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不羈放縱愛自由：「反送中」運動背後的港中政治分歧

香港近日發生了一系列反《逃犯條例》修訂（「反送中」）的大型抗議行動，當中包括616的兩百萬人大遊行，堪稱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示威活動，甚至超越2014年的「雨傘運動」和1989年聲援「六四」的大遊行。有些觀察者難以理解香港人的行動，認為港人這樣做很蠢很天真，甚至很幼稚，正在自我撕裂且以卵擊石。從物質利益考量的視角出發，香港市民挑戰國家機器和暴力及其背後的權力結構，不但沒有好處，還要冒著人身安危和承擔法律責任的風險。這樣做也似乎無法解決如物價、房價、工資、貧富差距拉大、安老和教育等基本民生問題。

相異於以上看法的背後原因理解，恰恰是許多香港市民對掌權者有疑慮和不信任，以及堅持自主、要求約束行政權力、爭取加入決策和立法程序。持有這種價值觀的人注重的是民眾參與，以及透明和公開審議可帶來的程序正義，認為有了這些前提，民生和其他議題才會有足夠的保障來徹底解決。同時，許多香港市民，尤其是年輕人，都把現在面對的各種民生問題，歸咎於權貴小圈子的長期幕後操作、黑箱作業和官商勾結。

這種政治價值和偏好的出現，似乎是在香港主權移交給中國後，才明顯形成和成熟的，與香港傳統權貴、公務員系統和中共等專制體制所熟習的政治模式恰好相反。

香港市民對自己城市實質自主和自由的訴求，正好跟一個正在興起的威權中國發生衝撞。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從1970年代末改革開放以來，除了「六四」前後幾年以外，一直經歷快速的經濟發展，使國力和信心大增。近幾十年來的經驗令中國領導層認為，穩定、富裕和壯大需要的是中共從上至下的帶領和嚴格的管制，而不是他們眼中的過度開放和權力約束。北京當權者所理解的所謂「中國模式」發展，也愈來愈不需要依靠外界，尤其是發達經濟體的前例和認可。中國可以與外界平起平坐、直接協商，而香港的特殊管道和制度也因此逐漸失去了意義。

香港的覺醒

香港政治意識的發展，也代表了政治價值或許超越了當時《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主權轉移下，各方對「一國兩制」的想像。

自2003年「反23條」，到2007、08年的「保衛皇后碼頭」、「反高鐵」，以及2012年的「反國教科」和2014年的「雨傘運動」，香港發生了大大小小不同的社會運動，雖然在細節上有著明顯的區別，背後的理念卻相當一致。參與者所關心的，都在要求公平、公開參與政治，他們對威權和權力有著極度的懷疑，反對掌權者預先做好決定，之後硬塞給民眾。抗爭者認為，不透明而一直拉高房價的開發案背後，是香港政府、建築商和財團之間的暗中利益輸送，一般市民對生計、環境保護、歷史文物保育等議題上的需求被無視；在教育和政治改革上，香港政府也一樣不尊重市民要求參與的意願，強迫市民接受他們已經表示不同意和不滿意的方案和政策。

對公平、公開參與的堅持，甚至延伸到「反送中」運動中，參與者始終拒絕有「大台」領導，經過Telegram等私訊程式進行組織工作、討論、甚至投票決定行動的進退和模式。這種政治視野和訴求，顯然與殖民時期，香港市民只關心賺錢，不過問政治的形象大有不同。香港民主意識的產生和壯大，不少來自主權移交前後的經驗，讓許多人發現到，無論是在倫敦或北京，掌權者優先關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和考量，而不是在地社會和民眾的需要。就連曾經歡迎過主權移交的香港市民也意識到，政治勢力即使從英國轉交到中國，殖民統治下的各種民生問題，在中國主權下不但沒有減緩，反而不斷惡化。對他們而言，最佳的解套，就是提升實質政治參與，真正實現港人治港。

香港政治意識的發展，也代表了政治價值或許超越了當時《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主權轉移下，各方對「一國兩制」的想像。北京和倫敦的執政者，當年在沒有香港市民充分參與的情況下，彼此達成協議，決定讓香港在1997年主權移交後，制度維持「五十年不變」。在名義上，雙方的協定透過《基本法》落實，保證了港人的言論、集會、媒體和宗教自由，以及有限的司法和立法獨立。中英雙方的承諾至少在文字上，沒有明確處理香港社會的可能改變，和締約某方反悔的誠信問題。當年有許多香港市民雖然對此感到非常焦慮，不過並沒有舉行大型抗議，反而決定移民或者爭取外國居留權。

而1997年以來，香港經歷過好幾輪造成社會強烈反彈的政治風波。市民從中發現「一國兩制」仍然有許多不足之處，若希望保住自己所關心的事情，或者尋求改進，就必須自己爭取。無論是民生、保育、環保、勞工或教育議題，特別是牽涉到財團利益時，都不能依靠香港政府主動改革，必須靠市民經過公民社會向官方施壓，才會有改變的一絲可能。

同時，從遵守港中兩地的政治、執法區分，到落實直選政務官員的改革，中國和香港政府不時都會對之前立下的保障和承諾反悔：自1998年，張子強因為在香港辦案，而在中國境內被捕、提控、處決，到近期高鐵「一地兩檢」，中國在香港部署官員執法，以及中國人大「八三一決定」，否決香港民眾直接或經由政黨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等⋯⋯類似情況，使香港市民深深體會到「自己香港自己救」的重要。

中國崛起的衝擊

信心十足的中國在短時間內，變得比以往更能夠，甚至願意承受與大國（包括美國在內）發生直接摩擦和對立。北京或許認為香港自英法聯軍之役和東南互保到冷戰期間，在各種勢力和大國博弈下所提供的調解空間，已不再具備昔日的效應和必要。

當然，從1997年以來，改變的不只有香港。中國和世界也一直在變。今日的中國早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論軍事、世界政治影響，都遠超過1980年代初與英國談判香港未來的中國，以及1997年接收香港的中國。更高的地位讓北京領導層有更大信心不向外界妥協，甚至主動去改變世界。香港之前所擁有的特別待遇，對中國高層和香港政治經濟精英而言，或許變得不如以往重要。「一國兩制」一開始雖然就是行政主導的制度，不過仍然通過民選立法會議員、立法程序和司法經過釋法，允許對行政權力的稍微約束，不過近年來經由褫奪議席（英文disqualify俗稱DQ）和人大釋法，削弱已經有限的監督政府權力。除民主派，香港政治經濟精英不是公開贊同，就是默不作聲。

北京當局對香港的輕視，或許是因為不再依賴香港在中外之間提供特殊連繫管道。香港自開埠以來，發展和繁榮都建立在中外之間的物資、技術和思想交流。尤其是在中國內部面對動盪的時候，香港提供了一個穩定和開放的自主空間，讓來自不同地方的各種勢力和利益進行各式交易，充分發揮位於亞洲大陸和太平洋交叉的地理優勢。無論是晚清、民國還是共產黨統治初期，面對中國內部動盪或者二戰和冷戰的大國角逐，香港多半都能夠在縫隙間，找到與各方溝通的方式。然而，今天更加強大的中國認為，自己已可以直接跟外界聯繫，不再需要經過香港。

信心十足的中國在短時間內，變得比以往更能夠，甚至願意承受與大國（包括美國在內）發生直接摩擦和對立。在這樣的情況下，北京或許認為香港自英法聯軍之役和東南互保到冷戰期間，在各種勢力和大國博弈下所提供的調解空間，已不再具備昔日的效應和必要。中國官方在國家主席習近平領導下的態度，顯得更是如此。即使美中貿易戰開打，北京也能夠不顧或未有考慮到香港的潛在協調和溝通作用，反而容忍或間接鼓勵香港政府冒著特殊關稅、投資、簽證等待遇被美國和歐盟等政府取消的風險，在不明確的情況下推動極具爭議的《逃犯條例》修訂。

港中衝突難以避免

香港市民和中國政府的政治意識和走向，幾乎是反方向發展的，而且彼此之間的距離愈拉愈大，能找到共識的地方恐怕不易。香港政府夾在市民爭取的意願和中國政府的要求中間，進退兩難，很難折衷找到能安撫各方的平衡點。

「一國兩制」其實再也不足以處理香港和北京之間的複雜關係，不過港中雙方到此為止，不但沒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北京當局也不肯往這個方向思考。對許多香港市民而言，對於「一國兩制」的態度是從期望走到失望，甚至絕望。他們期待的「一國兩制」，是一個在面對中國強權和國家機器時，能給予足夠的個人和社會權益保障的架構。中國官方對「一國兩制」的認識和解讀，是一個可以套住香港社會的框架，克制香港政治影響中國內部秩序，以及防止台灣走向更獨立的方向。由於北京領導層把維持「一國兩制」視為鞏固政權的關鍵手法，他們在這方面不可能作出讓步。

香港政府夾在市民爭取的意願和中國政府的要求中間，進退兩難，很難折衷找到能安撫各方的平衡點。況且，行政長官基本上是經由北京當局操控的選舉委員會產生，而立法會因為功能組別的緣故，讓建制派享有永久的多數，整個香港政府體制一般不會有動力為了市民向北京堅持立場，反而更會有討好北京的壓力。香港政府的偏向，在市民眼中代表了「一國兩制」的落空，只會讓更多人對香港失去信心，認為港府不是在幫北京背書，就是在擁護權貴財團。《逃犯條例》修訂的發起，以及香港市民的反應，就充分顯示了這樣的發展，也因此才會促使大量市民走上街頭抗議。

從港中發展趨勢觀察，會發現雙方的衝突難以避免。香港市民對透明、開放、參與和權力的約束越來越看重，認為是維護權益、自由、自主和保障民生的根本。中國政府則對控制、集權和各種權勢的無限使用愈來愈重視，覺得一定要保存穩住政權、讓中國繼續壯大的基本條件。香港市民和中國政府的政治意識和走向，幾乎是反方向發展的，而且彼此之間的距離愈拉愈大，能找到共識的地方恐怕不易。除非港中關係有根本和具體的改革，否則無論是因為近期的《逃犯條例》修訂，還是2014年引發「雨傘運動」的普選問題，還是其他議題，港中對抗難免會重複出現和加劇。

（周思城，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