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逃犯條例 評論

不羈放縱愛自由:「反送中」運動背後的港中政治分歧

香港市民對自己城市實質自主和自由的訴求,正好跟一個正在興起的威權中國發生衝撞。中國可以與外界平起平坐、直接協商,而香港的特殊管道和制度也因此逐漸失去了意義。


 2019年6月16日,民間人權陣線再次要求當局撤回逃犯條例的大遊行,其表示有「200萬+1」人參與示威,創下香港遊行人數最多紀錄。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9年6月16日,民間人權陣線再次要求當局撤回逃犯條例的大遊行,其表示有「200萬+1」人參與示威,創下香港遊行人數最多紀錄。 攝:林振東/端傳媒

香港近日發生了一系列反《逃犯條例》修訂(「反送中」)的大型抗議行動,當中包括616的兩百萬人大遊行,堪稱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示威活動,甚至超越2014年的「雨傘運動」和1989年聲援「六四」的大遊行。有些觀察者難以理解香港人的行動,認為港人這樣做很蠢很天真,甚至很幼稚,正在自我撕裂且以卵擊石。從物質利益考量的視角出發,香港市民挑戰國家機器和暴力及其背後的權力結構,不但沒有好處,還要冒著人身安危和承擔法律責任的風險。這樣做也似乎無法解決如物價、房價、工資、貧富差距拉大、安老和教育等基本民生問題。

相異於以上看法的背後原因理解,恰恰是許多香港市民對掌權者有疑慮和不信任,以及堅持自主、要求約束行政權力、爭取加入決策和立法程序。持有這種價值觀的人注重的是民眾參與,以及透明和公開審議可帶來的程序正義,認為有了這些前提,民生和其他議題才會有足夠的保障來徹底解決。同時,許多香港市民,尤其是年輕人,都把現在面對的各種民生問題,歸咎於權貴小圈子的長期幕後操作、黑箱作業和官商勾結。

這種政治價值和偏好的出現,似乎是在香港主權移交給中國後,才明顯形成和成熟的,與香港傳統權貴、公務員系統和中共等專制體制所熟習的政治模式恰好相反。

香港市民對自己城市實質自主和自由的訴求,正好跟一個正在興起的威權中國發生衝撞。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從1970年代末改革開放以來,除了「六四」前後幾年以外,一直經歷快速的經濟發展,使國力和信心大增。近幾十年來的經驗令中國領導層認為,穩定、富裕和壯大需要的是中共從上至下的帶領和嚴格的管制,而不是他們眼中的過度開放和權力約束。北京當權者所理解的所謂「中國模式」發展,也愈來愈不需要依靠外界,尤其是發達經濟體的前例和認可。中國可以與外界平起平坐、直接協商,而香港的特殊管道和制度也因此逐漸失去了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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