兩日關停遊行路線一帶的地鐵站、暫停部分港鐵線的服務,引來社會輿論反撲。與此同時,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近日建議,政府可考慮引用本地法律《緊急情況規例條例》進行緊急立法,法例規定在特首會同行政會議認為屬緊急情況或危害公安的情況時,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可訂立任何他認為合乎公眾利益的規例;27日,林鄭月娥出席記者會時未有否認這一可能性。

又要打警察,轉頭又有黑社會,根本是一派的,打完黑社會回到家,又要面對藍絲的攻擊。

阿勇(化名),23歲,大學畢業生

在阿勇看來,這場對峙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場勢均力敵的對抗,「政府不斷用制度暴力,你都沒辦法。你想去地鐵站,又把地鐵站封了;你想去機場,又申請了禁制令。現在是很卑微的抗爭,明知輸都要做。」

他覺得,政府的思路一直是「解決我們這幫人」。「你要去解決問題,不是解決這幫人。你解決了問題,這幫人就不會出現。」阿勇說。

最近,只有談及一些支持他們的市民的小事時,阿勇才會難得露出開心的樣子。他說,自己常常遇到市民幫手,被警察追趕,逃離現場的時候,他常常遇到熱心帶路的街坊,有地舖老闆收留他和其他示威者、騰出空間讓他們換衫,還有義載司機送他們離開。「我覺得現在抗爭者沒什麼好開心的了,還好有一些香港人的溫情。」但他很快話鋒一轉,「又要打警察,轉頭又有黑社會,根本是一派的,打完黑社會回到家,又要面對藍絲(建制派市民)的攻擊。每一日都被人攻擊,但都沒辦法了,唯有繼續做了。」

「如果我在法國黃背心(運動),個個都這麼勇武,會擔心嗎?問題是,現在大家都放不開身段去勇武,包括我自己,衝的時候都會有一刻猶疑,對面已經去到無底線的狀態了,我們依然有底線,所以無解了。」對阿勇而言,他的底線則是,對軍裝警察,「唔好打死人」;出於保護市民的心,也可以出手對抗黑社會、甚至破壞黑社會的地頭和商鋪;但絕不可以傷害普通市民與記者、不可以搶掠商鋪。

大家接受不了多年前的失敗,就繼續站在這裡。好悲哀的故事。

阿勇(化名),23歲,大學畢業生

7月中,在精神狀態最緊繃的時期,阿勇走在路上,會突然有一種感覺,覺得防暴就出現在身邊,「但最近可能已經習慣和防暴對峙了,都唔會好驚。」參加「和理非」活動,對阿勇而言是一種治癒,818「流水式」集會的那天,他花了5個小時,終於從維園走到了金鐘夏慤道。

入夜的夏慤道被遊行後的市民佔領了,身穿黑衣的人們三三兩兩坐在夏慤道中間,有人用鐳射筆照射政總高樓。「他們坐在這裏很無助,我自己都覺得有些無助。」阿勇語氣平淡地說著。他站在人行道上,嘴上說著,他不理解一大群人坐在夏愨道有什麼用。

但他又說,自己也不急著離開,說要再留下看看,看看大家會做什麼。

「大家接受不了多年前的失敗,就繼續站在這裡。好悲哀的故事。」

「有少少懷念這裏咯。五年前,大家都在這裡居住過一段日子。大家好似返到舊屋企。前線想保護後排,後排亦想保護前線。如果前線有一班人不走,最後都不會有人走。」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本文中「阿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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