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逃犯條例

專訪前大律師公會主席陳景生:香港現在這處境,我最擔心十幾廿歲的年輕人

作為港大法律學院第一屆畢業生,陳景生數十年目睹香港法治變遷和政府變質。他抨擊政府假藉「依法辦事」,實則有權用盡,表面一國兩制,實則一國一制,但他說,千萬別誤會他反中國,只是他的愛國,和其他人不一樣。


陳景生資深大律師。 攝:林振東/端傳媒
陳景生資深大律師。 攝:林振東/端傳媒

資深大律師陳景生是香港大學法律學院的首屆畢業生,2003年香港經歷廿三條立法,引致五十萬人上街怒吼時,他身為大律師公會主席,曾直斥港府的做法「強姦民意」。如今16年過去,他自己也沒有想過,《逃犯條例》修訂翻版一樣發生,而且港人的反應更猛更烈,「這一次我兩點入維園,晚上八點仍未去到政總,比2003年7.1有過之而無不及。」

他跟行政會議成員、同為資深大律師的湯家驊,是港大的同班同學。湯狀緊跟政府和中央路線,處處護主,大力支持和唱好條例修訂 ;陳景生則代表法律界選委發信予特首林鄭月娥,邀請她會面解說修例,但遭拒絕。對年輕人的激烈行動,他更表示完全理解,「我和湯狀是同學,他都快70歲啦,這件事對他影響有幾大?但你想像一下年輕人面對的前景,就會明白他們為何有此行為了。」

陳景生見證香港回歸後的法治倒退,一路走到今天,回歸22年前夕,法官更罕有接受路透社專訪,表達對條例修訂的擔憂。執業數十年,陳景生第一次遇到法官發聲的情況,「也數林鄭才有這個本領,迫得法官也站出來反對。」他痛陳政府口講一國兩制,行為上卻是一國一制,而林鄭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6.12衝突,勢成壓垮警民關係的最後一根稻草。陳景生敬告政府,不要再執言自己依法辦事,「法律上容許你這樣做,並不等於你行使的權力是適當的。」

向來寫英文多過中文的他,卻用了一句俗語形容中國當前情況,「發財就要立品,祖國財是發了,作為華裔人士我自然要恭喜,但立品呢?只望中國能多多立品,尤其是人權方面。當然不能讓香港變新疆。」

陳景生資深大律師曾於2003至2005年出任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

陳景生資深大律師曾於2003至2005年出任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攝:David Wo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九七前的香港更自由嗎?

2003年,陳景生從資深大律師梁家傑手中接棒,成為大律師公會主席。當時很多人擔心,作風低調謹慎的他,在政府提出廿三條立法的艱難時期,會否過份溫文,不利作戰。結果路遙知馬力,即使陳景生早卸任主席,每年的七一,他從未缺席;當社會法制受到衝擊時,他會站出來發聲。

他是港大法律學院的第一屆畢業生,「我們是Class of 72(1972)」,見過香港「之前」的歲月,對很多事情,感受更深。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前身為法律學系,成立於1969年,後於1984年升格為法律學院,是香港第一所大學的法學院。1972年為首批從法律學院畢業的學生,全國政協委員兼行政會議成員廖長城、公民黨創黨黨魁余若薇、「公職王」鄭慕智等均為首屆法律學院畢業生。

陳景生:九七之前,香港是否更有民主自由的風氣?是,這是無可置疑的。很多人單從數據去看,就表面而言,民主成份確實少了:例如香港到了差不多九十年代(1991年),才開始有民選的立法局議員。而當你和別人討論時,總是有一種講法:「以前的港督都是英國派來,現在香港人你可以選特首!」但結果卻是,在對人權的尊重以及各方面來說,作為一個香港巿民的直接感受,九七前的確更加民主和自由,這方面不能爭拗。

殖民地政府的民選比例雖然比現在更低,但港英政府卻很克制,每當推行政府政策前也會「放風」,先看看持份者的意見,跟現在傲慢的政府比較,是十分不同。加上所謂選特首,很不幸,那根本是一個神奇的制度,而不是民主的制度。

因此有些人就會說,如果我們的特首是民選的,這次《逃犯條例》修訂,她採取的還會是現在這個態度?而事實是,香港常說法治法治,講到法治很重要,香港律師大概一萬人、大律師約千幾人,代表法律界的選委也不過三十席。再說醫生(編者按:截至2017年年底,香港註冊醫生為14290人),人數更多了吧,又是三十席。再講老師,人就是更多了,但同樣三十個人,即是三十票。

而我就是不明白,為何在香港耕田捉魚的漁農界,會有六十個選委代表。

再說得簡單一點,究竟是誰做特首,你去西環問問就會知道了吧。

選舉委員會

選舉委員會共有1,200名選位代表,由四大界別組成,包括一、工商、金融界,二、專業界,三、勞工、社會服務、宗教等界,四、立法會議員、區域性組織代表、香港地區全國人大代表、以及香港地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四個界別各佔300位選委代表。其後再細分為38個界別分組。醫學界、法律界或教育界等都被歸類為專業界而各佔30名委員。選舉委員會常被批評代表性不平均,例如漁農業只佔人口和經濟產量很少的部分,卻佔有60席,比人數眾多的教育界30席多一倍。

是一國一制還是兩制?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於5月31日,在立法會上點名指出,法律界「好多人」根本不了解《逃犯條例》運作,亦沒看過政府草案的內容,引來三十名法律界選委聯署,由陳景生作代表,即晚已發信予林鄭,邀請她或相關官員見面「開導」他們的誤解,但三日後遭特首的私人秘書回信拒絕。

2019年6月6日,陳景生參與的法律界反逃犯修例黑衣遊行,有近三千人參與是次黑衣遊行,為回歸以來最多的一次。

2019年6月6日,陳景生參與的法律界反逃犯修例黑衣遊行,有近三千人參與是次黑衣遊行,為回歸以來最多的一次。攝:林振東/端傳媒

陳景生:我覺得政府在推這條《逃犯條例》時給人的印象,就是香港的一國兩制,受到嚴重的侵蝕。

事緣陳同佳案出現,政府就如獲至寶,立即高調開工(編者按:保安局於今年2月中旬,向立法會呈交文件,建議就陳同佳案修例,理由是「堵塞法例漏同,保障社會安全」);但之前卻沒有「試水溫」、也沒諮詢持份者或人權方面的專家,突然就說有迫切性。

去到5月,政府的修例工作已經沸沸揚揚。湯家驊訪京跟張曉明(港澳辦事務辦公室主任)見面(編者按:5月15日早上),這個我當然沒有資格去聽,而湯家驊引述張曉明指,修訂條例有迫切性,以及要處理回歸二十多年來存在的缺陷。

一國兩制不是用口講的,不是你張建宗走出來說成功落實的,最重要是別人怎樣看待你。而特區政府一直所表現來的,就是一國一制。

資深大律師陳景生

接著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就召見了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5月17日下午,中聯辦召集了二百人開會),又講《逃犯條例》,會後立即有人表示,自己「茅塞頓開」、「事在必行」之類。繼湯生傳話,而王生又發話之後,你就見到更多建制派、自由黨議員歸隊了,政府則更是沕水撞牆 ,火速進行。

整件事看起來,是一國一制還是一國兩制?政府和很多人表現出來的態度,就是聽大陸話。政府帶給人的印象,就是:「總之我要弄條條例出來」、「我是特首,我就是主事人,可以繞過法庭、繞過立法會」,這種印象,令人非常擔憂。

一國兩制不是用口講的,不是你張建宗走出來說成功落實的,最重要是別人怎樣看待你。而特區政府一直所表現來的,就是一國一制。以至是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你也看到他是真的想把香港教育跟大陸接軌。

警方是否適當地行使權力?

16年前的反廿三條七一遊行,是陳景生人生中第二次上街。而他人生的第一次上街,則是1999年法律界曾史無前例發起的反釋法遊行。日月如梭,有誰想到今日的陳景生,幾乎參與了16年來每一場的七一遊行。6月9日的百萬人「反送中」遊行,他也有出席。「六一六我本來也是要去的,但因為翌日要為一個重大的官司,呈交結案陳辭,我才實在沒有辦法參與⋯⋯但我的家人都上街了。」

不過,6月11號夜晚,警察在金鐘一帶的大規模搜身行動,以及6月12號下午、警方開槍並施放逾百枚催淚彈的武力清場,則在社會引發了幾乎無可修補的創傷,警民關係比雨傘運動時更為惡劣。6月16號二百萬香港人上街,其中一個訴求就是要求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警方可有濫用武力。

惟林鄭不單拒絕,更於6月27號在禮賓府跟四個警察組織見面,感謝警隊緊守崗位、盡忠職守,甚至表揚他們的「高度專業和克制」,令坊間譁然。

陳景生強調,政府必須成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否則這種嫌隙勢成政府和香港人關係的最後一根稻草,「政府不要再口口聲說依法辦事了,法律上容許你做,並不代表你有適當地行使權力,這就是調查的重點所在:究竟警察有沒有適當地行使權力?」

陳景生:警察如有合理懷疑,搜身屬無可厚非的。你的確很難要求每一個警察每一次搜身,都要解釋他的懷疑在哪裏,因為有時候是憑藉直覺的,因此必須靠警員自己克制。但同時,新聞片段所見,很多人只是兩袖空空,那到底有甚麼真正的合理懷疑?所以,我也不排除有警察當時會諗:「就等阿叔威番次!」

以執法部隊來說,它必須擁有某種權力,可作一些即場決定。但問題是,當他行使權力不當時,便應該受到制裁及譴責。用英國做例子,他們會成立調查委員會,以作制衡,這是民主和進步的做法。

一要挽回民意,政府這次必須正正經經去做,不能再只靠門面功夫。

資深大律師陳景生

如果香港真的實行一國兩制,而這個「兩制」是沿用我們未回歸前、九七年前的那個制度的話,香港人是應該能享受比較民主和自由的社會風氣。因此不論我,或者大律師公會都有提出,這次須成立一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去調查和了解事件。

假如政府認為沒有必要,或者只進行內部調查(編者按:現存的警察投訴課),用警察去查警察,民怨只會不斷集結,不能消解。要挽回民意,政府這次必須正正經經去做,不能再只靠門面功夫。而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成員亦很重要,你不能說「找警務處處長囉、找前警務處處長囉」,不是只請來執法人員和律師調查,甚至你是否需要找來教育工作者、社工等入會?調查委員會的組成,也十分重要。

至於被打的巿民,讓我設身處地去想⋯⋯如果我是被警察打的人,情況已經混亂,加上每個警察衣物一式一樣,有人更帶上面罩,那我如何認人?所以客觀上,要投訴警察也有莫大困難,所以就算辨認不了是誰打你,也可試從民事作出起訴。你毋須控告某某警察,卻可以控告警務處處長、保安局局長,或者特區政府。

陳景生資深大律師。

陳景生資深大律師。攝:林振東/端傳媒

年輕人為何行為激烈?

陳景生跟湯家驊是港大法律學院的同班同學,眼看老同學由最初走在民主路上,而後慢慢變臉,至今已緊跟中央和政府路線,陳景生勉強地作了一個笑容,「湯家驊呢⋯⋯他以前跟現在的思想都很不同了,也有可能是他思想一直一樣,只是表現不同了?」

《逃犯條例》的修訂激化了巿民情緒,很多沉默的大多數也紛紛出來表態,香港人一下子睡醒。社交媒體是社會縮影,大家也喜歡在平台表明心迹,很多紛爭一觸即發。沒有用Whatsapp、也不玩facebook的陳景生輕鬆地說,他才沒有這個顧慮,「我的手機只用來打電話,有咩事電郵講啦。」說著他頓一頓,捉狹地道:「Margaret(大律師吳靄儀)好似連手機都沒有?我有手機㗎,不過電話號碼唔畀人。如果有事要跟Margaret傾,行過去就可以,我們的辦公室同一層的。」

你千萬別以為我是反中國,只是我的愛國,並非「攬住佢來錫」。你對國家一定要有尊重,但當你的國家倒行逆施的時候,你更不應該盲目去撐。

資深大律師陳景生

陳景生:我沒有whatsapp、沒有facebook、沒有IG,更沒有微信。美國政府申請簽證,要把過去五年的社交媒體交代,我就身家清白啦!因此也不會在網上跟意見不合的朋友鬧翻。即使是湯家驊⋯⋯現在湯先生貴人事忙,我們都沒有見面。大家意見不同,也不會坐下討論,成年人有自己思想,我一定沒有信心能夠convince到湯狀,就更加慳番(省力算了)。

但你千萬別以為我是反中國,只是我的愛國,並非「攬住佢來錫」。你對國家一定要有尊重,但當你的國家倒行逆施的時候,你更不應該盲目去撐。你看新疆的再教育營,官方說法是他們很開心,外國報道則完全不同。我們一般巿民沒有資格親身去看,那你信官方還是信外國傳媒?也當然不能讓香港變成新疆。

香港現在這個處境,我最擔心的是十幾廿歲的年輕人。他們不是特首的兒子,在外國讀書,也不如很多尊貴的議員,隨時可以去外國生活。這班年輕人沒有這個條件,我很為他們憂慮。政府大力推廣,說我們有大灣區,但很明顯,我們香港的年輕人想去大灣區嗎?那裡的制度、保障等,根本不是我們所熟悉的。年輕人如果不想移居大陸,但同時目睹政府現時的手法,他們留在香港有甚麼前景?

像湯先生,都六十九、七十歲啦,《逃犯條例》這件事、香港的狀況,能影響他幾多?但對年輕人來說,這是他們的未來、是他們的前景,所以才會有這麼激烈的行動,這個我完全理解。

我們還可以做甚麼?我覺得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喚醒更多巿民,也要帶出一種訊息,賺多幾個錢不是最重要⋯⋯當然,有錢是比沒錢好好多。但社會的風氣,始終需要時間培養。同樣地,大家同是華裔,但內地人的想法卻跟我們相去這麼遠。教育是長遠的,它最後會造成重大的分別。

(實習記者余美霞、梁中勝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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