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逃犯條例 評論

不羈放縱愛自由:「反送中」運動背後的港中政治分歧

香港市民對自己城市實質自主和自由的訴求,正好跟一個正在興起的威權中國發生衝撞。中國可以與外界平起平坐、直接協商,而香港的特殊管道和制度也因此逐漸失去了意義。


 2019年6月16日,民間人權陣線再次要求當局撤回逃犯條例的大遊行,其表示有「200萬+1」人參與示威,創下香港遊行人數最多紀錄。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9年6月16日,民間人權陣線再次要求當局撤回逃犯條例的大遊行,其表示有「200萬+1」人參與示威,創下香港遊行人數最多紀錄。 攝:林振東/端傳媒

香港近日發生了一系列反《逃犯條例》修訂(「反送中」)的大型抗議行動,當中包括616的兩百萬人大遊行,堪稱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示威活動,甚至超越2014年的「雨傘運動」和1989年聲援「六四」的大遊行。有些觀察者難以理解香港人的行動,認為港人這樣做很蠢很天真,甚至很幼稚,正在自我撕裂且以卵擊石。從物質利益考量的視角出發,香港市民挑戰國家機器和暴力及其背後的權力結構,不但沒有好處,還要冒著人身安危和承擔法律責任的風險。這樣做也似乎無法解決如物價、房價、工資、貧富差距拉大、安老和教育等基本民生問題。

相異於以上看法的背後原因理解,恰恰是許多香港市民對掌權者有疑慮和不信任,以及堅持自主、要求約束行政權力、爭取加入決策和立法程序。持有這種價值觀的人注重的是民眾參與,以及透明和公開審議可帶來的程序正義,認為有了這些前提,民生和其他議題才會有足夠的保障來徹底解決。同時,許多香港市民,尤其是年輕人,都把現在面對的各種民生問題,歸咎於權貴小圈子的長期幕後操作、黑箱作業和官商勾結。

這種政治價值和偏好的出現,似乎是在香港主權移交給中國後,才明顯形成和成熟的,與香港傳統權貴、公務員系統和中共等專制體制所熟習的政治模式恰好相反。

香港市民對自己城市實質自主和自由的訴求,正好跟一個正在興起的威權中國發生衝撞。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從1970年代末改革開放以來,除了「六四」前後幾年以外,一直經歷快速的經濟發展,使國力和信心大增。近幾十年來的經驗令中國領導層認為,穩定、富裕和壯大需要的是中共從上至下的帶領和嚴格的管制,而不是他們眼中的過度開放和權力約束。北京當權者所理解的所謂「中國模式」發展,也愈來愈不需要依靠外界,尤其是發達經濟體的前例和認可。中國可以與外界平起平坐、直接協商,而香港的特殊管道和制度也因此逐漸失去了意義。

2019年6月14日,中環遮打花園舉行「香港媽媽反送中集氣大會」。

2019年6月14日,中環遮打花園舉行「香港媽媽反送中集氣大會」。攝:林振東/端傳媒

香港的覺醒

香港政治意識的發展,也代表了政治價值或許超越了當時《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主權轉移下,各方對「一國兩制」的想像。

自2003年「反23條」,到2007、08年的「保衛皇后碼頭」、「反高鐵」,以及2012年的「反國教科」和2014年的「雨傘運動」,香港發生了大大小小不同的社會運動,雖然在細節上有著明顯的區別,背後的理念卻相當一致。參與者所關心的,都在要求公平、公開參與政治,他們對威權和權力有著極度的懷疑,反對掌權者預先做好決定,之後硬塞給民眾。抗爭者認為,不透明而一直拉高房價的開發案背後,是香港政府、建築商和財團之間的暗中利益輸送,一般市民對生計、環境保護、歷史文物保育等議題上的需求被無視;在教育和政治改革上,香港政府也一樣不尊重市民要求參與的意願,強迫市民接受他們已經表示不同意和不滿意的方案和政策。

對公平、公開參與的堅持,甚至延伸到「反送中」運動中,參與者始終拒絕有「大台」領導,經過Telegram等私訊程式進行組織工作、討論、甚至投票決定行動的進退和模式。這種政治視野和訴求,顯然與殖民時期,香港市民只關心賺錢,不過問政治的形象大有不同。香港民主意識的產生和壯大,不少來自主權移交前後的經驗,讓許多人發現到,無論是在倫敦或北京,掌權者優先關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和考量,而不是在地社會和民眾的需要。就連曾經歡迎過主權移交的香港市民也意識到,政治勢力即使從英國轉交到中國,殖民統治下的各種民生問題,在中國主權下不但沒有減緩,反而不斷惡化。對他們而言,最佳的解套,就是提升實質政治參與,真正實現港人治港。

香港政治意識的發展,也代表了政治價值或許超越了當時《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主權轉移下,各方對「一國兩制」的想像。北京和倫敦的執政者,當年在沒有香港市民充分參與的情況下,彼此達成協議,決定讓香港在1997年主權移交後,制度維持「五十年不變」。在名義上,雙方的協定透過《基本法》落實,保證了港人的言論、集會、媒體和宗教自由,以及有限的司法和立法獨立。中英雙方的承諾至少在文字上,沒有明確處理香港社會的可能改變,和締約某方反悔的誠信問題。當年有許多香港市民雖然對此感到非常焦慮,不過並沒有舉行大型抗議,反而決定移民或者爭取外國居留權。

而1997年以來,香港經歷過好幾輪造成社會強烈反彈的政治風波。市民從中發現「一國兩制」仍然有許多不足之處,若希望保住自己所關心的事情,或者尋求改進,就必須自己爭取。無論是民生、保育、環保、勞工或教育議題,特別是牽涉到財團利益時,都不能依靠香港政府主動改革,必須靠市民經過公民社會向官方施壓,才會有改變的一絲可能。

同時,從遵守港中兩地的政治、執法區分,到落實直選政務官員的改革,中國和香港政府不時都會對之前立下的保障和承諾反悔:自1998年,張子強因為在香港辦案,而在中國境內被捕、提控、處決,到近期高鐵「一地兩檢」,中國在香港部署官員執法,以及中國人大「八三一決定」,否決香港民眾直接或經由政黨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等⋯⋯類似情況,使香港市民深深體會到「自己香港自己救」的重要。

2019年6月21日,立法會升旗時間,示威者正集結。

2019年6月21日,立法會升旗時間,示威者正集結。攝:林振東/端傳媒

中國崛起的衝擊

信心十足的中國在短時間內,變得比以往更能夠,甚至願意承受與大國(包括美國在內)發生直接摩擦和對立。北京或許認為香港自英法聯軍之役和東南互保到冷戰期間,在各種勢力和大國博弈下所提供的調解空間,已不再具備昔日的效應和必要。

當然,從1997年以來,改變的不只有香港。中國和世界也一直在變。今日的中國早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論軍事、世界政治影響,都遠超過1980年代初與英國談判香港未來的中國,以及1997年接收香港的中國。更高的地位讓北京領導層有更大信心不向外界妥協,甚至主動去改變世界。香港之前所擁有的特別待遇,對中國高層和香港政治經濟精英而言,或許變得不如以往重要。「一國兩制」一開始雖然就是行政主導的制度,不過仍然通過民選立法會議員、立法程序和司法經過釋法,允許對行政權力的稍微約束,不過近年來經由褫奪議席(英文disqualify俗稱DQ)和人大釋法,削弱已經有限的監督政府權力。除民主派,香港政治經濟精英不是公開贊同,就是默不作聲。

北京當局對香港的輕視,或許是因為不再依賴香港在中外之間提供特殊連繫管道。香港自開埠以來,發展和繁榮都建立在中外之間的物資、技術和思想交流。尤其是在中國內部面對動盪的時候,香港提供了一個穩定和開放的自主空間,讓來自不同地方的各種勢力和利益進行各式交易,充分發揮位於亞洲大陸和太平洋交叉的地理優勢。無論是晚清、民國還是共產黨統治初期,面對中國內部動盪或者二戰和冷戰的大國角逐,香港多半都能夠在縫隙間,找到與各方溝通的方式。然而,今天更加強大的中國認為,自己已可以直接跟外界聯繫,不再需要經過香港。

信心十足的中國在短時間內,變得比以往更能夠,甚至願意承受與大國(包括美國在內)發生直接摩擦和對立。在這樣的情況下,北京或許認為香港自英法聯軍之役和東南互保到冷戰期間,在各種勢力和大國博弈下所提供的調解空間,已不再具備昔日的效應和必要。中國官方在國家主席習近平領導下的態度,顯得更是如此。即使美中貿易戰開打,北京也能夠不顧或未有考慮到香港的潛在協調和溝通作用,反而容忍或間接鼓勵香港政府冒著特殊關稅、投資、簽證等待遇被美國和歐盟等政府取消的風險,在不明確的情況下推動極具爭議的《逃犯條例》修訂。

2019年6月12日,示威者在警方以催淚彈清場後互相擁抱。

2019年6月12日,示威者在警方以催淚彈清場後互相擁抱。攝:陳焯煇/端傳媒

港中衝突難以避免

香港市民和中國政府的政治意識和走向,幾乎是反方向發展的,而且彼此之間的距離愈拉愈大,能找到共識的地方恐怕不易。香港政府夾在市民爭取的意願和中國政府的要求中間,進退兩難,很難折衷找到能安撫各方的平衡點。

「一國兩制」其實再也不足以處理香港和北京之間的複雜關係,不過港中雙方到此為止,不但沒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北京當局也不肯往這個方向思考。對許多香港市民而言,對於「一國兩制」的態度是從期望走到失望,甚至絕望。他們期待的「一國兩制」,是一個在面對中國強權和國家機器時,能給予足夠的個人和社會權益保障的架構。中國官方對「一國兩制」的認識和解讀,是一個可以套住香港社會的框架,克制香港政治影響中國內部秩序,以及防止台灣走向更獨立的方向。由於北京領導層把維持「一國兩制」視為鞏固政權的關鍵手法,他們在這方面不可能作出讓步。

香港政府夾在市民爭取的意願和中國政府的要求中間,進退兩難,很難折衷找到能安撫各方的平衡點。況且,行政長官基本上是經由北京當局操控的選舉委員會產生,而立法會因為功能組別的緣故,讓建制派享有永久的多數,整個香港政府體制一般不會有動力為了市民向北京堅持立場,反而更會有討好北京的壓力。香港政府的偏向,在市民眼中代表了「一國兩制」的落空,只會讓更多人對香港失去信心,認為港府不是在幫北京背書,就是在擁護權貴財團。《逃犯條例》修訂的發起,以及香港市民的反應,就充分顯示了這樣的發展,也因此才會促使大量市民走上街頭抗議。

從港中發展趨勢觀察,會發現雙方的衝突難以避免。香港市民對透明、開放、參與和權力的約束越來越看重,認為是維護權益、自由、自主和保障民生的根本。中國政府則對控制、集權和各種權勢的無限使用愈來愈重視,覺得一定要保存穩住政權、讓中國繼續壯大的基本條件。香港市民和中國政府的政治意識和走向,幾乎是反方向發展的,而且彼此之間的距離愈拉愈大,能找到共識的地方恐怕不易。除非港中關係有根本和具體的改革,否則無論是因為近期的《逃犯條例》修訂,還是2014年引發「雨傘運動」的普選問題,還是其他議題,港中對抗難免會重複出現和加劇。

(周思城,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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