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钟晓烽：从港式幽默说起——反修例运动中的情感与抗争日常

经历六月的“完美风暴”，香港的七月，“反修例运动”仍然进行中。由7月1日的民阵游行打开序幕，当晚示威者自发占领立法会推上高潮，7月6日光复屯门行动，同日连侬墙散落社区，彩色便利贴遍满港九新界，7月7日九龙区“和理优”大游行；接连著的周六周日，已有市民和关注组织在上水、沙田发起社区游行，尝试将反修例的诉求扣连地区主题，连同7月28日将军澳和西环两区的“东西夹击”游行，这种走进社区日常的抗争手法，相信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

7月9日特首林郑月娥宣告“the bill is dead”，然而“the movement is still alive”，不计网上已进行或筹划中的连结型行动（connective action），区区连侬墙的攻守经已渐渐白热化。反抗运动发展至今，已有不少文章检讨和反思这次运动当中萌生的抗争智慧，笔者希望补充一点观察，谈谈抗争情感与日常。

由“幽默”说起

回顾过去几星期，不论在游行示威现场，还是社交媒体平台，我们都不难发现海量“抽水”标语、政治笑话、讽刺建制派政党的Facebook 专页、恶搞警方和爱国艺人的文宣设计。直觉上，社会运动与幽默——前者貌似严肃，后者感觉轻浮——难以相容。然而，不论是香港过往的社运经验，还是世界各地的抗争历史都告诉我们，“幽默”从不缺场。有社会历史研究的文献指出，在80年代不少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人民虽然难以进行大规模动员，但平民百姓之间流传大量政治笑话，戏谑政党人物、秘密警察、政府官员，或多或少削弱威权政体的认受性，加速后来共产政权倒台（Hart, 2007）。

George Orwell 甚至曾经写道：“每一个笑话，都是微小的革命。”当然我们很难想像，宣称“门常开”但“耳常关”的香港特区政府，会在香港人的嘲讽声中“寿终正寝”，而强调幽默也可能令运动失焦。可是，种种徘徊“鸠／胶”与“认真”之间的行动，最起码为我们揭示幽默于香港人的两重抗争意义。

幽默作为一种沟通策略，最直接的功能是暴露权力的荒谬，同时将与抗争诉求、价值理念等相关的信息重新包装，尝试突破固有社运信息传播的限制

幽默作为一种沟通策略，最直接的功能是暴露权力的荒谬，同时将与抗争诉求、价值理念等相关的信息重新包装，尝试突破固有社运信息传播的限制，甚至将 “the unimagined”、”under-imagined” 变成 “‘imaginable’’。表面上，由“唔好搞我后面”、“自由閪／HI”衍生到“撕子王／拉人King”等的抽水文创，枪头一方面对准个别警员现场言行，另一方面是对香港社会运动积存已久的警权问题的指控。近日冒起的Facebook恶搞专页，短短数星期Like数就累积数万Follower。“帮港发声 Sing Majority ”恶搞亲建制网媒“帮港出声 Silent Majority”，刻意模彷“帮港出声”的行文修辞，揭露“另类真相”，例如“建制派大内讧，蒋丽云疑黄丝化！”、“遭黄丝过桥抽板？传TVB宁死不屈！？呼吁无线新闻舍身取义，以牙还牙！！”针对民建联等建制派政党的“蛇斋饼粽”地区工作，“礼义廉JetSo”罗列建制政党、爱国社团在社区的小恩小惠信息，鼓励网民主动报料，积极推广“你（建制阵营）有几多，我拎几多”。短短一个月，社区连侬墙不断进化，由“流动连侬墙”到“长辈墙”，无不展示如水般的幽默。

“识得笑，其实好好笑”——作为情调，幽默在抗争现场某程度上缓和参与者的心理压力，宣泄集体不安和焦虑

“识得笑，其实好好笑”——作为情调，幽默在抗争现场某程度上缓和参与者的心理压力，宣泄集体不安和焦虑，尤其是“首行族”、直接行动经验较少及对“激烈”形式有保留的人士，过往亦有本地实研究支持类近的观点。诚然，面对赤裸裸的武力冲突、警棍挥舞、胡椒扫射，身在其中的人又怎会“笑得出”，而戏谑式的传播方式多大程度上扰乱目标受众（亲建制或中间派支持者）的媒体环境，地区“蛇斋饼粽”信息又有多少转化为实质的行动有待探讨。但幽默所触及的另一个重要课题，是我们如何看待抗争情感。

在风暴中心直面情感

“恐惧”、“哀伤”、“愤怒”、“失落”、“无力”⋯⋯

情感如水，此起彼落，反修例运动每个环节都折射出重要的情感母题。由今年年初开始的“送中”（送终）讨论，香港商人刘銮雄申请司法复核（虽然后来切切实实地“撤回”）、铜锣湾书店林荣基在台湾的现身说法、本地法律专家之间的争辩、特区政府令市民难以信服的回应等等，都掀起香港人对中央政府的深层“恐惧”。年轻生命接连消逝，线上线下的悼念仪式藏不住在生者的“哀伤”。多次武力清场行动、肢体冲突所触及“暴力”问题，前线抗争者骨子里的“愤怒”从未得到执法当局和政权正视。后退一步，不同背景政见的抗争者愿意放下成见，高举不割席不笃灰，甚至有人甘愿以身犯险，难道不是出于对香港这个城市的“爱”吗？面对政权的冷漠回应、舆论风向转变、运动失焦的状况，抗争者难免感到“失落”、“无力”。

在社会运动当中，情感可以是即时、近乎生物式的反应，可以是持续的情调，甚至是对人对事、相对稳定的承诺和道德情感（Jasper, 2010）。假如接触、参与抗争再不是一般香港市民的“例外状态”，如何理解社会运动、情感和日常生活的关系，其实是运动本身无法回避的问题，而近日连串的社区行动亦揭示当中的张力。

7月6日的“光复屯门”所触及的是积弊已久的社区问题，民愤不是一朝一夕，以民生作为口号也是手段，将反修例运动的能量扣连深层次的城市危机，但有评论者认为，针对特定人群的行动方式，是官民矛盾的错误转化。7月10日，九龙湾淘大花园和的油塘港铁站外，分别有守护连侬墙的市民与途人爆发冲突。7月14日，沙田反修例游行后，新城市广场因警民冲突由商场变成“战场”。

必须承认，在香港的脉络中，“社区”长年累月被建构为去政治化、标准化、和谐化的“民生”空间，作为“马照跑、舞照跳”的实践场域。事实上，五年前的雨伞运动，或是历年来各种城市抗争（譬如2008年起持续十年的旺角行人专用区争议、2018年针对内地黑工导游的“光复东涌”等），这种“日常／民生”v.s.“政治／社运”间的论争一直持续。关于抗争与日常，反修例运动带来的重要启示，在于“暴力”以外对抗争伦理和生活价值的反思。

当社运作为日常生活方式

态度、参与、工作、闲暇和参与社会运动的界线，消费⋯⋯

6月24日，网民自发的“接放工”行动，过百示威者堵塞湾仔税务大楼近五小时。翌日，有十多个市民发起道歉行动，在大楼外派发传单和鞠躬，当中有市民表示“不接受道叹”，原因是（年青）抗争者根本无做错，“迟一日嚟开（申请开办非牟利公司）个世界唔会玩完”。

运动至今，抗争者堵塞交通、冲击防线，坊间当然不乏“阻人揾食如杀人父母”、“废青搞事”的论述，可是亦有不少“良心司机”义载，甚至拦路保护抗争者的故事被报导。“反修例运动”如何影响整体上香港市民对社会运动的态度、反抗知识（oppositional knowledge）、价值转变，当然需要进一步研究，但过往的文献指出，社会运动本身具有广义的公民教育功能。例如传播学者李立峰比较2013年9月和2014年10月的民意调查，数据反映香港市民对“公民不服从”认识有明显上升，而当下占领运动发生后，对抗争的态度、实质参与程度、社交媒体使用等的因素都会左右对“公民不服从”的理解。

持续超过一个月、且逐渐变为周末抗争的“反修例”抗争行动，确实展示了社会运动如何有机地融入日常生活的可能性。六月至今，整场运动不断丰富香港人社运身份（movement identity）的想像，先是不同界别、不同社群的香港人发起的网上联署，例如“中学旧生”、“香港妈妈”，及后在抗争前沿高呼哈利路亚的“基督徒”，有勇有谋的“连登仔／女”，港九新界的“社区人”、老而不废的“银发族”等等，全都是传统意义上的抗争业余者（protest amatuer)，有别所谓的社运人士、议员、政治精英等的政治专家，“任何人”都可以是运动一份子。

某程度来说，“反修例运动”的运动实践，多多少少模糊了不少香港人工作、闲暇和参与社会运动的界线，将抗争纳入生活节奏。连侬墙早上被毁，下午可以重生，周末可以去“野餐”，平日上下班时间，在拥挤的港铁车厢可以转发示威信息、参与白宫联署、分享“蛇斋饼粽”的攻略地点，甚至“课金”予独立媒体机构、研究组织。整场运动出现大量高效率、高质素的文宣，不论是网上疯传或是海外登报，假如没有熟悉新旧媒体逻辑的创意工作者，相信难以操作。事实上，不少商业机构的举动跟随民情风向，例如一出在港放映的日本电影最终命名为《耶稣真系落咗嚟》，宝矿力公司抽起TVB广告，虽然本质上仍然是考虑目标社群的市场计算，但拉后一步，就是日常消费的环节如何关连社运。

走笔至此，笔者无意美化“日常”的转化潜能。我们的生活常规，切切实实地受限于不少社会制度和结构，迄今的抗争已经显露当中的限制和矛盾，譬如怎样合法地组织罢工，社区连侬墙张贴的位置受甚么政府部门管核等。不论是社区、工作空间或是街头也存在“他者”，那些蔑视抗争者甚至动武的途人，他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如何形成各种情感反应和价值信念，塑造成眼前可能是“唔好搞事”的街坊、“支持警方执法”人士、“忠贞不二”的爱国者？贯穿整场抗争，流行一种Endgame的说法，背后是对抗争时态的判断。2018年中，笔者曾经访过一位伞后至今依然深耕细作的社区组织者。近日的“反修例运动”，他仍然积极参与，组织相应的社区行动。记得当时的访谈，他说动员工作需要“明白人性”，掌握社区和街坊的节奏。

我们的生活常规，切切实实地受限于不少社会制度和结构，迄今的抗争已经显露当中的限制和矛盾。不论是社区、工作空间或是街头也存在“他者”，那些蔑视抗争者甚至动武的途人，他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如何形成各种情感反应和价值信念，塑造成眼前可能是“唔好搞事”的街坊、“支持警方执法”人士、“忠贞不二”的爱国者？

如果抗争者相信“反修例运动”是一场漫长的革命，如何深化或延续反修例所体现的精神价值，动员种种不合作运动，战线如何开展，或者需要认真看待“日常生活”是怎样一回事，认真梳理真实的情感。

（钟晓烽，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香港“民院教育”策划人之一）

参考文献：

Merrifield, A. (2017). The amateur: The pleasure of doing what you love.

Francis L.F. Lee (2015) Social movement as civic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and understanding of civil disobedience in the Umbrella Movement,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4, 393-41.

Jasper, J. (2011). Emo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Twenty Years of Theory and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7, 285–303.

Hart, M. (2007). Humour and Social Protest: An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52, 1–20.

Vitrierat Ng and Kin-man Chan (2017). Emotion Politics: Joyous Resistance in Hong Kong, The China Review, 17(1) , 83–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