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工程師李鵬的一生

2019年7月22日23點11分，北京正經歷一場夏夜的雷暴雨，與此同時，曾任中國國務院總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中共第十三到第十五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鵬，在醫院病逝，時年90歲。

新華社在第二天（23日）傍晚發佈長逾2000字的訃告，讚譽李鵬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的表現：「……政治風波中，在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堅決支持下，李鵬同志旗幟鮮明，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數同志一道，採取果斷措施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穩定了國內局勢，在這場關係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斗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以「六四事件」中強硬的「四二六社論」、在人民大會堂面對學生時不妥協的態度，和宣布戒嚴的命令，成為那段歷史記憶中最重要的臉譜式人物。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八九後流亡美國的學者陳一谘曾評價李鵬「無德、無才、無能」，「扮演了歷史上一個很恥辱的角色」、「早晚會被釘在恥辱柱上」。

多家外媒在報道李鵬死訊時引用了「北京屠夫」（ Butcher of Beijing）這一稱呼，直指李鵬是「民望最低的中國總理」。

李鵬逝世的消息發佈后，新浪微博、微信公眾平台對相關信息進行了嚴密審查。除了人民日報和新華視點的訃告微博可以評論外，其餘「閒雜人等」發佈有關死訊的信息均無法顯示評論，「點讚」功能也被取消。有公眾號發文《他死了，我們要喝一杯》，在一小時後被封號。

除卻「北京屠夫」的標籤，李鵬在民間的形象多被調侃為：思維不佳、語文水平差。而作為政治人物的李鵬，則更多是一個象徵——他的經歷是1949後一整代「又紅又專」的中國技術官僚的集體寫照。他和他代表着的同齡人，在驚險起伏的政治鬥爭中一路上升，最終決定並持續影響着那個時代和今天中國的樣貌。

「又紅又專」

李鵬是中共早期領導人李碩勛之子。李碩勛是四川人，早年在上海讀大學時加入中共，其後參加學生運動，又跟隨北伐。南昌起義後，李隨軍隊南下，在香港擔任中共廣東省軍委主席。

1928年10月20日，李鵬以李遠芃之名出生於上海法租界。在2014年出版的回憶錄中，李鵬提到他父子曾在九龍團聚。其後的1931年，李碩勛赴海南參加軍事會議，被國民黨當局逮捕、處決。

其後李鵬被作為烈士家屬培養。一直有說法指李鵬為周恩來養子，但李鵬在出版的回憶錄中否認了這一說法。但他也提到，在1940年代的延安，因其父緣故，毛澤東、陳雲等中共元老都認識他。

1945年，李鵬入黨，開始從事組織與管理工作。1948年，李鵬和其他20名中共高幹/烈士子女一同前往蘇聯首都莫斯科進修（這21人依據上級要求組成了一個名為「4821」的黨支部）。在莫斯科的7年間，李鵬獲得了莫斯科動力學院水力發電系的學位。

1950年代是紅色中國和蘇聯關係最為篤密的時代。1953年到1957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蘇聯共援助中國156項重點工礦業基建項目。其中，吉林第二松花江上的「豐滿水電站」成為中共建政後的第一座大型水力發電站。1955年，從蘇聯畢業回國的李鵬正式在這裏就職。先任見習廠長，之後轉正為副廠長兼總工程師。電力系統元老、前能源部長黃毅誠曾指李鵬懂行、熟悉電力系統的業務。

在豐滿電站期間，李鵬結婚、生子，在數次政治運動中「平安落地」。1965年，他被提拔為遼寧阜新電廠的廠長。阜新電廠和臨近的海州巨型露天煤礦，同屬「156」重點工程，是當時中國最大的火電廠。在這個職務上沒做多久，李鵬就被調入北京，擔任北京供電局代理書記。在文革中，他一直在北京供電局工作。對於蘇聯培養出的工程師兼管理人員來說，這並非尋常。文化大革命對蘇式社會主義下的技術官僚和廠長一級的管理人員形成了巨大的衝擊，李鵬因蘇聯留學經歷被捲入「4821蘇修特務案」（文革爆發後，赴蘇聯留學的21人全部被指控為蘇修特務組織成員，被隔離審查、逮捕監禁，1982年得平反），但沒有遭到嚴重影響。

文革結束後的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北京提出對幹部隊伍實行「四化」（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有紅色工程師底色的李鵬先後在唐山地震災後恢復和龍羊峽水庫抗災中立功，從此邁上快車道。1979年，李鵬任電力工業部副部長，次年任華北電業管理局黨組書記，1981年再被提拔為電力工業部部長。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上，李鵬當選中央委員，1983年6月出任國務院副總理，1985年9月增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

在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李鵬晉升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時擔任國務院代總理，排在總書記趙紫陽之後。1987年12月25日的《紐約時報》報導了李鵬的任命，並認為他的蘇聯訓練背景使他更帶有計劃經濟的色彩，尤其是與在公眾看來更為開明、改革的趙紫陽比——「儘管他不這麼認為，但是（李鵬）的記錄顯示他就算不那麼親蘇，也至少更親近於在莫斯科形成的那些傳統共產主義經濟概念。」

政治危機與經濟工程

1987年的李鵬，擁有的是超過40年的能源系統工程管理官僚履歷，而他接手面對的，既是內部路線爭執愈發嚴重的中共高層政治，亦是改革開放十年之後的複雜多變的經濟社會狀態。1984年開始，在雙軌制的計劃-市場體系下，經濟波動不斷發生，物價上漲，通貨膨脹日益嚴重，社會對官員依靠差價投機賺取利潤的「官倒」日益不滿。趙紫陽主持的「價格闖關」在1988年宣告失敗，成為1989年民主化運動的時代背景。

1989年春，隨着前任總書記胡耀邦的去世，各大城市的學生開始上街遊行，北京的大學生駐紮在天安門廣場。4月26日，人民日報刊發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激起學生及工人、市民更強烈的反彈。5月18日，李鵬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學生領袖吾爾開希，次日，在趙紫陽到廣場勸學生撤離的同日，李鵬在電視上發表講話，稱「人民共和國的前途和命運已經面臨嚴重的威脅。」5月20日，李鵬簽署國務院令，宣布北京部分地區戒嚴。六四事件最終以解放軍進駐北京血腥鎮壓收場。

「六四」之後的1989年6月23日，在中共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中，趙紫陽被罷黜黨中央總書記職位，江澤民取而代之，李鵬則繼續擔任政治局常委和國務院總理並連任至1998年。不過，在1993年李鵬連任國務院總理時，有210張反對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屬於罕見。

李鵬的總理任內，中國經歷了六四之後的經濟停滯，與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的重啟改革。在第二個任期和其後的朱鎔基總理任期內，中國的國有企業經歷了巨大的改組、成千上萬工人因此「下崗」，市場經濟的閘門，在蘇聯訓練的技術官僚任內不斷放大。

在李的任內最具爭議也最具符號性的工程，便是當時規模世界第一的長江三峽水電工程——長江在宜昌市三鬥坪被截斷、築壩、引流，上百萬庫區民眾就此移民。

這是李鵬早年的夢想。在回憶錄中，李鵬稱有三個原因將自己帶上了水電的道路，一是列寧對共產主義的定義——蘇維埃加電氣化；二是斯大林時代的蘇聯第聶伯河水電站工程；三就是他嚮往三峽工程的建設。

李鵬在中國實現蘇式社會主義的夢想被文化大革命打斷，又遇到了改革開放，但在總理任上，他依然在巨大的爭議中確定了三峽大壩的建設。1992年3月，李鵬代表國務院，向人民代表大會提交三峽工程的議案，在4月表決時，反對票高達177票，並有664票棄權，25人未按表決器，這是1949年以來的歷史上絕無僅有的。

在李鵬身上，控制洪水發電利民的熱情超越了對地質災害、工程質量、移民安置的恐懼。他曾在1994年3月考察時寫下《大江曲》：「卻惜無情風雨/滔滔洪水/萬姓悲愁/眾志繪新圖/截斷波濤/高峽平湖/馴服龍虯……功在當代/創新秋/展宏圖」。

值得一提的是，位於深圳的大亞灣核電站，也是在1986年由李鵬主導修建的。

離場

1998年，李鵬卸任總理，接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相比他的總理任期，他在立法機關的作為，外界關注不多。李鵬在退休後撰寫的《立法與監督：李鵬人大日記》在2006年出版，在日記中，李鵬提出「黨要守法」，「黨領導制定法律，黨也必須遵守法律」。李任內通過和修訂的重要法律，則包括了《高等教育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民族區域自治法》和《監督法》等。

2003年，李鵬74歲，從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退下，離開政壇。退休後其撰寫多部個人回憶，為中共退休官員中少有，內容從年輕時覆蓋到2000年代。其中關於六四的日記《關鍵時刻》據傳因「內容敏感」而不被黨的高層批准出版。但仍然有以《李鵬六四日記》為名的書在美國出版以及網絡上流傳。

鄧小平誕辰一百週年時，李鵬在《求是》雜誌發文《紀念鄧小平》，談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鄧小平同志以一個偉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氣魄，和其他老同志一道堅決有力地及時支持黨和政府採取果斷措施，平息了那場政治風波，保證了國家的長期穩定，為以後中國的發展與進步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條件。」被視為在撇清責任。

在這篇文章裏，李鵬也提到了當年修建大亞灣核電站引起香港民眾抗議的事，「在這緊要關頭，鄧小平同志發出明確指示，中央對建設大亞灣核電站的決心沒有改變，才使大亞灣核電站建設得以按進度繼續進行。」

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政治秘書鮑彤之子、香港出版人鮑樸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表示：「李鵬政治上不會別的、只會聽從鄧小平，結果鑄成1989年“六四”的悲劇。由於他的平庸卻為中華民族帶來了遺害子孫的千古奇禍，也是他作爲當代中國政治人物的奇葩之處。」

李鵬離任5年後，伴隨着全球經濟危機，中國投入巨資刺激經濟，從高速鐵路到跨海大橋，掀起又一輪的巨型基礎設施建設工程熱潮。

李鵬的子女也進入他曾任職的電力系統工作，並跨入政商高層。其子李小鵬2008年從電力系統進入官場，歷任山西省常務副省長、山西省長，現任交通運輸部長。而其女李小琳則於2018年5月從大唐集團副總經理的職務退下，引發了各種猜測。

卸任後，李鵬除了大量撰寫回憶錄，還時常在重大場合公開露面，比如2008年，在一系列中風傳聞後，李現身考察京津城際鐵路。

他的最後一次現身，是在2017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九大閉幕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