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管理，沒有政治

國家宣傳機器針對香港運動進行了歪曲宣傳，包括但不限於渲染民眾襲警、混淆合法罷工與非法暴動，以及暗示參與者愚昧無知被境外勢力操控。在不透明的信息環境中，這些都影響了大陸網民對事件的認知。但這套話術如此成功，在短時間內動員起大量網民，則更反映意識形態文化霸權長期建設的成效。

「愛國是底線」，還有什麼是底線？

詳察大陸網絡輿論，「底線」是討論香港運動的高頻詞。然而「底線」具體是什麼卻是五花八門：「愛國是底線」是最基礎的一條，同樣常見的還有「一國兩制是底線」，港澳辦第二次記者會上擴充版的「三條底線」：「絕對不能允許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絕對不能允許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絕對不能允許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

除了以上有當局背書的底線，常見的還有「不使用暴力是底線」、「不影響居民生活是底線」、「違反傳統社會人倫道德傷及底線」、「不對老人動手是底線」、「鬧得太大越過底線」……乃至於很多人籠統稱示威者「毫無底線」、「觸碰底線」，底線越抬越高，遠超當局要求，非常耐人尋味。

「愛國是底線」的形成並非無跡可循，它總體上來自2010年的互聯網「六九聖戰」——以百度貼吧為核心組織起來的網友以一次踩踏事件為導火索，攻擊韓國偶像團體 SuperJunior 及其粉絲，逼迫後者「接受教訓」，承認民族大義高於偶像；後來在抗議韓國部署薩德時演化為「祖國面前無愛豆」、「祖國才是大本命」、「愛國是底線」等口號。此後粉絲圈人人自危，常有競爭關係藝人的粉絲或自我任命的「網絡警察」，舉報明星「辱華」、「港獨」、「台獨」等，粉絲也格外關注愛豆的言行，着力幫其塑造愛國形象。

「愛國是底線」最初含有面對外界壓力自我審查、自我撇清的被動意味，但很快從被動自審發展到主動撤退，繼而變為真誠的服膺。正如「愛國」涵蓋的內容越來越駁雜，其他的底線也日益增多。將一件事劃到底線以下，意味着它不可討論、天經地義、不證自明，在政治領域尤其意味着它屬於國家管轄權的範疇。於是，「國家至上」被內化為民族主義框架下的自然法，成為一切討論的前提而非對象。

作為家長的國家

底線以下屬於國家，其潛台詞則是屬於家長管理而非人民/公民政治。在中國，家長管理是不容挑戰的。例如即便法律允許的遊行、罷工、上訪，甚至申請勞動仲裁，都會被認為是「不知感恩」的「鬧事」行為，官僚體系對多數上訪者的「鬧訪」、「纏訪」、「好吃懶做」、「敲詐勒索」定性逐漸被社會接受。而「鬧事」也是微博上形容反修例運動最常見的詞語。

對社會進行道德化管理的「家長」也經營着一套人設。一如九十年代初持續數年大肆刻畫解放軍的親民形象，如今官媒在宣傳國家機器的正義性之外，更注重渲染其人員的帥、可愛、辛苦等，將國家機器擬人化，以情感取代法理正義作為其合法性基礎。

此前的一個例子是，當國家永久封殺所有涉毒公眾人物時，面對質疑，其不是用吸毒本身帶來的問題來證明禁毒的正義性，而是搬出「為吸毒明星辯護，怎對得起犧牲的緝毒警察」這樣的邏輯來合理封殺行為；如今，內地和香港撐警市民共同使用的「撐阿sir」（編注：在葵涌對人群一度平舉長槍的警察）話語，也遵循着類似的思路——警察本身的努力/辛苦成為違規執法的合法性來源。

內化「管理」的邏輯

從這些例子可見，國家的意識形態建設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將民族國家塑造為天經地義的國際社會行動主體、維護人民利益的唯一單位、至高無上的道德歸宿，這也是冷戰後各國當政者採取的最廣泛策略；二是在民族內部無限提升國家權威，要求民眾自發認同其合法性、服從並感激其管理。

援引哲學家朗西埃的解釋，廣義的政治實際上有兩種：既存權力的行使、管理的執行等「治安的政治」（la politique-police），以及真正的政治：動態的，由主體參與、行動界定，往往挑戰既定秩序和管理的「政治的政治」（la politique-politique）。「治安」的成分越多，「政治」就越少；歸「管理」的越多，歸「參與」的越少。在中國，被統入管理的一部分被建構為非政治的道德範疇，以便取消挑戰管理的正當性。

於是，道德、情感與權力三重護法之下，身為家長的國家包攬了公共領域，管理的範疇無遠弗屆，而真正的「政治的政治」：有人民參與的，在動態中不斷調整的，在爭論中解決而非壓制問題的政治，則徹底失去容身之所。

在高強度的持續衝擊下，內化文化霸權的網民自發以當權者編織的「真理」為認知框架，主動進行文化再生產，為文化霸權提供新的肥料。可以預測，今天他們的怒火被輕易引向香港，明天也會被同樣容易地引向其他反抗群體。

中國式「敘利亞學」

管理取代政治，意味着按部就班、「被安排得明明白白」成為對公共生活的期待。厭惡動盪、恐懼變化、祈求安穩，這既是當權者希望的，也是內化了管理邏輯的順民所希望的。

寧做太平犬，不做亂世人？

經過20多年的灌輸，持續發展靠穩定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民眾逐漸內化維穩邏輯，認同維持現狀，反對一切原因的動盪，以「維護社會（香港）繁榮穩定」為最高政治目標。「別信什麼各種主義，什麼民主，對於普通人來說，唯有好生活主義才是至理！」這種犬儒主義論調充斥着最近的話語場。或許「寧做太平犬，不做亂世人」沒什麼錯，但維持現狀如何能夠無條件地等於太平？

與之呼應，網民很樂於在全球範圍內尋找因「亂」失去好生活的教訓，這個教訓在九十年代是經過改革而最終解體的蘇聯，在今天則是敘利亞。在求穩畏亂的框架下，戰亂中的敘利亞在地緣政治、內部民族宗教土地問題上的複雜性不被理解，而被簡化及建構為一個曾因穩定而發展、現在則因失去穩定而陷入災難的典型案例。總有網友喊話政治行動的參與者：「是想讓中國變成敘利亞嗎？」、「感謝廢青們港獨們給中國民眾上的一節愛國大課。昨天看到敘利亞戰前戰後對比，讓我更加珍惜現在的和平與安寧。祖國必須越來越強大，人民才會越來越幸福。」

將抗爭與恐怖主義掛鈎

頻繁祭出反面典型敘利亞的行為被一些大陸網友諷刺為「敘利亞學」，其中除了對「亂」的擔憂，還包含對莫須有的「恐怖主義」條件反射般的恐懼。這種恐懼摻雜着對紅色暴力的模糊印象，和911後美國大書恐怖主義威脅的印記。

早在六月初示威尚未正式開始時，就有很多大陸網民表示「害怕」，而害怕背後是被規訓的快速聯想力：示威必然導向暴力，暴力必然導向恐怖主義。這種聯想力如此發達，以至於最近百度董事長李彥宏出席活動時，不滿百度商業操守的青年將一瓶礦泉水澆在他頭上，都有很多人發出類似議論：「這種行為嚴重危害他人生命安全，與恐怖主義無異。今天有潑水的，明天就可能有潑硫酸的。」因此，回到香港反修例運動中，網民順理成章地接受宣傳系統用以抹黑示威者的「暴徒」形象，並對《人民日報》指認的「恐怖主義苗頭」高度認同。

這種聯想並非沒有脈絡。二十世紀中的大部分時間，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陣營和多數第三世界國家曾高唱國際歌：「國王用謊言來欺騙我們，我們要聯合向暴君開戰！讓戰士們在軍隊裏罷工，停止鎮壓離開暴力機器！」但八九以後，對二十世紀革命和革命者無一例外被污名化。由於中國左右兩邊的反抗力量均受重創，加上國家的強力威壓和宣傳攻勢，以及市場經濟改革逐漸讓部分人「先富起來」，給其他人畫下「不必革命，努力賺錢美好生活就在前頭」的大餅，使得中國社會從「認同革命」，變到李澤厚式的「告別革命」、余英時式的「反對激進」，最後變為喪失全部革命想像，乃至於厭惡革命，恐懼革命者。現在，恐怖主義的污名下，被厭惡的是反抗者的暴力，國王的鐵拳則可以光明正大地揮起。

「維穩」邏輯

維穩，最早是延續鄧小平「穩定壓倒一切」的思路，在1989年後由喬石提出。1997-1998年金融危機造成大量失業時，中央成立了維穩工作領導小組。芝加哥大學 Dali Yang 教授的研究文章指出，2005年左右，胡温政府將維穩提到與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同樣重要的地位，各級各職能機關都被分配維穩任務，使維穩成為治安管理甚至處理整體社會事務的首要要求。

在維穩的名義下，逐漸形成了一套包括培植國家基層代理人、控制媒體信息、全面增設警力，乃至超出法律範圍大面積監控的制度安排——維穩體制。維穩開銷甚巨，財政部公開的2019年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支出顯示，今年預算就高達1797.80億，逼近一般公共服務預算。而同時，這項開支巨大的工作卻在公開化，2006年「和諧社會」提出後，伴隨着維穩工作日常化，關於「維穩」的公開文件大量增加，公眾對其的態度也從關注、懷疑到司空見慣。

顯然，「穩定」的定語是政權。子民被教導相信：自己的幸福生活來自於現狀的維持、既得利益的延續和當前政權的穩固。這無異於一種威脅，抓住中產階級患得患失的犬儒小辮子，宣稱：如果我遭到撼動，你也將死無全屍。

完美反抗者，或者沒有反抗者

對當權者形構的國家利益的主動服膺、對「歲月靜好」安逸小生活的小心維護，對反抗本身和反抗暴力的污名化，羅織成一張底線的禁忌之網，苛刻地按照「完美反抗者」的標準審核社會運動：首先不能怨恨國家、不能使用暴力；其次必須完全自發，不能有可見組織，否則就是群氓庸眾受到教唆（反修例運動中義務送水送物資的人員普遍被媒體和公眾指認為「背後惡勢力操控」的證據）；尤其不能有境外力量的支持——「民族國家利益至高無上」。

於是國際主義支持不復存在，「國際縱隊」支援西班牙反法西斯鬥爭的歷史，恐怕對今日網民來說更是難以想像，只要涉及外籍人士，「暴徒」上還要加上「叛徒」。

對國際主義的否定，也是此前三十年內不間斷的民族主義宣傳教育的結果，而其所指向的，則是否定人權、民主等國際範式，讓中國國內事務完全依照政府這個專斷大家長的家法規矩進行裁決，無論打傷多少，逮捕多少，都只是自己封閉單位裏的問題，外人則無權置喙。在缺少自下而上壓力的國家，一旦國際範式被阻攔在外，專制政府就成為唯一的仲裁者。

如此，要求社會抗爭不能擾亂治安、不能堵塞交通、不能影響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這意味着根本沒有「合法鬥爭」、只有「無理暴動」；沒有人民、只有暴徒；沒有義士、只有逆子；沒有對當權者的反抗，只有錯誤、逆反和懲罰。

「發展才是硬道理」

以「你影響到了別人」、「社會運動不能有社會影響」等要求指責、苛求「完美反抗者」，還隱藏着另一套根深蒂固的邏輯，即中產階級原子化的新自由主義價值觀。正是由於這種原子化，個人奮鬥成為了最流行的社會範式，政治活動則成為了非常態。

「廢青」形象的塑造

諸如《香港問題的來龍去脈》、《香港問題的根本歸因》、《香港問題的深度解析》等題目類似的文章，七月時在大陸社交平台迅速成為點擊超過十萬的「爆款」，爆款理由「客觀」、「深度」。這類文章的所謂「深度」，往往是將運動產生的根本原因，陳述為香港房價高企、資源不足、金融市場面臨危機、青年人毫無鬥志等經濟因素，在結尾總結出香港經濟低迷的必然性和對大陸依賴之深，而「中央已經夠仁慈的了」。早在2014年佔中時，大同小異的文章就已經滿天飛，熟悉大陸輿論的人對此經濟解釋一定不會陌生。

在這類經濟解釋中，最醒目的是對「廢青」這一刻板形象的建構，將參與反抗的香港人塑造為因生活壓力而喪失鬥志、不思進取、拒絕努力工作的頹喪青年形象。其中刻薄者視反抗者為好吃懶做、借社會熱點問題找藉口不上班、在示威中刷存在感的社會寄生蟲；稍有同情心者則渲染香港住房緊張、生活壓力大、就業機會緊張，以此來解釋香港青年的「心理問題」。

尤其在罷工爆發後，「年輕人不願工作而罷工」成為最流行的解釋，很多爆款文章得出結論：這些因各種原因「廢掉」的年輕人，因自己的「廢」，進一步遏制香港經濟發展，影響了其他人的正常工作生活，才讓問題愈演愈烈。甚至香港當局也同聲相應，指責罷工者「對社會無建樹」。但「廢青」一詞同時又含有十分模糊，當香港的高收入群體走上街頭，「廢」又成了一種對生活態度和政治態度的污名，即若因心懷不滿而耽誤了工作，政治參與便也是一種「廢」。

偽馬克思主義與真新自由主義

以刻板印象污名化反抗行動，自然是保守派反對變革的常用策略。無論是民權運動中說黑人群體「好吃懶做」、「靠社會福利過活」，還是對「田園女權」「貪得無厭」、「不是追求平等而是追求利益」的指責，都與「廢青」污名共享着同一套話語，這套相同的思想資源是：崇尚個人奮鬥、抵觸集體行動的新自由主義價值觀。

在表面上仍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大陸，「經濟基礎」的解釋的確自帶光環，讓人容易認為他們分析到了問題的「客觀」根源。然而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將問題歸咎於「廢青」之「廢」，卻是實打實的唯心主義。況且，馬克思從未割裂經濟與政治權力。這正是大陸體制在思維方式上的折射。對於普通人，政治參與的通路被堵死，政治空間的天花板過於可見，以至於努力掙錢成了獲得權力的不二法門，悶聲發大財也是個人唯一的出路。

滋養這種淺薄的「經濟決定論」和「廢青」污名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里根式的新自由主義思潮。新自由主義在歐美最為盛行的八九十年代，也正是中國市場經濟初步形成並深受其影響的時期。其對個人奮鬥的強調諷刺地暗合了政治權利缺失的現實。既然權力結構和分配「規則」無法改變，人們只能視其為「自然而然」、或者至少無可避免。個人只能通過努力爬行，改變自己在權力結構中的位置。作為封閉權力結構中孤身奮鬥的原子化個體，成與敗都只能歸結為個人努力的差異。

權力重壓下，完全不自由的市場反而被自然化，成為新自由主義思維的温床。而新自由主義則反過來強化政治權力的控制——這種新自由主義所塑造的個人其實與威權主義的需求別無二致：守住微薄的既得利益，各人自掃門前雪，無視制度性的惡，承認強者對弱者制度性的壓迫，併為了避免既得利益受到衝擊，而排斥他人對結構性改變所做出的努力。

於是顯現出這樣的困境：雖然從長遠來說，一起改變生存環境要好過相互傾軋、削尖腦袋向上爬，但既然前者並無可能，後者也就理所應當。「歲月靜好」、「小確幸」縱然可為異化秩序下的一時安慰，但「靜好」所掩蓋的，卻是死水一潭的無望。於是，抵制變革不僅因為怕「亂」，更是出於「理性選擇」：抓緊時間向上爬、過好安逸小時光。而打破「靜好」，讓死水流動起來的努力，則被視為不理性；打擾到別人在鐵屋中的安逸睡眠，更被視為不道德。

行動：以消費及舉報之名

嚴酷的政治管理術和小心翼翼的新自由主義奮鬥觀之下，人們的行動空間約等於無。然而無論是出於國家鞏固統治、加強意識形態的需求還是個人獲得社會參與感的需求，行動都仍然是必須的。於是逼仄、扭曲的環境中，只有有限的「行動」方式能夠寄生於權力體系中，併為鞏固權力做出貢獻。

叫「爸爸」

除了對「廢青」的刻畫，經濟解釋的另一重點是表現香港經濟對大陸的依賴。無論是「香港水電完全依賴大陸供給」，還是「香港局勢動盪導致大陸游客減少，旅遊業下行」，這種解釋都並非表現陸港之間脣亡齒寒相互依存，而是將大陸置於施捨者的地位上，在「經濟理性」的外衣下通過經濟權力的展示渲染民族自豪。

這些人往往認為國際企業甚至其他國家、地區都需要依靠中國市場而生存，「中國爸爸」的稱謂也部分由此而來（另一方面則是自覺服膺於國家的家長式權威）。前幾年的國慶節期間，諸如「祖國爸爸一過生日，全世界的商場都坐不住了」等文章廣為流傳，是為一例。在近期海外留學生舉行的遊行中，開跑車、稱呼撐香港的示威者為「窮逼」，以及高喊「叫爸爸」，也與此同源。

而在針對外國的民族主義氾濫時，消費抵制更可以讓人分享當「爸爸」的權力快感。比如在2016年南海爭端時，網易新聞的一篇文章題目質問菲律賓「是不是水果賣得太好了」，而此後菲律賓進口水果無法在中國進港、被迫傾倒南海的新聞也成了網民的一次盛宴。無獨有偶，在08年奧運火炬傳遞在法國被西藏流亡人士干擾後抵制家樂福、16年韓國計劃部署薩德時抵制樂天，都出於同一邏輯。

而此次圍剿「港獨」、「台獨」企業，也比往常更進一步，範思哲、蔻馳、紀梵希等大批高奢品牌被以「辱華」之名譴責，代言明星迫於壓力終止合同，一點點、貢茶、CoCo等食品企業也因「反華」被抵制。網民主動全網搜索各大企業撐獨「黑歷史」，由名義上的「防禦」轉向不加掩飾的「進攻」。

近三十年來，大陸也出現過1999年抗議美國轟炸南斯拉夫、2012年保釣示威等幾次國家允許甚至鼓勵集會遊行的特殊情況，但據康奈爾Jessica Chen Weiss 教授等研究表明，這種情況只有在國家想要對外釋放外交信號時才會發生。總體而言，投票、寫信、請願、集會，各種政治表達的常規手段都無法使用，一切政治權力都被收繳，當自上而下的民族主義動員具體行動時，他們往往捉襟見肘。即使要幫民族國家敲邊鼓，除了網絡狂歡之外，也只能看向日常生活中唯一的權力來源：經濟能力。

中國巨大的市場體量給了人們「消費」這件稱手武器。在民族主義熱潮中，人們已經習慣將自己等同為國家龐大消費力的一部分，以抵制消費作為民族主義的表達。儘管抵制商品作為民族主義行動由來已久，但近三十年的抵制行動中，抵制不再像上世紀初一樣為弱勢的民族工業發聲，而相反是以強者之姿進行權力展演。雖然這些抵制往往不能達到預期效果，但被動員起來的網民既自覺認同了國家購買力貢獻者的角色，也獲得了虛假的政治參與感，使消費主義與民族主義緊密結合。

舉報：一切人出賣一切人

在消費抵制運動中，「辱華品牌」大多是因「熱心網友」舉報而被揭發。舉報正是使民眾獲得虛假參與感，更使國家坐收漁利的另一途徑。在針對香港問題的舉報潮流中，大量支持運動訴求的大陸人士個人信息遭起底，甚至出現熟人、同學之間相互舉報的情況。在國家宰治、弱肉強食的世界觀下，在政治手段匱乏、政治意識犬儒化的語境中，「舉報」成為除「消費」外的唯一可能的政治行動，因為橫向的團結不可能，只有與權力縱向媾和才能得償所願。而權力對舉報即便不是公開讚賞，也是默許。令人唏噓的是，由以往的舉報浪潮可見，參與者並非一心認同舉報標準，只是基於「經濟理性」棄卒保車，為保整個產業不被封禁而主動自我審查、相互審查，程度甚至勝過官方（例如在晉江文學網的淨網行動中，面對封站威脅，大批讀者寧錯殺三千也不放過一個）；舉報也被利用為報復的手段，不論道德，人人自危。

在反修例運動中，不少人擔憂政治高壓會帶來寒蟬效應。但如今我們看到，寒蟬效應的極致不是噤聲，而是爭相舉手，一切人出賣一切人。本想歲月靜好的中產階級最終匍匐於高高在上的權威面前，以民族大義為名實行暴力傾軋，而結果是權力的不斷集中和行動空間的進一步縮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