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失控、恶性循环、投诉无门、中央支持：香港警队正失去制衡？

8月11日，被警方拒绝批出不反对通知书的两项游行，演变为多区“快闪”、“游击战”的示威行动，而警察则以强力武力向示威者还击。持续整整约9小时的示威行动中，警方多项行动手法让公众震惊：在太古站地铁内追捕已在离开的示威者，两米之内水平发射胡椒球枪；一名女示威者怀疑被警方布袋弹重创右脸，致眼球严重受伤；在葵芳地铁站的室内空间，发射催泪弹等。

而更让不少市民惊讶的是，昨夜行动中，有媒体拍摄到数名打扮成示威者、怀疑是警察的人向身边的示威者突然发起攻击并制服数人在地，面对TVB记者追问，这些人士拒绝表明自己是警察。翌日（12日）下午记者会上，警务处副处长邓炳强承认示威现场有警务人员“乔装”不同人物，但表示警员在示威现场不会进行违法行为，并拒绝交代警方何时开始卧底行动。

这是公众第一次意识到，香港示威人群中存在警察“卧底”。

与此同时，有舆论指责警方纵容撑警、攻击平民的社团人士。11日下午，北角曾有大批红衣人士聚集并追打一名男子，警员带走一名怀疑施袭者，但无交代是否拘捕；是日夜晚，一批中年男子聚集酒楼外，无警员到场，随后这些中年男子殴打途径的一名黑衣青年，又袭击在场记者，警员到场后同样并无拘捕任何人。这并非警方首次被质疑：8月5日夜晚，同样是北角发生结党袭击示威者事件，警方逾3小时后才到场，称原因是警署被示威者包围，但有线新闻重组现场，画面显示事发时段警署有多架警车开出，却往出事地点相反方向驶去。

一夜之间，不少市民对于香港警察的愤怒、疑问和不信任进一步升温，强烈引爆过去两个多月警察执法方式和721元朗白衣人无差别袭击事件而累积的问题，不少香港市民质疑的并非“警察能否使用武力”，亦并非不了解示威者近期在升级武力，而是急迫地想要了解：警察是否过度使用武力？目的是驱赶还是殴打示威者？警察是否与黑社会达成某种默契以打击示威者？作为公务员的重要部分，香港警察是否还“政治中立”？未来，市民可以如何监督警方？

“警察为达到行动目标，现在已去到罔顾其他人安全的情况，”民权观察成员王浩贤对端传媒记者说，“现在的警民关系是完全破裂，当然有市民觉得警队做得对，普遍的市民对警察毫无好感，亦都有好多质疑和不信任。”

香港警队曾被称为亚洲最优秀警队，自1974年廉政公署建立以来，逐步形成清廉、专业、为民服务的形象，一度民望高企；但现在，他们常常被称为“黑警”，在各种场合被示威者和普通市民以“黑社会”和“知法犯法”指骂。根据“香港民意研究所”（前身为香港大学民意调查中心）在7月24至26日调查发现，市民对警队在一连串反修例公众事件的整体表现评分，平均得分3.3，满分为10；对于造成现时管治危机的最重要因素“香港警队”获评7.1分，与“中央政府”同分；近8成受访者支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民间五大诉求中，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建议是直指警队滥权及警黑合作的。

面对强烈民愤，北京中央和香港政府选择全力支持警察执法。7月29日，港澳办举行记者会表示，向香港警察“致以我们崇高的敬意！”8月6日，港澳办第二次高调表态支持香港警队行动，称“全国人民都是香港警方的强大后盾”。《人民日报》和央视等官媒多次发文支持香港警方，同一时间，香港建制社团也发起撑警察活动。昨日（12日）下午4点，港澳办再次举办第三次记者会，称香港出现“恐怖主义苗头”，赞扬香港警察“恪尽职守，依法履职”，赢得了市民的“普遍赞赏和崇高敬意”。

在民间强烈的愤怒、政府态度和民意出现极大分歧之时，端传媒访问前港府高官王永平、一直在冲突现场的医生、致力于救助冲突伤者的医学界政改及普选关注组“杏林觉醒”成员、社工、立法会议员、关注警察滥权及公民权利的“民权观察”成员等，试图从多个角度分析警权问题。端传媒亦曾邀请警队员佐级协会及警务督察协会两大警察工会的主席作访问，均遭拒绝或不获回复。

警涉嫌滥用武力、滥捕、情绪失控

“唔准反抗！唔好再反抗！”23岁的社工刘家栋被多名警员按在地上，脸贴著地，动弹不得，其中一名警员向他高声大喊。这是7月27日夜晚的元朗西边围，警方刚进行第一轮向示威者的推进，“社工复兴运动”成员、注册社工刘家栋当时正站在警民之间，他没任何防护装备，同时高举社工证。

在持续两个月的反修例运动中，刘家栋不是第一个被捕的非示威人士。8月4日，民主党观塘区议员莫建成在铜锣湾警民冲突中被捕，并被警方要求下跪，民主党发声明指出，莫建成当时在现场只是调停警民冲突；8月7日，沙田区议员黄学礼也在深水埗警民冲突中被捕，他表示自己当时接到居民求助，到场了解；8月10日，尖沙咀警民对峙，警员突然冲向人行路，拘捕一名白衣女子，她当时没穿戴任何防护装备。此外，浸会大学学生会会长方仲贤因购买镭射笔而被捕，随后获无条件释放，事件也引发市民对于警方滥捕问题的忧虑。

不过，早于滥捕问题之前，怀疑警方过度、不恰当使用武力的问题，早已令市民的不满情绪走向白热化。

端传媒从6月9日至今，多次到警民冲突现场采访，观察警方清场模式，一般为先与示威者相隔数百米距离对峙。警方随后在警示或不警示情况下，频密发射催泪弹、布袋弹、海绵弾及橡胶子弹等武器，示威者马上后退，警方则推进防线追击，如此循环。最后示威者已几乎全部撤退，而警方则继续向在场记者、社工推进防线，记者、社工及议员常询问警方防线要推至何处，但从不获回复。

而大规模在现场拘捕示威者，大约始于7月28日上环清场行动。警方在德辅道西、干诺道中等位置，先以频密催泪弹射向人群，然后由速龙或防暴警员突然冲出，趋前制服来不及撤退的示威者，这晚一共拘捕49人，48小时后，44人被控暴动罪。

回到727元朗被捕那天，刘家栋形容，防暴警察的推进险酿人踩人：“后面示威者不知前面警察推进，警察推进并没有‘嗌mic’（喊喇叭），后面示威者走避不及，前面示威者拼命向后退，好像夹沙丁鱼一样。”刘家栋目睹一名女士跌倒在人群中，被踩几脚，庆幸有人扶她起来。

自己被捕的时候，刘家栋被数名警员按压在地，他感觉警方继续拳打脚踢，有警棍打在头上，最终头、右眼和颈部受伤。

殴打头部再行拘捕，这不是孤例。立法会议员郭家麒观察在现场观察指出，警方最近的目标已不止于清场，而是要拘捕并同时殴打示威者。“728我在场，我呼吁警方，清场前说一声、示警，结果他没理，一来就发射催泪弹，然后速龙冲过去打倒、拘捕示威者。”他询问被捕示威者伤势，获答复均为头部、背部。

在公立医院急症室工作的医生王思启（笔名）从6月12日开始几乎一直在各个警民冲突现场做义务救护工作。他观察指出，“现在警察的驱散行动不是真的驱散，示威者撤退时当然背对警察，那警察如果是为了驱散，当示威者有‘走’这个动作时，他已经达到目的了，但是警察继续追上去，追到就打后脑、背部，然后拘捕。”

多家港媒引述资深警员消息，指一般情况下使用警棍不可击打头、颈；警务处《程序手则》显示，警方武力使用层次分为6个等级，当对抗程度为“暴力攻击”时，才可使用警棍。

“打头在医学上是非常严重的武力，”王思启告诉端传媒，自从727清场行动之后，“头部受伤的示威者有所增多”。“最新医学文献指出，轻微头部受伤例如跌倒，已经可能引致将来脑退化机率上升。而警棍打人，程度已经可与美式足球员斗殴相比。”

黄任匡医生也证实了这个情况。他有开启热线救助受伤示威者，同时是医学界政改及普选关注组“杏林觉醒”。“最初可能是胡椒喷雾、催泪弹刺激到眼睛、呼吸道，现在多了被打头、面部和眼睛被打受伤的情况。”

从6月9日至今，警方在清场行动中的拘捕人数亦呈上升趋势：从6月9日拘捕19人，到6月12日拘捕24人，7月14日沙田游行拘捕47人，7月28日上环游行拘捕49人，再上升到8月5日全港三罢，一日之内拘捕了148人。目前，警方一共拘捕726名示威者。

冲突中受伤示威者的人数，医管局回复端传媒查询，指6月9日至今共有562人先后去公立医院求医。王思启对端传媒表示，实际数字远超医管局公开数字，因为自从6月12日有至少5名病人在求医期间被警方拘捕后，“再也没有示威现场受伤的人敢来公立医院求诊。”

警员情绪失控问题亦惹关注。在多个新闻镜头中，有警员以粗言辱骂、以盾牌推撞、以警棍作状威吓记者，有警员对已被制服的示威者继续使用武力，有警员在面前毫无示威者、只有记者情况下，继续发射多枚催泪弹，甚至对地铁站内发射催泪弹等。

同时，警方亦趋向将香港传媒记者等同于示威者，作出驱赶、恐吓、棍打等行为。根据《警察通例》第39章，事发现场的警务人员须以互谅互让的态度，尽量配合传媒工作，不应妨碍传媒的摄录工作。然而，8月3日，配戴标有“Press”字样的头盔和记者证的端传媒摄影记者在黄大仙示威现场，被警员手持胡椒喷雾追赶，奔跑中头盔跌落。8月10日，同样装备的端传媒摄影记者，在观塘地铁附近拍摄警民冲突现场时，一名防暴警察突然冲过来抓住记者的裤裆，并用警棍打击记者头部，幸好记者配戴全面罩，能抵挡警棍。

8月12日记者会上，被问及种种表现是否说明警队情绪失控，警方并无正面回答。

自612开始的恶性循环

站在香港警方的立场，他们多次表示“以最低武力”驱散示威者，在昨日（11日）的记者会上，警方强调使用武力视乎暴力示威者的暴力程度，目的是公共安全，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亦称，警方处理示威是相对克制，装备武力程度较外国类似的防暴队为低，形容警方受生命威胁仍然使用低杀伤力武器，警方是被动，有关人士守法便不用行动。在谴责警方的声音之外，香港亦涌现各类反暴力、撑警察的声音，北京中央与香港政府亦全力支持警队执法，同时多次重申，目前并不适合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以检视警方使用武力的情况。

“人权观察”成员王浩贤认为，自从警方在612行动使用过量武力清场，示威者与警察之间的关系就完全破裂，至今已进入“恶性循环”：警察与示威者互相敌对，自最初各种“和理非”示威手法不获政府回应后，示威者开始用激烈的手法，目标是希望获得政府回应，而另一边，警队再用更大武力驱散、拘捕他们。

对抗情绪不断累积，酿成更大不幸。7月14日，防暴警察冲入沙田新城市广场拘捕示威者，引爆警民冲突，其中一名落单的警员被示威者围攻，王浩贤说，“事情很sad（让人悲伤）”，“隔住个mon都feel到emotion（隔著屏幕都能感受到那种情绪”。不过他认为，“谴责是没用的，要问的是为什么会建立起这样的仇恨，去攻击警察？”

王浩贤分析，首先，警员不佩戴委任证，常常成为示威现场气氛升温的因素，引致警察和示威者之间的口角。目前在示威现场，军装警员身穿防暴背心，上面有透明胶片放置委任证，很多警员拒绝展示。王浩贤认为，其实警察只要配戴委任证，就可以减少争执，但警方却不回应市民的合理诉求。“（不戴委任证有助）警员逃避法律责任，当他们有些位置做过火、踩过界，没那么容易被追究，但这不应该是警队的立场。”

他以7月28日上环清场为例，指警方当日做法远超过最低武力，比如警民双方之间距离有三、四十米，警方当时并不需要使用武力，但仍发射催泪弹和橡胶子弹，目的是为保持警队士气。“我不是说警方应该完全不使用武力，去回应、制止一些暴力冲突，而是他应该采取更克制的态度。”王浩贤强调，“他（警察）不克制时，就会引发更大的冲突，引起市民更大的愤怒。”

他批评，警队如今已不会克制使用武力，“一来就是催泪弹，跳了几个级别”。根据警方数字，从6月9日至8月11日近两个月期间，至少发射1820枚催泪弹；而就在8月5日一日之间，已经发射了800枚催泪弹，王浩贤形容这个规模已经是“战争行动”。

据香港首份研究记者接触催泪弹后遗症的调查统计，728上环清场后，96.2%前线记者有呼吸困难、久咳和咳血等呼吸系统症状；72.6%有出疹、发红和痕痒等皮肤症状；53.8%有持续流眼水、眼睛肿痛等眼睛症状；40.6%有肚泻、肚痛、呕吐等肠道症状。在728冲突中吸入催泪气体出现肠道后遗症的相对风险，较612冲突的高出1.6倍。根据昨日（12日）警方记者会，警方更首次承认使用过期的催泪弹，但强调弹壳上标注的日期只是“最佳效能期”。

“我们给了警方很多钱，让防暴警察配上防暴装备。为什么我们要提供资源予警察装备，就是为了他们有好的保护装备时，他们可以使用更低的武力。”王浩贤说。

除了不克制武力外，王浩然也指出，警方对示威者及元朗无差别袭击事件的白衣人士进行差别对待，令情势升温。728清场的48位被捕示威者中，有44人三日内就立即被控暴动罪；而元朗涉黑的白衣人无差别袭击事件，警方至今仅仅以涉嫌“非法集结”共拘捕27人，并未正式落案起诉。“我们见到就是政府不仅不回应市民，更运用警察或执法部门去消灭这些声音。”

更进一步的是，警方开始对游行发反对通知书。727元朗游行，是警方首次在反修例运动中对游行发出反对通知书，最终市民仍然到场示威并发生警民冲突，警方当日亦使用大量催泪弹。

“这（反对通知书）其实就是冲突的根源，你政府不听市民的诉求，甚至是连一些市民表达声音的渠道，你也禁止。整个社会在这么大争议下就像压力煲，总有一个时候会爆。”王浩贤说。

警队介入政治事件，是走向威权社会的指标

在警民双方武力提升、情绪积累同时，警方的代表协会更火上添油，屡屡高调开腔，直接以仇恨式言论批评示威者。两个月以来，警方的四个协会合共发表10篇声明，当中7月25日和8月4日的声明先后两次形容示威者是“蟑螂”，惹起巨大争议。

香港警队的四个代表协会为警方评议会的职方代表，功能为表达警员对福利及待遇的意见，而其中发表声明最多的“警察队员佐级协会”成立于1977年。1974年，港英政府设立廉政公署，开始打击警队的贪污行为，香港警察不满，冲击廉政公署总部，三年之后，警务处处长提出要求成立员佐级协会，其后获得批准。

近年，该协会多次发表声明评论示威活动，如2014年7月1日游行后，该协会发声明形容示威者为“寻衅滋事”。而近日，该协会主席林志伟则二度将示威者形容为“蟑螂”。立法会议员区诺轩对端传媒指出，“警察员佐级协会、督察协会出的声明很有仇视性，煽动警队上下仇视示威者。”

王浩贤认为，“一个纪律部门用仇恨的言语评论（示威行动），已经超出他们的职权。他们只是警察的工会，不应为事情定调，这令人觉得警察不再政治中立，是很大的伤害。”

在谩骂示威者的同时，警方评议会亦似乎不服从港府高层，甚至公开质疑政府内部决策。

由于不满港府“二把手”、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就721元朗白衣人无差别袭击事件代表警方向市民道歉，警察队员佐级协会7月26日发表一封措词强硬的声明，要求张建宗指示警员如何执法及要他带领香港“走出困局”，否则就“应该向警员公开道歉及退位让贤”；另外香港警务督察协会主席伍伟基亦去信张建宗，表明实在难以理解及无法认同张建宗的言论，并强烈希望尽快会面。及后，四个警察评议会的代表与张建宗见面，政务司长办公室的新闻稿重申张建宗是绝对支持和肯定警队的执法工作。

“警权的膨胀不单是警察对市民，警队甚至在整个政府管治系统内膨胀了。”王浩贤指出，部分警员屡屡在社会事件表达政见，实质已获得警方管理层的默许；而警队质疑司长的言论“非常危险”，因为警队作为纪律部队，与司长理应是上司下属关系。他担心警队像极权社会的军政府一样，“对政府管治系统的影响力不受控制”，令香港走向极权社会。

“威权社会的特质是，警队不再是一个政治中立、纯粹维持治安的执法部门，而是积极在社会政治事件，发挥他们的影响力。”

就此，警队行动处副处长邓炳强在昨日（12日）的记者会说，协会有自己的看法和表达意见无问题，否认警员绕过警务处处长是架空处长，而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则指“政治中立”的警例是规管警员，不是规管协会。

监察警权：监警会和立法会还有可能吗？

当警方评议会公开以言语侮辱示威者，介入政治事件并质疑政府内部决策时，现有的监警会制度亦早已被批为“自己人查自己人”。

根据现行程序，市民可向警队的投诉警察课申请投诉，分为“须汇报投诉”和“须知会投诉”，前者为“直接受影响的人士真诚地作出”，后者为由匿名人士作出的投诉，而监警会只会审核“须汇报投诉”的调查报告。

前公务员事务局王永平对端传媒说，监警会的制度是“先天性不足”，像六七十年代警队处理贪污问题一样，没有独立的调查权力，而监警会的组成近年亦为人诟病，侧重于建制派人士，令有民意代表的泛民议员和律师没再被委任。

翻查资料，监警会源自殖民时代的行政立法两局非官守议员警方投诉事宜常务小组，2008年成为法定机构，受《监警会条例》规管。王永平表示，监警会成为法定机构后的分别不大，调查权力始终在警队内部，“自己人查自己人，的确观感有问题，调查的时候也有很大顾虑和压力。”

他指出，当时社会曾有声音讨论，是否设立完全脱离警察的独立调查机构，但是政府以“影响士气”为由否决，而当时警队的民望相当高，所以没有很大的压力推动政府一定成立类似于廉政公署的监警会。

王永平认为，朱经纬案暴露出监警制度的问题，因为监警会要花很长的时间判断投诉课的报告。朱经纬在2014年雨伞运动期间，在旺角以警棍殴打市民，警察投诉科调查逾七个月，得出“殴打指控无法证实”的结果。及后，监警会不同意结论，警方建议将殴打的指控改为滥用职权。监警会要开特别会议，并进行史无前例的不记名投票，才决定维持对殴打指控证明属实的立场。待警方再同意将朱的欧打指控列为证明属实，整个过程用上足足一年有多。

王永平称，很多委员害怕得罪警察而用暗票的方式，“某程度看到制度是失败的”。

“政府常常说这个制度行之有效，但经不起客观的评估……某程度上这么多人支持独立调查委员会，正正就是对监警会投下不信任的一票。”王永平说。

根据2017/18年的数据，所有获监警会通过的指控个案中只有68宗（即2%）能“获证明属实”，而惩处的方法多为内部“警告”和“训谕”了事。王永平认为，投诉警察是一件很费心力的事情，若非有很大的冤屈都不会去投诉，但数字显示有98%的投诉不成立，质疑“一般人会不会觉得合理呢”。

根据传真社报道，近期警民冲突不断升温，监警会主席梁定邦却大部分时间不在香港。监警会解释指，梁定邦离港原因为因私人事务，以及向专家咨询以协助监警会的研究。而监警会暂时只会就6月9日至7月2日期间发生的数次大型公众活动作审视，并未包括721元朗无差别袭击事件。

在现有的监警制度和司法监察不足的情况下，有民选议员的立法会在警权监察上又有何作用呢？立法会议员区诺轩就对端传媒表示，立法会的保安事务委员会、财政预算案审议和立法会大会，都会讨论警权问题。当中，保安事务委员会“较为灵活”，议员可以提出事项，政府会派出官员解说政策，最高级别的是警务处处长和保安局局长，不过他们通常在重大问题才会出席。

“立法会有一定的监察功能，但就我们很关心的项目，警方一直都不透露。”区诺轩说。

区诺轩发现，警队近年开支膨胀惊人，其中怀疑用作采购武器装备的“物料同供应设备”的栏目，增幅尤为明显，但政府并未交代具体细节。端传媒翻查资料，发现警方的开支从2013/14财政年度的148亿元，大幅上升至2019/20年的209亿元，当中“物料同供应设备”的开支从6471万增至2.1亿，增长超过2倍。然而，这几年香港的罪案和罪案率逐年下跌，2018年香港的整体罪恶数字录得1974年以来最低，罪案率则是自1970年以来的最低数字。

“在反送中运动，警队使用多元化的武器，海绵弹、布袋弹、橡胶子弹，为什么他们要采购这么多武器？这些五花八门的武器是否是必要呢？如果功能一样，为什么要采购这么多呢？”

区诺轩说，所有的问题都没有答案，因为政府以牵涉警方战略部署而拒绝回答。此外，香港衡量警权是否恰当使用的基本文件亦不会公开。区诺轩指出，立法会多年来要求警方交代《警察通例》和《警方战术使用手册》，但都不得要领，议员只能从警员在大学写的论文、传媒披露的《警察通例》和战术手册寻得部份内容。

“警队、保安局一直以来很多事情都秘而不宣，就算开会，你指著李家超骂，你可以骂他，他们不肯说就是不肯说。”

区诺轩认为，现存体制下，议员角色有很多限制，就算在立法会质问警方高层，也难有作为。而就近期社会事件，如雨伞运动和旺角骚乱，政府不单没有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就连检讨报告亦没有撰写和公布。端传媒翻查资料，警务处就大型示威的全面检讨报告，最新一份是2005年世贸第六次部长级会议的警务行动检讨报告，当时韩农来港抗议，与警方爆发激烈冲突。

在监警会和立法会都无力制衡的情况下，有人寄望，司法程序可以将个别行为失当的警员绳之于法。就警方涉及滥权的行为，目前廉政公署已立案调查元朗事件是否有警员公职失当，民权观察和其他民间人士亦尝试从民事诉讼的方式起诉。

不过，司法途径是否足够制衡警察的滥权行为？王浩贤坚持，只有独立调查委员会和改革监警会制度才有出路，因为廉政公署制衡的权力其实只限于有否贪污，而民事诉讼追讨警方的成本非常高，申索人需要投入时间精力，亦要面对经济风险，因为案件不是100%的胜算。相反，香港警队却握有大量资源，可以用纳税人的钱做庭外和解，又可以要求申索人保密，令事情很难公诸于众。

中央高调撑警，警队越来越有政治角色？

在7月29日、8月6日和8月12日，短短两星期，香港警察三次成为国务院港澳办记者会的焦点。

首次记者会，发言人杨光称“特别理解和体谅香港警队及其家人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并向“优秀香港警察致以崇高的敬意”；第二次记者会则称，“全国人民都是香港警方的强大后盾”，第三次记者会又赞扬香港警察“恪尽职守，依法履职”，赢得了市民的“普遍赞赏和崇高敬意”。

值得留意的是，国务院港澳办三次撑警记者会，均是在发生大型警民冲突翌日：7月28日上环清场，警方使用前所未有之多的催泪弹，并拘捕49人，以刑罚甚高的暴动罪控告其中44人；8月5日，全港性大罢工，警方发射800枚催泪弹，拘捕148人。8月11日，多区出现快闪、围堵行动，警方大举拘捕。

王永平指出，中央表达支持特区政府和警队“无可厚非”，某程度上回应解放军来香港维持治安的疑虑。

而王浩贤则分析认为，中央开腔支持警队，反映当香港政府不肯回应市民诉求时，余下就靠警队镇压和打压异议声音，因此连中央也要“稳住警队的心和士气”，但其结果将令警权扩张，使警察用更强硬的手段，亦会令他们更加拒绝接受公众的监察。

翻查媒体资料，回归初期，开腔称赞警队的主要是公安部长，但从2013年“占中”提出这年开始，中央更高层的领导（如政治局常委和委员）和对港部门亦屡屡表态支持香港警队，2013-17年共有13次表态。当中最令人触目的，是习近平在回归20年访港期间特意参观元朗少年警讯中心，赞扬香港警队“了不起”，并向3万多名警员“致以崇高敬意”。而今次反修例运动以来，中央高层和部门已先后12次表达支持和赞扬警方的声音。

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在8月7日表示，香港局势要出现转机，“要靠特区警队和执法司法机关严正执法、公正司法；要靠爱国爱港阵营团结一致、坚决斗争”，又呼吁“爱国爱港力量”要“无畏无惧、挺身而出，以各种方式纷纷站到斗争的最前线”。他又表态指，香港现况不适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民主派议员毛孟静向传媒表示，香港警队行动及是否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是香港内部事务，中央官员谈及有关事务，是冲击一国两制；她又指，张晓明是将警队变成武器，要求市民以各种行动支持警队的说法令人惊恐，令人联想到中央是否想“群众斗群众”。

中央态度，对香港警队有何影响？今年，中央首次委任香港警方高层做国家干部：雨伞运动时期担任警署“一哥”的曾伟雄，被任命为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以及联合国驻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兼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

王永平指出，殖民年代英国和香港的警察系统是独立的，因此不会有香港警队的高层可以直接晋升英国警队，而现行公务员的规例对此并没有限制，所以不能说曾伟雄的做法就是“不妥当”，但“观感上就是另一回事”。

王浩贤则认为，曾伟雄的事例是警方高层的“旋转门”，显示在警队里，表现越强越、越靠拢政权的警员，就会被国家看重、爬升高位。他担心，“不排除当警队越来越政治化，越来越有政治角色时，警队高层会更多思考自己在整个国家和香港的政治位置。”

“一旦有这些考虑，（他们）可能未必再是单纯的公仆，纯粹执行法律，维持公共秩序，而有更加多的考虑，去做一些市民未必认同的事。为了执行硬命令，（他们）甚至会牺牲香港的法治，以及市民一直极力捍卫的公民自由和人权。”王浩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