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通識科當替罪羊？老師告訴你，沒有通識科會對建制更危險

日前，全國政協副主席、首任特首董建華發表言論，認為七一衝擊立法會是破壞法治，又承認自己擔任特首期間推行的通識教育失敗，是年輕人「出問題」的重要原因。作為任教通識科10年的老師，筆者知道，這種將青年抗爭的動因推算在通識科上的說法做法，五年前也發生過。

學校、師生的遊戲規則

幾年前，2014年10月末，香港的佔領運動已持續四周，當時焦點都放在大學生和中學生的自發和積極參與，其中一道風景就是處於佔領區的自修室，加上佔領前的「罷課不罷學」，大家都驚訝學界和年輕人的力量。《明報》在10月26日的頭版卻將目光放在通識教育科上，透露得悉有政府極高層有意向中學通識科「開刀」，欲增加《基本法》及「一國概念」等內容，削去「法治和社會政治參與」部分。這是將佔領運動跟通識教育（其實還有國民教育）鏈接上了。

這「放風」令通識界能及早提出眾多強而有力的理由反對，比如通識並不等同政治教育，還包括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現代中國、能源科技與環境等眾多範疇；隨意開刀會損害香港人珍視的教學自主，恐怕會擊起更多反彈；更重要的是，通識老師自己都質疑通識科有沒有這種「能耐」，成為推動青年人上街、佔領的主因。拿通識來開刀，恐怕是捉錯用神。

這不是通識老師妄自菲薄。學者趙永佳、阮筠宜和梁懿剛等在2018年在《港澳研究》中發表〈通識科如何影響香港中學生?》一文（留意文章版權屬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研究發現學生對通識科的興趣對他們的公民和政治參與影響不大。喜歡通識科和不喜歡通識科的兩組學生，普遍都沒有參與有組織的社區和政治活動。

筆者是通識教師，任教通識已有十年光景，同樣見證香港十年的政經環境的劇變。政治議題一直是小眾師生的興趣，大部份學生可能連香港立法會的功能組別和直選議席都未分得清楚。課時所限，老師講解政治參與和法治觀念也往往只能輕輕帶過，讓學生略知影響政治參與的各種因素，例如教育背景、時間和身份認同等。加上，大部份老師都對政黨保持距離，就算課後的通識延伸學習都只會選非政府組織。加上近年學校問責風氣強，也甚少聽見學生會跟老師一起去六四燭光晚會之類的活動。學校跟政治保持距離一直是師生奉行的遊戲規則。加上，通識是公開試科目，師生都為考評疲於奔命，何來心思去跟「有組織的社區和政治活動」扯上關係？但另一方面，筆者在教學過程、討論時候也感受到、認知到學生對香港有一些既定的評論，包括「沒希望」、「要移民」，當然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是普遍提高了。

政治議題一直是小眾師生的興趣，大部份學生可能連香港立法會的功能組別和直選議席都未分得清楚。課時所限，老師講解政治參與和法治觀念也往往只能輕輕帶過。

老師不是英超球員

〈通識科如何影響香港中學生?》一文也指出「通識科提倡的「明辨性思考」並未對大多數學生帶來激進思想。反而通識科主張的多角度思考令學生更容易跳出自己的社會位置及身份政治的制約，以不同視角來全面審視公共議題。」事實上，連教育局教育局呈交立法會的文件亦反駁有公眾人士擔心通識科「教學材料偏向討論時事及政治議題，甚至有人認為本科的教學導致學生盲目甚或偏激地投入政治參與」，指通識科對學生理性持平思維及溝通能力有正面的果效果，「有助減少學生過於偏激的行為。」

這也不難理解。大概在大部份學生心目中，通識老師的立場永遠如謎，因為在通識課堂，教師的倫理操守是要鋪陳各種觀點給學生思考和判斷。老師較傾向搭建平台給學生了解不同持份者和人士的看法。如果學生有既定觀點，老師都會提醒學生有「另類思考」。想像老師是政治啓蒙大師，恐怕是幻想中學體育教師有英超球員的球技。對於慣於在旗幟鮮明的討論區的青少年來說，通識老師往往顯得文質彬彬，可說是「和理非非」的典範。一些建制派卻時常說通識科老師不夠客觀，甚至鼓動學生參與各樣社會運動。但通識業界都不斷指出他們都是運用「持平、公正、客觀」的方式教學。建制派仍努力不懈，仿佛他們還到一個任教通識科的革命大師。

昨天，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特首董建華卻指其任內開始推動的通識教育，是造成現時年輕人問題的原因，形容通識教育失敗，「自己也睇漏了眼」，要想辦法改云云。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則在早前立法會稱反修例事件問題出於中學通識科沒教好學生品德。在香港如今藥石難投的情況下，以找尋代罪羊的方式是否真的可以麻醉自己和社會，減少痛楚？

老師較傾向搭建平台給學生了解不同持份者和人士的看法。如果學生有既定觀點，老師都會提醒學生有「另類思考」。

多角度思考改灌輸？

2017年，習近平主席在香港回歸20周年紀念活動上致詞，特別提到教育跟落實「一國兩制」的關係。他指出「要加強香港社會特別是公職人員和青少年的憲法和基本法宣傳教育。這些都是『一國兩制』實踐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和維護香港法治的應有之義。」在香港出現「港獨」的聲音後，基本法教育的討論焦點頓成了「主權」維護的問題。在這主調之下，一些教育持守的核心價值頓靠邊站︰校園不能討論港獨，教師要直接「灌輸」學生「港獨是錯的」。在通識著重批判思考，多角度思考的精神下，對這種主調也不能不施以初中學生也會運用的思考模式︰以上主調是事實還是意見？

教育工作者如果把教育局或者權勢的人的話視為金科玉律，就很容易作出一些妄顧專業的判斷︰比如教局邀學校直播李飛談基本法 ，直播後沒有提供李飛講話以外的其他觀點。這肯定不是一種教育，而是灌輸。

《香港教育專業守則》3.2 指出作為專業工作者，有權「在教、學自由的環境中工作。」、「在教育政策、教學工作、社區關係各方面，參與及影響涉及專業服務的決策。」和「對各種資料和觀點，包括有爭議性問題，運用專業判斷加以陳述、演繹和批判。」這不並只應用於通識老師，而是所有教育工作者。不過，通識老師往往要直接面對些議題，故他們的確是處在兩種「教育觀」撞擊的前線裏。

在這主調之下，一些教育持守的核心價值頓靠邊站︰校園不能討論港獨，教師要直接「灌輸」學生「港獨是錯的」。

通識科為甚麼會出現？

2009年通識教育科的出現，並沒有什麼深遠的政治啓蒙重任，主要是回應廿一世紀經濟轉型，人們在知識型經濟下要不斷學習，加上資訊科技發達下不缺各種資訊，因此培育能力比傳授內容更重要。（可參考《廿一世紀教育藍圖 ︰教育制度檢討：教育目標》）。另一方面，通識的課程設計亦符合香港一直的定位，即立足香港，面向世界和中國，從「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和「全球化」單元的設置，可見一斑。

究竟是通識科達不到這目標，還是香港大方向要變，是要澄清的問題。不過，通識科為學生應付未來肯定有不容忽視的功效。筆者的教學經驗、觀課觀察裏，在通識堂老師經常指導學生閱讀資料、分析資料和評鑑資料（比如辨識假新聞）。這絕對是無關政治，超乎黨派，絕對是廿一世紀的必要技能。而且，近年通識考卷更重資料回應，少太關心立場的辯護或宣示。通識科必修必考，實在有其堅實理由。

通識科除了有兩張試卷要學生應付，也有獨立專題探究（Independent Enquiry Study）要學生經歷。學生在當中除了學習基本研究技巧，更重要的是有機會學懂慎思明辨。比如學生研究通識科會否給學生帶來壓力，在匯報時間裏，指導老師或者同學都可以發問諸如此類的問題︰其他科不會給學生帶來壓力嗎？有作有通識科前後的比較嗎？通識科的壓力跟其他科是否不一樣？

經過這些訓練，的確可以防止青少年自己「一言堂」，當然對政權的一言堂亦不會那麼容易就範——這叫做開民智。相信董先生也不會反對，除非他心目中的教育是製造愚民。

通識，可能只是建制派隨意找來的代罪羊，也可能在他們心目中，通識真的沒能將「一國意識」和「一國原則」植入香港青少年的心中，即所謂「愛國主義教育」的彌天大罪。通識走的路，或多或少是公民教育的。她著重教導學生了解自身的權利和義務，它的本質是批判的，和解放學生思維的。國民教育則企圖用各種方法，包括國情教育、升國旗等活動，提升學生對國家的歸屬感。在國民教育科在2012年被推倒後，反對通識教育科，或者改造通識教育科就變成重推國教科的必經之路。

經過這些訓練，的確可以防止青少年自己「一言堂」，當然對政權的一言堂亦不會那麼容易就範——這叫做開民智。相信董先生也不會反對，除非他心目中的教育是製造愚民。

通識成為代罪羊

但建制派好像永遠不明白的是，香港的學生並不接受「灌輸」。但要老師扮演學生灌輸的角色，卻可以將師生的信任關係會被破壞。在學生眼中，老師只會是一個國家意識型態的載體而已。「以吏為師」的教育模式一旦確立，恐怕香港青年人一些情緒會更難疏導。通識教育強調的多角度思考，其實是要學生換位思考。他們有時甚至要在討論活動裏，以政府官員的角度想問題。在一些較「激進」的學生眼中，通識有維穩之嫌。作為和理非非的老師，當然也同意這種「穩」也有其社會功能。實在很難想像董先生作為前特首看不到這功能，怪不得在其任下，社會亂得令其心痛。

坦白說，即使是前線教師，在反送中運動的當下，都未能捕捉年輕人在想什麼，也未必能為青少年視為解惑、支援的最佳選擇。年輕人邊緣化、激進化，雖然悲壯，但卻非香港之福，年輕人之福。

如果董先生此類話只是想轉移視線，我們可以理解，但恐怕只是鴕鳥，問題只會惡化。但如果他們真以為要迎難而上，鏟除通識，換入「愛國主義教育」。在年輕人眼中，植入的恐怕不是愛國心，而只是「是你教曉我和理非非、多角度思考、理性思考通通沒用。」香港的災難會由街頭蔓延至學校。香港的理性空間會更扭曲，人與人的聯繫只餘互相利用、互相出賣或生死之交兩個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