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很多外行來說，電影的「製片人」 是一個相對模糊的角色。事實上在電影業內，對這一角色也並沒達成共識。比如 「製片人」在如今的好萊塢電影系統中擁有壓倒性中心的地位，很多名氣不夠的導演甚至不擁有對電影的剪輯權 。而在更多獨立電影的歐洲，導演有時候甚至同時會擔任製片人的角色。
作為電影工業化的產物，製片人在中國電影業中的職責和話語權，也因此而從來沒有官方定論，只有業內的約定俗成。如果說中國的年輕導演還有可以仰望的前輩，那麼中國的製片人則鮮有真正公認的標杆、普及的教育體系，或可以稱之為傳統的經驗可遵循。到底怎麼當製片人？王魯娜算是中國走向國際的新一代製片人，她參與製片的電影至今有三部，每一部都取得國際獎項。最初的作品是陳可辛執導的《中國合作人》（2013）；一年後是探討大陸法律題材的《十二公民》（2014），成為第一部在羅馬國際電影節獲獎的中國影片，還同時獲得了上海電影節最佳影片、最佳導演等五項大獎。
2018年的電影《小傢伙》，由俄羅斯與哈薩克合拍，是俄羅斯導演謝爾蓋·德瓦茨沃伊十年磨一劍之作，關注亞洲女性在莫斯科的生存處境。該片獲得戛納主競賽單元提名、最佳女主角；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王魯娜說自己決定投資這部電影，只用了15分鐘：當她看到電影兩個手持長鏡頭中，一位年輕的母親拋下剛出生的孩子，從產房翻牆逃進冰天雪地的街上，踉蹌着來到一個昏暗的地下作坊，和其他女工一起給雞去血、拔毛⋯⋯一切那樣真實又不合常理，王魯娜當即認定自己看到了一個「戛納品相的東西」。
第一次見到她是很多年前，她作為一個新創天使投資基金的公關總監在波士頓舉辦活動，與那些渴望拿到投資的名校學生見面。她穿梭在世界最頂尖的中國留學生中間，從容、淡定。我想像她是一個果斷和精明的人，懂得怎麼經營自己在最熱門的事業當中，見面之後，卻發現她是我想像的反面。她真誠地袒露為了彌補自己沒有出國的心結，在一家英語培訓學校的工作讓出身山東、在山東藝術學院就讀的她，命運轉變般地成為一個電影製片人；她坦白講述《十二公民》作為電影藝術的失敗之處，和她為了節省成本才作出了那些看似高明的決定；而《小傢伙》也因為過分小眾而放棄了中國市場。她談起製片人的難題，如何在有限的預算下，把影響力做到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