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鄭煒：欠缺政治機會和組織的香港，為何突然走出社運低潮？

6月9日的反「逃犯條例」遊行，迎來了香港當代史上最大規模的群眾行動。香港島街頭，盡是白衣人海。遊行隊伍從維園出發，走到政府總部，歷時約8小時，民陣指有103萬市民參與，警方數字是最高峰有24萬人。

相比2003年的七一遊行，這次的動員差可比擬，甚至尤有過之。當年七一遊行主題雖然是反「國安條例」立法，但是當時經濟低迷、管治失衡、沙士肆虐，參與者的訴求其實複雜得很。

為何今次聚焦單一議題的遊行，反而令更多香港人走上街頭？傘後社運氣氛低迷，政治高壓愈烈，大家為甚麼願意為這個議題走出來，令集體行動踏上一個新台階？

香港欠缺政治機會和組織

社會運動研究的主流分析框架，是政治機會結構（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亦即政治體制的開放程度、以及政治菁英的內在矛盾，會為社會上的集體行動帶來助益。

逃犯條例修訂的消息傳出時，香港商界和部份親建制媒體，的確曾經批評諮詢程序不足，並表達對修例的疑慮。但是，當中央官員相繼表態、一槌定音之後，這些體制內的異議就烟消雲散了。與此同時，早前一連串針對反對派的DQ爭議、言論審查和刑事審判操作，已大大增加社運成本並約束其成效。當下的香港，反對派已經無力以立法會辯論和程序制約行政機關，建制派內的批判聲音也成鳳毛麟角。換言之，香港欠奉有利大型集體運動的政治機會結構。

資源運動論（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為社運的產生提供了另一種切入點。這套框架指出社會運動之所以此起彼落，是因為當代公民社會可動用的資源大增。尤其是專業社運組織的出現，令體制外抗爭成為常態。

香港的社運組織由來已久，但教協不復當年勇，職工盟的會員縮減，學聯更告瓦解。就以此次遊行為例，民主派的海外和社區宣傳，以及議會抗爭得確令議題升溫，取得更多社會關注；但是，民主派擁有的資源，跟這次遊行的規模絕對不成正比，許多民主派的政治明星更身陷牢獄。試問遊行人士中有多少人記得組織者民間人權陣線的領導層的名字？又有多少人是受民主派的號召而上街？以動員過程來看，答案肯定是少之又少。

然而，當權者的思維大抵服膺上述兩套框架，所以他們既要約束建制菁英，也要打擊民主派團體。這種作為近年也一度取得成效：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席大幅減少，也難以依賴工會、學生等組織動員市民。針對反對派領袖和新星的打擊看似收效，但實際上摧毀了政府和公民社會的互信和樞紐，使得政府更難有渠道去拿捏民怨，亦加劇社運的碎片化。在這種背景下，像「反送中」這樣的大型遊行的出現，雖然出人意表，卻是並非無跡可尋。

依賴週期事件的動員脈絡

筆者嘗試從另一個角度解釋這一現象。

事實上，當代的集體行動，更多是依賴關鍵事件的抗爭週期（evenful protest cycle)。這類突發的社會運動，深值社會脈絡，由自覺的認知牽引，在運動中創造機會和資源。意見領袖的呼籲和社交媒體的平台，固然有傳播議題、集約支持和制定策略的作用。但是，更多的參與者是經歷了一段認知過程，再透過自發的非暴力行動，降低參與成本，建立互信和連結。

最明顯的例子是大遊行前各大中小學的網上聯署。聯署的構想來自任教中學的老師，聯署的許多發起人，卻是沒有政黨和團體背景的政治素人。根據媒體對發起人的訪談，這些政治素人既要收集足夠的資料來核實聯署人身份，又要避免收集過多的資料令人卻步。在這個過程中，學校的標籤（identification）提供了集體行動的網絡和渠道，使得簽名、確認、聯繫、發布等看似簡單的行為，構成了一場低參與成本，卻「充權」的洗禮。而其他團體的聯署，也跨越年齡、階層和界別，並有不少雨傘運動參與者的影子。

到了遊行當日，示威者身著清一色的白衣，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不滿，既是響應主辦單位的呼籲，也是集體意志的宣示。數十萬人參與的遊行不單沒有出現打砸搶，還主動收拾現場垃圾，這是西方民主社會也不多見的公民素養。這些壯觀的集體行動，除了創造政治機會，贏取國際社會同情，更在於建構集體身份。

事實上，明報現場民調發現，有33%的參與者是第一次參加遊行，有83.7%是因為擔心一國兩制和司法獨立受衝擊而上街。學者和傳媒的街頭訪問也顯示，參與者來自不同政治光譜，卻大多對修訂有一定認識，並不是單純被專業社運組織影響。雖然他們不認為其行動可以改變政府決策，卻無礙他們互相砥礪前行。縱使香港人對如何爭取抽象的民主理念有不少分歧，但是，對於守護法治和自由等現行秩序，他們卻有足夠的認知。法治自由，是不同年齡層和界別在這個城市安身立命、建立事業的基礎，而政府至今提不出一個合理的解釋，支持倉促立法。

所以大規模的的動員看似有無形之手有推動，其實深陷香港的歷史脈絡。這個邊城本來就是流亡異見者的集散地，避秦南來的移民構成了香港人的主體。平日裏，他們傾向遠離政治，埋首工作，但情感上，他們抗拒官方的國族修辭和傲慢態度，更堅定守護這座邊城的獨特價值和制度。所以每逢關鍵事件，這種歷化文化孕育出來的基因，便迅速發酵，令心態認知和集體行動變得異常順暢。1989年的大遊行如是，2019年的大遊行亦如是。

捉錯用神的政治傲慢

由於缺乏另類的分析框架，加上政治修辭的需要，政府斷定群眾運動必然是有預謀、有組織，並順理成章得把大型群眾運動視為敵我矛盾。國際社會和外國商會的擔心，固然是外部勢力干預；反對派領袖的遊說，更加是罪魁禍首的罪證。參與集體行動的市民，則被歸納為欠缺獨立思考、盲從組織的羊群。這樣的思維，談不上安撫民怨，只會加劇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

雖然參與遊行人士，理智上並不指望政府會讓步，但或多或少希望取得為政者的尊重和合理回應。當廣泛的民眾明確表態，換來的卻是政府已經聆聽到市民聲音、但決定如期在立法會恢復法案的二讀。這到底是甚麼邏輯？政府應該明白，在大遊行之前看似有效的壓制手段，不能帶來長治久安，反而適得其反。政府動輒訴諸「秩序」的修辭，也並非萬試萬靈。對昨晚立法會外的沒有預警的激烈行動，被捕者竟然大部分是大學生；民主派以至不少意見領袖，一改以往「捉鬼」的判斷，紛紛表達諒解和同情。這種心態的突變，令這場大遊行的後續發展，更加嚴峻。

香港人很悲情嗎？

有兩位台灣社會學界的朋友，曾經不約而同的對我說：「 香港人 ， 其實很 『悲情 』」。 聽後心有戚戚然，難斷對錯。

我不同意這種說法的原因，是香港到底沒有經歷過白色恐怖的苦難和磨練，不必也難以像台灣般追逐轉型正義，以建立主體意識。何況，香港的公民教育向來積極建立公民的主體性，庶民生活中也醞釀了多元的價值觀，週期性的抗爭更孕育了韌性的政治參與形式。

但我同意的是，香港人的政治訴求縱使卑微，大抵只是希望維繫邊城內的自由和法治，但是在中美衝突頻仍，中央政府的天花板愈降愈低，特區政府一往無前的勢頭下，香港人的抗爭似乎變得「不合時宜」。其中的憂鬱無奈，庶幾近之。

（鄭煒，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