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來自台灣，在香港訪談「兩百萬分之一百」人

一個衝動之下，我們幾個台灣的年輕人，飛到香港去做訪調了。

這個訪調計畫，最初是我個人的自發性行動。我為什麼會突然想到抗議現場執行訪調呢？我的母系（台北大學社會系）在黃樹仁老師的初步構想下，組成調查團隊到當時太陽花運動的佔領地點、也就是立法院的周遭，發起了系統性抽樣的問卷調查，為當時的佔領運動的「參與者圖像」留下重要記錄。當時我忙於運動中的工作分工而未能加入這個珍貴的調查過程，心有遺憾。

後來，我就讀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也加入吳介民老師的台港社運研究團隊。雖然我所負責的研究僅侷限於台灣的太陽花運動以及社運組織網絡，本來也對香港瞭解甚少，但在這三年半的碩士生涯當中，不斷聽及老師與同學們討論香港的政治、社會運動以及抗爭政治的發展，也對這個場域產生了初步的想像和興趣。而最常與太陽花運動相提並論、相互比較的香港雨傘運動，我也因為經濟因素而未能到現場參與，又留下遺憾。

反送中運動在香港大規模爆發時，我很願意趕赴現場，至少在刷下機票時不會猶豫太久，我身邊的朋友也仍懷有「衝到現場」的熱情。因此，我從台北大學的啟發、到清華大學的醞釀，這次終於能夠「做點什麼」，來彌補過去的遺憾。同時，從學生時期作為自由的運動者，到畢業後成為被工作所箝制的普通上班族之後，我對於社會運動的「效能感」持續下降，這次的調查行動也挽回了一點我對運動參與的「效能感」。

總之，這個計畫最初只是我個人的起心動念，但很快得到支持網絡響應而組成團隊進行。於6月9日反送中一百萬人大遊行、6月12日包圍立法會行動遭鎮壓之後，我先諮詢長期關注香港社會運動的清大社會所的施懿倫，我們共同製作了初步的訪談問卷，他並協助找香港人做地陪跟翻譯；接著我邀集到同樣來自清大的三位台灣友人（清大人文社會學系畢業的李嶽；清大社會所的余承瑋、呂鴻志）同行，組成訪調團隊，加上兩名香港友人，分成兩組行動。

兩位香港朋友曾在台灣讀書，能夠協助做廣東話翻譯。其中台灣知名Youtuber「呱吉」團隊的呂鴻志與我同組，進行影像攝錄。影像記錄的部分並不如訪問順利，經詢問之後多數人是不願意被拍攝，僅有不到一半的受訪者願意以「不露臉或變聲處理」方式被攝錄，並有極少數願意露臉拍攝。這份影像記錄的逐字稿，也成為後來本文寫作的重要文本資料。

回顧我們出發前，民陣還未宣布將舉辦6月16日的大遊行，香港、台灣以及世界各國的人們都還震驚於6月12日的警察鎮壓情形，許多友人並不贊成我們這樣「盲動」赴港，擔心台灣身份加上現場的衝突會帶來危險。出發的那一天是6月15日，林鄭月娥宣布「暫緩修例」，我們抵港之後先是到了香港街頭，看到超商的報紙大標寫著「緩兵之計」。那時候與香港的友人談起，隱約感覺有些不安，在6月9日動員百萬人上街之後，隔天的遊行究竟能不能超越這個人數，帶給政府更大的壓力？警方的鎮壓是不是會更嚴重？我們在香港的這幾天，在這波運動當中會如何被定位和詮釋呢？

那天下午，訪調團隊先到中信橋進行了13份問卷試訪，接著配合影像攝錄計畫，重新調整問卷題目，總共整理出十個大題。在結構化問卷之外，也加入部分開放式問題，期望結合訪談與問卷調查的效果。我們未印製紙本問卷，僅將訪談題目背誦下來後，於空白筆記本上劃上簡單的格子，面訪同時以紙筆進行資料記錄，希望能夠降低干擾度以及研究的侵略性。事後而言，這個作法也避免了後來因為人數過多而網路壅塞的問題。

我們於6月16日當天下午兩點至晚上十點，在遊行沿路上隨機攔人進行面訪調查，攔人時受訪者可能是正在進行行走，或是在路邊休息。取樣盡量平衡性別，並有意識避免只收集到年輕面孔。每份訪談執行時間約五到十分鐘，視開放式訪談問題而影響訪問長度。最後共收集到101份樣本，其中一份未完成，有效樣本是100份。未統計拒訪率。收集地點則包括維多利亞公園、堅拿道東、譚臣道、奧運橋周邊、信和廣場、時代廣場、利東街和太古廣場。兩組人馬同個時間分別在不同位置收集。

由於整個訪調計畫的過程非常倉促，團隊內部也沒有充足的街頭訪調實戰經驗。我們是可以說是社會運動當中另類的「衝組」。我們不是學術機構的代表、不是媒體記者，只是一股情緒上的衝動，便從台灣「衝」到香港，想要為這場運動留下一部分的實證記錄。沒有想到，執行訪調的這一天，也就是6/16的遊行，站出來的人數刷新歷史，我們有幸身在其中。

群眾的臉譜：抗爭者的總體樣貌

100份有效樣本當中，女性有45位，男性55位。年齡平均數落在32，中位數為27。年紀最小是13歲，最高是69歲。有接近兩成的受訪者身份為學生，不到一成為「待業中」或「已退休」，八成來自香港社會的各行各業，包括社工、教師、會計、公務員、醫療業、貿易商、銀行業、資通訊行業、餐飲業、零售業、髮型師、家庭主婦、工人、公務員、廣告業等等。受訪者當中並沒有集中在特定類型行業的傾向。整體來說，我們訪問到較為多數的是「年輕的上班族」。

首先必須說明，我們所收集的資料範疇是在「合法集會時間內」行走於街道上的人們。然而這一波運動以來有許多張力跟衝突性更高的行動，據知也有不少運動者在6月9日的經驗之後意識到必須在白天「蓄積體力」到夜晚抗爭性更強烈的時刻，因此，有些行動者只有在夜晚、凌晨時才會直接到金鐘，白天的合法集會反而不會參加。

雖然這一波運動乎被定性為「群眾自發」的行動，其中仍還是存在群體的異質性。從我們的問卷中關於「警察衝突」這一題的調查結果，也可以發現我們這趟並沒有接觸到太多衝突性最高的時候站在第一線的人。因此這篇文章只是觀察其中的一個切面，某種意義是描繪了這場運動的「最大公約數」樣貌。

我們設計有一半的問題聚焦在受訪者的「運動參與」經驗。有24%受訪者是「今天（6月16日）第一次上街頭」，我稱之為「616首行族」。有41%受訪者認為「反送中是自己第一次主動參與的社會運動」，我把這類人稱之為「反送中首行族」，也就是「這一波逃犯條例修法才站出來參與運動」的人。如果是「616首行族」，則必然也是「反送中首行族」。有趣的是，在這些「反送中首行族」當中，有27%的人其實有參與過雨傘運動，但是並不認同自己是「傘運的參與者」。如果追問下去，得到的答案包括：認為當時只是淺度的參與，或是佔領後期曾到現場看看，或是被其他家人親友帶去現場。

「反送中首行族」是到了最近一波運動（包括6月9日遊行、罷工罷課罷市或是6月12日相關行動）才成為主動自發站上街頭的運動者。其中也有一成的人其實參與過七一遊行，兩成的人參與過六四晚會，當我們反問「這些不算是你參與過的社會運動嗎？」他們會說，意義不同。真正自主參與「抗爭」，還是從這系列的反送中行動開始。也就是說：「這次，我才真正成為運動者了。」

總體樣本中有61%受訪者曾參與過雨傘運動，32%受訪者認為自己是「因為傘運才開始參與社會運動」。有40%受訪者曾經參與過「七一遊行」，47%受訪者曾經參與過「六四集會」。只有三位受訪者表示自己屬於特定組織，其他都會高度強調是「自主參與」。有21%受訪者是「自己一個人」來參加這場遊行，其他則多是與朋友、同學或家人同行。

由於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是近兩年來香港對中關係最具爭議性的議題，我們也追問此題。有79%受訪者在「是否關心一地兩檢議題」時回答「是」，但僅有7%受訪者參與過「一地兩檢」相關的行動。

年輕人的運動參與

年輕人會有不同於總體的樣貌嗎？我們樣本當中共有61%受訪者是低於三十歲，女男性各半，有26%受訪者是「616首行族」，有49%受訪者是「反送中首行族」，略高於總體比例。其中有59%受訪者參與過傘運，36%受訪者是傘運之後才開始關注社會運動，同樣略高於總體比例。但是僅有28%受訪者參與過「七一遊行」，41%受訪者參與過「六四集會」，則明顯低於總體樣本。

回到總體的參與深度上，有14%受訪者認為自己參與到「與警察衝突」的場面，進一步追問，幾乎不是真正近距離推擠、肢體碰觸或受到子彈攻擊，而是有受到催淚彈影響，或是目睹身旁有運動者或記者因此受傷，或是見證群眾與警察防線拉扯的現場。

詢問是否關注台灣的社會運動或政治事件時，有61%受訪者回答「有關注」，得到開放式的答案較多為「韓國瑜」、「選舉」、「蔡英文」等關鍵字，此時有部分受訪者會主動提醒身為台灣人的訪員：「台灣要守護目前的民主自由」、「不要相信一國兩制」等等話語。

如果具體詢問「社會運動、抗爭」的話，則較多會得到「太陽花」，少部分則提及「同性婚姻」，或是「知道台灣也有聲援反送中的行動」。

最後我們詢問是否有「特別欣賞的泛民政治人物」，有51%受訪者不願回答，並向訪員強調「不是因為政治人物、政黨才站出來」。但另外49%有回答此題的受訪者中，有22%受訪者提到「鄺俊宇」，另外較常被提到的包括楊岳橋、梁天琦、朱凱迪、梁國雄等人。

「特別不喜歡的泛民政治人物」則更有78%不回答，有部分受訪者會以「大家都是同一陣線」或「不喜歡的是建制派」這類方式回應，但也有人以「他們都沒什麼用」回應。

抗爭有用嗎？如果沒有用，為什麼繼續抗爭？

當我們詢問「你認為今天大家站出來，能夠影響政府的決定嗎？抗爭有用嗎？」這題時，有許多受訪者會選擇以粵語回答，因為這樣才能詳述他們對於這場運動的看法。我們透過港人翻譯來進行這題的對話，後續並將這題簡化登錄為「有用」和「沒有用」。

總體一百份的樣本中有65%受訪者認為「抗爭是有用的、能夠影響政府」，若限縮於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則「有用」的比例會略微提升到69%。若限縮於「反送中首行族」，則「有用」的比例則也略微提升到66%，並沒有明顯差異。有部分受訪者沒有正面回答，而是以「不知道有沒有用，但必須站出來」作為回應。

不過，「抗爭有用」對每個人來說意義可能不一樣。我們訪談的當下已經是林鄭月娥宣布「暫緩修例」之後，有些人認為這已經是經歷6/9遊行、6/12行動之後所取得的階段性成果，有些人則認為在「提升整體港人意識」上已經有成果，有些人則更樂觀認為「條例可能被撤回」，有些人則拉出判斷上的轉折「原本覺得沒用，現在覺得有希望」。

另外，我們有大約二十份樣本是取自於6/16當晚林鄭宣布「停止修例」之後，也有人因此認定當天的遊行已經為政府帶來壓力。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收取的樣本是來自於6/16遊行的人潮，也就是說，這些人都是「已經站出來參與運動的人」，卻有高達35%受訪者認為抗爭是「沒有用」。進一步追問「為什麼沒有用？如果沒有用，為什麼現在還站出來？」，得到的答案大概能綜合成以下幾種觀點：

判斷無用的依據：「政府很硬，不會傾聽民意，不會動搖」；「看六四就知道，中共不會讓步」。

仍站出來的原因：「還是必須讓香港政府／中共看到」；「還是必須讓香港社會、讓國際看到」；「為了下一代仍要站出來，至少能睡得好，無愧於心」

回顧李立峯教授在今年3、4月對香港大學生做的訪調結果，有36.6%受訪者同意「在現時的情勢下，改變社會已變成不可能」，同時卻也有64.2%受訪者同意「無論情況如何，堅持繼續行動是必要的」。數據比例上與我們在6/16遊行中取樣的結果相當接近，對現實的判斷以及行動的邏輯上也有相呼應之處。

李立峯教授對於香港大學生的調查當中，有六成的人認為「佔領（雨傘）運動令很多香港人覺醒」，八成的人認為「佔領（雨傘）運動雖然未能取得實際效果，但也是民主運動中的一步。」雖然與我們的樣本結構不同，不過我們的受訪者也有61%參與過雨傘運動，有部分的受訪者則說出「不是從雨傘運動開始」，而是從「反國教」或「反高鐵」行動之後開始關注社會運動。我認為，這一波運動「站出來」的動力來源，也與近幾年香港的抗爭風潮息息相關。

在616兩百萬人遊行的前一週，也就是6/9的一百萬人遊行中，鄧鍵一、袁瑋熙、李立峯等人所執行的現場訪調，有36%受訪者認為，這次（6/9）遊行其實不能令政府作任何讓步；但有95%受訪者表示，如果逃犯條例爭議持續「多數會／應該會」參與相關遊行集會。這個結果，似乎也一致地延續到我們的訪調結果當中：即便政府可能不會真正讓步，人們還是繼續上街。

對於「抗爭有用嗎？」這個問題而言，或許就如李立峯教授日前於〈看反逃犯條例修訂的社會動員〉一文中對於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討論：「很多香港市民又願意走出來，大概不是因為無力感突然消失，而是人們對成效問題有了較為成熟的取態。」

這趟訪調特別側重於「運動參與」的經驗與自我認知。在執行訪問的當下，身在陌生地形的我們並沒有意識到這場遊行的人數再次刷新，一直到晚上十點之後民陣才公布了「200萬+1」這個數字。事後來看，有兩成四的「616首行族」並不令人不意外，因為確實有更巨量的人們站出來了。但也因此我們的訪調有所侷限，並沒有在有限的時間內接觸到第一線衝突性較強的抗爭場景，也沒有接觸到深夜留守的人群。

比較重要的發現是，這次運動中有一群人即使參與過六四集會、七一遊行或是傘運的佔領行動，但是「這次，我才真正成為運動者了」。如果有機會再重做一次調查，對於傘運的參與程度以及地理位置可能也會影響運動者對於抗爭的看法，應該追問更多傘運參與的實質內涵，同時系統性記錄下「如果不是傘運，那是從哪一個運動開始關注／參與社會運動」。

這次訪調的其他發現，都與目前相關報導上所敘述的相距不遠：強調自發性而多未有組織、政黨身份，如果不是「自己來」就是跟朋友，非組織性動員參加；受訪者多數不願意在「泛民政治人物喜好」上表態，但認同鄺俊宇在這次運動中確實成為一個頗受擁戴的角色；對台灣議題理解不深，受媒體影響而多回答與總統大選有關的內容，社運關注也是指標性的太陽花。最後，在抗爭效能感的問題上，則是與過去幾篇有限的訪調趨勢相吻合，強化目前對於香港人民對於運動無力感與成效的論述。

侷限與成果：一次面向「未來」的實踐

現場的研究方法上，我們之所以選擇用面對面口頭訪談，而且採用背誦題目而不是印製紙本問卷的方式，是因為其實我們並不是作為一個純粹的研究者來到香港。我們更是作為台灣的社運參與者，想要具體的與香港的人們有更貼近的互動，期望更像是一個貼近田野的觀察記錄，而不只是僵化的表格填寫。這是一個「貪心」的研究過程，既想要在有限人力下衝到一定的樣本數，又想要收集較深度的回應內容，希望有系統收集資料，但也保留感受現場和觀察現場狀態的餘力。

這趟額外的特殊之處，也在於我們獲得意外友善的對待。當我們攔下遊行中的人們，有些受訪者是兩、三人一起走，當我們訪問其中第一位受訪者時，有發現受訪者的朋友其實也「很期待被訪問」。其實，雖然我們並沒有估計總體人數的能力，依照過往收問卷的研究方法訓練，應該也至少要再相隔數群人之後再進行取樣，不過現場的情勢讓我們仍選擇了訪問每一個接觸到的人。或許是我們開宗明義地以「我們是從來台灣來的」作為起手式，又身穿印有「自己國家自己救」的上衣，所以這次也為香港人們的善意對待，而感到受寵若驚。

這也讓我忍不住接著思考，身為台灣的研究者──既是某種「外人」的身份卻又被運動者視為「共同體」的一部分──我們在從事香港的田野或問卷調查時，除了語言和文化仍舊是個限制之外，是否有某些特別的優勢，以及相應的某些盲點呢？作為台灣的運動者或研究者，我們還能再「多做點什麼」嗎？

最後，身為非學術體系的一員，能夠成功地自發性發起訪調行動，並且完成這份資料的收集，很大的原因在於台灣跟香港的文字和語言系統的相近，還有過去幾年港台社運行動者之間的人際網絡累積。訪調那天，甚至有一位素昧平生的香港人，只是我「朋友的朋友的朋友」而義無反顧替其中一組夥伴做了整天的翻譯。整趟過程受到的感激之情難以言喻。我想，無論是這次反送中運動的訴求，或是香港公民社會力量的展現，都是作為台灣社會的一份子應該要高度關注和響應的事。

這是來自台灣的「兩百萬分之一百」的實地記錄。

（施懿倫對本文亦有貢獻）
（本次訪調團隊成員：呂鴻志、余承瑋、李嶽、波仔、張子滕、許恩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