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勇武年轻人的自白:你解决了问题,这帮人就不会出现

我们连续四个周末,用镜头追踪一个勇武青年的行动和抉择。拨开废青和曱甴等僵化的指称,去了解他所走过的心理脉络和思想转变。
2019年8月25日,荃湾的防暴警察向示威者施放催泪弹。
反修例运动二周年 逃犯条例 香港 中港关系

【编按】端传媒将从年二九到大年初五、连续七天每天推出一篇免费阅读文章,陪伴你过年。今天是香港组主编当班:

四年前的这天晚上,香港经历了不一样的大年初一。因著撑小贩、反对政府部门驱赶小贩,一批示威者在旺角与警察爆发冲突,有人投砖、有人纵火,一交通警在十字路口鸣枪示警,震撼香港,冲突从年初一夜晚一直延续到年初二清晨。这一事件被称为“旺角骚乱”,也称“鱼蛋革命”。主流舆论当时谴责警方,也质疑示威者的暴力手法,而随著不少示威者因暴动罪、袭警罪等被捕,社运领袖尝试参选而遭受取消资格,香港街头一度陷入低迷和沉寂。

很少人料到,三年多之后,勇武派示威者在2019年的反抗运动中成为主流,而香港民意对他们展示了史无前例的支持、理解或包容。为什么一切在数年间产生了巨大变化?还是一切早有伏笔?在这个宅在家中,心有不安的年初一,我希望与你一起重温这个23岁的勇武派示威者的挣扎和勇气,或许他的经历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答案。不一定完全同理和认同,但我们从未放弃去看见,去理解。

他说,“就叫我阿勇吧。”23岁,刚大学毕业,瘦削高挑,说话语气轻松,带点幽默和调侃,至少表面看来如此。

受伤怎么办?“找个好点的医生就好了。”解放军坦克开进香港呢?“他们说在深圳,十分钟坦克就可以开过来。十分钟?只到上水吧,你以为这里是天安门?马路这么宽?大佬,在红隧塞车都塞你一个钟头啦。”被称为“废青”会生气吗?“谁得闲有那么多情绪?我觉得废青这个称呼已经很好了,起码我作为一个人,好过曱甴、黄尸。”


在激烈的警民冲突前线,阿勇平平无奇,是许多黑衣年轻人的一员;而置身现下香港更大的博弈之场,他成为备受争议的一个群体——有人称他们勇武仔,有人骂他们废青、搞事的,也有人贬损他们是曱甴、过街就应该被打。反修例运动持续两个多月,警民交锋无数,自7月底开始,警察大幅升级武力,而同时,示威者使用的手段和暴力也不断升级。有舆论认为是政府长期的回避和警方的过度武力、滥捕、对被捕者采用殴打等行为,加剧了市民的仇恨和愤怒;也有人认为,起源是勇武,勇武退场,一切冲突也就消失。

过去两个多月,阿勇走过和平的游行,打过和催泪弹、橡胶子弹直接对抗的“阵地战”,也参与冲遍香港多区的“游击战”,来到八月下旬,他越发疲惫,也略感迷茫。8月25日星期天的晚上,警方第一次将两辆水炮车开进警民冲突的荃湾现场,并一度发射水柱;后来在荃湾街头,数位被持有铁通的示威者追赶的军装警员在紧张的气氛之下,突然鸣枪示警,枪口随后指向示威者、记者和普通市民,沉重的气氛在香港扩散。

这一天,因各种顾虑,阿勇本打算暂停勇武行动,只和父母一起参加游行,游行结束后,父亲一直问他“会不会回来吃饭?”然而,当看到大量催泪弹在眼前炸开、水炮车出动的时候,他又戴上“猪嘴”冲上前线。警察与水炮车强力推进,阿勇被速龙追赶,一度逃跑到山上。记者与他联系上的时候,他表示自己落单回不了家。“今日后我觉得勇武抗争彻底没用,但怎么都要做下去,”他语气不再轻松,比往常沉默,“街头抗争真的没什么用,政府不会理,示威者永远不会够警察的装备。我成日话,你拿块砖,他拿支枪,谁打谁啊?”

从“和理非”到“一起冲”

两个多月前,阿勇还是“和理非”大学生,除了几年前偶尔到雨伞运动的金钟现场静坐,几乎没什么社运经验。最初他上网看新闻,了解到《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的争议,感觉这个条例“对香港百害无一利”,不过他没有行动。暑假来了,他和朋友们按原定计划离港旅游。6月9日,他从手机看到百万人大游行。6月12日当天,他身处外国机场,心悬在金钟集会的现场,他守著直播,看到警方向示威者和市民发射大量催泪弹,中信大厦前有市民被催泪弹围困,十分愤怒,一抵港,他就投身运动。

起初,他的参与是到社区派发传单、布置连侬墙,在示威抗议的后排传递物资、喊口号。后来,他开始在示威现场帮忙拆栏杆、设置路障、占路,在示威者的行话里,这个角色叫“工兵”。除此之外,示威者中还分为哨兵、消防员、步兵、镭射兵、急救员、哨兵、魔法师等不同分工。

7月1日是阿勇心理的重要转折点。那天清晨,他和其他示威者想冲击七一例行的升旗礼,但因为警方设置的水马防线“太厉害”,直接封锁了湾仔,大家行动失败,返回立法会煲底商量对策,这时有人提出要冲击立法会。

阿勇说,自己起初不解,当日立法会没有人开会,冲击的意义何在?但现场气氛浓烈,“有人问,这里有没有人不怕死?有很多人举手,说‘我今日就要做死士。’‘我不会自杀。’那时候很多人自杀,很多人伤心,但大家又说‘要做一个被警察打死的鬼魂啦。’大家讲得很激动。”

冲击开始的时候,阿勇最初站后排。他知道冲击立法会会带来什么罪名,他是害怕的,“被人影到就PK了”。直到有示威者推开到场的议员,用推车撞向玻璃,气氛不断升温,阿勇决定不再退缩,他说那一刻脑中冲出一个想法:“你不能做看戏的人,一定要在社会运动中做一些事。”

“旁边有很年轻的妹妹,我觉得是最勇的,可能只有中四中五,完全无所畏惧,说‘一起冲啦,拿著盾一起冲!’前面有些玻璃碎,警察施放胡椒喷雾,前面越来越少人,冲著冲著就变成第一排。”占领立法会之后,阿勇再也没有见过那个中学生,但他内心的想法不同了:“我现在就觉得有什么大家就一起做咯,如果你心底里真的很想冲爆立法会,觉得立法会很废、要重夺立法会,就一起冲。”

随后一个多月,阿勇越走越前:从包围政总、警总、立法会,到“接放工”、尝试瘫痪政府的不合作运动,到占路、堵塞交通等,他几乎都站在最前线。

有些人会说,你对准政权啦,你这样做没用啦,会搞到民生。但我要反问一句,我们真的没有对准过政权吗?

阿勇(化名),23岁,大学毕业生

“我觉得勇武不只是暴力,而是可以瘫痪政府运作,让政府知道他们开始升级行动了,需要回应社会。”他认为,旧时的抗争方式是“斋行”(单纯游行),现在出现超越旧有抗争模式的方法,正是勇武派在做的事情。“大家称这些事情为勇武,是因为这些会触犯一些法例。”阿勇说,“我到目前为止都是这一类,占路、塞地铁,好像是灰色地带,你可以说我是犯法啦,非法集结。”

不过,这些行动在试图瘫痪城市的同时,也为其他市民带来不便和混乱,引发指责。阿勇说,他理解这些行动后会影响市民,也有些时候,他和其他同伴堵了一条路,但心里也会想,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是否会带来结果。

“有些人会说,你对准政权啦,你这样做没用啦,会搞到民生。但我要反问一句,我们真的没有对准过政权吗?我们围过政总、警总、礼宾府,什么都试过,但政府什么都没有回应。”

“我希望大家明白,做到这一步不是想搞破坏,搞乱社会,是政府没有给出适当回应,才会逼我们作出这些事。”

2019年8月18日,民阵发起的和理非流动集会,参加市民填满整个维园足球场。
2019年8月18日,民阵发起的和理非流动集会,参加市民填满整个维园足球场。

“由下而上的改变,就叫革命”

818大游行,阿勇从天后排队进入维园,花了整整2小时,这段路平日只需走10分钟。那天香港的雨连绵不绝,被大量撑著雨伞、身穿便服的市民包围,阿勇感觉,“其实参加和理非的活动都几好,你会觉得,勇武派没有被割席。”

阿勇觉得,从和理非转变为勇武,其实是一个过程。他认为,2003年,50万人大游行反对23条立法之后,很快有官员问责而辞职下台,让大家认为“和理非”是有影响力的,但2014年雨伞运动“输了”,政府不但没有回应民众诉求,只是不断检控不同的参与者,是政府让大家开始思考,“和理非”未必是抗争的唯一出路。而来到2019年,从6月至今,共有三次游行超过100万人,政府却仍未正面回应民间诉求。

针对反修例议题,阿勇同意,特首林郑月娥宣布“寿终正寝”后,修例问题可以算是暂告一段落,但他愤怒的是,在整个运动中,政府和警察的种种表现,已证明政府管治出现道德危机。“其实运动已经转向良知的问题,我们是在争取自由和民主,极权是去人化,用蟑螂、没有持份者(的叙述)来对付你。”8月9日,林郑月娥出席记者会时称,一小部分示威者不介意损害经济,他们并非社会持份者(they have no stake in the society)。

七一占领立法会之后,721元朗无差别袭击事件,是整场运动的另一个转折点。据阿勇观察,虽然更早的时候也有人重新喊出“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这句梁天琦竞选时的口号,但口号更广泛的出现,是7月21日元朗涉黑白衣人无差别攻击市民的恐怖袭击事件后。

“721令大家觉得很多事情改变不到,我认为这是一个转捩点。”阿勇认为,“大家开始觉得这个政府很不堪,我们要有一些改变,才会找回一些(当年的)口号,我不理你是不是港独派,原意是想由下而上的改变,就叫革命。”

随著“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成为运动现场的主流口号,中国大陆舆论场亦进一步将港独视为抨击的标靶。8月6日,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杨光在记者会上质疑,香港是中国一个特别行政区,对于示威者提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他们究竟“想光复什么?”

成日说我们带头冲击一国两制,根本带头冲击一国两制的就是中国政府。

阿勇(化名),23岁,大学毕业生

“你说光复香港到什么程度?到没有你们干政的程度。港澳办、中联办就是在这里搞事。中央政府分明就答应过,可以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国两制,成日说我们带头冲击一国两制,根本带头冲击一国两制的就是中国政府。”阿勇直言,“有些事你分明应承了,你为什么现在又出尔反尔呢?”

此前示威抗议活动中,曾出现涂黑国徽、抛国旗入海等事件,港府定性为挑战国家主权。阿勇坦言,自己以前其实并不太反感中共,他认为,需要为香港的民不聊生负责的是港府。然而从一地两检开始,阿勇开始感受到“中共不断介入香港事务”,而在反修例运动爆发后,他对中共的态度发生巨大转变。

“你看到中共不断介入,《人民日报》那些黑人憎的(媒体),五毛也很麻烦,加上耿爽、华春莹这些嘴炮,中联办、港澳办也很麻烦⋯⋯”阿勇说,“我一直觉得,只要中共政府不要搞香港,没人会仇中的,甚至好多人会乐意去中国玩,但中共政府不知道,觉得这些人都是搞港独。你干预别人自由,别人一定会对你反感。”

阿勇多次表示,他相信抗争者喊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是秉持著各自不同的信念。“现在没有一个大台,没有人可以诠释这个口号,每个人都可以解释这个口号的意思。”对他而言,“革命”不一定代表要推翻政权。

“工业革命、科技革命都是革命,政府好像spin(指扭曲意涵)到大家都觉得革命一定是要推翻政权,一定要暴力,好多人都用革命这两个字啦,人们总说要有革命性的改变。”

我一直觉得,只要中共政府不要搞香港,没人会仇中的,甚至好多人会乐意去中国玩,但中共政府不知道,觉得这些人都是搞港独。

阿勇(化名),23岁,大学毕业生

“现在是卑微的抗争,明知输都要做”

如何逼使政府回应和启动“革命性的改变”?没有人能够轻松给出答案。

阿勇觉得,自己只能“去做”,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在示威抗争现场。“那次在上环,你看得出来(示威者)不够警察打,很多人同防暴对峙,对峙到差不多就被催泪弹驱散。”阿勇那晚没有去上环现场,在家里盯著直播,他看到前线的示威者“有多少催泪弹都不走,或者用雪糕筒盖住催泪弹。”“那天我觉得非常惨,拉了40多个人才打散,大家就发现,再打阵地战也会被人拉。”

那晚之后,勇武派开始转而使用快闪、游击战和不合作运动等策略。八五香港罢工,阿勇也参与了不合作运动,一早起身堵塞港铁和道路,但他很快发现,民意在不合作运动中很容易受到影响,运动亦会“失焦”。

“前线做了很多事,换来的,其实网上有很多人抨击,不仅是社会普罗大众,抗争者自己内部都有很多声音。有一刻,你都会怀疑自己,塞路做什么呢?”

而同时,警方也在提升武力强度和改变策略。“最近警察也有对应的手法,警力也增加了很多,你去到哪里都即刻有警察来到,各个区都有警察驻守,示威者转场也有体力消耗。大家都有体力消耗,示威者的消耗更,你看警察就在漫步,示威者还要塞路,开始觉得游击战也不是办法。”

8月之后,警方开始频繁对周末游行活动发出反对通知书。而在8月24日、25日的观塘和荃葵青两场合法游行前,港铁则开始连续两日关停游行路线一带的地铁站、暂停部分港铁线的服务,引来社会舆论反扑。与此同时,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近日建议,政府可考虑引用本地法律《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进行紧急立法,法例规定在特首会同行政会议认为属紧急情况或危害公安的情况时,特首会同行政会议可订立任何他认为合乎公众利益的规例;27日,林郑月娥出席记者会时未有否认这一可能性。

又要打警察,转头又有黑社会,根本是一派的,打完黑社会回到家,又要面对蓝丝的攻击。

阿勇(化名),23岁,大学毕业生

在阿勇看来,这场对峙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对抗,“政府不断用制度暴力,你都没办法。你想去地铁站,又把地铁站封了;你想去机场,又申请了禁制令。现在是很卑微的抗争,明知输都要做。”

他觉得,政府的思路一直是“解决我们这帮人”。“你要去解决问题,不是解决这帮人。你解决了问题,这帮人就不会出现。”阿勇说。

最近,只有谈及一些支持他们的市民的小事时,阿勇才会难得露出开心的样子。他说,自己常常遇到市民帮手,被警察追赶,逃离现场的时候,他常常遇到热心带路的街坊,有地舖老板收留他和其他示威者、腾出空间让他们换衫,还有义载司机送他们离开。“我觉得现在抗争者没什么好开心的了,还好有一些香港人的温情。”但他很快话锋一转,“又要打警察,转头又有黑社会,根本是一派的,打完黑社会回到家,又要面对蓝丝(建制派市民)的攻击。每一日都被人攻击,但都没办法了,唯有继续做了。”

“如果我在法国黄背心(运动),个个都这么勇武,会担心吗?问题是,现在大家都放不开身段去勇武,包括我自己,冲的时候都会有一刻犹疑,对面已经去到无底线的状态了,我们依然有底线,所以无解了。”对阿勇而言,他的底线则是,对军装警察,“唔好打死人”;出于保护市民的心,也可以出手对抗黑社会、甚至破坏黑社会的地头和商铺;但绝不可以伤害普通市民与记者、不可以抢掠商铺。

大家接受不了多年前的失败,就继续站在这里。好悲哀的故事。

阿勇(化名),23岁,大学毕业生

7月中,在精神状态最紧绷的时期,阿勇走在路上,会突然有一种感觉,觉得防暴就出现在身边,“但最近可能已经习惯和防暴对峙了,都唔会好惊。”参加“和理非”活动,对阿勇而言是一种治愈,818“流水式”集会的那天,他花了5个小时,终于从维园走到了金钟夏悫道。

入夜的夏悫道被游行后的市民占领了,身穿黑衣的人们三三两两坐在夏悫道中间,有人用镭射笔照射政总高楼。“他们坐在这里很无助,我自己都觉得有些无助。”阿勇语气平淡地说著。他站在人行道上,嘴上说著,他不理解一大群人坐在夏悫道有什么用。

但他又说,自己也不急著离开,说要再留下看看,看看大家会做什么。

“大家接受不了多年前的失败,就继续站在这里。好悲哀的故事。”

“有少少怀念这里咯。五年前,大家都在这里居住过一段日子。大家好似返到旧屋企。前线想保护后排,后排亦想保护前线。如果前线有一班人不走,最后都不会有人走。”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本文中“阿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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