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失控、惡性循環、投訴無門、中央支持：香港警隊正失去制衡？

8月11日，被警方拒絕批出不反對通知書的兩項遊行，演變為多區「快閃」、「游擊戰」的示威行動，而警察則以強力武力向示威者還擊。持續整整約9小時的示威行動中，警方多項行動手法讓公眾震驚：在太古站地鐵內追捕已在離開的示威者，兩米之內水平發射胡椒球槍；一名女示威者懷疑被警方布袋彈重創右臉，致眼球嚴重受傷；在葵芳地鐵站的室內空間，發射催淚彈等。

而更讓不少市民驚訝的是，昨夜行動中，有媒體拍攝到數名打扮成示威者、懷疑是警察的人向身邊的示威者突然發起攻擊並制服數人在地，面對TVB記者追問，這些人士拒絕表明自己是警察。翌日（12日）下午記者會上，警務處副處長鄧炳強承認示威現場有警務人員「喬裝」不同人物，但表示警員在示威現場不會進行違法行為，並拒絕交代警方何時開始臥底行動。

這是公眾第一次意識到，香港示威人群中存在警察「臥底」。

與此同時，有輿論指責警方縱容撐警、攻擊平民的社團人士。11日下午，北角曾有大批紅衣人士聚集並追打一名男子，警員帶走一名懷疑施襲者，但無交代是否拘捕；是日夜晚，一批中年男子聚集酒樓外，無警員到場，隨後這些中年男子毆打途徑的一名黑衣青年，又襲擊在場記者，警員到場後同樣並無拘捕任何人。這並非警方首次被質疑：8月5日夜晚，同樣是北角發生結黨襲擊示威者事件，警方逾3小時後才到場，稱原因是警署被示威者包圍，但有線新聞重組現場，畫面顯示事發時段警署有多架警車開出，卻往出事地點相反方向駛去。

一夜之間，不少市民對於香港警察的憤怒、疑問和不信任進一步升溫，強烈引爆過去兩個多月警察執法方式和721元朗白衣人無差別襲擊事件而累積的問題，不少香港市民質疑的並非「警察能否使用武力」，亦並非不了解示威者近期在升級武力，而是急迫地想要了解：警察是否過度使用武力？目的是驅趕還是毆打示威者？警察是否與黑社會達成某種默契以打擊示威者？作為公務員的重要部分，香港警察是否還「政治中立」？未來，市民可以如何監督警方？

「警察為達到行動目標，現在已去到罔顧其他人安全的情況，」民權觀察成員王浩賢對端傳媒記者說，「現在的警民關係是完全破裂，當然有市民覺得警隊做得對，普遍的市民對警察毫無好感，亦都有好多質疑和不信任。」

香港警隊曾被稱為亞洲最優秀警隊，自1974年廉政公署建立以來，逐步形成清廉、專業、為民服務的形象，一度民望高企；但現在，他們常常被稱為「黑警」，在各種場合被示威者和普通市民以「黑社會」和「知法犯法」指罵。根據「香港民意研究所」（前身為香港大學民意調查中心）在7月24至26日調查發現，市民對警隊在一連串反修例公眾事件的整體表現評分，平均得分3.3，滿分為10；對於造成現時管治危機的最重要因素「香港警隊」獲評7.1分，與「中央政府」同分；近8成受訪者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民間五大訴求中，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建議是直指警隊濫權及警黑合作的。

面對強烈民憤，北京中央和香港政府選擇全力支持警察執法。7月29日，港澳辦舉行記者會表示，向香港警察「致以我們崇高的敬意！」8月6日，港澳辦第二次高調表態支持香港警隊行動，稱「全國人民都是香港警方的強大後盾」。《人民日報》和央視等官媒多次發文支持香港警方，同一時間，香港建制社團也發起撐警察活動。昨日（12日）下午4點，港澳辦再次舉辦第三次記者會，稱香港出現「恐怖主義苗頭」，讚揚香港警察「恪尽職守，依法履職」，贏得了市民的「普遍讚賞和崇高敬意」。

在民間強烈的憤怒、政府態度和民意出現極大分歧之時，端傳媒訪問前港府高官王永平、一直在衝突現場的醫生、致力於救助衝突傷者的醫學界政改及普選關注組「杏林覺醒」成員、社工、立法會議員、關注警察濫權及公民權利的「民權觀察」成員等，試圖從多個角度分析警權問題。端傳媒亦曾邀請警隊員佐級協會及警務督察協會兩大警察工會的主席作訪問，均遭拒絕或不獲回覆。

警涉嫌濫用武力、濫捕、情緒失控

「唔準反抗！唔好再反抗！」23歲的社工劉家棟被多名警員按在地上，臉貼著地，動彈不得，其中一名警員向他高聲大喊。這是7月27日夜晚的元朗西邊圍，警方剛進行第一輪向示威者的推進，「社工復興運動」成員、註冊社工劉家棟當時正站在警民之間，他沒任何防護裝備，同時高舉社工證。

在持續兩個月的反修例運動中，劉家棟不是第一個被捕的非示威人士。8月4日，民主黨觀塘區議員莫建成在銅鑼灣警民衝突中被捕，並被警方要求下跪，民主黨發聲明指出，莫建成當時在現場只是調停警民衝突；8月7日，沙田區議員黃學禮也在深水埗警民衝突中被捕，他表示自己當時接到居民求助，到場了解；8月10日，尖沙咀警民對峙，警員突然衝向人行路，拘捕一名白衣女子，她當時沒穿戴任何防護裝備。此外，浸會大學學生會會長方仲賢因購買鐳射筆而被捕，隨後獲無條件釋放，事件也引發市民對於警方濫捕問題的憂慮。

不過，早於濫捕問題之前，懷疑警方過度、不恰當使用武力的問題，早已令市民的不滿情緒走向白熱化。

端傳媒從6月9日至今，多次到警民衝突現場採訪，觀察警方清場模式，一般為先與示威者相隔數百米距離對峙。警方隨後在警示或不警示情況下，頻密發射催淚彈、布袋彈、海綿弾及橡膠子彈等武器，示威者馬上後退，警方則推進防線追擊，如此循環。最後示威者已幾乎全部撤退，而警方則繼續向在場記者、社工推進防線，記者、社工及議員常詢問警方防線要推至何處，但從不獲回覆。

而大規模在現場拘捕示威者，大約始於7月28日上環清場行動。警方在德輔道西、干諾道中等位置，先以頻密催淚彈射向人群，然後由速龍或防暴警員突然衝出，趨前制服來不及撤退的示威者，這晚一共拘捕49人，48小時後，44人被控暴動罪。

回到727元朗被捕那天，劉家棟形容，防暴警察的推進險釀人踩人：「後面示威者不知前面警察推進，警察推進並沒有『嗌mic』（喊喇叭），後面示威者走避不及，前面示威者拼命向後退，好像夾沙丁魚一樣。」劉家棟目睹一名女士跌倒在人群中，被踩幾腳，慶幸有人扶她起來。

自己被捕的時候，劉家棟被數名警員按壓在地，他感覺警方繼續拳打腳踢，有警棍打在頭上，最終頭、右眼和頸部受傷。

毆打頭部再行拘捕，這不是孤例。立法會議員郭家麒觀察在現場觀察指出，警方最近的目標已不止於清場，而是要拘捕並同時毆打示威者。「728我在場，我呼籲警方，清場前說一聲、示警，結果他沒理，一來就發射催淚彈，然後速龍衝過去打倒、拘捕示威者。」他詢問被捕示威者傷勢，獲答覆均為頭部、背部。

在公立醫院急症室工作的醫生王思啟（筆名）從6月12日開始幾乎一直在各個警民衝突現場做義務救護工作。他觀察指出，「現在警察的驅散行動不是真的驅散，示威者撤退時當然背對警察，那警察如果是為了驅散，當示威者有『走』這個動作時，他已經達到目的了，但是警察繼續追上去，追到就打後腦、背部，然後拘捕。」

多家港媒引述資深警員消息，指一般情況下使用警棍不可擊打頭、頸；警務處《程序手則》顯示，警方武力使用層次分為6個等級，當對抗程度為「暴力攻擊」時，才可使用警棍。

「打頭在醫學上是非常嚴重的武力，」王思啟告訴端傳媒，自從727清場行動之後，「頭部受傷的示威者有所增多」。「最新醫學文獻指出，輕微頭部受傷例如跌倒，已經可能引致將來腦退化機率上升。而警棍打人，程度已經可與美式足球員鬥毆相比。」

黃任匡醫生也證實了這個情況。他有開啟熱線救助受傷示威者，同時是醫學界政改及普選關注組「杏林覺醒」。「最初可能是胡椒噴霧、催淚彈刺激到眼睛、呼吸道，現在多了被打頭、面部和眼睛被打受傷的情況。」

從6月9日至今，警方在清場行動中的拘捕人數亦呈上升趨勢：從6月9日拘捕19人，到6月12日拘捕24人，7月14日沙田遊行拘捕47人，7月28日上環遊行拘捕49人，再上升到8月5日全港三罷，一日之內拘捕了148人。目前，警方一共拘捕726名示威者。

衝突中受傷示威者的人數，醫管局回覆端傳媒查詢，指6月9日至今共有562人先後去公立醫院求醫。王思啟對端傳媒表示，實際數字遠超醫管局公開數字，因為自從6月12日有至少5名病人在求醫期間被警方拘捕後，「再也沒有示威現場受傷的人敢來公立醫院求診。」

警員情緒失控問題亦惹關注。在多個新聞鏡頭中，有警員以粗言辱罵、以盾牌推撞、以警棍作狀威嚇記者，有警員對已被制服的示威者繼續使用武力，有警員在面前毫無示威者、只有記者情況下，繼續發射多枚催淚彈，甚至對地鐵站內發射催淚彈等。

同時，警方亦趨向將香港傳媒記者等同於示威者，作出驅趕、恐嚇、棍打等行為。根據《警察通例》第39章，事發現場的警務人員須以互諒互讓的態度，盡量配合傳媒工作，不應妨礙傳媒的攝錄工作。然而，8月3日，配戴標有“Press”字樣的頭盔和記者證的端傳媒攝影記者在黃大仙示威現場，被警員手持胡椒噴霧追趕，奔跑中頭盔跌落。8月10日，同樣裝備的端傳媒攝影記者，在觀塘地鐵附近拍攝警民衝突現場時，一名防暴警察突然衝過來抓住記者的褲襠，並用警棍打擊記者頭部，幸好記者配戴全面罩，能抵擋警棍。

8月12日記者會上，被問及種種表現是否說明警隊情緒失控，警方並無正面回答。

自612開始的惡性循環

站在香港警方的立場，他們多次表示「以最低武力」驅散示威者，在昨日（11日）的記者會上，警方強調使用武力視乎暴力示威者的暴力程度，目的是公共安全，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亦稱，警方處理示威是相對克制，裝備武力程度較外國類似的防暴隊為低，形容警方受生命威脅仍然使用低殺傷力武器，警方是被動，有關人士守法便不用行動。在譴責警方的聲音之外，香港亦湧現各類反暴力、撐警察的聲音，北京中央與香港政府亦全力支持警隊執法，同時多次重申，目前並不適合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以檢視警方使用武力的情況。

「人權觀察」成員王浩賢認為，自從警方在612行動使用過量武力清場，示威者與警察之間的關係就完全破裂，至今已進入「惡性循環」：警察與示威者互相敵對，自最初各種「和理非」示威手法不獲政府回應後，示威者開始用激烈的手法，目標是希望獲得政府回應，而另一邊，警隊再用更大武力驅散、拘捕他們。

對抗情緒不斷累積，釀成更大不幸。7月14日，防暴警察衝入沙田新城市廣場拘捕示威者，引爆警民衝突，其中一名落單的警員被示威者圍攻，王浩賢說，「事情很sad（讓人悲傷）」，「隔住個mon都feel到emotion（隔著屏幕都能感受到那種情緒」。不過他認為，「譴責是沒用的，要問的是為什麼會建立起這樣的仇恨，去攻擊警察？」

王浩賢分析，首先，警員不佩戴委任證，常常成為示威現場氣氛升溫的因素，引致警察和示威者之間的口角。目前在示威現場，軍裝警員身穿防暴背心，上面有透明膠片放置委任證，很多警員拒絕展示。王浩賢認為，其實警察只要配戴委任證，就可以減少爭執，但警方卻不回應市民的合理訴求。「（不戴委任證有助）警員逃避法律責任，當他們有些位置做過火、踩過界，沒那麼容易被追究，但這不應該是警隊的立場。」

他以7月28日上環清場為例，指警方當日做法遠超過最低武力，比如警民雙方之間距離有三、四十米，警方當時並不需要使用武力，但仍發射催淚彈和橡膠子彈，目的是為保持警隊士氣。「我不是說警方應該完全不使用武力，去回應、制止一些暴力衝突，而是他應該採取更克制的態度。」王浩賢強調，「他（警察）不克制時，就會引發更大的衝突，引起市民更大的憤怒。」

他批評，警隊如今已不會克制使用武力，「一來就是催淚彈，跳了幾個級別」。根據警方數字，從6月9日至8月11日近兩個月期間，至少發射1820枚催淚彈；而就在8月5日一日之間，已經發射了800枚催淚彈，王浩賢形容這個規模已經是「戰爭行動」。

據香港首份研究記者接觸催淚彈後遺症的調查統計，728上環清場後，96.2%前線記者有呼吸困難、久咳和咳血等呼吸系統症狀；72.6%有出疹、發紅和痕癢等皮膚症狀；53.8%有持續流眼水、眼睛腫痛等眼睛症狀；40.6%有肚瀉、肚痛、嘔吐等腸道症狀。在728衝突中吸入催淚氣體出現腸道後遺症的相對風險，較612衝突的高出1.6倍。根據昨日（12日）警方記者會，警方更首次承認使用過期的催淚彈，但強調彈殼上標註的日期只是「最佳效能期」。

「我們給了警方很多錢，讓防暴警察配上防暴裝備。為什麼我們要提供資源予警察裝備，就是為了他們有好的保護裝備時，他們可以使用更低的武力。」王浩賢說。

除了不克制武力外，王浩然也指出，警方對示威者及元朗無差別襲擊事件的白衣人士進行差別對待，令情勢升溫。728清場的48位被捕示威者中，有44人三日內就立即被控暴動罪；而元朗涉黑的白衣人無差別襲擊事件，警方至今僅僅以涉嫌「非法集結」共拘捕27人，並未正式落案起訴。「我們見到就是政府不僅不回應市民，更運用警察或執法部門去消滅這些聲音。」

更進一步的是，警方開始對遊行發反對通知書。727元朗遊行，是警方首次在反修例運動中對遊行發出反對通知書，最終市民仍然到場示威並發生警民衝突，警方當日亦使用大量催淚彈。

「這（反對通知書）其實就是衝突的根源，你政府不聽市民的訴求，甚至是連一些市民表達聲音的渠道，你也禁止。整個社會在這麼大爭議下就像壓力煲，總有一個時候會爆。」王浩賢說。

警隊介入政治事件，是走向威權社會的指標

在警民雙方武力提升、情緒積累同時，警方的代表協會更火上添油，屢屢高調開腔，直接以仇恨式言論批評示威者。兩個月以來，警方的四個協會合共發表10篇聲明，當中7月25日和8月4日的聲明先後兩次形容示威者是「蟑螂」，惹起巨大爭議。

香港警隊的四個代表協會為警方評議會的職方代表，功能為表達警員對福利及待遇的意見，而其中發表聲明最多的「警察隊員佐級協會」成立於1977年。1974年，港英政府設立廉政公署，開始打擊警隊的貪污行為，香港警察不滿，衝擊廉政公署總部，三年之後，警務處處長提出要求成立員佐級協會，其後獲得批准。

近年，該協會多次發表聲明評論示威活動，如2014年7月1日遊行後，該協會發聲明形容示威者為「尋釁滋事」。而近日，該協會主席林志偉則二度將示威者形容為「蟑螂」。立法會議員區諾軒對端傳媒指出，「警察員佐級協會、督察協會出的聲明很有仇視性，煽動警隊上下仇視示威者。」

王浩賢認為，「一個紀律部門用仇恨的言語評論（示威行動），已經超出他們的職權。他們只是警察的工會，不應為事情定調，這令人覺得警察不再政治中立，是很大的傷害。」

在謾罵示威者的同時，警方評議會亦似乎不服從港府高層，甚至公開質疑政府內部決策。

由於不滿港府「二把手」、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就721元朗白衣人無差別襲擊事件代表警方向市民道歉，警察隊員佐級協會7月26日發表一封措詞強硬的聲明，要求張建宗指示警員如何執法及要他帶領香港「走出困局」，否則就「應該向警員公開道歉及退位讓賢」；另外香港警務督察協會主席伍偉基亦去信張建宗，表明實在難以理解及無法認同張建宗的言論，並強烈希望儘快會面。及後，四個警察評議會的代表與張建宗見面，政務司長辦公室的新聞稿重申張建宗是絕對支持和肯定警隊的執法工作。

「警權的膨脹不單是警察對市民，警隊甚至在整個政府管治系統內膨脹了。」王浩賢指出，部分警員屢屢在社會事件表達政見，實質已獲得警方管理層的默許；而警隊質疑司長的言論「非常危險」，因為警隊作為紀律部隊，與司長理應是上司下屬關係。他擔心警隊像極權社會的軍政府一樣，「對政府管治系統的影響力不受控制」，令香港走向極權社會。

「威權社會的特質是，警隊不再是一個政治中立、純粹維持治安的執法部門，而是積極在社會政治事件，發揮他們的影響力。」

就此，警隊行動處副處長鄧炳強在昨日（12日）的記者會說，協會有自己的看法和表達意見無問題，否認警員繞過警務處處長是架空處長，而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江永祥則指「政治中立」的警例是規管警員，不是規管協會。

監察警權：監警會和立法會還有可能嗎？

當警方評議會公開以言語侮辱示威者，介入政治事件並質疑政府內部決策時，現有的監警會制度亦早已被批為「自己人查自己人」。

根據現行程序，市民可向警隊的投訴警察課申請投訴，分為「須匯報投訴」和「須知會投訴」，前者為「直接受影響的人士真誠地作出」，後者為由匿名人士作出的投訴，而監警會只會審核「須匯報投訴」的調查報告。

前公務員事務局王永平對端傳媒說，監警會的制度是「先天性不足」，像六七十年代警隊處理貪污問題一樣，沒有獨立的調查權力，而監警會的組成近年亦為人詬病，側重於建制派人士，令有民意代表的泛民議員和律師沒再被委任。

翻查資料，監警會源自殖民時代的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警方投訴事宜常務小組，2008年成為法定機構，受《監警會條例》規管。王永平表示，監警會成為法定機構後的分別不大，調查權力始終在警隊內部，「自己人查自己人，的確觀感有問題，調查的時候也有很大顧慮和壓力。」

他指出，當時社會曾有聲音討論，是否設立完全脫離警察的獨立調查機構，但是政府以「影響士氣」為由否決，而當時警隊的民望相當高，所以沒有很大的壓力推動政府一定成立類似於廉政公署的監警會。

王永平認為，朱經緯案暴露出監警制度的問題，因為監警會要花很長的時間判斷投訴課的報告。朱經緯在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在旺角以警棍毆打市民，警察投訴科調查逾七個月，得出「毆打指控無法證實」的結果。及後，監警會不同意結論，警方建議將毆打的指控改為濫用職權。監警會要開特別會議，並進行史無前例的不記名投票，才決定維持對毆打指控證明屬實的立場。待警方再同意將朱的歐打指控列為證明屬實，整個過程用上足足一年有多。

王永平稱，很多委員害怕得罪警察而用暗票的方式，「某程度看到制度是失敗的」。

「政府常常說這個制度行之有效，但經不起客觀的評估......某程度上這麼多人支持獨立調查委員會，正正就是對監警會投下不信任的一票。」王永平說。

根據2017/18年的數據，所有獲監警會通過的指控個案中只有68宗（即2%）能「獲證明屬實」，而懲處的方法多為內部「警告」和「訓諭」了事。王永平認為，投訴警察是一件很費心力的事情，若非有很大的冤屈都不會去投訴，但數字顯示有98%的投訴不成立，質疑「一般人會不會覺得合理呢」。

根據傳真社報道，近期警民衝突不斷升溫，監警會主席梁定邦卻大部分時間不在香港。監警會解釋指，梁定邦離港原因為因私人事務，以及向專家諮詢以協助監警會的研究。而監警會暫時只會就6月9日至7月2日期間發生的數次大型公眾活動作審視，並未包括721元朗無差別襲擊事件。

在現有的監警制度和司法監察不足的情況下，有民選議員的立法會在警權監察上又有何作用呢？立法會議員區諾軒就對端傳媒表示，立法會的保安事務委員會、財政預算案審議和立法會大會，都會討論警權問題。當中，保安事務委員會「較為靈活」，議員可以提出事項，政府會派出官員解說政策，最高級別的是警務處處長和保安局局長，不過他們通常在重大問題才會出席。

「立法會有一定的監察功能，但就我們很關心的項目，警方一直都不透露。」區諾軒說。

區諾軒發現，警隊近年開支膨脹驚人，其中懷疑用作採購武器裝備的「物料同供應設備」的欄目，增幅尤為明顯，但政府並未交代具體細節。端傳媒翻查資料，發現警方的開支從2013/14財政年度的148億元，大幅上升至2019/20年的209億元，當中「物料同供應設備」的開支從6471萬增至2.1億，增長超過2倍。然而，這幾年香港的罪案和罪案率逐年下跌，2018年香港的整體罪惡數字錄得1974年以來最低，罪案率則是自1970年以來的最低數字。

「在反送中運動，警隊使用多元化的武器，海綿彈、布袋彈、橡膠子彈，為什麼他們要採購這麼多武器？這些五花八門的武器是否是必要呢？如果功能一樣，為什麼要採購這麼多呢？」

區諾軒說，所有的問題都沒有答案，因為政府以牽涉警方戰略部署而拒絕回答。此外，香港衡量警權是否恰當使用的基本文件亦不會公開。區諾軒指出，立法會多年來要求警方交代《警察通例》和《警方戰術使用手冊》，但都不得要領，議員只能從警員在大學寫的論文、傳媒披露的《警察通例》和戰術手冊尋得部份內容。

「警隊、保安局一直以來很多事情都秘而不宣，就算開會，你指著李家超罵，你可以罵他，他們不肯說就是不肯說。」

區諾軒認為，現存體制下，議員角色有很多限制，就算在立法會質問警方高層，也難有作為。而就近期社會事件，如雨傘運動和旺角騷亂，政府不單沒有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就連檢討報告亦沒有撰寫和公佈。端傳媒翻查資料，警務處就大型示威的全面檢討報告，最新一份是2005年世貿第六次部長級會議的警務行動檢討報告，當時韓農來港抗議，與警方爆發激烈衝突。

在監警會和立法會都無力制衡的情況下，有人寄望，司法程序可以將個別行為失當的警員繩之於法。就警方涉及濫權的行為，目前廉政公署已立案調查元朗事件是否有警員公職失當，民權觀察和其他民間人士亦嘗試從民事訴訟的方式起訴。

不過，司法途徑是否足夠制衡警察的濫權行為？王浩賢堅持，只有獨立調查委員會和改革監警會制度才有出路，因為廉政公署制衡的權力其實只限於有否貪污，而民事訴訟追討警方的成本非常高，申索人需要投入時間精力，亦要面對經濟風險，因為案件不是100%的勝算。相反，香港警隊卻握有大量資源，可以用納稅人的錢做庭外和解，又可以要求申索人保密，令事情很難公諸於眾。

中央高調撐警，警隊越來越有政治角色？

在7月29日、8月6日和8月12日，短短兩星期，香港警察三次成為國務院港澳辦記者會的焦點。

首次記者會，發言人楊光稱「特別理解和體諒香港警隊及其家人所承受的巨大壓力」，並向「優秀香港警察致以崇高的敬意」；第二次記者會則稱，「全國人民都是香港警方的強大後盾」，第三次記者會又讚揚香港警察「恪尽職守，依法履職」，贏得了市民的「普遍讚賞和崇高敬意」。

值得留意的是，國務院港澳辦三次撐警記者會，均是在發生大型警民衝突翌日：7月28日上環清場，警方使用前所未有之多的催淚彈，並拘捕49人，以刑罰甚高的暴動罪控告其中44人；8月5日，全港性大罷工，警方發射800枚催淚彈，拘捕148人。8月11日，多區出現快閃、圍堵行動，警方大舉拘捕。

王永平指出，中央表達支持特區政府和警隊「無可厚非」，某程度上回應解放軍來香港維持治安的疑慮。

而王浩賢則分析認為，中央開腔支持警隊，反映當香港政府不肯回應市民訴求時，餘下就靠警隊鎮壓和打壓異議聲音，因此連中央也要「穩住警隊的心和士氣」，但其結果將令警權擴張，使警察用更強硬的手段，亦會令他們更加拒絕接受公眾的監察。

翻查媒體資料，回歸初期，開腔稱讚警隊的主要是公安部長，但從2013年「佔中」提出這年開始，中央更高層的領導（如政治局常委和委員）和對港部門亦屢屢表態支持香港警隊，2013-17年共有13次表態。當中最令人觸目的，是習近平在回歸20年訪港期間特意參觀元朗少年警訊中心，讚揚香港警隊「了不起」，並向3萬多名警員「致以崇高敬意」。而今次反修例運動以來，中央高層和部門已先後12次表達支持和讚揚警方的聲音。

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在8月7日表示，香港局勢要出現轉機，「要靠特區警隊和執法司法機關嚴正執法、公正司法；要靠愛國愛港陣營團結一致、堅決鬥爭」，又呼籲「愛國愛港力量」要「無畏無懼、挺身而出，以各種方式紛紛站到鬥爭的最前線」。他又表態指，香港現況不適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民主派議員毛孟靜向傳媒表示，香港警隊行動及是否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是香港內部事務，中央官員談及有關事務，是衝擊一國兩制；她又指，張曉明是將警隊變成武器，要求市民以各種行動支持警隊的說法令人驚恐，令人聯想到中央是否想「群眾鬥群眾」。

中央態度，對香港警隊有何影響？今年，中央首次委任香港警方高層做國家幹部：雨傘運動時期擔任警署「一哥」的曾偉雄，被任命為國家禁毒委員會副主任，以及聯合國駐維也納辦事處總幹事兼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執行主任。

王永平指出，殖民年代英國和香港的警察系統是獨立的，因此不會有香港警隊的高層可以直接晉升英國警隊，而現行公務員的規例對此並沒有限制，所以不能說曾偉雄的做法就是「不妥當」，但「觀感上就是另一回事」。

王浩賢則認為，曾偉雄的事例是警方高層的「旋轉門」，顯示在警隊裡，表現越強越、越靠攏政權的警員，就會被國家看重、爬升高位。他擔心，「不排除當警隊越來越政治化，越來越有政治角色時，警隊高層會更多思考自己在整個國家和香港的政治位置。」

「一旦有這些考慮，（他們）可能未必再是單純的公僕，純粹執行法律，維持公共秩序，而有更加多的考慮，去做一些市民未必認同的事。為了執行硬命令，（他們）甚至會犧牲香港的法治，以及市民一直極力捍衛的公民自由和人權。」王浩賢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