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逃犯條例 評論

鄭煒:欠缺政治機會和組織的香港,為何突然走出社運低潮?

傘後社運氣氛低迷,政治高壓愈烈,大家為甚麼願意為這個議題走出來,令集體行動踏上一個新台階?


2019年6月9日,民陣發起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反送中」大遊行。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9年6月9日,民陣發起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反送中」大遊行。 攝:林振東/端傳媒

6月9日的反「逃犯條例」遊行,迎來了香港當代史上最大規模的群眾行動。香港島街頭,盡是白衣人海。遊行隊伍從維園出發,走到政府總部,歷時約8小時,民陣指有103萬市民參與,警方數字是最高峰有24萬人。

相比2003年的七一遊行,這次的動員差可比擬,甚至尤有過之。當年七一遊行主題雖然是反「國安條例」立法,但是當時經濟低迷、管治失衡、沙士肆虐,參與者的訴求其實複雜得很。

為何今次聚焦單一議題的遊行,反而令更多香港人走上街頭?傘後社運氣氛低迷,政治高壓愈烈,大家為甚麼願意為這個議題走出來,令集體行動踏上一個新台階?

香港欠缺政治機會和組織

社會運動研究的主流分析框架,是政治機會結構(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亦即政治體制的開放程度、以及政治菁英的內在矛盾,會為社會上的集體行動帶來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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