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 逃犯條例 讀者來函

讀者來函:我所知道的香港

始終是我輕看了香港。


2019年8月5日,示威者在黃大仙與警察對峙。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2019年8月5日,示威者在黃大仙與警察對峙。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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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不久前迎來了本年的第一個8號風球,8月3日風球離境,這裏也難得有幾日七八月的涼爽。颱風過境只需兩天,可距離這裏的這場風波,卻已經將近兩月了。

兩個月前的4日傍晚,我下班後與同事結伴去了位於銅鑼灣的維多利亞公園,維園當晚成了全世界紀念30週年集會中最盛大的一場。我一直保持閲讀和關心歷史的習慣,但除了採訪任務之外,卻幾乎從未參加過大型的表達訴求的集會,我對渲染公眾情緒的場合與舉措永遠保持警惕,不論這種場合來自民主抑或是「民主」社會。

那夜維園的廣場與草坪都被站得滿滿當當,主辦方公布的數據是當晚到場了18萬人,現場有序而和平,參與者大都衣冠整潔、言談禮貌,我也有幸第一次成為這個世紀重要事件的親歷者之一。之所以這樣說,除了30年紀念之外,還因為那天集會結束後,主辦方呼籲到場的市民一起參加接下來6月9日的反對《逃犯條例》,即「反送中」大遊行。

彼時我沒有意識這是個怎樣的時刻,我在主持人激情發聲時,和同事開玩笑議論說「集會最後還是有附加目的的——現在就是5天後遊行活動的公關時間」。

始終是我輕看了香港。

9日當天大隊伍從維園出發,行往金鐘立法會和政府總部附近。遊行市民於下午兩點二十分開始起步,直至夜晚十點二十分鐘左右所有隊伍才完全抵達終點。此次遊行的主辦方「香港民間人權陣線」,即「民陣」當天晚間宣布遊行總人數為103萬人,超過了2003年七一大遊行的50萬人,是1997年至今的遊行人數最高。而香港警方也公布遊行最高峰期有24萬人。

浩浩湯湯佔據了六條車道從白天到黑夜的遊行過去後,第二日香港依舊正常開工。我公司在中環偏西一點的上環,距離風暴中心的金鐘和政府總部相距兩站地鐵,步行大約20分鐘左右,中環到上環的人行天橋則是我每天通勤的必經之路。

但10日週一早上九點鐘的人行天橋並無任何異樣,一側的碼頭海風如往常吹拂,另一側的港島主幹道之一德輔道也車流依舊,打扮精緻的都市男女仍戴着耳機步伐匆匆地禮貌搶路。來到公司後,辦公室的電視大屏輪播港媒與外媒關於昨日風波的報導,我到茶水間接咖啡的空檔,才知道原來昨天辦公室裏一半的同事也上了街。

這就是香港風波後的第一日,港交所正常開市、碼頭如常發船、茶餐廳依舊忙不迭地烤叉燒,氣氛甚至平靜過去年九月10號風球襲港後的次日週一。

港人總愛用李嘉誠曾在大台風到來時對員工說的一句話作為都市生活的揶揄——聽日準時返工啊(明天準時來上班)。可其實大多數人都在默默遵從這一句話,颱風是颱風的,遊行是遊行的,上班則是上班的。香港像東八區的一盞永遠準時的鐘,在日光點亮這個區域時秩序井然地繼續開始一天的運轉。

9日過後香港基本上每個週末都有活動,行跡遍布港島、九龍和新界,而參加活動的人也一次比一次多了起來,最多的一次發生在了6月16日,逾兩百萬人走上街頭,幾乎堪稱香港史上最大的示威活動,規模甚至超過了2014年的「雨傘運動」,與1989年聲援春夏之交的遊行。

六月份兩場大規模活動期間我發過一條關於自己小小見解的朋友圈,朋友圈以錘子便籤的圖片形式發送,內文不過一二百字且沒有關鍵詞,但彼時內地官方尚未正面報導香港事件,我的朋友圈也就理所應當地遭到了微信的屏蔽。如果說六月還是星星之火,內地無人知曉,那漸漸七月過後的香港故事,其實大家多少都知道一些,或被嚇唬得不輕了。

我七月回深圳出差,陸續有長輩和朋友問我:你那邊還好不好,我看朋友圈視頻好嚇人。我無一例外回答一切都好,香港只是在正常進行它的新陳代謝。

一來沒必要製造恐慌,二來我也很難對問我的長輩解釋為什麼「無信源或單一信源」的朋友圈小視頻和推送不可信或不可盡信。香港故事對於太多內地市民而言無非是茶歇後的資本主義反思與閒談,是一個青春期的暴躁兒子急於離開母親管教的家長裏短。

但這些懷疑的內地市民是否值得怪罪呢?至少我認為不是的。譬如我的父母長輩,生於亂世而成就於盛世,吃過苦也享過福,害怕權力又敬畏權力,更珍惜的是國家當局現在強硬維護的穩定大環境;再譬如小我四五歲的學弟學妹,成長便迎來高鐵時代,物質與科技均以最一日千里的速度穩步前進,追逐中國的時代之浪潮且忙不迭,又怎會擔憂温順地走入那良夜。

所以我無意解釋,不提不可避免會摻進香港故事裏的暴力情節,但事實更是,香港既沒有亂,也沒有破敗。

一如春夏之交30年那天晚上我在維園,公園旁教會大樓和商業大廈的招牌安靜如常地點亮:政治表達、宗教傳播和商業發展和平地共處一地。

那天集會結束人群解散時,我發現維園通往地鐵站的路線已提前被警方規劃了出來,以保證撤離隊伍不滯留,不逆行,最後我摻在18萬人中緩步有序地走進了地鐵站,地鐵站當晚亦加大運營力度,地鐵班次和工作人員均已提前增加好配置。

這是我居港兩年後最深刻的體驗:生活在此處是安心的。

不論發生或參加什麼公共事件,不論颱風吹襲或流感肆虐,它都有一套已經成型的法治制度維持社會的有序運轉,這個制度來源於西方,或者說來源於並不光彩的殖民時期;而大多數身處這套制度中的市民,是接受過完整的通識教育的,其中包括歷史、法律與生死——涵蓋了人類之所以能組成文明社會的原因,和不得不面對的終極命題。

兩個月以來,香港尷尬、侷促而疲憊。可我所知道的除了連續在新聞報導里出現的血腥,更多的還是這座城市從未人人自危,被恐懼籠罩。

7月21日夜間元朗發生無差別襲擊事件,我萬幸地與這場暴力以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差擦身而過。次日由於網絡謠傳暴力事件將轉移到其他區,我司提前一個多小時建議員工下班,儘早回家。當晚我去灣仔參加香港書展,本以為近日的風波已會使夜間書展門可羅雀,卻沒想到展館內卻依然人聲鼎沸。一週後的27日,元朗發生未經警方批准的非法遊行,目的是反對上週暴力事件中警察的不盡職,當天我在沙田看大英博物館的展覽,不少學齡兒童結伴來觀展,100件古董平靜地向我們娓娓道來人何以成為人,我也再次感到這座城市的穩定與有序。

穩定從不仰仗政府的宣傳口徑,更不依靠官方的信息封鎖和限制新聞傳播,穩定在於社會真正處於一個有效的法治系統下,人真正接受了成為現代公民的基礎教育,兩方配合、彼此信任,才能培育出名副其實的有序的公民社會,而不是脱軌的繁榮國度(詳情參2011年高鐵事件與2009年烏魯木齊事件)。

昨天下班後我的同事Annemarelle來問對這場風波有什麼心情。兩個月來新聞報導無數,我一時間湧上成串成串的句子想用以回答她,最後卻只蹦出了兩個詞「sad and upset(難過與不安)」。

Anne是荷蘭人,大學時因為喜歡中國文化來到香港,後覺要深入理解和學習中國不能不去北京,赴京一年後,選擇回到她認為更適合外國人生活的香港,如今已與她的香港伴侶完婚並準備長期在這裏生活。

聽完我的回答後她眼淚突然出現在眼眶打轉,我嚇壞了以為傷到了她,正不知所措時,Anne說她為這次風波哭過兩次了,她不知道該如何解釋落淚,說可能是因為「I reckon Hong Kong is my home.(我認為香港是家)。」

「我也參加了遊行,」

「我知道我的面孔出現在隊伍中,就是『外國勢力挑唆』。」Anne只能搖搖頭。

Shelley是我的香港本地同事,香港大學英美比較文學出身,是個極其温和且柔軟,日常會帶我一起去中環半山找手工瓷器店的姐姐。

她家住在元朗區的天水圍,發生無差別暴力事件的當晚,她父親開上自家的車到事故中心元朗地鐵站附近,義務接駁驚慌逃跑的市民,護送他們到安全區庇護。Shelley也幾乎參加了每一場和平遊行,在後方幫助給前線遞送物資,她從不是簡體新聞裏所寫的「居心叵測的暴力活動大後方保障人員」,她不過在她家需要她的時候,送了雨傘和飲用水而已,和護送被襲擊的無辜市民逃離無異。

97回歸後,從2003年的「反23條」,到2007和08年的「保衞皇後碼頭」及「反高鐵」,再到2012年的「反國教科」,以及2014年的雨傘,香港發生了大大小小的活動,這些還不計每年六月和七月頭的固定節目,所有的活動雖然在細節上差異顯著,活動參與者所追求的理念卻幾乎一致:市民應該關心社會,且有權利公平、公開地參與所在地的政治。而重要的是,這些看似「無理取鬧」或「以卵擊石」的操作背後,都有一套完整的制度保障活動的正常進行,和活動後的社會穩定。

如果社會環境會因為抗爭就輕易失序,香港怎會成為東八區最重要的港口,又怎會有數量最龐大的持外國護照居民,和內地居民願意到來。

兩個月來,香港沒有一天停止抗爭,也沒有一天停止運轉。我是個悲觀的人,不相信世界上有真正的正義,美國沒有、香港沒有,北京更不會有,香港一次又一次上街爭取的,最多也不過是相對的公平。因為它早已失去1997年的位置了。

自1970年代末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不可否認地經濟飛速發展,國力大增,中國有信心與外界直接協商甚至平起平坐,但如此一來,香港的特殊便也慢慢喪失了意義。

幾十年來的發展經驗使北京相信,中國這時期內的穩定、富裕和長治久安來源於自上而下的領導與嚴格的管制,而香港所希冀的自由與民主則導致了今日的「亞洲四小龍地位落寞」。深圳河隔開的,不是一國兩制,逐漸變成了「一國兩難」。

這場風波或許還會持續一陣,我有時打心眼裏佩服香港人這種熱情,也驚歎一次又一次的勇於爭取。昨日讀到一篇貌似公允的長文章梳理香港風波,意圖佯裝客觀的解釋性新聞報導,但除了全文信源單一且未經過交叉論證之外,有兩段話實在令我難過且費解。

「今天的香港人,能夠引以為傲的就是『自由、民主和法制』。」

「有香港讀者留言和我說,不要僅僅從經濟層面分析這次風波,他們是在爭取和維護民主。」

「但我也想提醒你們,香港恰恰也是在你們引以為傲的『自由、民主和法治』下,才淪落到今天這般田地的。」

我好奇這個作者的邏輯,難道自由、民主和法治不是人類社會發展至今最引以為傲的成果嗎?

如果這都不是驕傲,而是「淪落到今天這般田地」的始作俑者,那何為人類之光呢?是8分鐘能在大街上捕捉到一個人的高科技人臉識別系統「天網」,還是商業巨頭壟斷下的創業環境,抑或是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以前讀書的時候我抄寫過一段話:亞歷山大大帝擒獲一名海盜,問他何以在海上生事,海盜頗具膽色地說「與你在世上生事一樣。我得一艘小船,故被稱為強盜,你有一支艦隊,故被稱為帝王。」

如今看這回答彷彿一語成讖,這也是是日之香港,我所知道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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