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中國是全球產生垃圾最多的國家，年生活垃圾總量超4億噸，卻一直未能建立高效的垃圾分類回收系統。7月1日，上海成為中國第一個實行「垃圾強制分類」的城市，到2020年底，包括北京在內的46個重點城市也將陸續進入垃圾分類時代。
相比台灣，建立在公民社會基礎上的垃圾分類，自上而下、運動式的「上海模式」是否走得通？一邊鼓勵垃圾分類，一邊大力興建垃圾焚燒廠，透露出怎樣的執政邏輯和利益分配？在這場垃圾分類運動中，民眾還可以爭取哪些權利？端傳媒連續兩天、通過上述三個角度探討上海垃圾分類及其帶來的思考。這是系列第三篇，點擊這裏閱讀第一篇和第二篇。
7月1日，上海開始實施《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下稱《條例》），在全國率先進入生活垃圾強制分類時代。這意味着中國的垃圾分類在2000年被提出，經歷了19年或三心二意、或有心無力的試驗之後，終於動了真格。
《條例》規範的對象涉及多種公私主體，但對社會影響最大的無疑是規定居民將生活垃圾分為四類（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濕垃圾、干垃圾）投放，違者將被處以50～200元罰款。在很多地方，基層政府撤除了居民門前和樓道的垃圾筒，在小區內設置集中投放點，早晚定時開放，將《條例》表述為「逐步推行」的「定時定點」投放，直接一步到位。
直到《條例》實施前兩週，輿論才爆發。其中並不缺少支持的聲音，但也有大量報導和評論聚焦於被認為繁瑣、混亂的分類方式和「定時定點投放」給市民造成的不便甚至是羞辱，於是「被垃圾分類逼瘋的上海人」成為一個流行語。人們或隱晦或直接地批評這項政策的強硬、草率、不計成本和早產。
比如，FT中文網在7月1日當天發表了署名李牧之的文章《垃圾分類的社會成本》，認為這項政策是讓垃圾回收這件事情「去專業化」——原本就有的「拾荒者」（非正規回收業者）體系能夠專業而高效地回收垃圾，作者通過計算發現，全市居民從事垃圾分類每年將耗費相當於36萬個全職工作量，認為把這項工作強加給居民是對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作者認為，「對大多數人來說，垃圾分類是沒有收益」的，主要的動力來自「對懲罰的恐懼」，上海的政策造成了政府和民眾之間「你監督，我執行」的關係，而不是「基於居民一致同意的產物」。由於存在鑽空子的可能——比如小區外的垃圾桶就是常設的——會不斷有人設法鑽空子，最終沒人願意遵守規則，政府的強硬手段也將不斷加碼，社會成本不斷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