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端傳媒將從年二九到大年初五、連續七天每天推出一篇免費閱讀文章，陪伴你過年。今天是香港組主編當班：
四年前的這天晚上，香港經歷了不一樣的大年初一。因著撐小販、反對政府部門驅趕小販，一批示威者在旺角與警察爆發衝突，有人投磚、有人縱火，一交通警在十字路口鳴槍示警，震撼香港，衝突從年初一夜晚一直延續到年初二清晨。這一事件被稱為「旺角騷亂」，也稱「魚蛋革命」。主流輿論當時譴責警方，也質疑示威者的暴力手法，而隨著不少示威者因暴動罪、襲警罪等被捕，社運領袖嘗試參選而遭受取消資格，香港街頭一度陷入低迷和沉寂。
很少人料到，三年多之後，勇武派示威者在2019年的反抗運動中成為主流，而香港民意對他們展示了史無前例的支持、理解或包容。為什麼一切在數年間產生了巨大變化？還是一切早有伏筆？在這個宅在家中，心有不安的年初一，我希望與你一起重溫這個23歲的勇武派示威者的掙扎和勇氣，或許他的經歷會給我們帶來一些答案。不一定完全同理和認同，但我們從未放棄去看見，去理解。
他說，「就叫我阿勇吧。」23歲，剛大學畢業，瘦削高挑，說話語氣輕鬆，帶點幽默和調侃，至少表面看來如此。
受傷怎麼辦？「找個好點的醫生就好了。」解放軍坦克開進香港呢？「他們說在深圳，十分鐘坦克就可以開過來。十分鐘？只到上水吧，你以為這裡是天安門？馬路這麼寬？大佬，在紅隧塞車都塞你一個鐘頭啦。」被稱為「廢青」會生氣嗎？「誰得閒有那麼多情緒？我覺得廢青這個稱呼已經很好了，起碼我作為一個人，好過曱甴、黃屍。」
在激烈的警民衝突前線，阿勇平平無奇，是許多黑衣年輕人的一員；而置身現下香港更大的博弈之場，他成為備受爭議的一個群體——有人稱他們勇武仔，有人罵他們廢青、搞事的，也有人貶損他們是曱甴、過街就應該被打。反修例運動持續兩個多月，警民交鋒無數，自7月底開始，警察大幅升級武力，而同時，示威者使用的手段和暴力也不斷升級。有輿論認為是政府長期的回避和警方的過度武力、濫捕、對被捕者採用毆打等行為，加劇了市民的仇恨和憤怒；也有人認為，起源是勇武，勇武退場，一切衝突也就消失。
過去兩個多月，阿勇走過和平的遊行，打過和催淚彈、橡膠子彈直接對抗的「陣地戰」，也參與衝遍香港多區的「游擊戰」，來到八月下旬，他越發疲憊，也略感迷茫。8月25日星期天的晚上，警方第一次將兩輛水炮車開進警民衝突的荃灣現場，並一度發射水柱；後來在荃灣街頭，數位被持有鐵通的示威者追趕的軍裝警員在緊張的氣氛之下，突然鳴槍示警，槍口隨後指向示威者、記者和普通市民，沉重的氣氛在香港擴散。
這一天，因各種顧慮，阿勇本打算暫停勇武行動，只和父母一起參加遊行，遊行結束後，父親一直問他「會不會回來吃飯？」然而，當看到大量催淚彈在眼前炸開、水炮車出動的時候，他又戴上「豬嘴」衝上前線。警察與水炮車強力推進，阿勇被速龍追趕，一度逃跑到山上。記者與他聯繫上的時候，他表示自己落單回不了家。「今日後我覺得勇武抗爭徹底沒用，但怎麼都要做下去，」他語氣不再輕鬆，比往常沉默，「街頭抗爭真的沒什麼用，政府不會理，示威者永遠不會夠警察的裝備。我成日話，你拿塊磚，他拿支槍，誰打誰啊？」
從「和理非」到「一起衝」
兩個多月前，阿勇還是「和理非」大學生，除了幾年前偶爾到雨傘運動的金鐘現場靜坐，幾乎沒什麼社運經驗。最初他上網看新聞，了解到《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的爭議，感覺這個條例「對香港百害無一利」，不過他沒有行動。暑假來了，他和朋友們按原定計畫離港旅遊。6月9日，他從手機看到百萬人大遊行。6月12日當天，他身處外國機場，心懸在金鐘集會的現場，他守著直播，看到警方向示威者和市民發射大量催淚彈，中信大廈前有市民被催淚彈圍困，十分憤怒，一抵港，他就投身運動。
起初，他的參與是到社區派發傳單、佈置連儂牆，在示威抗議的後排傳遞物資、喊口號。後來，他開始在示威現場幫忙拆欄杆、設置路障、佔路，在示威者的行話裏，這個角色叫「工兵」。除此之外，示威者中還分為哨兵、消防員、步兵、鐳射兵、急救員、哨兵、魔法師等不同分工。
7月1日是阿勇心理的重要轉折點。那天清晨，他和其他示威者想衝擊七一例行的升旗禮，但因為警方設置的水馬防線「太厲害」，直接封鎖了灣仔，大家行動失敗，返回立法會煲底商量對策，這時有人提出要衝擊立法會。
阿勇說，自己起初不解，當日立法會沒有人開會，衝擊的意義何在？但現場氣氛濃烈，「有人問，這裏有沒有人不怕死？有很多人舉手，說『我今日就要做死士。』『我不會自殺。』那時候很多人自殺，很多人傷心，但大家又說『要做一個被警察打死的鬼魂啦。』大家講得很激動。」
衝擊開始的時候，阿勇最初站後排。他知道衝擊立法會會帶來什麼罪名，他是害怕的，「被人影到就PK了」。直到有示威者推開到場的議員，用推車撞向玻璃，氣氛不斷升溫，阿勇決定不再退縮，他說那一刻腦中衝出一個想法：「你不能做看戲的人，一定要在社會運動中做一些事。」
「旁邊有很年輕的妹妹，我覺得是最勇的，可能只有中四中五，完全無所畏懼，說『一起衝啦，拿著盾一起衝！』前面有些玻璃碎，警察施放胡椒噴霧，前面越來越少人，衝著衝著就變成第一排。」佔領立法會之後，阿勇再也沒有見過那個中學生，但他內心的想法不同了：「我現在就覺得有什麼大家就一起做咯，如果你心底裡真的很想衝爆立法會，覺得立法會很廢、要重奪立法會，就一起衝。」
隨後一個多月，阿勇越走越前：從包圍政總、警總、立法會，到「接放工」、嘗試癱瘓政府的不合作運動，到佔路、堵塞交通等，他幾乎都站在最前線。
有些人會說，你對準政權啦，你這樣做沒用啦，會搞到民生。但我要反問一句，我們真的沒有對準過政權嗎？
「我覺得勇武不只是暴力，而是可以癱瘓政府運作，讓政府知道他們開始升級行動了，需要回應社會。」他認為，舊時的抗爭方式是「齋行」（單純遊行），現在出現超越舊有抗爭模式的方法，正是勇武派在做的事情。「大家稱這些事情為勇武，是因為這些會觸犯一些法例。」阿勇說，「我到目前為止都是這一類，佔路、塞地鐵，好像是灰色地帶，你可以說我是犯法啦，非法集結。」
不過，這些行動在試圖癱瘓城市的同時，也為其他市民帶來不便和混亂，引發指責。阿勇說，他理解這些行動後會影響市民，也有些時候，他和其他同伴堵了一條路，但心裏也會想，不知道是為了什麼，是否會帶來結果。
「有些人會說，你對準政權啦，你這樣做沒用啦，會搞到民生。但我要反問一句，我們真的沒有對準過政權嗎？我們圍過政總、警總、禮賓府，什麼都試過，但政府什麼都沒有回應。」
「我希望大家明白，做到這一步不是想搞破壞，搞亂社會，是政府沒有給出適當回應，才會逼我們作出這些事。」
「由下而上的改變，就叫革命」
818大遊行，阿勇從天后排隊進入維園，花了整整2小時，這段路平日只需走10分鐘。那天香港的雨連綿不絕，被大量撐著雨傘、身穿便服的市民包圍，阿勇感覺，「其實參加和理非的活動都幾好，你會覺得，勇武派沒有被割蓆。」
阿勇覺得，從和理非轉變為勇武，其實是一個過程。他認為，2003年，50萬人大遊行反對23條立法之後，很快有官員問責而辭職下台，讓大家認為「和理非」是有影響力的，但2014年雨傘運動「輸了」，政府不但沒有回應民眾訴求，只是不斷檢控不同的參與者，是政府讓大家開始思考，「和理非」未必是抗爭的唯一出路。而來到2019年，從6月至今，共有三次遊行超過100萬人，政府卻仍未正面回應民間訴求。
針對反修例議題，阿勇同意，特首林鄭月娥宣布「壽終正寢」後，修例問題可以算是暫告一段落，但他憤怒的是，在整個運動中，政府和警察的種種表現，已證明政府管治出現道德危機。「其實運動已經轉向良知的問題，我們是在爭取自由和民主，極權是去人化，用蟑螂、沒有持份者（的敘述）來對付你。」8月9日，林鄭月娥出席記者會時稱，一小部分示威者不介意損害經濟，他們並非社會持份者（they have no stake in the society）。
七一佔領立法會之後，721元朗無差別襲擊事件，是整場運動的另一個轉折點。據阿勇觀察，雖然更早的時候也有人重新喊出「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這句梁天琦競選時的口號，但口號更廣泛的出現，是7月21日元朗涉黑白衣人無差別攻擊市民的恐怖襲擊事件後。
「721令大家覺得很多事情改變不到，我認為這是一個轉捩點。」阿勇認為，「大家開始覺得這個政府很不堪，我們要有一些改變，才會找回一些（當年的）口號，我不理你是不是港獨派，原意是想由下而上的改變，就叫革命。」
隨著「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成為運動現場的主流口號，中國大陸輿論場亦進一步將港獨視為抨擊的標靶。8月6日，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楊光在記者會上質疑，香港是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對於示威者提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他們究竟「想光復什麼？」
成日說我們帶頭衝擊一國兩制，根本帶頭衝擊一國兩制的就是中國政府。
「你說光復香港到什麼程度？到沒有你們干政的程度。港澳辦、中聯辦就是在這裏搞事。中央政府分明就答應過，可以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國兩制，成日說我們帶頭衝擊一國兩制，根本帶頭衝擊一國兩制的就是中國政府。」阿勇直言，「有些事你分明應承了，你為什麼現在又出爾反爾呢？」
此前示威抗議活動中，曾出現塗黑國徽、拋國旗入海等事件，港府定性為挑戰國家主權。阿勇坦言，自己以前其實並不太反感中共，他認為，需要為香港的民不聊生負責的是港府。然而從一地兩檢開始，阿勇開始感受到「中共不斷介入香港事務」，而在反修例運動爆發後，他對中共的態度發生巨大轉變。
「你看到中共不斷介入，《人民日報》那些黑人憎的（媒體），五毛也很麻煩，加上耿爽、華春瑩這些嘴炮，中聯辦、港澳辦也很麻煩⋯⋯」阿勇說，「我一直覺得，只要中共政府不要搞香港，沒人會仇中的，甚至好多人會樂意去中國玩，但中共政府不知道，覺得這些人都是搞港獨。你干預別人自由，別人一定會對你反感。」
阿勇多次表示，他相信抗爭者喊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是秉持著各自不同的信念。「現在沒有一個大台，沒有人可以詮釋這個口號，每個人都可以解釋這個口號的意思。」對他而言，「革命」不一定代表要推翻政權。
「工業革命、科技革命都是革命，政府好像spin（指扭曲意涵）到大家都覺得革命一定是要推翻政權，一定要暴力，好多人都用革命這兩個字啦，人們總說要有革命性的改變。」
我一直覺得，只要中共政府不要搞香港，沒人會仇中的，甚至好多人會樂意去中國玩，但中共政府不知道，覺得這些人都是搞港獨。
「現在是卑微的抗爭，明知輸都要做」
如何逼使政府回應和啟動「革命性的改變」？沒有人能夠輕鬆給出答案。
阿勇覺得，自己只能「去做」，一次又一次的出現在示威抗爭現場。「那次在上環，你看得出來（示威者）不夠警察打，很多人同防暴對峙，對峙到差不多就被催淚彈驅散。」阿勇那晚沒有去上環現場，在家裏盯著直播，他看到前線的示威者「有多少催淚彈都不走，或者用雪糕筒蓋住催淚彈。」「那天我覺得非常慘，拉了40多個人才打散，大家就發現，再打陣地戰也會被人拉。」
那晚之後，勇武派開始轉而使用快閃、游擊戰和不合作運動等策略。八五香港罷工，阿勇也參與了不合作運動，一早起身堵塞港鐵和道路，但他很快發現，民意在不合作運動中很容易受到影響，運動亦會「失焦」。
「前線做了很多事，換來的，其實網上有很多人抨擊，不僅是社會普羅大眾，抗爭者自己內部都有很多聲音。有一刻，你都會懷疑自己，塞路做什麼呢？」
而同時，警方也在提升武力強度和改變策略。「最近警察也有對應的手法，警力也增加了很多，你去到哪裡都即刻有警察來到，各個區都有警察駐守，示威者轉場也有體力消耗。大家都有體力消耗，示威者的消耗更，你看警察就在漫步，示威者還要塞路，開始覺得游擊戰也不是辦法。」
8月之後，警方開始頻繁對周末遊行活動發出反對通知書。而在8月24日、25日的觀塘和荃葵青兩場合法遊行前，港鐵則開始連續兩日關停遊行路線一帶的地鐵站、暫停部分港鐵線的服務，引來社會輿論反撲。與此同時，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近日建議，政府可考慮引用本地法律《緊急情況規例條例》進行緊急立法，法例規定在特首會同行政會議認為屬緊急情況或危害公安的情況時，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可訂立任何他認為合乎公眾利益的規例；27日，林鄭月娥出席記者會時未有否認這一可能性。
又要打警察，轉頭又有黑社會，根本是一派的，打完黑社會回到家，又要面對藍絲的攻擊。
在阿勇看來，這場對峙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場勢均力敵的對抗，「政府不斷用制度暴力，你都沒辦法。你想去地鐵站，又把地鐵站封了；你想去機場，又申請了禁制令。現在是很卑微的抗爭，明知輸都要做。」
他覺得，政府的思路一直是「解決我們這幫人」。「你要去解決問題，不是解決這幫人。你解決了問題，這幫人就不會出現。」阿勇說。
最近，只有談及一些支持他們的市民的小事時，阿勇才會難得露出開心的樣子。他說，自己常常遇到市民幫手，被警察追趕，逃離現場的時候，他常常遇到熱心帶路的街坊，有地舖老闆收留他和其他示威者、騰出空間讓他們換衫，還有義載司機送他們離開。「我覺得現在抗爭者沒什麼好開心的了，還好有一些香港人的溫情。」但他很快話鋒一轉，「又要打警察，轉頭又有黑社會，根本是一派的，打完黑社會回到家，又要面對藍絲（建制派市民）的攻擊。每一日都被人攻擊，但都沒辦法了，唯有繼續做了。」
「如果我在法國黃背心（運動），個個都這麼勇武，會擔心嗎？問題是，現在大家都放不開身段去勇武，包括我自己，衝的時候都會有一刻猶疑，對面已經去到無底線的狀態了，我們依然有底線，所以無解了。」對阿勇而言，他的底線則是，對軍裝警察，「唔好打死人」；出於保護市民的心，也可以出手對抗黑社會、甚至破壞黑社會的地頭和商鋪；但絕不可以傷害普通市民與記者、不可以搶掠商鋪。
大家接受不了多年前的失敗，就繼續站在這裡。好悲哀的故事。
7月中，在精神狀態最緊繃的時期，阿勇走在路上，會突然有一種感覺，覺得防暴就出現在身邊，「但最近可能已經習慣和防暴對峙了，都唔會好驚。」參加「和理非」活動，對阿勇而言是一種治癒，818「流水式」集會的那天，他花了5個小時，終於從維園走到了金鐘夏慤道。
入夜的夏慤道被遊行後的市民佔領了，身穿黑衣的人們三三兩兩坐在夏慤道中間，有人用鐳射筆照射政總高樓。「他們坐在這裏很無助，我自己都覺得有些無助。」阿勇語氣平淡地說著。他站在人行道上，嘴上說著，他不理解一大群人坐在夏愨道有什麼用。
但他又說，自己也不急著離開，說要再留下看看，看看大家會做什麼。
「大家接受不了多年前的失敗，就繼續站在這裡。好悲哀的故事。」
「有少少懷念這裏咯。五年前，大家都在這裡居住過一段日子。大家好似返到舊屋企。前線想保護後排，後排亦想保護前線。如果前線有一班人不走，最後都不會有人走。」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本文中「阿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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