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逃犯條例 評論

鍾曉烽:從港式幽默說起——反修例運動中的情感與抗爭日常

持續超過一個月、且逐漸變為週末抗爭的「反修例」抗爭行動,確實展示了社會運動如何有機地融入日常生活的可能性。


2019年7月14日,香港沙田舉行的示威活動中,警方與示威者在新鴻基經營的新城市廣場內發生衝突。 攝:Paul Yeung/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2019年7月14日,香港沙田舉行的示威活動中,警方與示威者在新鴻基經營的新城市廣場內發生衝突。 攝:Paul Yeung/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經歷六月的「完美風暴」,香港的七月,「反修例運動」仍然進行中。由7月1日的民陣遊行打開序幕,當晚示威者自發佔領立法會推上高潮,7月6日光復屯門行動,同日連儂牆散落社區,彩色便利貼遍滿港九新界,7月7日九龍區「和理優」大遊行;接連著的周六周日,已有市民和關注組織在上水、沙田發起社區遊行,嘗試將反修例的訴求扣連地區主題,連同7月28日將軍澳和西環兩區的「東西夾擊」遊行,這種走進社區日常的抗爭手法,相信仍然會持續一段時間。

7月9日特首林鄭月娥宣告「the bill is dead」,然而「the movement is still alive」,不計網上已進行或籌劃中的連結型行動(connective action),區區連儂牆的攻守經已漸漸白熱化。反抗運動發展至今,已有不少文章檢討和反思這次運動當中萌生的抗爭智慧,筆者希望補充一點觀察,談談抗爭情感與日常。

大埔墟火車站行人隧道內的連儂牆。
大埔墟火車站行人隧道內的連儂牆。攝:陳焯煇/端傳媒

由「幽默」說起

回顧過去幾星期,不論在遊行示威現場,還是社交媒體平台,我們都不難發現海量「抽水」標語、政治笑話、諷刺建制派政黨的Facebook 專頁、惡搞警方和愛國藝人的文宣設計。直覺上,社會運動與幽默——前者貌似嚴肅,後者感覺輕浮——難以相容。然而,不論是香港過往的社運經驗,還是世界各地的抗爭歷史都告訴我們,「幽默」從不缺場。有社會歷史研究的文獻指出,在80年代不少東歐共產主義國家,人民雖然難以進行大規模動員,但平民百姓之間流傳大量政治笑話,戲謔政黨人物、秘密警察、政府官員,或多或少削弱威權政體的認受性,加速後來共產政權倒台(Hart, 2007)。

George Orwell 甚至曾經寫道:「每一個笑話,都是微小的革命。」當然我們很難想像,宣稱「門常開」但「耳常關」的香港特區政府,會在香港人的嘲諷聲中「壽終正寢」,而強調幽默也可能令運動失焦。可是,種種徘徊「鳩/膠」與「認真」之間的行動,最起碼為我們揭示幽默於香港人的兩重抗爭意義。

幽默作為一種溝通策略,最直接的功能是暴露權力的荒謬,同時將與抗爭訴求、價值理念等相關的資訊重新包裝,嘗試突破固有社運訊息傳播的限制

幽默作為一種溝通策略,最直接的功能是暴露權力的荒謬,同時將與抗爭訴求、價值理念等相關的資訊重新包裝,嘗試突破固有社運訊息傳播的限制,甚至將 “the unimagined”、”under-imagined” 變成 “‘imaginable’’。表面上,由「唔好搞我後面」、「自由閪/HI」衍生到「撕子王/拉人King」等的抽水文創,槍頭一方面對準個別警員現場言行,另一方面是對香港社會運動積存已久的警權問題的指控。近日冒起的Facebook惡搞專頁,短短數星期Like數就累積數萬Follower。「幫港發聲 Sing Majority 」惡搞親建制網媒「幫港出聲 Silent Majority」,刻意模彷「幫港出聲」的行文修辭,揭露「另類真相」,例如「建制派大內訌,蔣麗雲疑黃絲化!」、「遭黃絲過橋抽板?傳TVB寧死不屈!?呼籲無線新聞捨身取義,以牙還牙!!」針對民建聯等建制派政黨的「蛇齋餅粽」地區工作,「禮義廉JetSo」羅列建制政黨、愛國社團在社區的小恩小惠資訊,鼓勵網民主動報料,積極推廣「你(建制陣營)有幾多,我拎幾多」。短短一個月,社區連儂牆不斷進化,由「流動連儂牆」到「長輩牆」,無不展示如水般的幽默。

「識得笑,其實好好笑」——作為情調,幽默在抗爭現場某程度上緩和參與者的心理壓力,宣洩集體不安和焦慮

「識得笑,其實好好笑」——作為情調,幽默在抗爭現場某程度上緩和參與者的心理壓力,宣洩集體不安和焦慮,尤其是「首行族」、直接行動經驗較少及對「激烈」形式有保留的人士,過往亦有本地實研究支持類近的觀點。誠然,面對赤裸裸的武力衝突、警棍揮舞、胡椒掃射,身在其中的人又怎會「笑得出」,而戲謔式的傳播方式多大程度上擾亂目標受眾(親建制或中間派支持者)的媒體環境,地區「蛇齋餅粽」資訊又有多少轉化為實質的行動有待探討。但幽默所觸及的另一個重要課題,是我們如何看待抗爭情感。

2019年7月1日,示威者佔領立法會並在牆上塗鴉。

2019年7月1日,示威者佔領立法會並在牆上塗鴉。攝:Paul Yeung/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在風暴中心直面情感

「恐懼」、「哀傷」、「憤怒」、「失落」、「無力」⋯⋯

情感如水,此起彼落,反修例運動每個環節都折射出重要的情感母題。由今年年初開始的「送中」(送終)討論,香港商人劉鑾雄申請司法覆核(雖然後來切切實實地「撤回」)、銅鑼灣書店林榮基在台灣的現身說法、本地法律專家之間的爭辯、特區政府令市民難以信服的回應等等,都掀起香港人對中央政府的深層「恐懼」。年輕生命接連消逝,線上線下的悼念儀式藏不住在生者的「哀傷」。多次武力清場行動、肢體衝突所觸及「暴力」問題,前線抗爭者骨子裡的「憤怒」從未得到執法當局和政權正視。後退一步,不同背景政見的抗爭者願意放下成見,高舉不割蓆不篤灰,甚至有人甘願以身犯險,難道不是出於對香港這個城市的「愛」嗎?面對政權的冷漠回應、輿論風向轉變、運動失焦的狀況,抗爭者難免感到「失落」、「無力」。

在社會運動當中,情感可以是即時、近乎生物式的反應,可以是持續的情調,甚至是對人對事、相對穩定的承諾和道德情感(Jasper, 2010)。假如接觸、參與抗爭再不是一般香港市民的「例外狀態」,如何理解社會運動、情感和日常生活的關係,其實是運動本身無法回避的問題,而近日連串的社區行動亦揭示當中的張力。

7月6日的「光復屯門」所觸及的是積弊已久的社區問題,民憤不是一朝一夕,以民生作為口號也是手段,將反修例運動的能量扣連深層次的城市危機,但有評論者認為,針對特定人群的行動方式,是官民矛盾的錯誤轉化。7月10日,九龍灣淘大花園和的油塘港鐵站外,分別有守護連儂牆的市民與途人爆發衝突。7月14日,沙田反修例遊行後,新城市廣場因警民衝突由商場變成「戰場」。

必須承認,在香港的脈絡中,「社區」長年累月被建構為去政治化、標準化、和諧化的「民生」空間,作為「馬照跑、舞照跳」的實踐場域。事實上,五年前的雨傘運動,或是歷年來各種城市抗爭(譬如2008年起持續十年的旺角行人專用區爭議、2018年針對內地黑工導遊的「光復東涌」等),這種「日常/民生」v.s.「政治/社運」間的論爭一直持續。關於抗爭與日常,反修例運動帶來的重要啟示,在於「暴力」以外對抗爭倫理和生活價值的反思。

旺角砵蘭街連儂牆。

旺角砵蘭街連儂牆。攝:陳焯煇/端傳媒

當社運作為日常生活方式

態度、參與、工作、閒暇和參與社會運動的界線,消費⋯⋯

6月24日,網民自發的「接放工」行動,過百示威者堵塞灣仔稅務大樓近五小時。翌日,有十多個市民發起道歉行動,在大樓外派發傳單和鞠躬,當中有市民表示「不接受道歎」,原因是(年青)抗爭者根本無做錯,「遲一日嚟開(申請開辦非牟利公司)個世界唔會玩完」。

運動至今,抗爭者堵塞交通、衝擊防線,坊間當然不乏「阻人搵食如殺人父母」、「廢青搞事」的論述,可是亦有不少「良心司機」義載,甚至攔路保護抗爭者的故事被報導。「反修例運動」如何影響整體上香港市民對社會運動的態度、反抗知識(oppositional knowledge)、價值轉變,當然需要進一步研究,但過往的文獻指出,社會運動本身具有廣義的公民教育功能。例如傳播學者李立峯比較2013年9月和2014年10月的民意調查,數據反映香港市民對「公民不服從」認識有明顯上升,而當下佔領運動發生後,對抗爭的態度、實質參與程度、社交媒體使用等的因素都會左右對「公民不服從」的理解。

持續超過一個月、且逐漸變為週末抗爭的「反修例」抗爭行動,確實展示了社會運動如何有機地融入日常生活的可能性。六月至今,整場運動不斷豐富香港人社運身份(movement identity)的想像,先是不同界別、不同社群的香港人發起的網上聯署,例如「中學舊生」、「香港媽媽」,及後在抗爭前沿高呼哈利路亞的「基督徒」,有勇有謀的「連登仔/女」,港九新界的「社區人」、老而不廢的「銀髮族」等等,全都是傳統意義上的抗爭業餘者(protest amatuer),有別所謂的社運人士、議員、政治精英等的政治專家,「任何人」都可以是運動一份子。

某程度來說,「反修例運動」的運動實踐,多多少少模糊了不少香港人工作、閒暇和參與社會運動的界線,將抗爭納入生活節奏。連儂牆早上被毀,下午可以重生,周末可以去「野餐」,平日上下班時間,在擁擠的港鐵車廂可以轉發示威資訊、參與白宮聯署、分享「蛇齋餅粽」的攻略地點,甚至「課金」予獨立媒體機構、研究組織。整場運動出現大量高效率、高質素的文宣,不論是網上瘋傳或是海外登報,假如沒有熟悉新舊媒體邏輯的創意工作者,相信難以操作。事實上,不少商業機構的舉動跟隨民情風向,例如一齣在港放映的日本電影最終命名為《耶穌真係落咗嚟》,寶礦力公司抽起TVB廣告,雖然本質上仍然是考慮目標社群的市場計算,但拉後一步,就是日常消費的環節如何關連社運。

走筆至此,筆者無意美化「日常」的轉化潛能。我們的生活常規,切切實實地受限於不少社會制度和結構,迄今的抗爭已經顯露當中的限制和矛盾,譬如怎樣合法地組織罷工,社區連儂牆張貼的位置受甚麼政府部門管核等。不論是社區、工作空間或是街頭也存在「他者」,那些蔑視抗爭者甚至動武的途人,他們的日常生活經驗如何形成各種情感反應和價值信念,塑造成眼前可能是「唔好搞事」的街坊、「支持警方執法」人士、「忠貞不二」的愛國者?貫穿整場抗爭,流行一種Endgame的說法,背後是對抗爭時態的判斷。2018年中,筆者曾經訪過一位傘後至今依然深耕細作的社區組織者。近日的「反修例運動」,他仍然積極參與,組織相應的社區行動。記得當時的訪談,他說動員工作需要「明白人性」,掌握社區和街坊的節奏。

我們的生活常規,切切實實地受限於不少社會制度和結構,迄今的抗爭已經顯露當中的限制和矛盾。不論是社區、工作空間或是街頭也存在「他者」,那些蔑視抗爭者甚至動武的途人,他們的日常生活經驗如何形成各種情感反應和價值信念,塑造成眼前可能是「唔好搞事」的街坊、「支持警方執法」人士、「忠貞不二」的愛國者?

如果抗爭者相信「反修例運動」是一場漫長的革命,如何深化或延續反修例所體現的精神價值,動員種種不合作運動,戰線如何開展,或者需要認真看待「日常生活」是怎樣一回事,認真梳理真實的情感。

(鍾曉烽,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生,香港「民院教育」策劃人之一)

參考文獻:
Merrifield, A. (2017). The amateur: The pleasure of doing what you love.
Francis L.F. Lee (2015) Social movement as civic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and understanding of civil disobedience in the Umbrella Movement,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4, 393-41.
Jasper, J. (2011). Emo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Twenty Years of Theory and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7, 285–303.
Hart, M. (2007). Humour and Social Protest: An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52, 1–20.
Vitrierat Ng and Kin-man Chan (2017). Emotion Politics: Joyous Resistance in Hong Kong, The China Review, 17(1) , 8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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