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民對峙之間，拿著麥克風喊話的香港社工

編者按：612事件中，示威市民和警方在金鐘多處爆發流血衝突，香港警方隨後快速定性事件為暴動，並稱警方行動「容忍」、「克制」。而另一邊，市民和不同團體指出警方這次過度使用武力，無論是武器級別抑或數量，均為香港多年來處理大型示威活動之最，並呼籲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底調查612事件，香港近年緊張的警民關係再一次變得更加繃緊、撕裂，看似無法癒合。在這一專題中，我們嘗試採訪在衝突現場受傷的市民、在警民之間嘗試調和和緩解衝突的人，亦希望從學者等不同視角，理解警方的策略和警政制度的演變。

6月21日下午兩點半，位於香港灣仔的警察總部被人群一層又一層包圍，警察一字排開，與人山人海的市民隔著一道鐵馬對峙。

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運動一浪接一浪，能量超越許多人的想像。6月16日，200萬市民走上街頭之後，政府仍未正面回應撤回修例、取消暴動定性等訴求。網民和大專學界其後設下期限，要求政府在20日下午五點前回應市民四大訴求：撤回《逃犯條例》修訂、收回612「暴動」定性、撤銷有關所有控罪及追究警隊濫權。政府再次沉默，市民行動迅速升級，在21日早上開始佔領金鐘部分道路，隨後發起包圍警察總部的行動。

將直接行動的目標訴之於警察總部，在香港近年社運史上也是罕見的。上千警察被圍堵在總部之內，現場氣氛劍拔弩張。警方先派出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見記者，呼籲示威者離場，再派出談判專家在警總外喊話，現場市民爆發噓聲，談判專家隨即離場。

在鐵馬的最前邊，許麗明拿著麥克風，對兩名警察喊話：「我們也理解你們，你們也不過是執行命令而已。但我們不過是要合理表達訴求，也請你們轉達我們的訴求給盧偉聰（警務處長）聽，你們有轉達嗎？」兩名警察不苟言笑，抬眼望天。

許麗明身後，有人大聲高喊著罵警察。許麗明輕輕放下麥克風，回頭小聲地說「慢慢來」，有人即刻停下。不過，龐大的人群中，抗議聲仍然鼎沸不絕。站在她身邊的陳虹秀拿著一個音箱，滿臉汗水，不時把麥克風交給身後想要說話的示威者，也不斷嘗試安撫示威者的情緒。

許麗明和陳虹秀，兩人手臂都戴著寫有「社工」二字的袖章。作為香港註冊社工，連日來她們一直站在警民之間，嘗試去做一個調解員，承擔緩衝的角色。「我們是在幫示威者表達他們的訴求，同時也是想幫警方，不要讓事態升級。」許麗明說。

從示威者變成調解員

陳虹秀今年42歲，多年來一直在服務特殊兒童的機構做社工，也身兼香港社會工作會總工會（社總）理事。過去她也常常出現在各種社運場面，不過主要身份是一名示威者，偶爾兼任情緒支援的工作。2014年七一遊行後，千人徹夜留守在中環遮打道，預演「佔領中環」，511名市民被捕，陳虹秀是其中一人。

2019年6月12日的傍晚，持續了一個下午的催淚彈、胡椒噴霧稍稍歇息，在金鐘多地，警民仍在對峙。陳虹秀背著一個擴音機，準備與社總同工為年輕示威者做心理輔導和分享活動，但走到海富中心附近，突然間，警察又再次開始發射催淚彈，煙霧瀰漫，群眾四散，大家驚慌、憤怒。

「市民失序的行為，其實很像兒童院舍裡打架、講粗口的小朋友。」陳虹秀舉例，「我們會去看這些傷害性行為背後的原因，是不是因為他來自有問題的家庭，家人不理他、打他，所以不信任這個家庭，覺得很憤怒？」

一片混亂之際，她決定走到群眾與警察中間，開麥講話。她首先介紹社工的身份，清楚向警方表達自己跟群眾身上都沒有武器，表明大家不是「暴徒」，嘗試減緩警察緊張的情緒，也提醒警方勿濫用武力傷害市民。

另一方面，她也透過麥克風向警方指揮官喊話，請他們留意前線警察的精神健康，一旦有情緒失控、罵髒話、開槍射人、踢人打人等情況，應該要安排他們抽離現場，安排心理輔導。警察沒有回話。

做社工時，陳虹秀接觸過許多受虐兒童，面對重重困難的家庭，她要去調節，為這些家庭抽絲剝繭，嘗試緩和衝突。髒話、暴力和各種問題行為對她而言並不陌生，在她看來，重要的是去思考這些行為背後的深層因素。

「市民失序的行為，其實很像兒童院舍裡打架、講粗口的小朋友。」陳虹秀舉例，「我們會去看這些傷害性行為背後的原因，是不是因為他來自有問題的家庭，家人不理他、打他，所以不信任這個家庭，覺得很憤怒？」她說，這情況就像現在的香港，「政府不是應該要照顧市民的嗎？結果卻還派出警察打人，（市民）這種無助跟憤怒的情況，有點像院舍裡的小朋友。」

表面上，陳虹秀是幫警方說出心中的委屈；實際上，「這樣也平和了警察的情緒，（令他們的情緒）不會這麼激動。｣她說。

帶著社工經驗，陳虹秀在12日晚上跑了四、五個地點，麥克風開了十幾次，在不同的衝突場合中，嘗試讓憤怒和緊繃的雙方「化干戈為玉帛」。

晚上10時許，灣仔軒尼詩道，就在警察總部的不遠處，市民佔領了馬路，有警察突然走進路旁的一幢大廈，市民懷疑警察舉動的目的，當中有人激動地衝過去，用花盆等各種物品封死大門，但另一些市民認為這樣不對，隨即搬離了障礙物。這時候，一隊速龍小隊衝過來，高聲衝著市民大喊：「我們的同事在哪裡？我們的同事在哪裡？」

陳虹秀拿著麥克風，沉穩地向警方喊話：「現場人士會如此憤怒，是因為今天實在發生了太多事了。大家手上沒有任何武器，就算戴了口罩和頭盔，也只是想保護自己而已。你們不需要再度前進，記住，你不必要如此兇狠。」

透過她緩慢而平靜的聲音，警察慢慢放下警棍，站成一排。其中一員回應：「好，大家都冷靜點，我們也只是想帶我的同事走，好不好？」

「我說那些話表面上是要講給那些警察聽，但實際上是一語雙關，同時讓市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除了安撫警察激動的情緒，她也梳理出雙方言行背後的感受和對對方的誤解，希望藉此協助大家恢復理性。

在衝突前線，經常聽到陳虹秀對著警察說：「市民一定會將所有情緒發洩在你身上，都是沒辦法的啦！這些都是因為林鄭拒絕聆聽民意。」表面上，陳虹秀是幫警方說出心中的委屈；實際上，「這樣也平和了警察的情緒，（令他們的情緒）不會這麼激動。｣她說。

另一邊，她也能夠理解示威者情緒激動背後的原因――他們對政府的作為感到生氣、失望、絕望，所以對著「代表政府」的警察憤怒大吼、罵髒話。

陳虹秀說，她無法、也不須阻止示威者表達不滿，她能做的，是協助他們表達憤怒背後的感受、期望和渴求。

「我陪你一起去跟前面的警察講」

在前線遊走，數次調停紛爭之後，陳虹秀感到調節工作確實略有成效。「（6月12日）那幾次的衝突事件，我在前線確實也讓警方收斂了一些。」

在陳虹秀看來，大型衝突之中，其實警民雙方都有「害怕」的情緒。「其實那個情況大家都很怕的，我相信警察也很害怕。」

自6月12日大型流血衝突之後，政府和警方迅速將612衝突定性為「暴動」，並四處去醫院等地拘捕示威者，引發市民強烈不滿，警民關係高度緊張。出於各種未明的原因，警方似乎也在調整策略――在6月16日第四次反修例大遊行中，即便多達200萬市民走上街頭，但全天幾乎甚少見到警察在街道上協調秩序，而後幾次衝突前線，也少有全副武裝的防暴警察出現。

在陳虹秀看來，大型衝突之中，其實警民雙方都有「害怕」的情緒。「其實那個情況大家都很怕的，我相信警察也很害怕。」陳虹秀說，警察在面對衝擊事件或受到威脅時，便會本能地認為眼前的市民全是暴徒，特別是戴頭盔、眼罩、口罩，穿著黑衣黑褲的市民；在她看來，她需要做的是告訴警察他們的認知有偏頗之處，協助大家回歸理性，避免大型衝突發生。

6月12日當天夜晚，陳虹秀便決定要與社總的同工一起籌組「陣地社工」，希望結合社工之力，在日後警民衝突場合中相互合作，緩和示威者情緒，避免警方濫用武力。

經過幾日討論，「陣地社工」於6月15日正式公開招募，除了駐守衝突警戒線外，也要游走留守範圍，保障被警察搜身時的權利，同時預先教育示威者被捕後需面對的程序，萬一有人被捕，社工亦會提供法律支援。截至21日，已有逾40名註冊社工加入。招募表單上，陣地社工寫明，他們希望可以變成「好像First Aid或記者的特定身份，於衝突現場或警戒線監察警方使用警力的狀況及平衡現場氣氛身份」。

在招募社工加入時，「陣地社工」明確指出社工在衝突現場是有風險的，包括人身安全、被捕風險、情緒衝擊、身心俱疲等等；陳虹秀補充，協助的社工性格上要夠膽量，面對衝突場面時，依然能拿起麥克風、以冷靜的語調與人群溝通；同時要承擔說錯話、或一段話被誤解時產生的壓力。

社總總幹事許麗明也是「陣地社工」的創始成員之一。

警察與示威者的對峙，由6月12日下午警方發射催淚彈開始，持續至翌日凌晨。當日下午，留在現場的許麗明及另外兩名社工系舊同學，站在了防暴警察和市民中間，一邊舉起社工證，一邊面向警方表示「正在離開」，隨後與示威群眾一起後退，希望不起更大爭端。

「人人都有情緒的，這很正常，」許麗明說，「不過我也確實擔心（粗言穢語）會影響到警方的情緒，令他們做出可能更激烈的行為。」

警方不斷在道路上推進清場，示威者則不斷地由會展中心、添馬公園一直退，直到退到中環摩天輪附近才暫告停止。有人在後面大聲罵警察、說粗口，許麗明就過去跟對方說：「你這樣子，前面的人怎麼辦？」後來有示威者在遠處大聲罵警察，她乾脆發揮社工同行者的角色，跟那名示威者說，若對方願意，可陪她上前與警察對話。

「我陪你一起去跟前面的警察講，我是社工，我知道你很不開心，其實我也是，不如我們一起上前講？」

對方真的願意上前，跟警察說話。當他情緒激動的時候，許麗明就安撫他，「慢慢講」，讓他表達自己。那人也就沒再說粗口，轉而對警察說：「其實我們手無寸鐵，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做？」一旁的許麗明陪著他，防止他情緒太激動。

「他後來抱著我哭了很久，我想至少有半分鐘。」

「人人都有情緒的，這很正常，」許麗明說，「不過我也確實擔心（粗言穢語）會影響到警方的情緒，令他們做出可能更激烈的行為。」

許麗明覺得，說話而不是喊話，讓一些示威者可以真正抒發自己的情緒，後來，越來越多示威者分享了自己的想法。「有幾個示威者分享了他們的故事，都是想告訴警察，他們不是暴徒，他們只不過是愛香港。」

她憶述，曾有一位幼稚園教師說，她以前在教小朋友時，會形容警察「是幫助我們的」，但經歷了近日的警民衝突之後，她說，「我再也無法講這種話了。」之後，這名老師哭了出來，現場多人拍掌鼓勵她。

「警察的目的不是打人…… 很多示威者也根本不是想衝擊」

6月17日早上七點，大批警員再度逼近夏慤道與添美道，現場上百名留守的示威者認為警方又要清場，氣氛一度緊張。

警方的談判專家抵達現場，拿著麥克風說：「不是想你們走，而是希望你們回到行人路上。」這一句話，卻引發更多示威者憤怒及高叫，最前面的一位示威者憤怒質問道：「既然不是希望我們走，那你們為什麼派整支軍隊過來？」這名示威者手腳揮舞，似乎想衝上前去。這時，許麗明拉住那位女示威者，輕輕拍拍她說，「慢慢來，理性些。」

警民雙方僵持約廿分鐘之後，許麗明持續拿著麥克風喊話，警方終於決定收隊離隊。許麗明再向著所有人說，「各位，我們這次，真的是用了一個極度和平的方法取得成功。」話音未落，示威者的掌聲與歡呼聲響徹雲霄。她頓了頓，接著說，「若有下次，我們都希望用這樣的方法，大家都安全，是不是？」示威者的歡呼，更是一浪高過一浪。

「其實我剛剛都滿怕的，」許麗明鬆了一口氣。衝突結束後，有示威者路過她身邊，向她豎起大拇指，她笑了笑，低著頭後退了一步，似在表示謙辭不受。

「警察的目的不是打人，而是想讓人離開。很多示威者也根本不是想衝擊，他們只是在後面站著看或者幫忙而已。」許麗明分析道。

許麗明覺得，市民在現場說話的方式，既舒緩了他們的情緒，同時也是向警方隔空喊話。她說，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錯覺，她確實感覺有些警察聽了市民的分享之後，表情似乎有點動容。

「我見到對面有一位女警，眼眶似乎有些微微泛紅，旁邊的一位男警也時時點頭。」這些畫面，也讓她記憶深刻。在許麗明看來，大型衝突之中，警民之間確實力量懸殊，但同樣都會對對方產生一些誤解，她希望做的，是盡量減少雙方的誤解。

「警察的目的不是打人，而是想讓人離開。很多示威者也根本不是想衝擊，他們只是在後面站著看或者幫忙而已。」許麗明分析道。

警民之間，有絕對中立？

每當問到自己在警察和示威者中間的角色，站在警民中間的陳虹秀和許麗明覺得，自己雖然是社工，並不是絕對的中立者。

陳虹秀不諱言，她認為站在警民之間，自己的角色不是中立的，她更多的，還是站在市民的一方。「我們很多時候都是站在市民這邊的，只差在我們不會叫他們留下或撤退。」

被問到會否當作自己是示威者，如何在中立與示威者之間取捨，許麗明坦承自己事實上是一個示威者，「不需要完全中立的。坦白講，我來到這裡，是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立場很清楚。」

許麗明以《社工守則》舉例，第一條列明「社工的首要使命為協助有需要的人士及致力處理社會問題」，而第四條則提及，社工要「維護人權及促進社會公義」。

不過莫慶聯也提醒，若社工站在警民之間，用傾向示威者的姿態去發言，前線警察未必接受，或反而減少示威者與警方之間的斡旋空間。

儘管沒有絕對的中立，許麗明說，站在警民之間進行調節時，她仍然會不斷提醒自己要做到「抽離」雙方情緒，更好地進行調節，減低暴力和流血的風險。

「我想如何將雙方可能的衝突，轉化成一種比較平靜的現實，阻止暴力的發生，這應該就是我作為社工應該做的事。」許麗明補充。

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社會科學部前高級講師莫慶聯，曾任教社工文憑及副學士25年。他對《端傳媒》分析指出，在社工專業領域，一直就社工對社會運動的參與方式爭論多時，而過去，很多香港社工受制於服務對象的立場多元，以及任職機構的撥款來自政府，故少有表達鮮明立場；不過，在近來的社會運動，至這場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中，也有愈來愈多的社工參與。

除了「陣地社工」的前線衝突參與之外，也有不同社工會以擺街站方式宣傳運動，以及在示威現場提供被捕後法律支援資訊等等。他強調，社工做法各異，無違反任何守則，只是「不同牌子的社工」。

不過莫慶聯也提醒，若社工站在警民之間，用傾向示威者的姿態去發言，前線警察未必接受，或反而減少示威者與警方之間的斡旋空間。

在這一波反修例運動中，衝突頻生，不少泛民立法會議員也會走上前線，他們不時攜著一個麥克風，嘗試承擔調解員的角色，勸止雙方緩和氣氛。站在警民之間，許麗明也在不斷摸索自己的角色。6月17日早上約8點，「雙方對峙停止，警察收隊的時候，我沒有講『多謝』，也沒有參與到民眾的鼓掌與歡呼中，這時我心裡蠻開心，但沒有表達。」許麗明說，那一刻，她認為自己在做一個中立的角色。

6月21日晚上，灣仔警察總部外依舊被人群擠得水洩不通，陳虹秀拖著無線擴音機穿梭在人群中間，「我要睇住（照顧）這些市民呀嘛，」她看著被群眾「蛋洗」的警察總部圍牆，得意地拍了一張相，笑著說：「因為我好清楚，雞蛋與高牆，我永遠會站在雞蛋這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