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自台湾，在香港访谈“两百万分之一百”人

一个冲动之下，我们几个台湾的年轻人，飞到香港去做访调了。

这个访调计划，最初是我个人的自发性行动。我为什么会突然想到抗议现场执行访调呢？我的母系（台北大学社会系）在黄树仁老师的初步构想下，组成调查团队到当时太阳花运动的占领地点、也就是立法院的周遭，发起了系统性抽样的问卷调查，为当时的占领运动的“参与者图像”留下重要记录。当时我忙于运动中的工作分工而未能加入这个珍贵的调查过程，心有遗憾。

后来，我就读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也加入吴介民老师的台港社运研究团队。虽然我所负责的研究仅局限于台湾的太阳花运动以及社运组织网络，本来也对香港了解甚少，但在这三年半的硕士生涯当中，不断听及老师与同学们讨论香港的政治、社会运动以及抗争政治的发展，也对这个场域产生了初步的想像和兴趣。而最常与太阳花运动相提并论、相互比较的香港雨伞运动，我也因为经济因素而未能到现场参与，又留下遗憾。

反送中运动在香港大规模爆发时，我很愿意赶赴现场，至少在刷下机票时不会犹豫太久，我身边的朋友也仍怀有“冲到现场”的热情。因此，我从台北大学的启发、到清华大学的酝酿，这次终于能够“做点什么”，来弥补过去的遗憾。同时，从学生时期作为自由的运动者，到毕业后成为被工作所箝制的普通上班族之后，我对于社会运动的“效能感”持续下降，这次的调查行动也挽回了一点我对运动参与的“效能感”。

总之，这个计划最初只是我个人的起心动念，但很快得到支持网络响应而组成团队进行。于6月9日反送中一百万人大游行、6月12日包围立法会行动遭镇压之后，我先咨询长期关注香港社会运动的清大社会所的施懿伦，我们共同制作了初步的访谈问卷，他并协助找香港人做地陪跟翻译；接著我邀集到同样来自清大的三位台湾友人（清大人文社会学系毕业的李岳；清大社会所的余承玮、吕鸿志）同行，组成访调团队，加上两名香港友人，分成两组行动。

两位香港朋友曾在台湾读书，能够协助做广东话翻译。其中台湾知名Youtuber“呱吉”团队的吕鸿志与我同组，进行影像摄录。影像记录的部分并不如访问顺利，经询问之后多数人是不愿意被拍摄，仅有不到一半的受访者愿意以“不露脸或变声处理”方式被摄录，并有极少数愿意露脸拍摄。这份影像记录的逐字稿，也成为后来本文写作的重要文本资料。

回顾我们出发前，民阵还未宣布将举办6月16日的大游行，香港、台湾以及世界各国的人们都还震惊于6月12日的警察镇压情形，许多友人并不赞成我们这样“盲动”赴港，担心台湾身份加上现场的冲突会带来危险。出发的那一天是6月15日，林郑月娥宣布“暂缓修例”，我们抵港之后先是到了香港街头，看到超商的报纸大标写著“缓兵之计”。那时候与香港的友人谈起，隐约感觉有些不安，在6月9日动员百万人上街之后，隔天的游行究竟能不能超越这个人数，带给政府更大的压力？警方的镇压是不是会更严重？我们在香港的这几天，在这波运动当中会如何被定位和诠释呢？

那天下午，访调团队先到中信桥进行了13份问卷试访，接著配合影像摄录计划，重新调整问卷题目，总共整理出十个大题。在结构化问卷之外，也加入部分开放式问题，期望结合访谈与问卷调查的效果。我们未印制纸本问卷，仅将访谈题目背诵下来后，于空白笔记本上划上简单的格子，面访同时以纸笔进行资料记录，希望能够降低干扰度以及研究的侵略性。事后而言，这个作法也避免了后来因为人数过多而网路壅塞的问题。

我们于6月16日当天下午两点至晚上十点，在游行沿路上随机拦人进行面访调查，拦人时受访者可能是正在进行行走，或是在路边休息。取样尽量平衡性别，并有意识避免只收集到年轻面孔。每份访谈执行时间约五到十分钟，视开放式访谈问题而影响访问长度。最后共收集到101份样本，其中一份未完成，有效样本是100份。未统计拒访率。收集地点则包括维多利亚公园、坚拿道东、谭臣道、奥运桥周边、信和广场、时代广场、利东街和太古广场。两组人马同个时间分别在不同位置收集。

由于整个访调计划的过程非常仓促，团队内部也没有充足的街头访调实战经验。我们是可以说是社会运动当中另类的“冲组”。我们不是学术机构的代表、不是媒体记者，只是一股情绪上的冲动，便从台湾“冲”到香港，想要为这场运动留下一部分的实证记录。没有想到，执行访调的这一天，也就是6/16的游行，站出来的人数刷新历史，我们有幸身在其中。

群众的脸谱：抗争者的总体样貌

100份有效样本当中，女性有45位，男性55位。年龄平均数落在32，中位数为27。年纪最小是13岁，最高是69岁。有接近两成的受访者身份为学生，不到一成为“待业中”或“已退休”，八成来自香港社会的各行各业，包括社工、教师、会计、公务员、医疗业、贸易商、银行业、资通讯行业、餐饮业、零售业、发型师、家庭主妇、工人、公务员、广告业等等。受访者当中并没有集中在特定类型行业的倾向。整体来说，我们访问到较为多数的是“年轻的上班族”。

首先必须说明，我们所收集的资料范畴是在“合法集会时间内”行走于街道上的人们。然而这一波运动以来有许多张力跟冲突性更高的行动，据知也有不少运动者在6月9日的经验之后意识到必须在白天“蓄积体力”到夜晚抗争性更强烈的时刻，因此，有些行动者只有在夜晚、凌晨时才会直接到金钟，白天的合法集会反而不会参加。

虽然这一波运动乎被定性为“群众自发”的行动，其中仍还是存在群体的异质性。从我们的问卷中关于“警察冲突”这一题的调查结果，也可以发现我们这趟并没有接触到太多冲突性最高的时候站在第一线的人。因此这篇文章只是观察其中的一个切面，某种意义是描绘了这场运动的“最大公约数”样貌。

我们设计有一半的问题聚焦在受访者的“运动参与”经验。有24%受访者是“今天（6月16日）第一次上街头”，我称之为“616首行族”。有41%受访者认为“反送中是自己第一次主动参与的社会运动”，我把这类人称之为“反送中首行族”，也就是“这一波逃犯条例修法才站出来参与运动”的人。如果是“616首行族”，则必然也是“反送中首行族”。有趣的是，在这些“反送中首行族”当中，有27%的人其实有参与过雨伞运动，但是并不认同自己是“伞运的参与者”。如果追问下去，得到的答案包括：认为当时只是浅度的参与，或是占领后期曾到现场看看，或是被其他家人亲友带去现场。

“反送中首行族”是到了最近一波运动（包括6月9日游行、罢工罢课罢市或是6月12日相关行动）才成为主动自发站上街头的运动者。其中也有一成的人其实参与过七一游行，两成的人参与过六四晚会，当我们反问“这些不算是你参与过的社会运动吗？”他们会说，意义不同。真正自主参与“抗争”，还是从这系列的反送中行动开始。也就是说：“这次，我才真正成为运动者了。”

总体样本中有61%受访者曾参与过雨伞运动，32%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因为伞运才开始参与社会运动”。有40%受访者曾经参与过“七一游行”，47%受访者曾经参与过“六四集会”。只有三位受访者表示自己属于特定组织，其他都会高度强调是“自主参与”。有21%受访者是“自己一个人”来参加这场游行，其他则多是与朋友、同学或家人同行。

由于深港高铁“一地两检”是近两年来香港对中关系最具争议性的议题，我们也追问此题。有79%受访者在“是否关心一地两检议题”时回答“是”，但仅有7%受访者参与过“一地两检”相关的行动。

年轻人的运动参与

年轻人会有不同于总体的样貌吗？我们样本当中共有61%受访者是低于三十岁，女男性各半，有26%受访者是“616首行族”，有49%受访者是“反送中首行族”，略高于总体比例。其中有59%受访者参与过伞运，36%受访者是伞运之后才开始关注社会运动，同样略高于总体比例。但是仅有28%受访者参与过“七一游行”，41%受访者参与过“六四集会”，则明显低于总体样本。

回到总体的参与深度上，有14%受访者认为自己参与到“与警察冲突”的场面，进一步追问，几乎不是真正近距离推挤、肢体碰触或受到子弹攻击，而是有受到催泪弹影响，或是目睹身旁有运动者或记者因此受伤，或是见证群众与警察防线拉扯的现场。

询问是否关注台湾的社会运动或政治事件时，有61%受访者回答“有关注”，得到开放式的答案较多为“韩国瑜”、“选举”、“蔡英文”等关键字，此时有部分受访者会主动提醒身为台湾人的访员：“台湾要守护目前的民主自由”、“不要相信一国两制”等等话语。

如果具体询问“社会运动、抗争”的话，则较多会得到“太阳花”，少部分则提及“同性婚姻”，或是“知道台湾也有声援反送中的行动”。

最后我们询问是否有“特别欣赏的泛民政治人物”，有51%受访者不愿回答，并向访员强调“不是因为政治人物、政党才站出来”。但另外49%有回答此题的受访者中，有22%受访者提到“邝俊宇”，另外较常被提到的包括杨岳桥、梁天琦、朱凯迪、梁国雄等人。

“特别不喜欢的泛民政治人物”则更有78%不回答，有部分受访者会以“大家都是同一阵线”或“不喜欢的是建制派”这类方式回应，但也有人以“他们都没什么用”回应。

抗争有用吗？如果没有用，为什么继续抗争？

当我们询问“你认为今天大家站出来，能够影响政府的决定吗？抗争有用吗？”这题时，有许多受访者会选择以粤语回答，因为这样才能详述他们对于这场运动的看法。我们透过港人翻译来进行这题的对话，后续并将这题简化登录为“有用”和“没有用”。

总体一百份的样本中有65%受访者认为“抗争是有用的、能够影响政府”，若限缩于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则“有用”的比例会略微提升到69%。若限缩于“反送中首行族”，则“有用”的比例则也略微提升到66%，并没有明显差异。有部分受访者没有正面回答，而是以“不知道有没有用，但必须站出来”作为回应。

不过，“抗争有用”对每个人来说意义可能不一样。我们访谈的当下已经是林郑月娥宣布“暂缓修例”之后，有些人认为这已经是经历6/9游行、6/12行动之后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有些人则认为在“提升整体港人意识”上已经有成果，有些人则更乐观认为“条例可能被撤回”，有些人则拉出判断上的转折“原本觉得没用，现在觉得有希望”。

另外，我们有大约二十份样本是取自于6/16当晚林郑宣布“停止修例”之后，也有人因此认定当天的游行已经为政府带来压力。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收取的样本是来自于6/16游行的人潮，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已经站出来参与运动的人”，却有高达35%受访者认为抗争是“没有用”。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没有用？如果没有用，为什么现在还站出来？”，得到的答案大概能综合成以下几种观点：

判断无用的依据：“政府很硬，不会倾听民意，不会动摇”；“看六四就知道，中共不会让步”。

仍站出来的原因：“还是必须让香港政府／中共看到”；“还是必须让香港社会、让国际看到”；“为了下一代仍要站出来，至少能睡得好，无愧于心”

回顾李立峰教授在今年3、4月对香港大学生做的访调结果，有36.6%受访者同意“在现时的情势下，改变社会已变成不可能”，同时却也有64.2%受访者同意“无论情况如何，坚持继续行动是必要的”。数据比例上与我们在6/16游行中取样的结果相当接近，对现实的判断以及行动的逻辑上也有相呼应之处。

李立峰教授对于香港大学生的调查当中，有六成的人认为“占领（雨伞）运动令很多香港人觉醒”，八成的人认为“占领（雨伞）运动虽然未能取得实际效果，但也是民主运动中的一步。”虽然与我们的样本结构不同，不过我们的受访者也有61%参与过雨伞运动，有部分的受访者则说出“不是从雨伞运动开始”，而是从“反国教”或“反高铁”行动之后开始关注社会运动。我认为，这一波运动“站出来”的动力来源，也与近几年香港的抗争风潮息息相关。

在616两百万人游行的前一周，也就是6/9的一百万人游行中，邓键一、袁玮熙、李立峰等人所执行的现场访调，有36%受访者认为，这次（6/9）游行其实不能令政府作任何让步；但有95%受访者表示，如果逃犯条例争议持续“多数会／应该会”参与相关游行集会。这个结果，似乎也一致地延续到我们的访调结果当中：即便政府可能不会真正让步，人们还是继续上街。

对于“抗争有用吗？”这个问题而言，或许就如李立峰教授日前于〈看反逃犯条例修订的社会动员〉一文中对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讨论：“很多香港市民又愿意走出来，大概不是因为无力感突然消失，而是人们对成效问题有了较为成熟的取态。”

这趟访调特别侧重于“运动参与”的经验与自我认知。在执行访问的当下，身在陌生地形的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场游行的人数再次刷新，一直到晚上十点之后民阵才公布了“200万+1”这个数字。事后来看，有两成四的“616首行族”并不令人不意外，因为确实有更巨量的人们站出来了。但也因此我们的访调有所局限，并没有在有限的时间内接触到第一线冲突性较强的抗争场景，也没有接触到深夜留守的人群。

比较重要的发现是，这次运动中有一群人即使参与过六四集会、七一游行或是伞运的占领行动，但是“这次，我才真正成为运动者了”。如果有机会再重做一次调查，对于伞运的参与程度以及地理位置可能也会影响运动者对于抗争的看法，应该追问更多伞运参与的实质内涵，同时系统性记录下“如果不是伞运，那是从哪一个运动开始关注／参与社会运动”。

这次访调的其他发现，都与目前相关报导上所叙述的相距不远：强调自发性而多未有组织、政党身份，如果不是“自己来”就是跟朋友，非组织性动员参加；受访者多数不愿意在“泛民政治人物喜好”上表态，但认同邝俊宇在这次运动中确实成为一个颇受拥戴的角色；对台湾议题理解不深，受媒体影响而多回答与总统大选有关的内容，社运关注也是指标性的太阳花。最后，在抗争效能感的问题上，则是与过去几篇有限的访调趋势相吻合，强化目前对于香港人民对于运动无力感与成效的论述。

局限与成果：一次面向“未来”的实践

现场的研究方法上，我们之所以选择用面对面口头访谈，而且采用背诵题目而不是印制纸本问卷的方式，是因为其实我们并不是作为一个纯粹的研究者来到香港。我们更是作为台湾的社运参与者，想要具体的与香港的人们有更贴近的互动，期望更像是一个贴近田野的观察记录，而不只是僵化的表格填写。这是一个“贪心”的研究过程，既想要在有限人力下冲到一定的样本数，又想要收集较深度的回应内容，希望有系统收集资料，但也保留感受现场和观察现场状态的余力。

这趟额外的特殊之处，也在于我们获得意外友善的对待。当我们拦下游行中的人们，有些受访者是两、三人一起走，当我们访问其中第一位受访者时，有发现受访者的朋友其实也“很期待被访问”。其实，虽然我们并没有估计总体人数的能力，依照过往收问卷的研究方法训练，应该也至少要再相隔数群人之后再进行取样，不过现场的情势让我们仍选择了访问每一个接触到的人。或许是我们开宗明义地以“我们是从来台湾来的”作为起手式，又身穿印有“自己国家自己救”的上衣，所以这次也为香港人们的善意对待，而感到受宠若惊。

这也让我忍不住接著思考，身为台湾的研究者──既是某种“外人”的身份却又被运动者视为“共同体”的一部分──我们在从事香港的田野或问卷调查时，除了语言和文化仍旧是个限制之外，是否有某些特别的优势，以及相应的某些盲点呢？作为台湾的运动者或研究者，我们还能再“多做点什么”吗？

最后，身为非学术体系的一员，能够成功地自发性发起访调行动，并且完成这份资料的收集，很大的原因在于台湾跟香港的文字和语言系统的相近，还有过去几年港台社运行动者之间的人际网络累积。访调那天，甚至有一位素昧平生的香港人，只是我“朋友的朋友的朋友”而义无反顾替其中一组伙伴做了整天的翻译。整趟过程受到的感激之情难以言喻。我想，无论是这次反送中运动的诉求，或是香港公民社会力量的展现，都是作为台湾社会的一份子应该要高度关注和响应的事。

这是来自台湾的“两百万分之一百”的实地记录。

（施懿伦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次访调团队成员：吕鸿志、余承玮、李岳、波仔、张子滕、许恩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