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逃犯條例 評論

何為國,何為民?反修例運動外,大陸網民的政治參與

政治行動長年被迫缺席的背景下,新一代大陸網民如何採取政治行動?


2019年6月30日,一名青年參加添馬公園舉辦的撐警集會。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9年6月30日,一名青年參加添馬公園舉辦的撐警集會。 攝:林振東/端傳媒

自六月以來,香港反修例運動不斷壯大,警民衝突持續升級,大陸互聯網輿論監管部門對這一事件的態度也從完全封鎖消息到選擇性報導並開放評論。從社交平台新浪微博的數據看,六月以來「香港」一詞的出現頻率呈 J 型曲線增長,兩月之間幾乎翻了十倍。宣傳部門敢於放開言路當然不是為增進言論自由,而是對信息流通控制有加,對主流輿論走向成竹在握。

果然,隨着輿論聲量增加,大陸網民對香港運動的指責、嘲諷逐漸超過支持或同情。與此同時,對這場運動的訴求、由來的討論卻未見增長。

官媒報導的重點,主要是通過裁剪事實建構示威者的「暴徒」形象;非官方的輿論則將香港示威者塑造為無能而頹喪的「廢青」,並充滿着對其「跟風上街」、「被煽動利用」、「不動腦子」的指責。而無論是暴徒、廢青、還是被煽動者,刻板形象的塑造都在實質上消滅了示威者作為理性個人進行對話的資格。既然對方變成了無面目的他者,政治討論的價值也就消失,事實變得不再重要,大多數網民進行的,只是單方面的意識形態自我展演。

固然,對政治事件進行簡化歪曲,順便將對方污名化為不可理喻的他者,並非大陸首次,亦非大陸政權首創,在民主國家,這類操作也絕不鮮見。但更重要的問題則在於,這些刻板形象何以深入人心,反映了長期以來在中國積累的某種價值。筆者討論這些包含偏見與戾氣的言論,不是為了進一步擴大基於身份認同的敵意、在民族主義陷阱裏跌得更深,而是希望反映在政治行動長年被迫缺席的背景下,新一代大陸網民的政治參與與政治行動。

圖:端傳媒設計組

只有管理,沒有政治

國家宣傳機器針對香港運動進行了歪曲宣傳,包括但不限於渲染民眾襲警、混淆合法罷工與非法暴動,以及暗示參與者愚昧無知被境外勢力操控。在不透明的信息環境中,這些都影響了大陸網民對事件的認知。但這套話術如此成功,在短時間內動員起大量網民,則更反映意識形態文化霸權長期建設的成效。

「愛國是底線」,還有什麼是底線?

詳察大陸網絡輿論,「底線」是討論香港運動的高頻詞。然而「底線」具體是什麼卻是五花八門:「愛國是底線」是最基礎的一條,同樣常見的還有「一國兩制是底線」,港澳辦第二次記者會上擴充版的「三條底線」:「絕對不能允許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絕對不能允許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絕對不能允許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

除了以上有當局背書的底線,常見的還有「不使用暴力是底線」、「不影響居民生活是底線」、「違反傳統社會人倫道德傷及底線」、「不對老人動手是底線」、「鬧得太大越過底線」……乃至於很多人籠統稱示威者「毫無底線」、「觸碰底線」,底線越抬越高,遠超當局要求,非常耐人尋味。

「愛國是底線」的形成並非無跡可循,它總體上來自2010年的互聯網「六九聖戰」——以百度貼吧為核心組織起來的網友以一次踩踏事件為導火索,攻擊韓國偶像團體 SuperJunior 及其粉絲,逼迫後者「接受教訓」,承認民族大義高於偶像;後來在抗議韓國部署薩德時演化為「祖國面前無愛豆」、「祖國才是大本命」、「愛國是底線」等口號。此後粉絲圈人人自危,常有競爭關係藝人的粉絲或自我任命的「網絡警察」,舉報明星「辱華」、「港獨」、「台獨」等,粉絲也格外關注愛豆的言行,着力幫其塑造愛國形象。

「愛國是底線」最初含有面對外界壓力自我審查、自我撇清的被動意味,但很快從被動自審發展到主動撤退,繼而變為真誠的服膺。正如「愛國」涵蓋的內容越來越駁雜,其他的底線也日益增多。將一件事劃到底線以下,意味着它不可討論、天經地義、不證自明,在政治領域尤其意味着它屬於國家管轄權的範疇。於是,「國家至上」被內化為民族主義框架下的自然法,成為一切討論的前提而非對象。

作為家長的國家

底線以下屬於國家,其潛台詞則是屬於家長管理而非人民/公民政治。在中國,家長管理是不容挑戰的。例如即便法律允許的遊行、罷工、上訪,甚至申請勞動仲裁,都會被認為是「不知感恩」的「鬧事」行為,官僚體系對多數上訪者的「鬧訪」、「纏訪」、「好吃懶做」、「敲詐勒索」定性逐漸被社會接受。而「鬧事」也是微博上形容反修例運動最常見的詞語。

對社會進行道德化管理的「家長」也經營着一套人設。一如九十年代初持續數年大肆刻畫解放軍的親民形象,如今官媒在宣傳國家機器的正義性之外,更注重渲染其人員的帥、可愛、辛苦等,將國家機器擬人化,以情感取代法理正義作為其合法性基礎。

此前的一個例子是,當國家永久封殺所有涉毒公眾人物時,面對質疑,其不是用吸毒本身帶來的問題來證明禁毒的正義性,而是搬出「為吸毒明星辯護,怎對得起犧牲的緝毒警察」這樣的邏輯來合理封殺行為;如今,內地和香港撐警市民共同使用的「撐阿sir」(編注:在葵涌對人群一度平舉長槍的警察)話語,也遵循着類似的思路——警察本身的努力/辛苦成為違規執法的合法性來源。

內化「管理」的邏輯

從這些例子可見,國家的意識形態建設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將民族國家塑造為天經地義的國際社會行動主體、維護人民利益的唯一單位、至高無上的道德歸宿,這也是冷戰後各國當政者採取的最廣泛策略;二是在民族內部無限提升國家權威,要求民眾自發認同其合法性、服從並感激其管理。

援引哲學家朗西埃的解釋,廣義的政治實際上有兩種:既存權力的行使、管理的執行等「治安的政治」(la politique-police),以及真正的政治:動態的,由主體參與、行動界定,往往挑戰既定秩序和管理的「政治的政治」(la politique-politique)。「治安」的成分越多,「政治」就越少;歸「管理」的越多,歸「參與」的越少。在中國,被統入管理的一部分被建構為非政治的道德範疇,以便取消挑戰管理的正當性。

於是,道德、情感與權力三重護法之下,身為家長的國家包攬了公共領域,管理的範疇無遠弗屆,而真正的「政治的政治」:有人民參與的,在動態中不斷調整的,在爭論中解決而非壓制問題的政治,則徹底失去容身之所。

在高強度的持續衝擊下,內化文化霸權的網民自發以當權者編織的「真理」為認知框架,主動進行文化再生產,為文化霸權提供新的肥料。可以預測,今天他們的怒火被輕易引向香港,明天也會被同樣容易地引向其他反抗群體。

2019年8月3日,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的「希望明天」集會。

2019年8月3日,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的「希望明天」集會。攝:林振東/端傳媒

中國式「敘利亞學」

管理取代政治,意味着按部就班、「被安排得明明白白」成為對公共生活的期待。厭惡動盪、恐懼變化、祈求安穩,這既是當權者希望的,也是內化了管理邏輯的順民所希望的。

寧做太平犬,不做亂世人?

經過20多年的灌輸,持續發展靠穩定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民眾逐漸內化維穩邏輯,認同維持現狀,反對一切原因的動盪,以「維護社會(香港)繁榮穩定」為最高政治目標。「別信什麼各種主義,什麼民主,對於普通人來說,唯有好生活主義才是至理!」這種犬儒主義論調充斥着最近的話語場。或許「寧做太平犬,不做亂世人」沒什麼錯,但維持現狀如何能夠無條件地等於太平?

與之呼應,網民很樂於在全球範圍內尋找因「亂」失去好生活的教訓,這個教訓在九十年代是經過改革而最終解體的蘇聯,在今天則是敘利亞。在求穩畏亂的框架下,戰亂中的敘利亞在地緣政治、內部民族宗教土地問題上的複雜性不被理解,而被簡化及建構為一個曾因穩定而發展、現在則因失去穩定而陷入災難的典型案例。總有網友喊話政治行動的參與者:「是想讓中國變成敘利亞嗎?」、「感謝廢青們港獨們給中國民眾上的一節愛國大課。昨天看到敘利亞戰前戰後對比,讓我更加珍惜現在的和平與安寧。祖國必須越來越強大,人民才會越來越幸福。」

將抗爭與恐怖主義掛鈎

頻繁祭出反面典型敘利亞的行為被一些大陸網友諷刺為「敘利亞學」,其中除了對「亂」的擔憂,還包含對莫須有的「恐怖主義」條件反射般的恐懼。這種恐懼摻雜着對紅色暴力的模糊印象,和911後美國大書恐怖主義威脅的印記。

早在六月初示威尚未正式開始時,就有很多大陸網民表示「害怕」,而害怕背後是被規訓的快速聯想力:示威必然導向暴力,暴力必然導向恐怖主義。這種聯想力如此發達,以至於最近百度董事長李彥宏出席活動時,不滿百度商業操守的青年將一瓶礦泉水澆在他頭上,都有很多人發出類似議論:「這種行為嚴重危害他人生命安全,與恐怖主義無異。今天有潑水的,明天就可能有潑硫酸的。」因此,回到香港反修例運動中,網民順理成章地接受宣傳系統用以抹黑示威者的「暴徒」形象,並對《人民日報》指認的「恐怖主義苗頭」高度認同。

這種聯想並非沒有脈絡。二十世紀中的大部分時間,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陣營和多數第三世界國家曾高唱國際歌:「國王用謊言來欺騙我們,我們要聯合向暴君開戰!讓戰士們在軍隊裏罷工,停止鎮壓離開暴力機器!」但八九以後,對二十世紀革命和革命者無一例外被污名化。由於中國左右兩邊的反抗力量均受重創,加上國家的強力威壓和宣傳攻勢,以及市場經濟改革逐漸讓部分人「先富起來」,給其他人畫下「不必革命,努力賺錢美好生活就在前頭」的大餅,使得中國社會從「認同革命」,變到李澤厚式的「告別革命」、余英時式的「反對激進」,最後變為喪失全部革命想像,乃至於厭惡革命,恐懼革命者。現在,恐怖主義的污名下,被厭惡的是反抗者的暴力,國王的鐵拳則可以光明正大地揮起。

「維穩」邏輯

維穩,最早是延續鄧小平「穩定壓倒一切」的思路,在1989年後由喬石提出。1997-1998年金融危機造成大量失業時,中央成立了維穩工作領導小組。芝加哥大學 Dali Yang 教授的研究文章指出,2005年左右,胡温政府將維穩提到與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同樣重要的地位,各級各職能機關都被分配維穩任務,使維穩成為治安管理甚至處理整體社會事務的首要要求。

在維穩的名義下,逐漸形成了一套包括培植國家基層代理人、控制媒體信息、全面增設警力,乃至超出法律範圍大面積監控的制度安排——維穩體制。維穩開銷甚巨,財政部公開的2019年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支出顯示,今年預算就高達1797.80億,逼近一般公共服務預算。而同時,這項開支巨大的工作卻在公開化,2006年「和諧社會」提出後,伴隨着維穩工作日常化,關於「維穩」的公開文件大量增加,公眾對其的態度也從關注、懷疑到司空見慣。

顯然,「穩定」的定語是政權。子民被教導相信:自己的幸福生活來自於現狀的維持、既得利益的延續和當前政權的穩固。這無異於一種威脅,抓住中產階級患得患失的犬儒小辮子,宣稱:如果我遭到撼動,你也將死無全屍。

完美反抗者,或者沒有反抗者

對當權者形構的國家利益的主動服膺、對「歲月靜好」安逸小生活的小心維護,對反抗本身和反抗暴力的污名化,羅織成一張底線的禁忌之網,苛刻地按照「完美反抗者」的標準審核社會運動:首先不能怨恨國家、不能使用暴力;其次必須完全自發,不能有可見組織,否則就是群氓庸眾受到教唆(反修例運動中義務送水送物資的人員普遍被媒體和公眾指認為「背後惡勢力操控」的證據);尤其不能有境外力量的支持——「民族國家利益至高無上」。

於是國際主義支持不復存在,「國際縱隊」支援西班牙反法西斯鬥爭的歷史,恐怕對今日網民來說更是難以想像,只要涉及外籍人士,「暴徒」上還要加上「叛徒」。

對國際主義的否定,也是此前三十年內不間斷的民族主義宣傳教育的結果,而其所指向的,則是否定人權、民主等國際範式,讓中國國內事務完全依照政府這個專斷大家長的家法規矩進行裁決,無論打傷多少,逮捕多少,都只是自己封閉單位裏的問題,外人則無權置喙。在缺少自下而上壓力的國家,一旦國際範式被阻攔在外,專制政府就成為唯一的仲裁者。

如此,要求社會抗爭不能擾亂治安、不能堵塞交通、不能影響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這意味着根本沒有「合法鬥爭」、只有「無理暴動」;沒有人民、只有暴徒;沒有義士、只有逆子;沒有對當權者的反抗,只有錯誤、逆反和懲罰。

2019年7月28日,示威者在中聯辦警察防線外。

2019年7月28日,示威者在中聯辦警察防線外。攝:林振東/端傳媒

「發展才是硬道理」

以「你影響到了別人」、「社會運動不能有社會影響」等要求指責、苛求「完美反抗者」,還隱藏着另一套根深蒂固的邏輯,即中產階級原子化的新自由主義價值觀。正是由於這種原子化,個人奮鬥成為了最流行的社會範式,政治活動則成為了非常態。

「廢青」形象的塑造

諸如《香港問題的來龍去脈》、《香港問題的根本歸因》、《香港問題的深度解析》等題目類似的文章,七月時在大陸社交平台迅速成為點擊超過十萬的「爆款」,爆款理由「客觀」、「深度」。這類文章的所謂「深度」,往往是將運動產生的根本原因,陳述為香港房價高企、資源不足、金融市場面臨危機、青年人毫無鬥志等經濟因素,在結尾總結出香港經濟低迷的必然性和對大陸依賴之深,而「中央已經夠仁慈的了」。早在2014年佔中時,大同小異的文章就已經滿天飛,熟悉大陸輿論的人對此經濟解釋一定不會陌生。

在這類經濟解釋中,最醒目的是對「廢青」這一刻板形象的建構,將參與反抗的香港人塑造為因生活壓力而喪失鬥志、不思進取、拒絕努力工作的頹喪青年形象。其中刻薄者視反抗者為好吃懶做、借社會熱點問題找藉口不上班、在示威中刷存在感的社會寄生蟲;稍有同情心者則渲染香港住房緊張、生活壓力大、就業機會緊張,以此來解釋香港青年的「心理問題」。

尤其在罷工爆發後,「年輕人不願工作而罷工」成為最流行的解釋,很多爆款文章得出結論:這些因各種原因「廢掉」的年輕人,因自己的「廢」,進一步遏制香港經濟發展,影響了其他人的正常工作生活,才讓問題愈演愈烈。甚至香港當局也同聲相應,指責罷工者「對社會無建樹」。但「廢青」一詞同時又含有十分模糊,當香港的高收入群體走上街頭,「廢」又成了一種對生活態度和政治態度的污名,即若因心懷不滿而耽誤了工作,政治參與便也是一種「廢」。

偽馬克思主義與真新自由主義

以刻板印象污名化反抗行動,自然是保守派反對變革的常用策略。無論是民權運動中說黑人群體「好吃懶做」、「靠社會福利過活」,還是對「田園女權」「貪得無厭」、「不是追求平等而是追求利益」的指責,都與「廢青」污名共享着同一套話語,這套相同的思想資源是:崇尚個人奮鬥、抵觸集體行動的新自由主義價值觀。

在表面上仍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大陸,「經濟基礎」的解釋的確自帶光環,讓人容易認為他們分析到了問題的「客觀」根源。然而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將問題歸咎於「廢青」之「廢」,卻是實打實的唯心主義。況且,馬克思從未割裂經濟與政治權力。這正是大陸體制在思維方式上的折射。對於普通人,政治參與的通路被堵死,政治空間的天花板過於可見,以至於努力掙錢成了獲得權力的不二法門,悶聲發大財也是個人唯一的出路。

滋養這種淺薄的「經濟決定論」和「廢青」污名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里根式的新自由主義思潮。新自由主義在歐美最為盛行的八九十年代,也正是中國市場經濟初步形成並深受其影響的時期。其對個人奮鬥的強調諷刺地暗合了政治權利缺失的現實。既然權力結構和分配「規則」無法改變,人們只能視其為「自然而然」、或者至少無可避免。個人只能通過努力爬行,改變自己在權力結構中的位置。作為封閉權力結構中孤身奮鬥的原子化個體,成與敗都只能歸結為個人努力的差異。

權力重壓下,完全不自由的市場反而被自然化,成為新自由主義思維的温床。而新自由主義則反過來強化政治權力的控制——這種新自由主義所塑造的個人其實與威權主義的需求別無二致:守住微薄的既得利益,各人自掃門前雪,無視制度性的惡,承認強者對弱者制度性的壓迫,併為了避免既得利益受到衝擊,而排斥他人對結構性改變所做出的努力。

於是顯現出這樣的困境:雖然從長遠來說,一起改變生存環境要好過相互傾軋、削尖腦袋向上爬,但既然前者並無可能,後者也就理所應當。「歲月靜好」、「小確幸」縱然可為異化秩序下的一時安慰,但「靜好」所掩蓋的,卻是死水一潭的無望。於是,抵制變革不僅因為怕「亂」,更是出於「理性選擇」:抓緊時間向上爬、過好安逸小時光。而打破「靜好」,讓死水流動起來的努力,則被視為不理性;打擾到別人在鐵屋中的安逸睡眠,更被視為不道德。

2012年9月5日,北京的保釣示威。

2012年9月5日,北京的保釣示威。攝:林振東/端傳媒

行動:以消費及舉報之名

嚴酷的政治管理術和小心翼翼的新自由主義奮鬥觀之下,人們的行動空間約等於無。然而無論是出於國家鞏固統治、加強意識形態的需求還是個人獲得社會參與感的需求,行動都仍然是必須的。於是逼仄、扭曲的環境中,只有有限的「行動」方式能夠寄生於權力體系中,併為鞏固權力做出貢獻。

叫「爸爸」

除了對「廢青」的刻畫,經濟解釋的另一重點是表現香港經濟對大陸的依賴。無論是「香港水電完全依賴大陸供給」,還是「香港局勢動盪導致大陸游客減少,旅遊業下行」,這種解釋都並非表現陸港之間脣亡齒寒相互依存,而是將大陸置於施捨者的地位上,在「經濟理性」的外衣下通過經濟權力的展示渲染民族自豪。

這些人往往認為國際企業甚至其他國家、地區都需要依靠中國市場而生存,「中國爸爸」的稱謂也部分由此而來(另一方面則是自覺服膺於國家的家長式權威)。前幾年的國慶節期間,諸如「祖國爸爸一過生日,全世界的商場都坐不住了」等文章廣為流傳,是為一例。在近期海外留學生舉行的遊行中,開跑車、稱呼撐香港的示威者為「窮逼」,以及高喊「叫爸爸」,也與此同源。

而在針對外國的民族主義氾濫時,消費抵制更可以讓人分享當「爸爸」的權力快感。比如在2016年南海爭端時,網易新聞的一篇文章題目質問菲律賓「是不是水果賣得太好了」,而此後菲律賓進口水果無法在中國進港、被迫傾倒南海的新聞也成了網民的一次盛宴。無獨有偶,在08年奧運火炬傳遞在法國被西藏流亡人士干擾後抵制家樂福、16年韓國計劃部署薩德時抵制樂天,都出於同一邏輯。

而此次圍剿「港獨」、「台獨」企業,也比往常更進一步,範思哲、蔻馳、紀梵希等大批高奢品牌被以「辱華」之名譴責,代言明星迫於壓力終止合同,一點點、貢茶、CoCo等食品企業也因「反華」被抵制。網民主動全網搜索各大企業撐獨「黑歷史」,由名義上的「防禦」轉向不加掩飾的「進攻」。

近三十年來,大陸也出現過1999年抗議美國轟炸南斯拉夫、2012年保釣示威等幾次國家允許甚至鼓勵集會遊行的特殊情況,但據康奈爾Jessica Chen Weiss 教授等研究表明,這種情況只有在國家想要對外釋放外交信號時才會發生。總體而言,投票、寫信、請願、集會,各種政治表達的常規手段都無法使用,一切政治權力都被收繳,當自上而下的民族主義動員具體行動時,他們往往捉襟見肘。即使要幫民族國家敲邊鼓,除了網絡狂歡之外,也只能看向日常生活中唯一的權力來源:經濟能力。

中國巨大的市場體量給了人們「消費」這件稱手武器。在民族主義熱潮中,人們已經習慣將自己等同為國家龐大消費力的一部分,以抵制消費作為民族主義的表達。儘管抵制商品作為民族主義行動由來已久,但近三十年的抵制行動中,抵制不再像上世紀初一樣為弱勢的民族工業發聲,而相反是以強者之姿進行權力展演。雖然這些抵制往往不能達到預期效果,但被動員起來的網民既自覺認同了國家購買力貢獻者的角色,也獲得了虛假的政治參與感,使消費主義與民族主義緊密結合。

舉報:一切人出賣一切人

在消費抵制運動中,「辱華品牌」大多是因「熱心網友」舉報而被揭發。舉報正是使民眾獲得虛假參與感,更使國家坐收漁利的另一途徑。在針對香港問題的舉報潮流中,大量支持運動訴求的大陸人士個人信息遭起底,甚至出現熟人、同學之間相互舉報的情況。在國家宰治、弱肉強食的世界觀下,在政治手段匱乏、政治意識犬儒化的語境中,「舉報」成為除「消費」外的唯一可能的政治行動,因為橫向的團結不可能,只有與權力縱向媾和才能得償所願。而權力對舉報即便不是公開讚賞,也是默許。令人唏噓的是,由以往的舉報浪潮可見,參與者並非一心認同舉報標準,只是基於「經濟理性」棄卒保車,為保整個產業不被封禁而主動自我審查、相互審查,程度甚至勝過官方(例如在晉江文學網的淨網行動中,面對封站威脅,大批讀者寧錯殺三千也不放過一個);舉報也被利用為報復的手段,不論道德,人人自危。

在反修例運動中,不少人擔憂政治高壓會帶來寒蟬效應。但如今我們看到,寒蟬效應的極致不是噤聲,而是爭相舉手,一切人出賣一切人。本想歲月靜好的中產階級最終匍匐於高高在上的權威面前,以民族大義為名實行暴力傾軋,而結果是權力的不斷集中和行動空間的進一步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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