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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琴峰專訪:用日語寫小說獲得日本文學獎的台灣女孩

「文學創作的關鍵因素是痛苦與孤獨,在同志相對受壓抑的社會,文學較有機會被催生。」


小說家李琴峰。 圖:受訪者提供
小說家李琴峰。 圖:受訪者提供

六年前來到日本讀碩士,畢業後當了三年普通上班族,眼看日子彷彿可以如此順理成章地推衍下去,李琴峰(Li Kotomi)卻斷然當起了搖筆為生的小說家。在她的小說中,主角通常身兼異鄉人、女同志與受創者,而皆無可避免地趨歸於某類「逃亡者」,逃離無法選擇的家庭關係、無法改變的社會價值、無可控制的痛苦往事,最終落地彼島,在異鄉與陌生語言的土壤上,開生出微小但確實的花朵,努力面陽。

現實與虛構的距離

「文學創作的關鍵因素是痛苦與孤獨,在同志相對受壓抑的社會,文學較有機會被催生。」

較之日本讀者,臺灣讀者若去讀她在2017年獲得「第60回群像新人文學獎」的小說《獨舞》,反倒可能更感親切,某些重要的族群記憶錨點如:九二一大地震、太陽花運動等,皆在小說中現身。令人好奇,小說家是否刻意在日語寫作脈絡中置入某些臺灣元素,以傳達某種隱微的鄉愁?或是,作為時代背景之音,自然而然地如此安置?

李琴峰的答案似乎傾向後者,對她來說,與其說這些事件是某種政治寓言,不如說是某個世代共同的成長經歷,並永久地留存於個人的生命內部,「我必須承認,主角趙紀惠本身的某些部份是我自身的投射,我們年紀相仿,成長經驗也重疊,所以她的許多經歷,是我本身的經歷去變造的。九二一地震、太陽花運動甚至臺大「百大維新」運動等事件,一旦放入小說中,便成為某種敘事要素。」

對小說主角趙紀惠(趙迎梅)來說,九二一震災使她初次體會到生者與死者之間存在著一道無法跨越的鴻溝,亦是死亡在她體內埋下未爆彈之始。至於太陽花運動,當時人在日本的李琴峰並未貼身參與,「我記得小說裡提到太陽花運動的章節,是寫到東京的同志遊行。這場遊行表面看來相當和諧,表面下卻是各種身分與認同彼此碰撞摩擦,僅僅在表面和諧下,這些差異被模糊掉了。小說在這種情境下提到太陽花運動,應該是有意識地放入某些臺灣元素,因為太陽花運動面向太廣,本質上是抵抗服貿,但內部集結了各種社群,包括同志團體、反核團體與某些邊緣團體。我想呼應的是這樣的面貌。」

而臺灣近期通過同婚專法,同志文學與議題研究的走向想必將更多元且樂觀,不過難免使人猜想:如果同志婚姻提早三十年合法化,臺灣的同志文學是否會擁有截然不同的面貌?我們還會擁有邱妙津、賴香吟、張亦絢或陳雪嗎?對此一假設性的問題,李琴峰的態度是中性的,「我覺得文學創作的關鍵因素是痛苦與孤獨,在同志相對受壓抑的社會,文學較有機會被催生,同婚合法化不等同於同志已經被大眾所接受了,但至少同志族群比較能夠較為人所見,假如三十年同婚便已合法,我也不好說會是怎麼樣,只是那種痛苦、掙扎的文字可能減少,卻不代表同志文學就不會存在,而是可能以某種比較不那麼被標籤化的方式、自然而然地存在著。我想,同婚的合法與否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一個社會如何看待同性戀族群,文學一定與社會是互相緊密連結了,而文學的表現方式一定會因為社會情態而有所變異,我們可以拭目以待日後的同志作家會寫出怎樣的作品來!」

被語言擊中的瞬間

《獨舞》主角趙紀惠的人生,可說是集各種苦難之大成──被仇同分子性侵、被戀人無情拋棄、憂鬱症纏身──這些痛苦將她推離家鄉、遠赴日本,甚至改名以期鑄造一具新的自己,但在這些求取光明生存的行動背後,死亡的陰影卻不斷纏繞著她,亦成為《獨舞》的起始。一如《獨舞》後記中所寫,某日在電車上,「死ぬ」這個字眼從天而降,因而成就了《獨舞》的開頭:

死。死亡。

就像被從天而降的語言天啟擊中一般,李琴峰並未刻意設計驚天動地的起手式,而是讓語言自然浮現,「我覺得小說是滿不可思議的東西,我們可能會設計很多情節、去思考怎麼樣寫一篇小說,但一篇小說的啟動是突然出現的,對我來說,這就是一篇這樣的小說,後來才漸漸將細節加進去。」小說後部描寫趙紀惠的求死心境時,作者描述道:

死亡乃是對生命的逃避,但逃避又何妨。所謂出生,乃是無關乎自身意志,遭人強加以『生』之事實。若人類註定無法對抗生之荒謬,那麼最起碼選擇從生命逃避的權利,總該是天賦的。

這樣的生死觀,與李琴峰本人相差不遠,「小說一開始趙紀惠就表示,她認為所謂的生存,只是尚未死亡的狀態而已。而我認為生死其實是一種連續的狀態,並在每個人體內心中不斷地互相抗衡、辯證著。」但強烈的死亡意念,是否也伴隨著同等巨大的求生本能?小說家認為,這個問題該交給讀者解決,「我覺得身為作者不該說太多,若我們仔細想想趙紀惠的處境,她從醫院醒來之後,面對以前的戀人與朋友前來探望,看起來似乎盡釋前嫌,但這不意味著完全的和解,只要活著,就還有許多課題要處理──我自己對死亡的想法是,求死是相對容易的,活下去則是相對困難並且辛苦,最後因為種種因緣際會,讓主角有勇氣選擇了一條辛苦的路,但很多人並沒有這樣的機運氣跟文化資本,可以離家逃到其他國家去,更沒有際遇在最後關頭出現重要的人來賜予救贖。我想,現實往往並不像小說那麼幸運。」

小說家李琴峰。

小說家李琴峰。圖:受訪者提供

獲得「第60回群像新人文學獎」的《獨舞》,是李琴峰第一部長篇小說,其中對於同志議題的關注、對於個體與群體間的扞格衝突,在在有出人意表的細膩刻畫,而這些身處於主流價值邊緣的角色身上,彷彿可見某些哀傷的影子,「以《獨舞》來說,受到邱妙津、賴香吟、中山可穗的影響滿深的,而陳雪也是我喜歡的作家。」不過,李琴峰的啟蒙讀物反而是溫婉靜好的簡媜,「一開始有意識地讀純文學,是高中時讀簡媜的散文,覺得怎麼有人可以把文章寫得這麼漂亮,也刺激我開始努力寫作;後來,有一陣子也讀駱以軍、朱天文、朱天心、張愛玲等等,而邱妙津畢竟在女同志中是影響很大的作家,所以重複讀過好幾次;賴香吟則是我來日本之後才讀到的,《其後》對《獨舞》的寫作影響非常大。」

「用中文寫作時,我可以完全相信自己的語感,包括文法使用、遣詞用字,但用日語寫作,就像隔了一層透明的膜,對自己只剩下百分之九十九的信任。」

另外,楊逸寫天安門事件的《時光浸染》(時が滲む朝),以及小說家松浦理英子,也為李琴峰的創作帶來啟發,「楊逸雖然是身在日本以日文寫作,但日文不是他的母語,所以他在日文中夾雜了許多中文用語和中國古詩,讓我發覺原來日本文學可以這樣寫,在語言上啟發我甚多;而松浦理英子則是寫過大量女同志題材的前輩作家。」

遊走於兩種語言間,中文和日語對李琴峰而言,有如兩把不同的廚刀,端看何時拔鞘而出,「中文是我的第一語言,跟第二語言的日語很不一樣。用中文寫作時,我可以完全相信自己的語感,包括文法使用、遣詞用字,但用日語寫作,就像隔了一層透明的膜,對自己只剩下百分之九十九的信任,有時候甚至必須邊寫邊查資料。」

關於語言的特質,李琴峰說,某些概念或物件,有時必須使用日語才能精確地表達,「日語包括了和語,漢語、外來語,即使是表述同一種東西,但用不同語彙表達,感覺非常不一樣。」以日語中的「門」為例,最常使用的是「ドア(door)」一詞,漢語則讀作「もん」,讀起來更感厚沉;假如用「ゲート(gate)」一詞,感覺又不一樣,而和語中的「とびら(扉)」,則感覺輕盈些,「日語中的各種詞彙,在各個語境下會發揮不同的作用跟溫度,但若統一翻成中文,就只是『門』而已。中文跟日語各有各的特色,所達致的效果不能一概而論。」

一個真實的日本

而年輕人慣常使用的Twitter等社群軟體上,異議分子立即被網友冠上反社會的標籤,這種令人驚異的保守性竟存在於年輕世代之中。

《獨舞》的起始場景,便是在趙紀惠上班的公司,小說中對於日本職場中微妙的人際關係與階級落差以輕筆描寫,卻不可忽視地呈顯出臺日兩地職場文化的差異。而日本特殊的職場文化,即使在臺灣,也能從大量的電影與戲劇中窺見,如年輕的「寬鬆世代」(ゆとり世代)所具體面臨的困境、年輕人對現實的不滿,以及網路輿論及社群團體之間的保守氛圍,彷彿有另一個「真實的日本」,是我們未能得見的?

《獨舞》雖將日本的職場環境作為小說背景,並未用力著墨,但在李琴峰的觀察裡,關於年輕世代所面臨的困難,與臺灣在某些方面確實相似,例如貧富不均、人口老化、財富不公平集中等等,「日本的年輕人相對拿的是低薪,青年貧窮問題也始終沒有解決,我覺得臺灣這幾年年輕人的就業空間相對比較自由,在日本,大學生必須在畢業前就得找到工作,一畢業就進公司,採終身僱用制,幾乎一輩子不會換工作,不像在臺灣,大家畢業後可以慢慢地摸索方向,這個工作不適合,可以換另一份工作,甚至自己創業,這是日本比較不那麼普遍的現象。」

1960年代,日本的社會運動與學生運動曾經風起雲湧,但1960年代後,由於右翼勢力抬頭以及刻意的政治操作,社會運動於焉被加諸負面意義,甚至為社會大眾所排斥,而年輕人慣常使用的Twitter等社群軟體上,異議分子立即被網友冠上反社會的標籤,這種令人驚異的保守性竟存在於年輕世代之中,李琴峰認為,這與日本民主化過程的匱乏有關,「日本與臺灣不同,臺灣經歷白色恐怖、戒嚴時期而透過社會運動獲得民主,但日本在二戰後直接從美國接收了一套民主制度,所以一般人不認為能夠透過社運來改變現況,而日本的年輕族群的投票率也很低,因為大家不覺得自己去投票能夠改變什麼,整體來講,是這種悲觀主義的氛圍。」

小說家李琴峰。

小說家李琴峰。圖:受訪者提供

以職業作家生活下去

即使目前已決定定居日本,但李琴峰笑說,明年還是會回臺灣投票,「日本跟臺灣對我來說,都是很重要的場所,雖然臺灣不是我自己選的出生地,但畢竟是成長、居住了二十多年的地方,臺灣又是亞洲人權燈塔,我也希望它能維持在人權、同志權益等部分,都維持民主開放的面貌,這些其實是日本趕不上的。」

辭去穩定工作,目前以寫作與翻譯維生,但李琴峰其實一開始並沒打算真的工作到退休,「就算沒有成為小說家,也打算在某個時間點成為自由業者,做翻譯、口譯都可以。」但要正式打進文學圈,在日本有另一套更加嚴格的流程,「日本的文壇有一套嚴格的體系跟階層:拿到新人獎、作為作家出道、寫作、再不斷拿獎、最後成為中堅作家──大概是這樣的體系;而臺灣相對沒有這樣的狀況。坦白說,在日本要以職業作家身分生存下去的條件,說得直白點,就是書要賣的好、文學獎拿得多,說穿了是很現實的。」

相較於東山彰良或溫又柔這類從小生長於日本的作家,李琴峰的身分與境遇格外引人矚目,「東山彰良和溫又柔幼時便移居日本、在日語環境中成長,日語對他們來說是第一語言。我覺得我雖然是特例,但不是首例,例如先前提及的旅日中國小說家楊逸,跟我的情況有點像,不過像我這樣在純文學領域以第二語言獲獎、出書,在臺灣可說是第一個。」李琴峰自述,在風格與題材選擇上,自己與溫又柔、東山彰良等很不一樣,「溫又柔的許多作品中都呈現出一種認同搖擺的狀態,她雖然國籍隸屬臺灣,但實際上與日本人沒甚麼差別,這造成她在身分認同上的複雜性;而東山彰良的《流》確實寫進了臺灣的歷史和生活經驗,不過他另外也寫了許多通俗作品。」

日本的文壇有一套嚴格的體系跟階層:拿到新人獎、作為作家出道、寫作、再不斷拿獎、最後成為中堅作家──大概是這樣的體系。

身為譯者,李琴峰有私心屬愛的日本作家,例如中山可穗、村田沙耶香,「中山可穗的小說比較通俗,但真的滿精彩;而臺灣有譯介村田沙耶香得芥川賞的小說《便利店人間》,她也是日本近年相當受矚目的作家。目前臺灣比較傾向將類型文學或是改編成電視劇、電影的日本小說翻譯進來,但其實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值得介紹。」

李琴峰最新入圍芥川獎的小說〈倒數五秒月牙〉,主要描述定居日本的臺灣女性上班族(亦是女同志身分)林妤梅,與一名至台灣教日文並與台灣人結婚的日本女性淺羽實櫻,兩人之間發生的故事。林妤梅與淺羽實櫻是研究所時代的好友,相隔多年後在東京重逢,小說即是描述兩人重逢後共度的十個小時之內發生的事件,並由此引出彼此成長的背景,以及分別後的人生變化。

「這篇跟《獨舞》的作風滿不一樣,〈倒數五秒月牙〉沒有太多激烈的衝突或情節,筆觸比較清淡,也沒有寫及太多社會事件或是戲劇性的傷痛,而是淡淡地描述兩名女性間的關係,以及臺灣、日本文化背景和語言的差異,比較細緻地去處理一些人情上的細節,以及各自需要去處理、面對的生命課題。」〈倒數五秒月牙〉將於今年七月底,與其他短篇小說合集付梓、在日出版,與《獨舞》一樣,李琴峰也打算親手翻譯,我們就且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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