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前大律师公会主席陈景生：香港现在这处境，我最担心十几廿岁的年轻人

资深大律师陈景生是香港大学法律学院的首届毕业生，2003年香港经历廿三条立法，引致五十万人上街怒吼时，他身为大律师公会主席，曾直斥港府的做法“强奸民意”。如今16年过去，他自己也没有想过，《逃犯条例》修订翻版一样发生，而且港人的反应更猛更烈，“这一次我两点入维园，晚上八点仍未去到政总，比2003年7.1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跟行政会议成员、同为资深大律师的汤家骅，是港大的同班同学。汤状紧跟政府和中央路线，处处护主，大力支持和唱好条例修订 ；陈景生则代表法律界选委发信予特首林郑月娥，邀请她会面解说修例，但遭拒绝。对年轻人的激烈行动，他更表示完全理解，“我和汤状是同学，他都快70岁啦，这件事对他影响有几大？但你想像一下年轻人面对的前景，就会明白他们为何有此行为了。”

陈景生见证香港回归后的法治倒退，一路走到今天，回归22年前夕，法官更罕有接受路透社专访，表达对条例修订的担忧。执业数十年，陈景生第一次遇到法官发声的情况，“也数林郑才有这个本领，迫得法官也站出来反对。”他痛陈政府口讲一国两制，行为上却是一国一制，而林郑拒绝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6.12冲突，势成压垮警民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陈景生敬告政府，不要再执言自己依法办事，“法律上容许你这样做，并不等于你行使的权力是适当的。”

向来写英文多过中文的他，却用了一句俗语形容中国当前情况，“发财就要立品，祖国财是发了，作为华裔人士我自然要恭喜，但立品呢？只望中国能多多立品，尤其是人权方面。当然不能让香港变新疆。”

九七前的香港更自由吗？

2003年，陈景生从资深大律师梁家杰手中接棒，成为大律师公会主席。当时很多人担心，作风低调谨慎的他，在政府提出廿三条立法的艰难时期，会否过份温文，不利作战。结果路遥知马力，即使陈景生早卸任主席，每年的七一，他从未缺席；当社会法制受到冲击时，他会站出来发声。

他是港大法律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我们是Class of 72（1972）”，见过香港“之前”的岁月，对很多事情，感受更深。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

陈景生：九七之前，香港是否更有民主自由的风气？是，这是无可置疑的。很多人单从数据去看，就表面而言，民主成份确实少了：例如香港到了差不多九十年代（1991年），才开始有民选的立法局议员。而当你和别人讨论时，总是有一种讲法：“以前的港督都是英国派来，现在香港人你可以选特首！”但结果却是，在对人权的尊重以及各方面来说，作为一个香港巿民的直接感受，九七前的确更加民主和自由，这方面不能争拗。

殖民地政府的民选比例虽然比现在更低，但港英政府却很克制，每当推行政府政策前也会“放风”，先看看持份者的意见，跟现在傲慢的政府比较，是十分不同。加上所谓选特首，很不幸，那根本是一个神奇的制度，而不是民主的制度。

因此有些人就会说，如果我们的特首是民选的，这次《逃犯条例》修订，她采取的还会是现在这个态度？而事实是，香港常说法治法治，讲到法治很重要，香港律师大概一万人、大律师约千几人，代表法律界的选委也不过三十席。再说医生（编者按：截至2017年年底，香港注册医生为14290人），人数更多了吧，又是三十席。再讲老师，人就是更多了，但同样三十个人，即是三十票。

而我就是不明白，为何在香港耕田捉鱼的渔农界，会有六十个选委代表。

再说得简单一点，究竟是谁做特首，你去西环问问就会知道了吧。

选举委员会

是一国一制还是两制？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于5月31日，在立法会上点名指出，法律界“好多人”根本不了解《逃犯条例》运作，亦没看过政府草案的内容，引来三十名法律界选委联署，由陈景生作代表，即晚已发信予林郑，邀请她或相关官员见面“开导”他们的误解，但三日后遭特首的私人秘书回信拒绝。

陈景生：我觉得政府在推这条《逃犯条例》时给人的印象，就是香港的一国两制，受到严重的侵蚀。

事缘陈同佳案出现，政府就如获至宝，立即高调开工（编者按：保安局于今年2月中旬，向立法会呈交文件，建议就陈同佳案修例，理由是“堵塞法例漏同，保障社会安全”）；但之前却没有“试水温”、也没咨询持份者或人权方面的专家，突然就说有迫切性。

去到5月，政府的修例工作已经沸沸扬扬。汤家骅访京跟张晓明（港澳办事务办公室主任）见面（编者按：5月15日早上），这个我当然没有资格去听，而汤家骅引述张晓明指，修订条例有迫切性，以及要处理回归二十多年来存在的缺陷。

一国两制不是用口讲的，不是你张建宗走出来说成功落实的，最重要是别人怎样看待你。而特区政府一直所表现来的，就是一国一制。

接著中联办主任王志民就召见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5月17日下午，中联办召集了二百人开会），又讲《逃犯条例》，会后立即有人表示，自己“茅塞顿开”、“事在必行”之类。继汤生传话，而王生又发话之后，你就见到更多建制派、自由党议员归队了，政府则更是沕水撞墙 ，火速进行。

整件事看起来，是一国一制还是一国两制？政府和很多人表现出来的态度，就是听大陆话。政府带给人的印象，就是：“总之我要弄条条例出来”、“我是特首，我就是主事人，可以绕过法庭、绕过立法会”，这种印象，令人非常担忧。

一国两制不是用口讲的，不是你张建宗走出来说成功落实的，最重要是别人怎样看待你。而特区政府一直所表现来的，就是一国一制。以至是教育局局长杨润雄，你也看到他是真的想把香港教育跟大陆接轨。

警方是否适当地行使权力？

16年前的反廿三条七一游行，是陈景生人生中第二次上街。而他人生的第一次上街，则是1999年法律界曾史无前例发起的反释法游行。日月如梭，有谁想到今日的陈景生，几乎参与了16年来每一场的七一游行。6月9日的百万人“反送中”游行，他也有出席。“六一六我本来也是要去的，但因为翌日要为一个重大的官司，呈交结案陈辞，我才实在没有办法参与⋯⋯但我的家人都上街了。”

不过，6月11号夜晚，警察在金钟一带的大规模搜身行动，以及6月12号下午、警方开枪并施放逾百枚催泪弹的武力清场，则在社会引发了几乎无可修补的创伤，警民关系比雨伞运动时更为恶劣。6月16号二百万香港人上街，其中一个诉求就是要求政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警方可有滥用武力。

惟林郑不单拒绝，更于6月27号在礼宾府跟四个警察组织见面，感谢警队紧守岗位、尽忠职守，甚至表扬他们的“高度专业和克制”，令坊间哗然。

陈景生强调，政府必须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否则这种嫌隙势成政府和香港人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政府不要再口口声说依法办事了，法律上容许你做，并不代表你有适当地行使权力，这就是调查的重点所在：究竟警察有没有适当地行使权力？”

陈景生：警察如有合理怀疑，搜身属无可厚非的。你的确很难要求每一个警察每一次搜身，都要解释他的怀疑在哪里，因为有时候是凭借直觉的，因此必须靠警员自己克制。但同时，新闻片段所见，很多人只是两袖空空，那到底有甚么真正的合理怀疑？所以，我也不排除有警察当时会谂：“就等阿叔威番次！”

以执法部队来说，它必须拥有某种权力，可作一些即场决定。但问题是，当他行使权力不当时，便应该受到制裁及谴责。用英国做例子，他们会成立调查委员会，以作制衡，这是民主和进步的做法。

一要挽回民意，政府这次必须正正经经去做，不能再只靠门面功夫。

如果香港真的实行一国两制，而这个“两制”是沿用我们未回归前、九七年前的那个制度的话，香港人是应该能享受比较民主和自由的社会风气。因此不论我，或者大律师公会都有提出，这次须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去调查和了解事件。

假如政府认为没有必要，或者只进行内部调查（编者按：现存的警察投诉课），用警察去查警察，民怨只会不断集结，不能消解。要挽回民意，政府这次必须正正经经去做，不能再只靠门面功夫。而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亦很重要，你不能说“找警务处处长啰、找前警务处处长啰”，不是只请来执法人员和律师调查，甚至你是否需要找来教育工作者、社工等入会？调查委员会的组成，也十分重要。

至于被打的巿民，让我设身处地去想⋯⋯如果我是被警察打的人，情况已经混乱，加上每个警察衣物一式一样，有人更带上面罩，那我如何认人？所以客观上，要投诉警察也有莫大困难，所以就算辨认不了是谁打你，也可试从民事作出起诉。你毋须控告某某警察，却可以控告警务处处长、保安局局长，或者特区政府。

年轻人为何行为激烈？

陈景生跟汤家骅是港大法律学院的同班同学，眼看老同学由最初走在民主路上，而后慢慢变脸，至今已紧跟中央和政府路线，陈景生勉强地作了一个笑容，“汤家骅呢⋯⋯他以前跟现在的思想都很不同了，也有可能是他思想一直一样，只是表现不同了？”

《逃犯条例》的修订激化了巿民情绪，很多沉默的大多数也纷纷出来表态，香港人一下子睡醒。社交媒体是社会缩影，大家也喜欢在平台表明心迹，很多纷争一触即发。没有用Whatsapp、也不玩facebook的陈景生轻松地说，他才没有这个顾虑，“我的手机只用来打电话，有咩事电邮讲啦。”说著他顿一顿，捉狭地道：“Margaret(大律师吴霭仪)好似连手机都没有？我有手机㗎，不过电话号码唔畀人。如果有事要跟Margaret倾，行过去就可以，我们的办公室同一层的。”

你千万别以为我是反中国，只是我的爱国，并非“揽住佢来锡”。你对国家一定要有尊重，但当你的国家倒行逆施的时候，你更不应该盲目去撑。

陈景生：我没有whatsapp、没有facebook、没有IG，更没有微信。美国政府申请签证，要把过去五年的社交媒体交代，我就身家清白啦！因此也不会在网上跟意见不合的朋友闹翻。即使是汤家骅⋯⋯现在汤先生贵人事忙，我们都没有见面。大家意见不同，也不会坐下讨论，成年人有自己思想，我一定没有信心能够convince到汤状，就更加悭番（省力算了）。

但你千万别以为我是反中国，只是我的爱国，并非“揽住佢来锡”。你对国家一定要有尊重，但当你的国家倒行逆施的时候，你更不应该盲目去撑。你看新疆的再教育营，官方说法是他们很开心，外国报道则完全不同。我们一般巿民没有资格亲身去看，那你信官方还是信外国传媒？也当然不能让香港变成新疆。

香港现在这个处境，我最担心的是十几廿岁的年轻人。他们不是特首的儿子，在外国读书，也不如很多尊贵的议员，随时可以去外国生活。这班年轻人没有这个条件，我很为他们忧虑。政府大力推广，说我们有大湾区，但很明显，我们香港的年轻人想去大湾区吗？那里的制度、保障等，根本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年轻人如果不想移居大陆，但同时目睹政府现时的手法，他们留在香港有甚么前景？

像汤先生，都六十九、七十岁啦，《逃犯条例》这件事、香港的状况，能影响他几多？但对年轻人来说，这是他们的未来、是他们的前景，所以才会有这么激烈的行动，这个我完全理解。

我们还可以做甚么？我觉得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唤醒更多巿民，也要带出一种信息，赚多几个钱不是最重要⋯⋯当然，有钱是比没钱好好多。但社会的风气，始终需要时间培养。同样地，大家同是华裔，但内地人的想法却跟我们相去这么远。教育是长远的，它最后会造成重大的分别。

（实习记者余美霞、梁中胜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