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逃犯條例

撐警集會現場觀察:藍白衣的香港人,他們想的是什麼?

「年輕人變得很暴戾,好像一隻野獸一樣。」「那你理不理解,為什麼年輕人變得如此暴戾?」她沉默數秒後道:「其實我都不了解他們。」


2019年6月30日,添馬公園撐警集會,參加者揮舞國旗。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9年6月30日,添馬公園撐警集會,參加者揮舞國旗。 攝:林振東/端傳媒

反修例運動,連場示威觸發警民衝突,香港警察受到嚴峻批評。6月30日,建制派舉行撐警集會,大會稱有16萬5千人參與,警方則表示高峰期人數達5.3萬。有人說,昨日的撐警集會,讓香港人再次經歷了一次社會撕裂。然而,我們到底要如何理解撕裂?集會中一位參加者對我說,「七百萬人,就有七百萬種思維。」不同人因著不同信念和原則選擇和被吸引到不同陣營,是世之恆常;重要的是要釐清個人從這到那的思想路徑。

在整場撐警集會中,反修例和撐警支持者互罵、集會人士攻擊記者、破壞連儂牆和祭壇等,均有發生,而我亦耳聞目睹粗口指罵和蓄意破壞的情況——在立法會示威區前地,警方以一條橙線把兩方群眾隔開,反修例人士舉著「支持警方執法,拘捕開槍警察」等標語,也有人拿著大聲公向撐警群眾叫囂,被欄在界線以外的集會人士則以粗言和叫罵相報,一句句「垃圾」、「有人唔做做狗」,不絕於耳。期間,一位集會人士越過了警察的封鎖,走到反修例陣營內,一手扯毀地上的佈置,釀起一陣風波——相同的場面,在金鐘各處發生。

但在衝突以外,我更在意的,是這些穿著大會指定顏色的藍白衣人士,他們那陌生而熟悉的精神面貌——不多不小的恆存於日常香港中的面容。當這些面目不再模糊,我們能否以同等清澈的勇氣直視?我們能如何自這些面容中,拆解出組成其狀的思想成份,抽剝出制度和歷史的構建和模塑?

2019年6月30日,添馬公園撐警集會,參加者在立法會示威者對留守的反修例示威者作出粗言和叫罵。
2019年6月30日,添馬公園撐警集會,參加者在立法會示威者對留守的反修例示威者作出粗言和叫罵。攝:林振東/端傳媒

中年社運初體驗

「原來政府總部係咁樣,我都係第一次嚟。(註1)」我朝話音方向望去,說話的人是位目測五十歲的溫文男士,穿著道奇藍色運動上衣,跟身旁的妻子說。

一切的口號、叫囂、貼字條、大合唱,於我已是「行禮如儀」,於他們,卻彷彿是社會參與的初嘗試。

片刻前,從金鐘月台走向政總,路上紛紛藍白衣;走近閘口,參加者已興奮起哄,與守在站內的警員握手打氣,警員們笑意殷切,如遇故人。我隨人流而行,走上政總出口後,不少人相互探問著添馬公園的方向,我跟著其中一支走向肯德基方向的人流,想要環回添馬。此時天降豪雨,把人群灑得一片濡濕,人們默默以待。期間,我聽到這位先生的那句話。

歷經多年的大小運動,政總的地理空間早已內嵌進我腦中;每個位置,都層疊著記憶與情緒。眼前這位先生,年過半百髮頂稀薄,卻使我感到一種稚嫩——而他並非唯一。就像我走到龍和道時,身旁一位姨姨興奮舉機:「我都唔知原來呢條叫龍和道!成日都聽到」;積在添馬草坪上的參加者,紛紛拍照為念,雀躍如遊;天空上飛來航拍機,人群豎手而呼,臉上盡是欣然歡樂,我身後的一位姨姨叫道:「原來航拍機咁細架㗎!」

身處其中,我忽地感到自身蒼老——即便眼前大部分的集會人士,都要比我年長二十至四十年——一切的口號、叫囂、貼字條、大合唱,於我已是「行禮如儀」,於他們,卻彷彿是社會參與的初嘗試。

2019年6月30日,添馬公園撐警集會。

2019年6月30日,添馬公園撐警集會。攝:林振東/端傳媒

退休警察的想法

從金鐘站一路蠕行到添馬公園,即使大雨滂沱,汗濕燠熱薰蒸,大部份人還是留了下來,比想像中堅定,身旁一位伯伯打趣說:「當焗免費桑拿囉!」我仔細聽著集會人士的說話:「淨係你們係香港人呀?淨係你地識講野呀?」「無得同佢地講㗎!佢地低能㗎!」「哼,唔擔遮,費事佢地話咩雨傘運動!」「我同我個女鬧左交啦!分枱食飯㖭呀!」「你咪以為沉默嗰班人唔出聲呀!」「唔好以為我地唔出嚟就唔理事!」(註2)說這些話的人,均是操純正廣東話。這次集會的意義,對他們而言不單是撐警,也是一班自我理解為「沉默大多數」的人的一次「見光圍爐」——當中的互相肯定、同氣連枝,竟有一種稚嫩朝氣。

我針對性地尋找一些溫文沉穩、沒有激動言行、沒有明顯的組織連繫的參加者傾談,以理解自發參與集會的普通個人的思考路徑。在添馬草坪,我遇上兩位退休警察,首次參與類似活動的李先生和張先生。我們先是在橋上互相沉著打量,身旁記者隨即上前邀訪,李先生爽快一句:「好!我好願意把我的心聲告訴你們!」

我們沿著添馬橋走到立法會開始訪談,李先生劈頭第一句說:「香港的法治已經被破壞。」他所說的法治,我理解為「依法而治」,即Rule by law而非Rule of law。隨後,他開始跟我述說他眼下的世態:年輕人的熱情被利用,而一部份滋事份子收錢衝擊警方,警方在保護立法會免受破壞的情況下,需要維持治安,而他們的行為經已極為克制。

李先生續說,如果社會沒有警察,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說到氣結,他伸手指向立法會前的反修例人士,「這些所謂大學生,不知所謂!」他轉而提到早前兩位離世的反修例抗爭者,「一個是癮君子,一個就有精神問題」,而反修例只是「買燒肉咁搭埋落去」的原因,民主自由就是牌頭和旗號。

我探問,這些資料從可而來,李先生說自己收到消息。而我無從核實李先生的資料來源,唯有問他,如何理解為甚麼這些年輕人要如此抗爭:

對國家的支持,除了來自國族身份的認同,也必於出於自身。「最重要是不要搞亂香港。」

「因為美國人煽動,搞破壞,破壞一國兩制。你有沒有看過《美國以往佔領一個國家的12個步驟》?」

「我沒有。」

「你有無讀過書㗎?」隔著那副金幼框眼鏡,李先生的逼視和聲量令我一愕。當日回家,我翻查李先生所說的資料,本以為是一本書,原來是一段短片,在親建制的Facebook專頁「時聞香港」廣傳。

此時,站在旁邊的張先生加入討論。他感慨,自雨傘運動朱經緯以警棍敲打途人和七警襲擊曾健超事件後,社會的仇警情緒強烈,自己也因為心灰意冷而在今年退休。他在1984年加入警隊,至今55歲,足足35年,「你未出世我已經是警察喇!97前我們效忠英女皇,97後我們效忠特區政府。97前香港人是二等公民,高層全部都是外國人,現在香港人自己做。」

兩人20出頭便成為皇家香港警察,在殖民地政府的不公平架構下長成,後又經歷「收返」(意指「收回來」,即是回歸,「收返」是張先生的用語),親眼見證香港人「當家作主」;對國家的支持,除了來自國族身份的認同,也必於出於自身。「最重要是不要搞亂香港。」誰在搞亂香港?「學界、法律界、記協。」

張先生說,理解反修例人士的抗爭,因為他們害怕失去他們的自由。

「那他們的自由跟你有沒有關係?他們覺得回歸後,自由愈來愈少,你怎樣理解?」

「我的自由反而多了。以前我們(警察)上不了大陸,現在可以了。以前跟左派有關的人不能考警察,現在甚麼人都可以考。」

我忽地想起了大台主持所說的「重建公義」。公義與自由,同樣曾響徹政總,呼喊的卻是另一班香港人。同一概念,因著個人自身的社會位置和經歷、與體制的親疏關係,以及攝取資訊的途徑等分野,產生截然不同的意義。

如此堅執的思維,怎會是一張「長輩圖」所能匹搏?

2019年6月30日,添馬公園撐警集會。

2019年6月30日,添馬公園撐警集會。攝:林振東/端傳媒

「其實我也不了解年輕人」

我在添馬往立法會近花圃位置遇上同樣是首次參與集會活動的吳小姐。已退休的她一人前來,一身白衣淡藍牛仔褲,雙手握著一支農夫山泉水;溫厚敦儒的吳小姐,看起來比66歲要年輕幾年。

「其實這個建築物是甚麼?」她指向立法會,問我。

「那是立法會。」我說,「你今天為甚麼自己一個人來呢?」

吳小姐告訴我,6月9日當晚,她在Now TV的直播新聞上,看到示威者把警察打得頭破血流,而後在新聞看到612當天一些示威人士掘磚、藏著長鐵枝和一些危險物品,要攻擊警察,令她無法接受。她說,在香港,大家可以表達自己的想法,但一定不能犯法,要理性,不能傷害他人。

「那是最和諧的時候,但現在社會很撕裂。但你知道嗎,社會不會因為一班人走出來就能改變的。就像要擋住一架高速前進的列車,你以為你可以阻止,其實是沒有可能的。」

「那你怎樣看警察用催淚彈和橡膠子彈射向示威人士?」

「因為他們攻擊別人在先。我對年輕人沒有同情。」溫婉的吳小姐說出這句話時,眉心緊皺,令我一愕。

「年輕人變得很暴戾,好像一隻野獸一樣。」

「那你理不理解,為什麼年輕人變得如此暴戾?」

吳小姐一頓,沒有說出「年輕人被人煽動」的話,她沉默數秒後,默默道:「其實我都不了解他們。」

她說,早前為了理解「逃犯條例」事件,在圖書館裡閱讀了數份報章,我問她有何看法,她說,只要不是逃犯,為什麼要怕?我向她解釋,以記者為例,如果有些人在國內揭露社會問題,但你不會知道這些新聞何時會變成國家機密,自己會否成為逃犯,因此不少人都感到憂慮;雖然政府表示引渡必須符合兩地「雙重犯罪」原則,而香港目前未有關於「洩露國家機密」方面的犯罪,但大家還是會擔心,內地政府會否藉其他罪名,安插在市民身上。

「是不是即是銅鑼灣書店那樣?」吳小姐問道。

「也是一例。」

她續問,那陳同佳案要如何處理?我說,其實台灣政府曾多次聯繫港府以求解決,但港府卻沒有回應,「那麼,真是上面那個甚麼娥(林鄭月娥)做得不對。他們(反修例人士)應該要出來表達訴求。」言語間,些微透露出猶豫和軟化。

此時添馬公園的集會未完,人潮已陸續散去,但吳小姐依然跟我站在猛烈的夕照下談人性與歷史。

「我之前看了一套有關印尼屠殺的紀錄片,有些軍人覺得自己只是履行命令,有些則終生內疚。所以說,人性這回事。」我猜這套記錄片是Joshua Oppenheimer的《The Act of Killing》,但我沒來得及告訴她,這電影還有下集,名為《The Look of Silence》,探討的是大屠殺發生時,受害者的鄰里和親人如何對苦難視而不見。

2019年6月30日,添馬公園撐警集會,立法會前地,警方以一條橙線把兩方群聚隔開。

2019年6月30日,添馬公園撐警集會,立法會前地,警方以一條橙線把兩方群聚隔開。攝:林振東/端傳媒

吳小姐在香港土生土長,當過幼稚園教師和會計,見證過身旁的好友在移民潮如何離去又折返。問她,最喜歡那個時期的香港?

「我最喜歡的是梅豔芳時期的香港,那時大家好團結,好有愛心。」

「我也喜歡梅豔芳,縱然我沒有親歷整個80年代。」

「那是最和諧的時候,但現在社會很撕裂。但你知道嗎,社會不會因為一班人走出來就能改變的。就像要擋住一架高速前進的列車,你以為你可以阻止,其實是沒有可能的。」

我想起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指控最高法院候任大法官Brett Kavanaugh性侵犯的Dr. Christine Blasey Ford, 她也曾說過有關火車的話:「I was calculating daily the risk/benefit for me of coming forward, and wondering whether I would just be jumping in front of a train that was headed to where it was headed anyway and that I would just be personally annihilated.(我每天都在計算站出來對我的利害,我想,我是否在往一列火車的前方跳下去,而它無論如何也能駛到它要朝向的地方去,最終只是我個人被毀滅。)」縱然毀滅,但她依然如此作了,而世界各地的無數人也一樣。

「樹林都是由樹木開始的。」吳小姐說,「所有的改變,都是非常緩慢的。」我心想到,社會是,人心亦然。

與吳小姐道別後,我環行整個添馬公園,察看著一張張面容,想像著我將會在哪些地方與他們再次重遇,而當彼此的心思翻然呈白,又將要如何自處。時代走步至此,對話愈益艱難,亦不會帶來改變,但至少,能為對方展現一個平衡時空,以及這個時空下那些不被理解的人性,使靈魂變得柔軟。也許,在這無可阻擋的列車上,除了學習如何與絕望共存外,在他人的地獄中自持,也是必須習得的能力。

註1:原來政府總部是這個樣子,我也是第一次來。
註2:「只有你們是香港人呀?只有你們懂說話呀?」「無法跟他們講的!他們低能的!」「哼,不打傘,免得被他們說是什麼雨傘運動!」「我跟我的女兒吵架了啦!分枱食飯呀!」「你不要以為沉默那班人不發聲呀!」「不要以為我們不出來就不理事!」

(尊重受訪者意願,李先生、張先生及吳小姐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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