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近日發生了一系列反《逃犯條例》修訂（「反送中」）的大型抗議行動，當中包括616的兩百萬人大遊行，堪稱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示威活動，甚至超越2014年的「雨傘運動」和1989年聲援「六四」的大遊行。有些觀察者難以理解香港人的行動，認為港人這樣做很蠢很天真，甚至很幼稚，正在自我撕裂且以卵擊石。從物質利益考量的視角出發，香港市民挑戰國家機器和暴力及其背後的權力結構，不但沒有好處，還要冒著人身安危和承擔法律責任的風險。這樣做也似乎無法解決如物價、房價、工資、貧富差距拉大、安老和教育等基本民生問題。
相異於以上看法的背後原因理解，恰恰是許多香港市民對掌權者有疑慮和不信任，以及堅持自主、要求約束行政權力、爭取加入決策和立法程序。持有這種價值觀的人注重的是民眾參與，以及透明和公開審議可帶來的程序正義，認為有了這些前提，民生和其他議題才會有足夠的保障來徹底解決。同時，許多香港市民，尤其是年輕人，都把現在面對的各種民生問題，歸咎於權貴小圈子的長期幕後操作、黑箱作業和官商勾結。
這種政治價值和偏好的出現，似乎是在香港主權移交給中國後，才明顯形成和成熟的，與香港傳統權貴、公務員系統和中共等專制體制所熟習的政治模式恰好相反。
香港市民對自己城市實質自主和自由的訴求，正好跟一個正在興起的威權中國發生衝撞。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從1970年代末改革開放以來，除了「六四」前後幾年以外，一直經歷快速的經濟發展，使國力和信心大增。近幾十年來的經驗令中國領導層認為，穩定、富裕和壯大需要的是中共從上至下的帶領和嚴格的管制，而不是他們眼中的過度開放和權力約束。北京當權者所理解的所謂「中國模式」發展，也愈來愈不需要依靠外界，尤其是發達經濟體的前例和認可。中國可以與外界平起平坐、直接協商，而香港的特殊管道和制度也因此逐漸失去了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