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何为国，何为民？反修例运动外，大陆网民的政治参与

自六月以来，香港反修例运动不断壮大，警民冲突持续升级，大陆互联网舆论监管部门对这一事件的态度也从完全封锁消息到选择性报导并开放评论。从社交平台新浪微博的数据看，六月以来“香港”一词的出现频率呈 J 型曲线增长，两月之间几乎翻了十倍。宣传部门敢于放开言路当然不是为增进言论自由，而是对信息流通控制有加，对主流舆论走向成竹在握。

果然，随着舆论声量增加，大陆网民对香港运动的指责、嘲讽逐渐超过支持或同情。与此同时，对这场运动的诉求、由来的讨论却未见增长。

官媒报导的重点，主要是通过裁剪事实建构示威者的“暴徒”形象；非官方的舆论则将香港示威者塑造为无能而颓丧的“废青”，并充满着对其“跟风上街”、“被煽动利用”、“不动脑子”的指责。而无论是暴徒、废青、还是被煽动者，刻板形象的塑造都在实质上消灭了示威者作为理性个人进行对话的资格。既然对方变成了无面目的他者，政治讨论的价值也就消失，事实变得不再重要，大多数网民进行的，只是单方面的意识形态自我展演。

固然，对政治事件进行简化歪曲，顺便将对方污名化为不可理喻的他者，并非大陆首次，亦非大陆政权首创，在民主国家，这类操作也绝不鲜见。但更重要的问题则在于，这些刻板形象何以深入人心，反映了长期以来在中国积累的某种价值。笔者讨论这些包含偏见与戾气的言论，不是为了进一步扩大基于身份认同的敌意、在民族主义陷阱里跌得更深，而是希望反映在政治行动长年被迫缺席的背景下，新一代大陆网民的政治参与与政治行动。

只有管理，没有政治

国家宣传机器针对香港运动进行了歪曲宣传，包括但不限于渲染民众袭警、混淆合法罢工与非法暴动，以及暗示参与者愚昧无知被境外势力操控。在不透明的信息环境中，这些都影响了大陆网民对事件的认知。但这套话术如此成功，在短时间内动员起大量网民，则更反映意识形态文化霸权长期建设的成效。

“爱国是底线”，还有什么是底线？

详察大陆网络舆论，“底线”是讨论香港运动的高频词。然而“底线”具体是什么却是五花八门：“爱国是底线”是最基础的一条，同样常见的还有“一国两制是底线”，港澳办第二次记者会上扩充版的“三条底线”：“绝对不能允许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绝对不能允许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绝对不能允许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

除了以上有当局背书的底线，常见的还有“不使用暴力是底线”、“不影响居民生活是底线”、“违反传统社会人伦道德伤及底线”、“不对老人动手是底线”、“闹得太大越过底线”……乃至于很多人笼统称示威者“毫无底线”、“触碰底线”，底线越抬越高，远超当局要求，非常耐人寻味。

“爱国是底线”的形成并非无迹可循，它总体上来自2010年的互联网“六九圣战”——以百度贴吧为核心组织起来的网友以一次踩踏事件为导火索，攻击韩国偶像团体 SuperJunior 及其粉丝，逼迫后者“接受教训”，承认民族大义高于偶像；后来在抗议韩国部署萨德时演化为“祖国面前无爱豆”、“祖国才是大本命”、“爱国是底线”等口号。此后粉丝圈人人自危，常有竞争关系艺人的粉丝或自我任命的“网络警察”，举报明星“辱华”、“港独”、“台独”等，粉丝也格外关注爱豆的言行，着力帮其塑造爱国形象。

“爱国是底线”最初含有面对外界压力自我审查、自我撇清的被动意味，但很快从被动自审发展到主动撤退，继而变为真诚的服膺。正如“爱国”涵盖的内容越来越驳杂，其他的底线也日益增多。将一件事划到底线以下，意味着它不可讨论、天经地义、不证自明，在政治领域尤其意味着它属于国家管辖权的范畴。于是，“国家至上”被内化为民族主义框架下的自然法，成为一切讨论的前提而非对象。

作为家长的国家

底线以下属于国家，其潜台词则是属于家长管理而非人民/公民政治。在中国，家长管理是不容挑战的。例如即便法律允许的游行、罢工、上访，甚至申请劳动仲裁，都会被认为是“不知感恩”的“闹事”行为，官僚体系对多数上访者的“闹访”、“缠访”、“好吃懒做”、“敲诈勒索”定性逐渐被社会接受。而“闹事”也是微博上形容反修例运动最常见的词语。

对社会进行道德化管理的“家长”也经营着一套人设。一如九十年代初持续数年大肆刻画解放军的亲民形象，如今官媒在宣传国家机器的正义性之外，更注重渲染其人员的帅、可爱、辛苦等，将国家机器拟人化，以情感取代法理正义作为其合法性基础。

此前的一个例子是，当国家永久封杀所有涉毒公众人物时，面对质疑，其不是用吸毒本身带来的问题来证明禁毒的正义性，而是搬出“为吸毒明星辩护，怎对得起牺牲的缉毒警察”这样的逻辑来合理封杀行为；如今，内地和香港撑警市民共同使用的“撑阿sir”（编注：在葵涌对人群一度平举长枪的警察）话语，也遵循着类似的思路——警察本身的努力/辛苦成为违规执法的合法性来源。

内化“管理”的逻辑

从这些例子可见，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将民族国家塑造为天经地义的国际社会行动主体、维护人民利益的唯一单位、至高无上的道德归宿，这也是冷战后各国当政者采取的最广泛策略；二是在民族内部无限提升国家权威，要求民众自发认同其合法性、服从并感激其管理。

援引哲学家朗西埃的解释，广义的政治实际上有两种：既存权力的行使、管理的执行等“治安的政治”（la politique-police），以及真正的政治：动态的，由主体参与、行动界定，往往挑战既定秩序和管理的“政治的政治”（la politique-politique）。“治安”的成分越多，“政治”就越少；归“管理”的越多，归“参与”的越少。在中国，被统入管理的一部分被建构为非政治的道德范畴，以便取消挑战管理的正当性。

于是，道德、情感与权力三重护法之下，身为家长的国家包揽了公共领域，管理的范畴无远弗届，而真正的“政治的政治”：有人民参与的，在动态中不断调整的，在争论中解决而非压制问题的政治，则彻底失去容身之所。

在高强度的持续冲击下，内化文化霸权的网民自发以当权者编织的“真理”为认知框架，主动进行文化再生产，为文化霸权提供新的肥料。可以预测，今天他们的怒火被轻易引向香港，明天也会被同样容易地引向其他反抗群体。

中国式“叙利亚学”

管理取代政治，意味着按部就班、“被安排得明明白白”成为对公共生活的期待。厌恶动荡、恐惧变化、祈求安稳，这既是当权者希望的，也是内化了管理逻辑的顺民所希望的。

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经过20多年的灌输，持续发展靠稳定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民众逐渐内化维稳逻辑，认同维持现状，反对一切原因的动荡，以“维护社会（香港）繁荣稳定”为最高政治目标。“别信什么各种主义，什么民主，对于普通人来说，唯有好生活主义才是至理！”这种犬儒主义论调充斥着最近的话语场。或许“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没什么错，但维持现状如何能够无条件地等于太平？

与之呼应，网民很乐于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因“乱”失去好生活的教训，这个教训在九十年代是经过改革而最终解体的苏联，在今天则是叙利亚。在求稳畏乱的框架下，战乱中的叙利亚在地缘政治、内部民族宗教土地问题上的复杂性不被理解，而被简化及建构为一个曾因稳定而发展、现在则因失去稳定而陷入灾难的典型案例。总有网友喊话政治行动的参与者：“是想让中国变成叙利亚吗？”、“感谢废青们港独们给中国民众上的一节爱国大课。昨天看到叙利亚战前战后对比，让我更加珍惜现在的和平与安宁。祖国必须越来越强大，人民才会越来越幸福。”

将抗争与恐怖主义挂钩

频繁祭出反面典型叙利亚的行为被一些大陆网友讽刺为“叙利亚学”，其中除了对“乱”的担忧，还包含对莫须有的“恐怖主义”条件反射般的恐惧。这种恐惧掺杂着对红色暴力的模糊印象，和911后美国大书恐怖主义威胁的印记。

早在六月初示威尚未正式开始时，就有很多大陆网民表示“害怕”，而害怕背后是被规训的快速联想力：示威必然导向暴力，暴力必然导向恐怖主义。这种联想力如此发达，以至于最近百度董事长李彦宏出席活动时，不满百度商业操守的青年将一瓶矿泉水浇在他头上，都有很多人发出类似议论：“这种行为严重危害他人生命安全，与恐怖主义无异。今天有泼水的，明天就可能有泼硫酸的。”因此，回到香港反修例运动中，网民顺理成章地接受宣传系统用以抹黑示威者的“暴徒”形象，并对《人民日报》指认的“恐怖主义苗头”高度认同。

这种联想并非没有脉络。二十世纪中的大部分时间，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曾高唱国际歌：“国王用谎言来欺骗我们，我们要联合向暴君开战！让战士们在军队里罢工，停止镇压离开暴力机器！”但八九以后，对二十世纪革命和革命者无一例外被污名化。由于中国左右两边的反抗力量均受重创，加上国家的强力威压和宣传攻势，以及市场经济改革逐渐让部分人“先富起来”，给其他人画下“不必革命，努力赚钱美好生活就在前头”的大饼，使得中国社会从“认同革命”，变到李泽厚式的“告别革命”、余英时式的“反对激进”，最后变为丧失全部革命想像，乃至于厌恶革命，恐惧革命者。现在，恐怖主义的污名下，被厌恶的是反抗者的暴力，国王的铁拳则可以光明正大地挥起。

“维稳”逻辑

维稳，最早是延续邓小平“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在1989年后由乔石提出。1997-1998年金融危机造成大量失业时，中央成立了维稳工作领导小组。芝加哥大学 Dali Yang 教授的研究文章指出，2005年左右，胡温政府将维稳提到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同样重要的地位，各级各职能机关都被分配维稳任务，使维稳成为治安管理甚至处理整体社会事务的首要要求。

在维稳的名义下，逐渐形成了一套包括培植国家基层代理人、控制媒体信息、全面增设警力，乃至超出法律范围大面积监控的制度安排——维稳体制。维稳开销甚巨，财政部公开的2019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显示，今年预算就高达1797.80亿，逼近一般公共服务预算。而同时，这项开支巨大的工作却在公开化，2006年“和谐社会”提出后，伴随着维稳工作日常化，关于“维稳”的公开文件大量增加，公众对其的态度也从关注、怀疑到司空见惯。

显然，“稳定”的定语是政权。子民被教导相信：自己的幸福生活来自于现状的维持、既得利益的延续和当前政权的稳固。这无异于一种威胁，抓住中产阶级患得患失的犬儒小辫子，宣称：如果我遭到撼动，你也将死无全尸。

完美反抗者，或者没有反抗者

对当权者形构的国家利益的主动服膺、对“岁月静好”安逸小生活的小心维护，对反抗本身和反抗暴力的污名化，罗织成一张底线的禁忌之网，苛刻地按照“完美反抗者”的标准审核社会运动：首先不能怨恨国家、不能使用暴力；其次必须完全自发，不能有可见组织，否则就是群氓庸众受到教唆（反修例运动中义务送水送物资的人员普遍被媒体和公众指认为“背后恶势力操控”的证据）；尤其不能有境外力量的支持——“民族国家利益至高无上”。

于是国际主义支持不复存在，“国际纵队”支援西班牙反法西斯斗争的历史，恐怕对今日网民来说更是难以想像，只要涉及外籍人士，“暴徒”上还要加上“叛徒”。

对国际主义的否定，也是此前三十年内不间断的民族主义宣传教育的结果，而其所指向的，则是否定人权、民主等国际范式，让中国国内事务完全依照政府这个专断大家长的家法规矩进行裁决，无论打伤多少，逮捕多少，都只是自己封闭单位里的问题，外人则无权置喙。在缺少自下而上压力的国家，一旦国际范式被阻拦在外，专制政府就成为唯一的仲裁者。

如此，要求社会抗争不能扰乱治安、不能堵塞交通、不能影响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这意味着根本没有“合法斗争”、只有“无理暴动”；没有人民、只有暴徒；没有义士、只有逆子；没有对当权者的反抗，只有错误、逆反和惩罚。

“发展才是硬道理”

以“你影响到了别人”、“社会运动不能有社会影响”等要求指责、苛求“完美反抗者”，还隐藏着另一套根深蒂固的逻辑，即中产阶级原子化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观。正是由于这种原子化，个人奋斗成为了最流行的社会范式，政治活动则成为了非常态。

“废青”形象的塑造

诸如《香港问题的来龙去脉》、《香港问题的根本归因》、《香港问题的深度解析》等题目类似的文章，七月时在大陆社交平台迅速成为点击超过十万的“爆款”，爆款理由“客观”、“深度”。这类文章的所谓“深度”，往往是将运动产生的根本原因，陈述为香港房价高企、资源不足、金融市场面临危机、青年人毫无斗志等经济因素，在结尾总结出香港经济低迷的必然性和对大陆依赖之深，而“中央已经够仁慈的了”。早在2014年占中时，大同小异的文章就已经满天飞，熟悉大陆舆论的人对此经济解释一定不会陌生。

在这类经济解释中，最醒目的是对“废青”这一刻板形象的建构，将参与反抗的香港人塑造为因生活压力而丧失斗志、不思进取、拒绝努力工作的颓丧青年形象。其中刻薄者视反抗者为好吃懒做、借社会热点问题找借口不上班、在示威中刷存在感的社会寄生虫；稍有同情心者则渲染香港住房紧张、生活压力大、就业机会紧张，以此来解释香港青年的“心理问题”。

尤其在罢工爆发后，“年轻人不愿工作而罢工”成为最流行的解释，很多爆款文章得出结论：这些因各种原因“废掉”的年轻人，因自己的“废”，进一步遏制香港经济发展，影响了其他人的正常工作生活，才让问题愈演愈烈。甚至香港当局也同声相应，指责罢工者“对社会无建树”。但“废青”一词同时又含有十分模糊，当香港的高收入群体走上街头，“废”又成了一种对生活态度和政治态度的污名，即若因心怀不满而耽误了工作，政治参与便也是一种“废”。

伪马克思主义与真新自由主义

以刻板印象污名化反抗行动，自然是保守派反对变革的常用策略。无论是民权运动中说黑人群体“好吃懒做”、“靠社会福利过活”，还是对“田园女权”“贪得无厌”、“不是追求平等而是追求利益”的指责，都与“废青”污名共享着同一套话语，这套相同的思想资源是：崇尚个人奋斗、抵触集体行动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观。

在表面上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大陆，“经济基础”的解释的确自带光环，让人容易认为他们分析到了问题的“客观”根源。然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问题归咎于“废青”之“废”，却是实打实的唯心主义。况且，马克思从未割裂经济与政治权力。这正是大陆体制在思维方式上的折射。对于普通人，政治参与的通路被堵死，政治空间的天花板过于可见，以至于努力挣钱成了获得权力的不二法门，闷声发大财也是个人唯一的出路。

滋养这种浅薄的“经济决定论”和“废青”污名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里根式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在欧美最为盛行的八九十年代，也正是中国市场经济初步形成并深受其影响的时期。其对个人奋斗的强调讽刺地暗合了政治权利缺失的现实。既然权力结构和分配“规则”无法改变，人们只能视其为“自然而然”、或者至少无可避免。个人只能通过努力爬行，改变自己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作为封闭权力结构中孤身奋斗的原子化个体，成与败都只能归结为个人努力的差异。

权力重压下，完全不自由的市场反而被自然化，成为新自由主义思维的温床。而新自由主义则反过来强化政治权力的控制——这种新自由主义所塑造的个人其实与威权主义的需求别无二致：守住微薄的既得利益，各人自扫门前雪，无视制度性的恶，承认强者对弱者制度性的压迫，并为了避免既得利益受到冲击，而排斥他人对结构性改变所做出的努力。

于是显现出这样的困境：虽然从长远来说，一起改变生存环境要好过相互倾轧、削尖脑袋向上爬，但既然前者并无可能，后者也就理所应当。“岁月静好”、“小确幸”纵然可为异化秩序下的一时安慰，但“静好”所掩盖的，却是死水一潭的无望。于是，抵制变革不仅因为怕“乱”，更是出于“理性选择”：抓紧时间向上爬、过好安逸小时光。而打破“静好”，让死水流动起来的努力，则被视为不理性；打扰到别人在铁屋中的安逸睡眠，更被视为不道德。

行动：以消费及举报之名

严酷的政治管理术和小心翼翼的新自由主义奋斗观之下，人们的行动空间约等于无。然而无论是出于国家巩固统治、加强意识形态的需求还是个人获得社会参与感的需求，行动都仍然是必须的。于是逼仄、扭曲的环境中，只有有限的“行动”方式能够寄生于权力体系中，并为巩固权力做出贡献。

叫“爸爸”

除了对“废青”的刻画，经济解释的另一重点是表现香港经济对大陆的依赖。无论是“香港水电完全依赖大陆供给”，还是“香港局势动荡导致大陆游客减少，旅游业下行”，这种解释都并非表现陆港之间唇亡齿寒相互依存，而是将大陆置于施舍者的地位上，在“经济理性”的外衣下通过经济权力的展示渲染民族自豪。

这些人往往认为国际企业甚至其他国家、地区都需要依靠中国市场而生存，“中国爸爸”的称谓也部分由此而来（另一方面则是自觉服膺于国家的家长式权威）。前几年的国庆节期间，诸如“祖国爸爸一过生日，全世界的商场都坐不住了”等文章广为流传，是为一例。在近期海外留学生举行的游行中，开跑车、称呼撑香港的示威者为“穷逼”，以及高喊“叫爸爸”，也与此同源。

而在针对外国的民族主义泛滥时，消费抵制更可以让人分享当“爸爸”的权力快感。比如在2016年南海争端时，网易新闻的一篇文章题目质问菲律宾“是不是水果卖得太好了”，而此后菲律宾进口水果无法在中国进港、被迫倾倒南海的新闻也成了网民的一次盛宴。无独有偶，在08年奥运火炬传递在法国被西藏流亡人士干扰后抵制家乐福、16年韩国计划部署萨德时抵制乐天，都出于同一逻辑。

而此次围剿“港独”、“台独”企业，也比往常更进一步，范思哲、蔻驰、纪梵希等大批高奢品牌被以“辱华”之名谴责，代言明星迫于压力终止合同，一点点、贡茶、CoCo等食品企业也因“反华”被抵制。网民主动全网搜索各大企业撑独“黑历史”，由名义上的“防御”转向不加掩饰的“进攻”。

近三十年来，大陆也出现过1999年抗议美国轰炸南斯拉夫、2012年保钓示威等几次国家允许甚至鼓励集会游行的特殊情况，但据康奈尔Jessica Chen Weiss 教授等研究表明，这种情况只有在国家想要对外释放外交信号时才会发生。总体而言，投票、写信、请愿、集会，各种政治表达的常规手段都无法使用，一切政治权力都被收缴，当自上而下的民族主义动员具体行动时，他们往往捉襟见肘。即使要帮民族国家敲边鼓，除了网络狂欢之外，也只能看向日常生活中唯一的权力来源：经济能力。

中国巨大的市场体量给了人们“消费”这件称手武器。在民族主义热潮中，人们已经习惯将自己等同为国家庞大消费力的一部分，以抵制消费作为民族主义的表达。尽管抵制商品作为民族主义行动由来已久，但近三十年的抵制行动中，抵制不再像上世纪初一样为弱势的民族工业发声，而相反是以强者之姿进行权力展演。虽然这些抵制往往不能达到预期效果，但被动员起来的网民既自觉认同了国家购买力贡献者的角色，也获得了虚假的政治参与感，使消费主义与民族主义紧密结合。

举报：一切人出卖一切人

在消费抵制运动中，“辱华品牌”大多是因“热心网友”举报而被揭发。举报正是使民众获得虚假参与感，更使国家坐收渔利的另一途径。在针对香港问题的举报潮流中，大量支持运动诉求的大陆人士个人信息遭起底，甚至出现熟人、同学之间相互举报的情况。在国家宰治、弱肉强食的世界观下，在政治手段匮乏、政治意识犬儒化的语境中，“举报”成为除“消费”外的唯一可能的政治行动，因为横向的团结不可能，只有与权力纵向媾和才能得偿所愿。而权力对举报即便不是公开赞赏，也是默许。令人唏嘘的是，由以往的举报浪潮可见，参与者并非一心认同举报标准，只是基于“经济理性”弃卒保车，为保整个产业不被封禁而主动自我审查、相互审查，程度甚至胜过官方（例如在晋江文学网的净网行动中，面对封站威胁，大批读者宁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举报也被利用为报复的手段，不论道德，人人自危。

在反修例运动中，不少人担忧政治高压会带来寒蝉效应。但如今我们看到，寒蝉效应的极致不是噤声，而是争相举手，一切人出卖一切人。本想岁月静好的中产阶级最终匍匐于高高在上的权威面前，以民族大义为名实行暴力倾轧，而结果是权力的不断集中和行动空间的进一步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