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不羁放纵爱自由：“反送中”运动背后的港中政治分歧

香港近日发生了一系列反《逃犯条例》修订（“反送中”）的大型抗议行动，当中包括616的两百万人大游行，堪称香港史上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甚至超越2014年的“雨伞运动”和1989年声援“六四”的大游行。有些观察者难以理解香港人的行动，认为港人这样做很蠢很天真，甚至很幼稚，正在自我撕裂且以卵击石。从物质利益考量的视角出发，香港市民挑战国家机器和暴力及其背后的权力结构，不但没有好处，还要冒著人身安危和承担法律责任的风险。这样做也似乎无法解决如物价、房价、工资、贫富差距拉大、安老和教育等基本民生问题。

相异于以上看法的背后原因理解，恰恰是许多香港市民对掌权者有疑虑和不信任，以及坚持自主、要求约束行政权力、争取加入决策和立法程序。持有这种价值观的人注重的是民众参与，以及透明和公开审议可带来的程序正义，认为有了这些前提，民生和其他议题才会有足够的保障来彻底解决。同时，许多香港市民，尤其是年轻人，都把现在面对的各种民生问题，归咎于权贵小圈子的长期幕后操作、黑箱作业和官商勾结。

这种政治价值和偏好的出现，似乎是在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后，才明显形成和成熟的，与香港传统权贵、公务员系统和中共等专制体制所熟习的政治模式恰好相反。

香港市民对自己城市实质自主和自由的诉求，正好跟一个正在兴起的威权中国发生冲撞。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从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除了“六四”前后几年以外，一直经历快速的经济发展，使国力和信心大增。近几十年来的经验令中国领导层认为，稳定、富裕和壮大需要的是中共从上至下的带领和严格的管制，而不是他们眼中的过度开放和权力约束。北京当权者所理解的所谓“中国模式”发展，也愈来愈不需要依靠外界，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的前例和认可。中国可以与外界平起平坐、直接协商，而香港的特殊管道和制度也因此逐渐失去了意义。

香港的觉醒

香港政治意识的发展，也代表了政治价值或许超越了当时《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主权转移下，各方对“一国两制”的想像。

自2003年“反23条”，到2007、08年的“保卫皇后码头”、“反高铁”，以及2012年的“反国教科”和2014年的“雨伞运动”，香港发生了大大小小不同的社会运动，虽然在细节上有著明显的区别，背后的理念却相当一致。参与者所关心的，都在要求公平、公开参与政治，他们对威权和权力有著极度的怀疑，反对掌权者预先做好决定，之后硬塞给民众。抗争者认为，不透明而一直拉高房价的开发案背后，是香港政府、建筑商和财团之间的暗中利益输送，一般市民对生计、环境保护、历史文物保育等议题上的需求被无视；在教育和政治改革上，香港政府也一样不尊重市民要求参与的意愿，强迫市民接受他们已经表示不同意和不满意的方案和政策。

对公平、公开参与的坚持，甚至延伸到“反送中”运动中，参与者始终拒绝有“大台”领导，经过Telegram等私讯程序进行组织工作、讨论、甚至投票决定行动的进退和模式。这种政治视野和诉求，显然与殖民时期，香港市民只关心赚钱，不过问政治的形象大有不同。香港民主意识的产生和壮大，不少来自主权移交前后的经验，让许多人发现到，无论是在伦敦或北京，掌权者优先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和考量，而不是在地社会和民众的需要。就连曾经欢迎过主权移交的香港市民也意识到，政治势力即使从英国转交到中国，殖民统治下的各种民生问题，在中国主权下不但没有减缓，反而不断恶化。对他们而言，最佳的解套，就是提升实质政治参与，真正实现港人治港。

香港政治意识的发展，也代表了政治价值或许超越了当时《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主权转移下，各方对“一国两制”的想像。北京和伦敦的执政者，当年在没有香港市民充分参与的情况下，彼此达成协议，决定让香港在1997年主权移交后，制度维持“五十年不变”。在名义上，双方的协定透过《基本法》落实，保证了港人的言论、集会、媒体和宗教自由，以及有限的司法和立法独立。中英双方的承诺至少在文字上，没有明确处理香港社会的可能改变，和缔约某方反悔的诚信问题。当年有许多香港市民虽然对此感到非常焦虑，不过并没有举行大型抗议，反而决定移民或者争取外国居留权。

而1997年以来，香港经历过好几轮造成社会强烈反弹的政治风波。市民从中发现“一国两制”仍然有许多不足之处，若希望保住自己所关心的事情，或者寻求改进，就必须自己争取。无论是民生、保育、环保、劳工或教育议题，特别是牵涉到财团利益时，都不能依靠香港政府主动改革，必须靠市民经过公民社会向官方施压，才会有改变的一丝可能。

同时，从遵守港中两地的政治、执法区分，到落实直选政务官员的改革，中国和香港政府不时都会对之前立下的保障和承诺反悔：自1998年，张子强因为在香港办案，而在中国境内被捕、提控、处决，到近期高铁“一地两检”，中国在香港部署官员执法，以及中国人大“八三一决定”，否决香港民众直接或经由政党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等⋯⋯类似情况，使香港市民深深体会到“自己香港自己救”的重要。

中国崛起的冲击

信心十足的中国在短时间内，变得比以往更能够，甚至愿意承受与大国（包括美国在内）发生直接摩擦和对立。北京或许认为香港自英法联军之役和东南互保到冷战期间，在各种势力和大国博弈下所提供的调解空间，已不再具备昔日的效应和必要。

当然，从1997年以来，改变的不只有香港。中国和世界也一直在变。今日的中国早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论军事、世界政治影响，都远超过1980年代初与英国谈判香港未来的中国，以及1997年接收香港的中国。更高的地位让北京领导层有更大信心不向外界妥协，甚至主动去改变世界。香港之前所拥有的特别待遇，对中国高层和香港政治经济精英而言，或许变得不如以往重要。“一国两制”一开始虽然就是行政主导的制度，不过仍然通过民选立法会议员、立法程序和司法经过释法，允许对行政权力的稍微约束，不过近年来经由褫夺议席（英文disqualify俗称DQ）和人大释法，削弱已经有限的监督政府权力。除民主派，香港政治经济精英不是公开赞同，就是默不作声。

北京当局对香港的轻视，或许是因为不再依赖香港在中外之间提供特殊连系管道。香港自开埠以来，发展和繁荣都建立在中外之间的物资、技术和思想交流。尤其是在中国内部面对动荡的时候，香港提供了一个稳定和开放的自主空间，让来自不同地方的各种势力和利益进行各式交易，充分发挥位于亚洲大陆和太平洋交叉的地理优势。无论是晚清、民国还是共产党统治初期，面对中国内部动荡或者二战和冷战的大国角逐，香港多半都能够在缝隙间，找到与各方沟通的方式。然而，今天更加强大的中国认为，自己已可以直接跟外界联系，不再需要经过香港。

信心十足的中国在短时间内，变得比以往更能够，甚至愿意承受与大国（包括美国在内）发生直接摩擦和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或许认为香港自英法联军之役和东南互保到冷战期间，在各种势力和大国博弈下所提供的调解空间，已不再具备昔日的效应和必要。中国官方在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的态度，显得更是如此。即使美中贸易战开打，北京也能够不顾或未有考虑到香港的潜在协调和沟通作用，反而容忍或间接鼓励香港政府冒著特殊关税、投资、签证等待遇被美国和欧盟等政府取消的风险，在不明确的情况下推动极具争议的《逃犯条例》修订。

港中冲突难以避免

香港市民和中国政府的政治意识和走向，几乎是反方向发展的，而且彼此之间的距离愈拉愈大，能找到共识的地方恐怕不易。香港政府夹在市民争取的意愿和中国政府的要求中间，进退两难，很难折衷找到能安抚各方的平衡点。

“一国两制”其实再也不足以处理香港和北京之间的复杂关系，不过港中双方到此为止，不但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北京当局也不肯往这个方向思考。对许多香港市民而言，对于“一国两制”的态度是从期望走到失望，甚至绝望。他们期待的“一国两制”，是一个在面对中国强权和国家机器时，能给予足够的个人和社会权益保障的架构。中国官方对“一国两制”的认识和解读，是一个可以套住香港社会的框架，克制香港政治影响中国内部秩序，以及防止台湾走向更独立的方向。由于北京领导层把维持“一国两制”视为巩固政权的关键手法，他们在这方面不可能作出让步。

香港政府夹在市民争取的意愿和中国政府的要求中间，进退两难，很难折衷找到能安抚各方的平衡点。况且，行政长官基本上是经由北京当局操控的选举委员会产生，而立法会因为功能组别的缘故，让建制派享有永久的多数，整个香港政府体制一般不会有动力为了市民向北京坚持立场，反而更会有讨好北京的压力。香港政府的偏向，在市民眼中代表了“一国两制”的落空，只会让更多人对香港失去信心，认为港府不是在帮北京背书，就是在拥护权贵财团。《逃犯条例》修订的发起，以及香港市民的反应，就充分显示了这样的发展，也因此才会促使大量市民走上街头抗议。

从港中发展趋势观察，会发现双方的冲突难以避免。香港市民对透明、开放、参与和权力的约束越来越看重，认为是维护权益、自由、自主和保障民生的根本。中国政府则对控制、集权和各种权势的无限使用愈来愈重视，觉得一定要保存稳住政权、让中国继续壮大的基本条件。香港市民和中国政府的政治意识和走向，几乎是反方向发展的，而且彼此之间的距离愈拉愈大，能找到共识的地方恐怕不易。除非港中关系有根本和具体的改革，否则无论是因为近期的《逃犯条例》修订，还是2014年引发“雨伞运动”的普选问题，还是其他议题，港中对抗难免会重复出现和加剧。

（周思城，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