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逃犯條例

我們來自台灣,在香港訪談「兩百萬分之一百」人

2019年六月,香港人在反《逃犯條例》修訂的抗爭中改寫了自身的歷史。然而,改寫歷史者的臉龐,究竟是什麼模樣?一群由台灣自費飛往香港訪談的青年,試圖回答這個艱難的問題。


2019年6月16日,民陣發起遊行反對修訂《逃犯條例》。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9年6月16日,民陣發起遊行反對修訂《逃犯條例》。 攝:林振東/端傳媒

一個衝動之下,我們幾個台灣的年輕人,飛到香港去做訪調了。

這個訪調計畫,最初是我個人的自發性行動。我為什麼會突然想到抗議現場執行訪調呢?我的母系(台北大學社會系)在黃樹仁老師的初步構想下,組成調查團隊到當時太陽花運動的佔領地點、也就是立法院的周遭,發起了系統性抽樣的問卷調查,為當時的佔領運動的「參與者圖像」留下重要記錄。當時我忙於運動中的工作分工而未能加入這個珍貴的調查過程,心有遺憾。

後來,我就讀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也加入吳介民老師的台港社運研究團隊。雖然我所負責的研究僅侷限於台灣的太陽花運動以及社運組織網絡,本來也對香港瞭解甚少,但在這三年半的碩士生涯當中,不斷聽及老師與同學們討論香港的政治、社會運動以及抗爭政治的發展,也對這個場域產生了初步的想像和興趣。而最常與太陽花運動相提並論、相互比較的香港雨傘運動,我也因為經濟因素而未能到現場參與,又留下遺憾。

反送中運動在香港大規模爆發時,我很願意趕赴現場,至少在刷下機票時不會猶豫太久,我身邊的朋友也仍懷有「衝到現場」的熱情。因此,我從台北大學的啟發、到清華大學的醞釀,這次終於能夠「做點什麼」,來彌補過去的遺憾。同時,從學生時期作為自由的運動者,到畢業後成為被工作所箝制的普通上班族之後,我對於社會運動的「效能感」持續下降,這次的調查行動也挽回了一點我對運動參與的「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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